第一話 每小時一百二十元
早上七點四十五分，專科門診大堂的光管已經全亮了。青白色的光從天花板直直打下來，照在一排排藍色膠椅上，膠椅被坐了幾十年，椅面中間都磨出一塊淺淺的凹。空氣裡有一股藥水味，混著消毒酒精，混著早上有人偷偷帶進來的菠蘿包牛油香。
電子叫號屏還是黑的。八點正才開始叫號，可是取籌機前面已經排了一條長龍，從機器前面一直排到大門外的斜路上。
冼志明站在隊伍的第十一個位置。
他四十七歲，中等身材，腰背挺直，可是肩膀微微往下垂，好像長年揹著一個看不見的袋子。他穿一件燙得平平整整的淺藍色襯衫，深灰西褲，一雙穿了很久但擦得很亮的黑色皮鞋。兩鬢的頭髮已經灰白，梳得一絲不亂。斜揹袋貼在右邊腰側，裡面的東西他閉著眼睛也數得出來：一本記事簿，兩支原子筆，一副老花鏡，一瓶水，一包紙巾，還有一小包梳打餅。
梳打餅是給何伯的。何伯有糖尿病，抽完血之前不能吃東西，抽完之後如果不馬上吃一點，就會手震冒汗。
「何伯，你坐著，我排就可以了。」志明回頭說。
何伯坐在大門邊那張唯一的長椅上，雙手按著拐杖，點點頭。他八十一歲，獨居在九龍城一幢唐樓的四樓，沒有升降機。兒子在加拿大，一年打兩次電話，一次是農曆新年，一次是何伯生日。
隊伍慢慢往前移。志明站在人龍裡，從斜揹袋裡拿出記事簿，翻到寫著「何伯」的那一頁。
那一頁寫得密密麻麻。最上面是何伯的全名、身分證號碼的頭四個字、覆診的科別和日期。下面是藥名，每一種藥旁邊都寫著中文俗名，因為何伯只認得俗名：「白色細粒，早晚各一，降血糖。」「黃色長粒，早上一粒，降血壓。」「大粒白色，痛才吃，不可以空肚。」
再下面，是一行小字，用紅筆寫的：「何伯怕醫生說話太快，不敢問。要替他問。」
再再下面：「何伯不喜歡被人扶，要先伸手臂給他，讓他自己抓。」
「何伯喜歡講他年輕時在船廠的事。等候的時候可以問。」
志明做陪診員一年零四個月，記事簿已經寫滿了兩本，這是第三本。
他以前不是做這個的。他在一間物流公司做了二十二年，從倉務員做到營運主任，負責排車、排貨、排人。去年公司被一間大集團收購，整個部門搬到深圳，他收到一封電郵，約他去人事部「面談」——那天人事部的經理比他年輕二十歲，說話很客氣，遞給他一份文件，文件的標題寫著「離職安排」。
那天晚上，他坐在家裡的沙發上，看著窗外對面大廈一格一格亮起來的燈，想了很久自己還會做什麼。
他會排車。他會排貨。他會在一張表格上把一百件事情排得清清楚楚，誰先誰後，哪裡卡住，要找誰解決。
然後有一天，他陪樓下的陳婆婆去醫院拿藥，因為陳婆婆的女兒在上班，實在走不開。那天他在醫院坐了五個小時，看著陳婆婆拿著一疊單據，在大堂、化驗室、藥房之間來回走錯了三次，看著她在醫生面前點頭說「明白」，出了診症室卻問他：「醫生剛剛說什麼？」
他把醫生說的話寫在一張紙上，一條一條，寫得清清楚楚。陳婆婆拿著那張紙看了很久，說：「阿明，你寫得真好，比醫生還清楚。」
一個月後，陳婆婆的女兒問他，可不可以每次覆診都陪她媽媽去，她願意付錢。
他就這樣開始了。
每小時一百二十元。從接長者出門開始計，到送長者回家為止。他不是社工，沒有受過專業訓練，不能替人做任何醫療決定。他能做的，只是陪著：陪著取籌，陪著等號，陪著聽醫生說話，陪著排隊拿藥，然後把一切抄下來，一條一條，寫得清清楚楚。
八點零三分，叫號屏亮了。紅色的數字一個一個跳出來，每跳一個，就「叮咚」一聲。
