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話　十二號床

早上六點半，B座走廊的日光燈已經全部亮起來，白得發青，照在淡綠色的牆上，把那種綠照成了一種生病的顏色。

空氣裡有三種氣味，一層疊一層。最上面是消毒火酒，清潔姐姐剛剛抹過床欄；中間是白粥，廚房推出來的不鏽鋼餐車上蓋著一塊濕布，米香從布邊冒出來；最底下是尿片，不管怎樣開窗、怎樣噴空氣清新劑，它總是在那裡，像這幢樓的地基。

窗外傳來輕鐵的叮噹聲。第一班車從兆康方向駛過來，車輪碾過路軌的接縫，一下，兩下，然後是長長的減速。再遠一點是青山公路，貨櫃車的引擎聲低低地滾過去，這個時候還不算吵。

施嘉盈推著餐車，一張床一張床地派早餐。

她個子矮，只有一米五八，推著那架比她肩膀還高的餐車，從後面看，像是餐車自己在走。可是她的手臂很粗，前臂的肌肉在淡粉紅色制服的短袖下面一收一放，那是扶抱老人練出來的。一個八十公斤的伯伯從床上移到輪椅，別的護理員要兩個人，她一個人，彎腰，抱穩，轉身，放下，前後不到十秒。

她的頭髮剪得很短，只到耳朵，工作時用兩枚黑色髮夾把兩邊別開，露出一張圓臉，兩頰有曬斑，下巴一顆小痣。胸袋裡插著一支筆型電筒和一本藍色記錄冊，記錄冊的邊角已經磨圓了。

「陳婆婆，早安。」她說，咬字極慢極清楚，聲音洪亮，整條走廊都聽得見，「今天有白粥，有肉鬆，你喜歡的。」

陳婆婆張開沒有牙的嘴笑。嘉盈也笑，笑得很亮，眼睛彎起來，像真的有什麼好事發生。她把粥碗放在床邊的小桌上，替婆婆圍上口水巾，把床頭搖高三十度，然後才轉身去推餐車。

一轉身，那個笑就收起來了。收得很乾淨，好像從來沒有出現過。

這個動作她做了三個星期，已經熟練得不用想。

十二號床在走廊最尾，靠窗。床與床之間只隔一幅淺藍色布簾，布簾的下擺被輪椅碾過太多次，已經磨成了灰色。嘉盈把布簾拉開一半，一股舊煙草的氣味從床邊飄出來，混在火酒和尿片的氣味裡，很淡，只有在十二號床才聞得到。

安老院禁止抽煙。可是十二號床的伯伯堅持穿一件卡其色的舊風褸，那件風褸二十年來吸滿了煙味，洗了很多次也洗不掉。

邵國祥已經坐在輪椅上。

夜班的阿芳說他四點就醒了，自己從床上挪到輪椅上，差點摔倒，被她罵了一頓。他坐在那裡，身體向右傾，右邊半張臉垂下來，嘴角歪向一邊，有一道口水掛在下巴上。他的骨架很大，雙肩仍然寬闊，年輕時一定是一個很高大的人，可是現在整個人縮在風褸裡面，風褸的肩線掛在他的肩膀外面，空空地垂下來。

他的手放在膝蓋上，手裡拿著一個火柴盒。

火柴盒是空的，紙皮已經軟了，印著一艘帆船的圖案。他用拇指把它推開，推到一半，看一看裡面，又用拇指把它推回去。推開，看，推回去。

嘉盈把餐車停好，走到他身邊，彎下腰，伸手在他的肩膀上輕輕拍了兩下。

「邵伯，早安。」她說，「我是嘉盈。吃早餐了。」

邵國祥沒有看她。他灰濁的眼珠望著天花板，在日光燈管之間慢慢遊走，像在找一顆星。

她把輪椅推到窗邊，把床邊的小桌拉過來，把粥碗放上去，替他圍好口水巾。然後她拉過一張膠椅，坐在他的左邊，因為他的右邊臉不能動，右邊的嘴角關不緊，從左邊餵，粥比較不會流出來。

