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話　滿杯的茶

劏房的窗口對著輕鐵路軌。

凌晨一點，最後一班車早就收了，路軌在街燈下泛著兩道冷冷的銀光，一直伸到看不見的地方。樓下的燒臘店拉上了鐵閘，抽油煙機卻還在轉，一股燒肉和豉油的氣味從窗縫擠進來，混著房間裡那股潮濕的霉味。天花板的風扇轉得很慢，每轉一圈，就發出一聲輕輕的咔。

施嘉盈盤腿坐在床上，面前攤著一個褪色的藍色文件夾。

她洗過澡，換了一件舊T恤，頭髮還濕著，那兩枚黑色髮夾放在床頭，沒有別上，短髮濕漉漉地貼在耳邊。她的前臂擱在膝蓋上，左前臂內側有一排淡白色的疤，一道一道，是老人抓傷後留下的，她自己都記不清是哪一個伯伯哪一個婆婆抓的了。

文件夾裡是她收集了十幾年的東西。

最上面是報紙剪報，一九九八年十一月的，一共十四份，每一份都用膠水貼在一張白紙上，膠水已經發黃，紙邊捲起來。下面是一疊影印本，那是她二十歲那年，去找當年負責這宗案件的一位警長時，警長偷偷給她的。警長那時候已經退休了，住在大埔一條村裡，養了三條狗。他在一張摺桌上把影印本推給她，說：「這些我本來不應該給你。可是我查了二十年都查不到，你拿去看看，也許你看得出我看不出的東西。」

她看了十五年，看不出什麼。

今天晚上，她重新打開它，因為一個名字。

豆芽。

邵國祥叫出了這個名字。他不應該知道這個名字。除非他在那一年，在那一個晚上，聽過有人這樣叫弟弟。可是在那幢唐樓裡，只有家裡的人這樣叫他。外婆那時候住在廣州，一年只來兩次。那麼就只剩下兩個人：她，和母親。

她翻到影印本的第三頁。母親的口供。

口供是警員用中文寫的，字跡工整，一行一行，在最後一頁有母親的簽名。她以前讀過很多次，每一次都讀得很快，因為每一次讀，她都會聽到母親在警署裡哭的聲音。那一年她很小，坐在警署的長椅上，母親在一扇門後面哭，哭得很大聲，一個女警員給了她一包紙包檸檬茶，她捧著，沒有喝。

今天晚上，她讀得很慢。一個字一個字地讀。

「本人黎鳳儀，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七日晚上約七時半在家中廚房煮晚飯。約八時，發現家中豉油用完，便叫兒子施嘉朗下樓到附近士多買一支豉油。當時女兒施嘉盈在房間做功課。兒子拿了十元出門，之後一直未有回家。約八時半，本人見兒子仍未回來，便下樓尋找，在樓下遇見看更邵國祥，問他有沒有見過我兒子，他說見過，說兒子問他士多開不開，他說開，之後兒子便走出大廈……」

她讀到這裡，停下來。

她閉上眼睛。

那一晚。她很努力地回想那一晚。

她記得那一晚廚房是冷的。

她記得很清楚，因為那天是十一月，天氣剛剛轉涼，她和弟弟放學回家，家裡沒有人。母親在飯桌上留了一張紙條，說有事要出去，叫他們吃餅乾，不要開門，不要下樓。那張紙條壓在一個玻璃糖果罐下面，糖果罐裡裝的是梳打餅。

她和弟弟坐在飯桌前吃梳打餅，吃了半罐，弟弟把餅乾碎撒了一地。她罵他，他笑，脖子很細，頭大大的，笑起來整個頭在晃，像一根被風吹的豆芽。

然後電話響了。

家裡的電話是一部白色的座機，放在客廳的一張小茶桌上。弟弟跑過去接，接了以後說了幾句話，很短，她聽不清楚。然後弟弟放下電話，跑回來，拿起他的外套，說：「媽媽叫我下去。」

她說：「媽媽說不要下樓。」

弟弟說：「是媽媽打電話叫我下去的。」

他穿上外套，拉鍊拉到一半，跑出門口。她聽到他跑下樓梯的聲音，拖鞋啪嗒啪嗒地響，一層，兩層，三層，然後就聽不到了。

那是她最後一次聽到弟弟的聲音。

她記得廚房是冷的。沒有人煮飯。沒有油煙的氣味，沒有飯香，爐頭是冷的，鍋子是乾的，洗好了放在碗架上。

可是母親的口供說，她在廚房煮飯。

她睜開眼睛，看著影印本上那一行字：「當時女兒施嘉盈在房間做功課。」

她沒有在房間做功課。她在飯桌前吃梳打餅，和弟弟一起。

也許是她記錯了。她那年才上小學，二十八年過去了，她的記憶可能混亂，可能把別的晚上和那一晚混在一起。心理輔導員說過，創傷記憶常常會被重新編排，一個人會記得一些根本沒有發生過的事情，也會忘記一些真正發生過的事情。