志明取了籌，走回何伯身邊，把籌號給他看。
「何伯，一百四十七號。前面還有大概六十個，先去抽血。」
「好。」何伯撐著拐杖站起來。志明沒有扶他，只是把自己的左手臂伸出來，停在何伯手邊。何伯看了一眼，抓住他的手臂，借力站穩了，然後放開。
志明左手手背有一道舊疤，是半年前扶一位婆婆落樓梯的時候，婆婆腳一軟往前撲，他用手背擋住牆角，擦掉了一片皮。那位婆婆沒事，他自己在急症室縫了四針。後來他學會了，不要去扶，要讓對方抓住你。抓住你的人，自己知道要用多少力。
抽血室在二樓，要排隊。抽完血，何伯吃了兩塊梳打餅，喝了半瓶水。兩個人回到大堂，找了兩個相鄰的空位坐下。
九點十五分。叫號屏上的數字停在九十二。
大堂裡坐滿了人。大部分是長者，有的一個人坐著，閉著眼睛；有的由家人陪著，家人在低頭看手機；有的由外傭陪著，外傭手裡拿著一個膠文件夾，文件夾裡夾著一疊覆診紙。說話聲很低，像水在很深的地方流動，偶爾浮起一兩句：
「……上次那個醫生很年輕的，說話像打機關槍……」
「……藥又換了，我都不知道換了什麼……」
「……我兒子說今天要開會，叫我自己來……」
志明聽著這些聲音，有時候會想，一間醫院的大堂，其實是一座城市最誠實的地方。這裡沒有人需要假裝。每個人都在等，等一個號碼，等一個醫生，等一個答案，等一張可以回家的藥單。
「阿明，」何伯說，「我有沒有跟你講過，我年輕時在船廠，有一次差點被吊臂打中？」
講過。講過十幾次。志明記事簿上寫著：「吊臂的故事，何伯講的時候會笑，要讓他講完。」
「沒有啊，」志明說，眼睛先笑了，然後點點頭，「是怎樣的？」
何伯就開始講了。一九六五年，紅磡的船廠，一條鋼纜斷了，吊臂在他頭頂掃過去，他整個人趴在甲板上，帽子飛出去掉進海裡。他講得眉飛色舞，講到帽子掉進海裡那一段，笑得咳嗽起來。
志明聽著，偶爾問一句：「那頂帽子後來撈起來沒有？」
「撈什麼，海那麼大！」何伯拍著大腿，「我工頭說，帽子是公司的，要扣我工錢！」
旁邊一個婆婆也笑了，轉過頭來說：「阿伯，你那時候一個月多少工錢？」
「一百二十！」
志明笑著，心裡卻輕輕一震。一百二十，是何伯當年一個月的工錢，也是他現在一個小時的收費。
十點四十分，叫號屏跳到一百四十七。
「叮咚。」
「何伯，到我們了。」
診症室很小，一張桌子，一部電腦，一張檢查床。醫生很年輕，戴著眼鏡，眼睛一直看著電腦屏幕。何伯坐下，志明站在他身後，從斜揹袋拿出記事簿和原子筆。
「何生，你的血糖控制得不太好。」醫生說，手指在鍵盤上飛快地打字，「HbA1c是八點二，上次是七點六，升了。你有沒有按時吃藥？」
何伯點頭：「有，有。」
「飲食呢？有沒有少吃甜的？」
「有，有。」
志明在記事簿上寫：「糖化血紅素 8.2（上次 7.6），升了。」他抬起頭，輕輕地說：「醫生，不好意思，我是何伯的陪診員。想問一下，何伯早上那一粒白色的藥，他有時候早餐吃得很晚，差不多十一點才吃，這樣會不會影響？」
醫生第一次把眼睛從屏幕移開，看了志明一眼。
「十一點才吃早餐？」
何伯低著頭，像一個被老師抓到的小學生：「早上起來不餓……」
醫生解釋了一遍，志明一邊聽一邊寫，把醫生說的每一句都抄下來：藥要跟餐吃，不可以空肚，早餐最遲九點前，吃不下可以吃兩塊餅乾。醫生加了一種新的藥，志明問了藥名，問了顏色，問了一天吃幾次，問了有什麼副作用。醫生說得很快，他就請醫生再說一次。