「張口，邵伯。」

他沒有張口。

她不急。她舀了半匙粥，在碗邊刮掉多餘的，吹了兩下，放在他的下唇旁邊，等著。窗外又一班輕鐵駛過，叮噹，叮噹。陽光從青山那邊斜照進來，在床欄的不鏽鋼上反出一道細長的光。

「邵伯，外面有太陽。」她說，「今天應該會很熱。」

他的眼珠從天花板上慢慢降下來，降到窗外，停在那道光上。

然後他張開了嘴。

她把粥送進去，看著他吞下去，喉嚨上下動了一下，才舀第二匙。這樣一匙一匙地餵，一碗粥要餵二十五分鐘。其他護理員趕時間，會把粥倒進一個有嘴的杯子裡，讓老人自己吸，吸不完就收走。嘉盈不這樣做。她要坐在這裡，一匙一匙地餵，因為餵食的二十五分鐘，是她可以名正言順地坐在十二號床旁邊，看著邵國祥的臉，而不會有人覺得奇怪的時間。

餵到第九匙，他的左手手指開始在輪椅扶手上敲。

那隻手缺了尾指，四根手指敲在扶手的膠套上，發出一種悶悶的聲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總是同一個節奏，一長兩短一長。

嘉盈的湯匙停在半空。

她把湯匙放回碗裡，用右手摸出胸袋裡的記錄冊，用左手拇指翻到最新一頁。記錄冊上是護理紀錄的格式，進食量、飲水量、大小便、體溫，每一格都填得整整齊齊。可是在頁邊，她用很小的字寫著一些別的東西。

「九月二日，下午二時十分至二時三十五分，敲扶手，認得風褸口袋在哪一邊。」

「九月五日，早上七時四十分至八時，敲扶手，問今天星期幾。」

「九月九日，下午二時二十分至三時零五分，敲扶手，說起一艘船的名字。」

「九月十三日，傍晚五時四十分，敲扶手，時間很短，約五分鐘，說：『天黑了要回家。』」

她看了一眼手錶，六點五十二分，寫下：「九月二十二日，早上六時五十二分，敲扶手。」

這是她三個星期以來發現的規律。邵國祥的腦子像一座燈塔，大部分時間是黑的，每隔一段時間，燈會轉過來，照亮一小片海面，然後又轉走。燈轉過來的時候，他的左手會開始敲扶手，一長兩短一長，眼神會從天花板上降下來，直視眼前的人。

那一小片被照亮的海面，有時候五分鐘，有時候半小時。

她要在燈轉走之前，問對問題。

「邵伯，」她說，聲音放輕了一點，但仍然一字一字地咬清楚，「你看看外面，這是哪裡？」

他的眼睛望著窗外，望了很久。一架輕鐵在下面駛過，他的眼珠跟著車子從左邊移到右邊。

「屯門。」他說。

聲音嘶啞低沉，可是很清楚。

「對，屯門。」她說，「你以前住在哪裡？」

他沒有回答。他的眼睛從窗外收回來，落在她的臉上，停住了。那是很多天來第一次，他真正地看著她。眼珠灰濁，眼白泛黃，眉毛長而亂，一根根翹起來，像被海風吹亂的草。

她沒有動。她讓他看。

「你是新來的。」他說。

「我來了三個星期了。」

「新來的。」他又說了一次，然後低頭看著手裡的火柴盒，推開，看一看，推回去。「沒有火柴了。」

「這裡不能抽煙，邵伯。」

「不是抽煙。」他說，用缺了尾指的手指著火柴盒上那艘帆船，「是船。」

她等著他說下去。他沒有再說。他的手指停止敲扶手，眼睛慢慢地升回天花板。

她看了一眼手錶，六點五十八分，在記錄冊上寫：「六分鐘。」

然後她拿起湯匙，繼續餵粥。

十一點，護理主任盧姑娘把她叫到辦公室。

盧姑娘五十多歲，在這間安老院做了十八年，眼睛很毒，看一眼就知道哪個護理員昨晚沒睡好，哪個老人褥瘡要惡化。她坐在一張堆滿文件的桌子後面，一邊喝檸檬茶一邊看嘉盈的排班表。