可是她記得那張紙條，記得那個糖果罐，記得那部白色的電話。

她記得弟弟說：是媽媽打電話叫我下去的。

她把影印本放下，拿起手機。手機殼裡夾著的那張證件相，在燈光下微微反光。她用拇指摩擦著手機殼的邊緣，一下，一下，一下，摩擦得指腹發熱。

窗外，一輛貨車在青山公路上駛過，車燈掃過劏房的天花板，掃過那把慢慢轉動的風扇，又消失了。

星期天早上，她約了母親在大角咀飲茶。

茶樓在大角咀道一幢舊商場的二樓，開了四十年，裝修從來沒有換過。紅色的地氈，金色的吊燈，牆上掛著一幅龍鳳呈祥的木雕，木雕的漆已經剝落了一半。推點心車的阿姐穿著粉紅色的制服，一邊推一邊叫：「蝦餃燒賣叉燒包——」聲音在大廳裡迴盪，和幾百個茶客的說話聲、碗碟碰撞聲、開水壺的咕嘟聲混在一起，吵得人要大聲說話才聽得見。

空氣裡是普洱茶、蒸籠的熱氣和舊地氈的氣味。

母親已經到了，坐在靠窗的一張小桌，背挺得筆直。

黎鳳儀六十八歲，身材豐滿，腰腹很寬，可是坐下來的時候總是把腰背挺得很直，像她年輕時在酒樓做樓面時站在門口迎客的樣子。她穿著一條素色的碎花連身裙，外面搭著一件米色的開胸毛衣，手腕上纏著一串佛珠。臉是圓的，保養得很好，皮膚比同齡人白。眉毛是紋過的，紋成了一種藍灰色，彎彎的，像兩道用原子筆畫上去的線。嘴唇塗著正紅色的口紅。

她的頭髮染成深棕色，燙成短短的捲，每個星期去髮型屋洗吹一次，一根都不亂。

「嘉盈。」母親說，聲音柔和而高，細聲細氣，「坐。我叫了你喜歡的鳳爪。」

嘉盈坐下來。她沒有穿制服，穿的是一件灰色的衛衣和牛仔褲，可是她的頭髮還是用那兩枚黑色髮夾別著，別習慣了，不別就覺得頭髮會掉進眼睛裡。

母親拿起茶壺，替她倒茶。

她倒得很慢，茶水從壺嘴流出來，流進杯子，杯子滿了，她還在倒。茶水漫過杯沿，流到桌布上，在白色的桌布上化開一團淡褐色的水漬。

「媽，滿了。」

母親放下茶壺，用一張紙巾去擦桌布上的水，擦了幾下，水漬沒有擦乾淨，反而擴大了。

「你最近瘦了，」母親說，「觀塘那邊很辛苦吧？」

嘉盈沒有回答。她看著母親的手。母親的右手腕上戴著一隻玉鐲，綠得很淡，幾乎是白色的，是外婆留下來的。玉鐲底下露出一小截舊疤，皮膚皺皺的，顏色比周圍淺，那是一道燙傷的疤。她小時候問過母親這道疤是怎麼來的，母親說是煮飯時被熱油濺到的。

「媽，」她說，「我想問你一些事情。關於豆芽。」

母親正在夾一塊鳳爪，筷子停在半空。

那塊鳳爪在筷子尖上晃了一下，掉回碟子裡。

「怎麼突然問這些。」母親說，重新夾起那塊鳳爪，放進她的碗裡，「吃，趁熱吃。」

「那天晚上，你在不在家？」

母親拿起茶壺，替自己倒茶。又倒滿了，又溢出來。

「在家。」她說，「我在煮飯。」

「煮什麼？」

「我怎麼記得煮什麼。二十幾年了。」

「你說你叫豆芽下去買豉油。」

「是。」

「可是我記得那天晚上，你不在家。」嘉盈說，聲音很低，在茶樓的吵鬧聲裡，只有她們兩個聽得見，「你在飯桌上留了一張紙條，說有事出去，叫我們吃餅乾。然後電話響了，豆芽去接，他說是你打電話叫他下去。」