醫生看了他一眼，說得慢了一點。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醫生問。
何伯搖頭。
志明低頭看記事簿，上面那一行紅字寫著：「何伯怕醫生說話太快，不敢問。要替他問。」
「醫生，」他說，「何伯最近說他晚上腳會抽筋，睡不好。他不好意思講。」
何伯轉過頭，瞪了他一眼。志明假裝沒看見。
醫生問了幾句，替何伯轉介了物理治療，又改了一點藥的份量。前後七分鐘。等了兩個多小時，見醫生七分鐘。
出了診症室，何伯一直不說話。走到藥房排隊的時候，他才開口：「你講那個抽筋幹什麼，丟臉。」
「不丟臉。」志明說，「你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沒精神，沒精神就不想吃早餐，不吃早餐藥就亂了，藥亂了血糖就升。這是一條線，前面那一格卡住，後面全部都卡住。」
何伯聽了，想了一會兒，忽然笑了：「你這個人，講話好像在排貨。」
「我以前真的是排貨的。」
藥房的隊伍排了四十分鐘。取了藥，志明找了個角落，把每一袋藥拿出來，對著記事簿一種一種核對。藥袋上印著英文藥名和一行很小的中文：「每日兩次，每次一粒，飯後服。」他拿出一張空白的紙，用很大的字把每一種藥抄一遍：什麼顏色，什麼形狀，什麼時候吃，吃多少。
他在新藥那一行旁邊畫了一個星號，寫著：「新藥！早上一粒，跟早餐吃。如果頭暈，打電話給阿明。」
然後他把自己的電話號碼寫在最下面，寫得很大。
「回家貼在冰箱門上。」他把紙交給何伯。
何伯接過紙，戴上老花鏡，一行一行看下去。看到最下面那個電話號碼，他停了一下。
「阿明，」他說，「你比我兒子還清楚我吃什麼藥。」
志明沒有回答。他把記事簿收好，把左手臂伸出來。何伯抓住他的手臂，慢慢站起來。
下午一點十分，志明把何伯送回九龍城那幢唐樓。四樓，沒有升降機，他走在何伯身後半級，何伯每走一級，他就停一下。到了門口，何伯開了門，屋裡很暗，有一股很舊的樟腦味。
「阿明，吃了飯才走？我有午餐肉。」
「不用了，下午還有一位客人。」
何伯站在門口，拿著那張寫滿藥名的紙，看著他。「下次覆診，你還會來吧？」
「會。」志明說，「三個月後，我會記在簿上。」
他從斜揹袋拿出記事簿，當著何伯的面，翻到三個月後那一頁，寫上：「何伯，覆診，八點前到。」
何伯看著他寫完，才點點頭，關上了門。
下午的客人是蘇婆婆，心臟科，在另一間醫院。蘇婆婆九十歲了，耳朵不好，醫生說什麼她都聽不清，每次都要志明貼在她耳邊再說一次。她有一個習慣，每次見完醫生，都要去醫院地下的小賣部買一包紅豆冰，坐在門口的石椅上慢慢吃完，才肯回家。
「阿明，你也吃一包。」
「婆婆，你的醫生說要少吃甜的。」
「九十歲了，還少吃什麼。」蘇婆婆說，把一包紅豆冰塞進他手裡，「你吃，我請。」
志明坐在石椅上，陪蘇婆婆吃紅豆冰。下午四點的陽光斜斜照在醫院門口，有救護車開進來，有人扶著老人走出去。紅豆冰很甜，冰得牙齒發痛。
他想，這一行其實沒有什麼技巧。你只要坐在那裡，聽他們說話，記住他們吃什麼藥，記住他們怕什麼，記住他們喜歡在見完醫生之後吃一包紅豆冰。你只要記住，然後在下一次，比他們先記起來。
晚上七點，志明回到自己在黃大仙的家。
那是一個兩房的公屋單位，他一個人住。前妻十年前帶著女兒搬去了元朗，女兒現在讀大學，一個月見一次，每次見面都是在商場的餐廳，吃一頓飯，說一些學校的事，然後各自回家。