「你又換了班。」盧姑娘說。

「阿芳想放假，我替她。」

「上星期你替了阿玲，上上星期替了阿珍。」盧姑娘抬起頭，「你知道你替的都是B座的班嗎？」

嘉盈把雙手插進制服口袋。

「B座的伯伯婆婆比較難照顧，」她說，「我年輕，做得來。」

盧姑娘看著她，看了一會兒，眼神落在她的鞋子上，又落在她的手上。

「我做了十八年，」盧姑娘說，「你是第一個主動要求去B座的新人。你是第一個主動要求照顧十二號床的人。十二號床是我們院裡脾氣最差的伯伯，他罵過每一個護理員，打過兩個，其中一個現在還在放工傷假。」

「他沒有打過我。」

「因為你每天餵他吃粥吃半個鐘。」盧姑娘把檸檬茶放下，「施嘉盈，我不是要罵你。你做得很好。我只是想知道，你為什麼選這裡？」

嘉盈的雙手在口袋裡握成了拳。

「我以前在觀塘那間做，」她說，「那邊太遠。我搬來屯門了。」

這不是謊話。她確實搬來屯門了，在安老院附近租了一間劏房，床邊可以看到輕鐵的路軌。只是順序反過來了。她不是搬來屯門，所以來這裡工作；她是因為這裡，所以搬來屯門。

盧姑娘點點頭，好像接受了這個答案，又好像沒有。

「十二號床的家人，」盧姑娘說，「你見過沒有？」

「沒有。」

「因為他沒有家人。」盧姑娘說，「入院十一年，沒有一個人來探過他。每個月的院費，由社署和一個教會團體付。他的緊急聯絡人一欄，寫的是一艘船的名字。」

嘉盈沒有說話。

「做我們這行，」盧姑娘重新拿起檸檬茶，「不要跟他們太親近。他們會忘記你，你忘不了他們。」

中午一點，她在員工休息室吃飯盒。休息室很小，一張摺桌，四張膠椅，一部微波爐，牆上貼著「洗手五步曲」的海報，冷氣機滴水滴在窗台的一個膠桶裡，一滴，一滴。

她吃了半盒，把飯盒推到一邊，拿出手機。

手機殼是透明的，殼和機身之間夾著一張證件相。相片已經褪色，邊緣有一圈水漬，相片裡是一個八歲的男孩，瘦瘦的，脖子很細，頭髮剪成冬菇頭，穿著白色校服，對著鏡頭抿著嘴，一副不太願意拍照的樣子。

她用拇指摩擦著手機殼的邊緣，一下一下。

施嘉朗。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七日晚上八時左右，在大角咀一幢唐樓的樓梯口失去蹤影。那天晚上他下樓去士多買一瓶豉油，再也沒有上來。

報紙寫了一個星期。「八歲男童下樓買豉油失蹤」「警方搜索大角咀一帶」「失蹤男童母親哭求：讓我的兒子回家」。報紙上登著這張證件相，登著母親黎鳳儀的照片，也登著那幢唐樓的照片。後來報紙不寫了。後來警方把案子轉到失蹤人口組，再後來轉到懸案組。再後來，就沒有後來了。

整宗案子裡，警方正式問過話的人只有一個：那幢唐樓的夜更看更，邵國祥，當年五十一歲，前海員，獨居。有人說看到嘉朗下樓之後，在樓梯口跟看更說了幾句話。邵國祥承認那天晚上見過孩子，說孩子問他士多還開不開，他說開，孩子就走了。

警方查了他三天，搜了他的看更亭和他住的板間房，什麼都沒有找到。證據不足，放人。一個月之後，邵國祥辭了看更的工作，離開了大角咀。

二十八年來，嘉盈一直記得這個名字。

她記得那一年她自己也很小，記不清很多事情，可是她記得看更亭裡那個高大的男人，穿著一件卡其色風褸，每次她和弟弟放學經過，他都會從看更亭裡探出頭來，用一隻缺了尾指的手向他們揮一揮。