母親沒有說話。

她的左手慢慢地伸向右手腕，握住那隻玉鐲，轉了一下。玉鐲在她的手腕上轉了半圈，底下那道燙傷的疤露出來更多了一點，又被遮住。

「你記錯了。」母親說。

「我沒有記錯。我記得那個糖果罐，裡面是梳打餅。我記得那部白色的電話。」

「你那年才幾歲？」母親說，聲音仍然柔和，細聲細氣，可是語速快了一點，「你那年那麼小，你記得什麼？你一直做噩夢，醫生說你把夢當成了真的。」

「那豆芽呢？他也是做夢？」

母親又轉了一下玉鐲。

「嘉盈，」她說，「你不懂的。」

然後她拿起茶壺，替嘉盈倒茶。嘉盈的杯子本來就是滿的，茶水一倒進去，就從杯沿漫出來，流到桌布上，流到她的手邊。熱的，燙得她的手背一縮。

母親沒有停。她一直倒，倒到茶壺空了，壺嘴只剩下幾滴水，一滴一滴地落在那片已經濕透的桌布上。

嘉盈看著母親。

母親的嘴角在笑。那是她在親戚面前、在鄰居面前、在社工面前、在記者面前笑了二十八年的笑，嘴角向上彎，露出一點點牙齒，正紅色的口紅整整齊齊。可是她的眼睛沒有笑。她的眼睛看著嘉盈的身後，看著茶樓的門口，看著一個推點心車的阿姐，看著一桌剛剛坐下的客人，好像在確認身後有沒有別人。

茶杯的杯沿上，留著一個正紅色的口紅印。

「媽，」嘉盈說，「邵國祥還活著。」

母親的手停住了。

她的手指扣在手袋的扣子上。那是一個褪了色的名牌手袋，扣子是金色的，已經磨得有點發白。她的手指緊緊地扣著那個扣子，指甲陷進皮革裡。

「誰？」

「那個看更。警察問過話的那個。」

母親的手指在手袋的扣子上停了很久。然後她把手收回來，放在膝蓋上，手指撥著手腕上那串佛珠，一顆一顆地撥。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她說。

然後她叫侍應來結賬。

她們在茶樓門口分開。母親走向巴士站，走得很慢，米色的開胸毛衣在十一月的風裡被吹得鼓起來。她沒有回頭。

嘉盈站在茶樓門口，看著母親的背影，看了很久。

她的右手手背上，被熱茶燙到的地方，紅了一小片。

她沒有去巴士站。她沿著大角咀道往西走，拐進一條橫街，又拐進另一條。她很多年沒有來過這裡了，可是她的腳記得路。那間士多已經變成了一間手機維修店，門口擺著一排二手手機，玻璃櫃上貼著「高價回收」的紅字。那棵細葉榕還在，氣根比以前更長了，垂到行人路上，有人用鐵絲把它們綁起來，免得擋路。

那幢唐樓也還在。外牆重新髹過，髹成一種很新的米白色，可是樓梯口的鐵閘還是當年那一道，綠色的漆剝落了，露出底下一層一層的舊漆，紅的，灰的，黑的，像一棵樹的年輪。看更亭已經拆了，原來的位置放著一排信箱，信箱上貼滿了地產經紀的名片。

她站在樓梯口，抬頭看著四樓那一扇窗。窗上掛著別人家的衣服，一件粉紅色的睡衣在風裡輕輕地晃。

她沒有再往前走。她知道這條街再走下去是什麼，可是她已經二十八年沒有走到街尾了。她站在樓梯口，雙手插在衛衣的口袋裡，握成拳，站了很久，直到一個提著菜籃的婆婆從樓梯上下來，奇怪地看了她一眼，她才轉身離開。

星期一下午兩點，她從員工休息室拿了一疊白紙和一盒蠟筆。

活動室在做懷舊治療。社工姑娘在白板上貼了一些舊香港的照片：一輛舊式的電車，一間舊式的士多，一個天台上的曬衣竹竿，一排唐樓。老人們圍坐在一張長桌旁邊，社工姑娘指著照片，一張一張地問：「這是什麼？大家以前有沒有見過？」