他煮了一碗麵，加了一隻蛋，坐在飯桌前吃。飯桌上攤開著記事簿，他一邊吃麵，一邊把今天的事情整理一遍：何伯的新藥，何伯的物理治療轉介，蘇婆婆下次覆診的日期，蘇婆婆說她最近胸口有點悶，要記得下次問醫生。
電話響了。
是一個陌生號碼。
「請問是冼先生嗎？陪診的冼先生？」一個女人的聲音，很清脆，吐字很老派，每一個字都咬得很準。
「是，我是。請問你是？」
「我姓周。」對方說，「我想約你見一面。」
「好的，周太。請問是哪一科覆診？哪一間醫院？我先記下來——」
「見面再說。」周太說，「明天下午三點，你方便嗎？」
志明看了看記事簿。明天下午三點，空著。
「方便。」
周太說了一個地址，是九龍一間公立醫院專科門診大堂，就是他今天早上陪何伯去的那一間。
「我在大堂等你。」周太說，「我穿紫色的外套。」
說完，她就掛了線。
志明看著電話，想了一會兒，在記事簿上寫下：「周太，明天三點，專科門診大堂。紫色外套。」
然後他又在下面加了一行：「科別？醫生？藥？——未知。」
他放下筆，看著那兩個字。未知。
做了一年多陪診，他的記事簿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這兩個字。每一個客人打電話來，第一句說的一定是病：我的眼睛，我的心臟，我的膝蓋，我的糖尿，我的血壓。病是他們的名片，是他們和他之間唯一的理由。一個沒有說病的客人，就好像一張沒有寫目的地的送貨單。
他把記事簿翻到第一頁。第一頁不是客人，是他自己剛入行時寫下的幾條規矩，字跡比現在生硬：
「一、不替客人做決定。」
「二、醫生說的每一句都抄下來，抄不完就請醫生再說。」
「三、不要可憐客人。他們不需要可憐，需要的是有人記得。」
「四、準時。長者最怕等人。」
「五、不要把自己當成家人。」
最後那一條，他寫的時候想了很久。那時候陳婆婆的女兒付錢給他，第一次見面，那個女兒一直在道歉，說自己太忙，說媽媽很固執，說謝謝你代替我。他聽著，心裡明白，他不能代替任何人。他只是一個按小時收費的人，時間到了，就要走。
他把記事簿合上，洗了碗，關了燈，躺在床上。窗外對面大廈的燈一格一格地熄滅，最後只剩下幾格。他想起周太電話裡那把聲音，清脆，老派，每一個字都像量過尺寸才說出口。
那不像一個要人陪的聲音。
第二天早上，他先陪了另一位客人。黃婆婆八十四歲，眼科，白內障手術後第一次覆診。黃婆婆記性不太好，每次見到他，都要先想一想，然後叫他「阿仔」，叫完又自己笑起來，說：「不是不是，你是那個寫字的。」
「對，我是那個寫字的。」志明說。
眼科的候診區在另一座大樓，冷氣開得很大，每一個長者都穿著外套，有人還圍了頸巾。黃婆婆坐在他旁邊，眼睛上貼著一塊透明的膠罩，說她現在看東西清楚了很多，看得清電視上的字，看得清孫女寄來的相片，也看得清自己的手。
「我的手怎麼這麼老？」她舉起手，翻來覆去地看，好像第一次看見，「手術之前，我一直以為我的手還是年輕時那樣。」
志明看著她的手，手背上佈滿了斑，手指關節腫大，指甲邊有一圈深色。他不知道該說什麼，只好說：「婆婆，看得清楚總是好的。」
「看得清楚是好的，」黃婆婆說，「可是有些東西，看不清楚反而好。」
十一點半，他把黃婆婆送上她女兒的車。女兒搖下車窗，塞給他一個紅包，說是多謝他這幾個月的照顧。他推辭了兩次，女兒說：「冼先生，你收下吧，我媽說，全世界只有你肯聽她講手術前一晚做的那個夢。」