去年，她在社署一份公開的院舍名單上，找到了這個名字。

她拿起手機，把相片翻過來，背面用原子筆寫著一行字，是母親的字跡：「嘉朗，八歲，攝於一九九八年九月。」

她把手機翻回正面，放回口袋。

母親不知道她換了工作。母親以為她還在觀塘那間安老院。上個星期她們在茶樓飲茶，母親問她最近怎樣，她說還好，母親替她倒茶，倒得很滿，滿到茶水溢出杯沿，流到桌布上。母親說：「做那一行太辛苦了，你一個女孩子，不如轉行吧。」

她沒有說話。母親也沒有再說。

下午兩點，她推邵國祥去活動室做運動。活動室裡十幾個老人坐成一個圈，社工姑娘站在中間拍手唱歌，叫大家跟著舉手、踏腳。邵國祥不舉手，不踏腳，坐在輪椅上看著窗外。

嘉盈蹲在他的輪椅旁邊，替他按摩右手。那隻手因為中風而沒有力，手指捲曲著，手背上有一個褪成藍色的船錨紋身，線條已經化開了，邊緣模糊，像一滴墨水滴在濕紙上。

她用拇指沿著船錨的輪廓慢慢按下去。

「邵伯，這個錨是在哪裡紋的？」

他沒有回答。

「是在船上紋的嗎？」

他的眼珠轉了一下，落在自己的手背上。

「高雄。」他說，「一九六九年，高雄。」

她的手指停了一下，然後繼續按。

「你以前在船上做什麼？」

「機艙。」他說，「加油。修機器。」他的左手手指又開始敲扶手，一長兩短一長。「船很大，比這幢樓還大。在海上走四十天，看不到陸地。」

「你喜歡嗎？」

他想了很久。

「喜歡。」他說，「海上沒有人問你問題。」

她沒有接話。社工姑娘在中間唱到了一首很舊的兒歌，老人們跟著拍手，拍得有快有慢，亂成一片。

「後來為什麼不做了？」她問。

他的手指停在扶手上。

「手指斷了。」他說，舉起左手，看著那根不存在的尾指，「絞盤。一下就沒有了。醫生說，你以後不能上船了。」

他把左手放下來，放回膝蓋上，拿起那個空的火柴盒，推開，看一看，推回去。

「然後我就去做看更。」他說。

嘉盈的手停住了。

她蹲在他身邊，手還握著他的右手。他的手很冷，手背上的船錨在她的拇指下面，像一個模糊的舊印章。

「在哪裡做看更？」她問，聲音放得很輕，輕得連她自己都幾乎聽不見。

他沒有回答。他的眼睛已經升回了天花板，在日光燈管之間慢慢地遊走。敲扶手的手指停了。

她看了一眼手錶，兩點二十八分。記錄冊上寫：「八分鐘。說到看更。」

社工姑娘的兒歌唱完了，老人們稀稀落落地拍手。嘉盈站起來，膝蓋有點麻。她推著輪椅回病房，走廊很長，輪椅的一個輪子有點歪，每轉一圈就發出一聲細細的吱響。邵國祥坐在輪椅上，身體向右傾，那件卡其色風褸的下擺拖在腳踏板旁邊，她彎腰替他掖好。

她想，八分鐘。二十八年，換來八分鐘。她不知道燈塔下一次轉過來是什麼時候，不知道下一次會照到哪一片海。她只知道，醫生在他的病歷上寫著「中度認知障礙，預計持續退化」，而「持續退化」在這一行的意思是：燈會轉得越來越慢，照亮的海面會越來越小，終有一天，燈不會再轉過來了。

她必須趕在那一天之前。

傍晚五點半，是一天裡最難熬的時候。

太陽從青山那邊斜斜地照過來，穿過窗戶，把整個病房照成一片金黃。金黃色照在淡綠色的牆上，照在布簾上，照在每一張床的不鏽鋼床欄上，每一樣東西都像被鍍了一層薄薄的銅。這是一天裡這間病房最好看的時候，也是老人們最不安的時候。

護理員叫它「日落症候」。天快黑的時候，認知障礙的老人會變得焦躁、混亂，有人會要求回家，有人會不停地叫一個早已去世的人的名字，有人會想爬出床欄。

陳婆婆在叫她的女兒。三號床的伯伯在罵人，罵的是一個嘉盈聽不懂的名字。走廊另一頭有人在哭，哭聲很小，斷斷續續，像一部收音機收不清楚的台。

嘉盈在派晚餐的藥。她走到十二號床的時候，邵國祥不在輪椅上，他坐在床沿，雙腳垂在床邊，那件卡其色風褸披在肩上，兩手抓著床欄。

他的眼睛望著窗外。窗外是一片金黃，青山的輪廓黑黑地壓在天邊，輕鐵的架空電纜在夕陽裡亮成一條一條的金線。

「邵伯，吃藥了。」

他沒有回頭。

她走到他身邊，彎下腰，伸手在他的肩膀上輕輕拍了兩下。

他的左手開始敲床欄。不是扶手的膠套，是不鏽鋼的床欄，敲起來聲音很清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長兩短一長。

她停住了，一隻手還放在他的肩膀上。

窗外，一架輕鐵從遠處駛來，叮噹，叮噹。金黃色的光把車廂照得透明，車廂裡的人影一個一個地亮起來，又一個一個地暗下去。

邵國祥看著那架車，看著它從左邊駛到右邊，看著它消失在大廈後面。然後他轉過頭來，看著她。

他的眼神很清楚。不是早上那種剛剛從天花板降下來的清楚，是另一種，好像他整個人從很深的水底浮了上來，終於看見了水面上的東西。

他的嘴唇動了一下，右邊的嘴角仍然垂著，左邊的嘴角微微向上揚起。那是他的笑，只有半邊，露出沒有牙的牙肉。

「豆芽，」他說，「天黑了，快點上去。你媽媽在等你。」

嘉盈的手從他的肩膀上滑了下來。

她站在床邊，一動不動。病房裡的一切聲音都退得很遠：陳婆婆叫女兒的聲音，三號床罵人的聲音，走廊那頭的哭聲，輕鐵的叮噹聲。她只聽到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敲在耳膜上。

豆芽。

那不是弟弟的名字。那是弟弟的小名，因為他小時候又瘦又高，脖子很細，頭大大的，外婆說他像一根豆芽，家裡的人就這樣叫他。只有家裡的人。外婆，母親，她。

報紙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這兩個字。警方的案卷裡沒有。尋人啟事上沒有。二十八年來，她沒有跟任何人說過這兩個字，連大學時的男朋友，連觀塘那間安老院的同事，連心理輔導員。

她張開嘴，想問他什麼。

他已經轉過頭去了。他的眼睛重新落在窗外，落在那片正在褪去的金黃上，手指停止敲床欄，慢慢地鬆開，垂在膝蓋上。

「邵伯。」她叫他。

他沒有反應。

「邵伯，你剛才叫誰？」

他把風褸的領子拉起來，拉得很高，把整個頭都蓋住了。他蜷縮在風褸下面，像一個躲雨的孩子。

她站在那裡，站了很久，直到窗外的金黃變成灰藍，直到病房裡的日光燈自動亮起來，白得發青，照在她淡粉紅色的制服上。

走廊那頭，有人按了呼叫鐘，鈴聲尖銳地響了一下又一下。

她把雙手插進制服口袋，握成拳，握得很緊，指甲陷進掌心。然後她抽出一隻手，摸出胸袋裡的記錄冊，翻到最新一頁，拿起筆。

她的手在抖，寫出來的字歪歪斜斜，比平時大了一倍：

「九月二十二日，傍晚五時四十一分。敲床欄。一分鐘。」

她停了一下，在下面又寫了一行，寫完，用筆在上面重重地劃了三道橫線，劃到紙都破了。

那一行寫的是：「他知道豆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