他收下了。在車開走之後，他在記事簿上寫：「黃婆婆，覆診完成。下次：三個月後。她的夢：夢見自己在一條很長的走廊，走廊盡頭有人叫她，可是看不清是誰。」
他寫完這一行，想了想，又在旁邊加了一句：「看得清楚是好的，可是有些東西，看不清楚反而好。」
然後他看了看時間。十二點十分。距離和周太見面，還有兩小時五十分。
他在醫院附近的茶餐廳吃了一碟乾炒牛河，喝了一杯熱奶茶，把記事簿攤開在桌上，翻到周太那一頁，看著那一行「未知」，看了很久。
第二天下午兩點四十分，專科門診大堂的人比早上少了一半。叫號屏上的紅色數字跳得很慢，每一聲「叮咚」之間，隔著很長的空白。下午的陽光從大門那一排玻璃斜斜照進來，照在地板上，地板反著光，光裡有灰塵慢慢地浮。
志明提早二十分鐘到。這是他的習慣。他站在大堂入口，掃了一眼整排整排的藍色膠椅。
他一眼就看見她了。
她坐在第三排最靠邊的位置，背挺得很直，直得好像椅背不存在。她很瘦小，大概只有一百五十幾公分，可是坐在那裡，四周那些歪著身子、閉著眼睛、低頭看手機的人，好像都自動矮了一截。
她穿一件深紫色的絲絨外套，外套的領口扣到最上面一顆鈕，黑色長裙蓋到小腿，腳上一雙黑色低跟皮鞋，鞋面擦得發亮。銀白色的短髮燙成一個一個小捲，梳得一絲不亂，好像每一個捲都是量過的。
她膝上放著一個舊皮手袋，皮面已經磨出了淺色的紋，可是扣子是亮的。她沒有拿拐杖。
志明走過去。
「周太？」
她抬起頭看他。她的眼睛很亮，眉毛畫得很細，看人的時候是直直地看，不閃不避，好像在打量一件要買的東西。嘴唇塗著淡淡的玫瑰色唇膏，唇線畫得很準。
她大概七十多歲，可是那張瓜子臉的輪廓還在，皺紋很細很密，像一張被小心摺過的絲巾。志明心裡想，她年輕的時候，一定很漂亮。
「冼先生。」她說，「坐。」
志明在她旁邊坐下。他從斜揹袋裡拿出記事簿和原子筆，翻到新的一頁。
「周太，你好。我先跟你講一講我的收費，每小時一百二十元，從接你出門開始計，到送你回家為止。我可以陪你取籌、等號、見醫生、拿藥，醫生說的話我會全部抄下來。我不是醫護人員，不可以替你做任何醫療決定，這個要先說清楚。」
周太聽著，沒有點頭，也沒有搖頭。
「請問你是哪一科覆診？下一次是什麼時候？」
周太沒有回答。她打開手袋，扣子發出清脆的一聲。她從手袋裡拿出一個白色信封，信封很厚，沒有封口。
她把信封遞給他。
「這裡是訂金。」她說，「三千元。」
志明愣住了。他接過信封，信封很重，裡面是一疊五百元紙幣。
「周太，不用這麼多。我一般不收訂金，每次陪完才——」
「收下。」周太說。
她的聲音不大，可是每一個字都像釘子，一個一個釘進空氣裡。
志明拿著信封，不知道該收還是該還。他想了想，把信封放在膝上，打開記事簿。
「好。那麼，周太，你要看哪一科？」
周太沒有看他。她把雙手放在黑色長裙上，慢慢地、仔細地，把裙擺撫平。從膝蓋撫到小腿，一下，又一下，好像裙子上有看不見的皺褶。
她左手手腕上戴著一隻翡翠玉鐲，綠得很深，很潤。撫裙擺的時候，玉鐲往下滑了一點，志明看見玉鐲底下露出一道很細很細的疤，白色的，像一根線，然後玉鐲又滑回去，把它遮住了。
叫號屏上跳出一個新的數字。
「叮咚。」
周太撫平了裙擺，終於抬起頭，直直地看著他。
「冼先生，」她說，「我不是要你陪我覆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