邵國祥坐在長桌的最末端，輪椅向右傾。他穿著那件卡其色的舊風褸，手裡拿著那個空的火柴盒，推開，看一看，推回去。

嘉盈坐在他的左邊，把一張白紙和一支黑色的蠟筆放在他面前。

「邵伯，」她說，一個字一個字，咬得很清楚，「我們畫畫好不好？」

他沒有看那張紙。他看著白板上的照片，看著那排唐樓。

活動室的窗開著，外面的輕鐵駛過，叮噹，叮噹。午後的陽光斜照進來，照在長桌上，照在那張白紙上，白得刺眼。

她等著。她看著他的左手。

兩點十七分，他的左手手指開始敲桌面。咚，咚咚，咚。一長兩短一長。

她的心跳快了一拍。她把那支蠟筆往他的手邊推了一點。

「邵伯，你以前做看更的地方，是什麼樣子的？」

他的眼珠從白板上慢慢地移下來，落在那張白紙上。

他看著那張紙，看了很久。然後他伸出左手，那隻缺了尾指的手，握住了那支黑色的蠟筆。他握得很笨拙，四根手指包住蠟筆，像握一根鐵枝。他的手在抖，抖得很厲害，蠟筆的筆尖在紙面上跳，留下一串斷斷續續的小黑點。

他畫了一條線。

一條直線，從紙的左邊畫到右邊，歪歪斜斜，中間斷了兩次。然後他在線的下面又畫了一條，和第一條平行。兩條線之間是一條窄窄的空白。

是一條街。

他在街的左邊畫了幾個方格，一個疊一個，是一幢樓。他在樓的旁邊畫了一個更小的方格，方格裡面畫了一個圓，圓裡面點了幾點。

「士多。」他說，聲音嘶啞低沉。

嘉盈沒有說話。她屏住呼吸，看著他的手。

他的手沿著那條街往右移。蠟筆在紙上拖出一條長長的黑線，經過了幾個模糊的方格，經過了一個像是燈柱的東西，經過了一個畫得很大的圓圈。

「大樹。」他說。

她記得那棵樹。在她們那幢唐樓的斜對面，有一棵很大的細葉榕，氣根垂下來，弟弟常常抓著氣根盪鞦韆，被母親罵了很多次。

他的手繼續往右移。移到街的盡頭，那條街在那裡停住了，前面什麼都沒有，是紙的邊緣。

他在街尾停了下來。

他的手抖得更厲害了，蠟筆的筆尖在紙面上顫著，顫出一小團黑色的模糊。然後他用盡力氣，把蠟筆往下一壓，畫了一道斜線。

然後是另一道斜線，交叉在第一道上面。

一個交叉。

一個又粗又黑的交叉，在那條街的盡頭，在那張白紙的右邊邊緣，蠟筆壓得太用力，紙被劃破了一道小口。

他把蠟筆放下。他的左手手指停止了敲桌面，慢慢地攤開，放在那個交叉旁邊。

嘉盈看著那個交叉。

她記得那條街的盡頭。那條街走到最後，是一道鐵絲網，鐵絲網後面是一片空地，空地上堆著一些舊木材和鐵桶，再後面，是海。那時候大角咀的海傍還沒有填，站在鐵絲網前面，可以看見對面的昂船洲，可以聽見貨船的汽笛。

母親不許他們去那裡。母親說那裡有壞人，有野狗，有會把小孩子拖走的東西。

她抬起頭，看著邵國祥。

「邵伯，」她說，聲音在抖，她努力讓每一個字都咬得清楚，「這個交叉，是什麼？」

他看著那個交叉。他的灰濁的眼珠一動不動，眉毛長而亂，一根根翹起來。他的嘴唇動了一下，右邊的嘴角仍然垂著，嘴唇上掛著一道口水。

他張開嘴，好像要說什麼。

然後他的眼睛慢慢地升了起來，離開那張紙，離開那個交叉，升到活動室的天花板上，在一排日光燈管之間遊走，像在找一顆星。

「邵伯？」

他沒有回答。他拿起膝蓋上那個空的火柴盒，推開，看一看，推回去。

她看了一眼手錶，兩點二十六分。九分鐘。

社工姑娘走過來，看了一眼那張紙。

「邵伯畫得很好啊，」社工姑娘說，聲音很響，很開心，「這是什麼？一條路？邵伯以前住在這裡嗎？」

邵國祥沒有理她。

嘉盈把那張紙拿起來，小心地摺好，摺成四摺，放進制服的胸袋裡，壓在那本藍色記錄冊的後面。紙上的蠟筆還沒有乾透，摺起來的時候，那個交叉印到了另一面，在白紙的背面留下一個淡淡的、反過來的黑色影子。

她推著邵國祥回病房。走廊很長，淡綠色的牆在日光燈下泛著一種病態的光。輪椅那個歪了的輪子每轉一圈就吱一聲，吱，吱，吱。

走到十二號床的時候，她停下來，把輪椅轉向窗口。窗外是輕鐵的路軌，是青山公路，是遠處灰藍色的青山。

她蹲下來，在他的肩膀上輕輕拍了兩下。

「邵伯，」她說，「我明天再來。」

她站起來，轉身要走。

他的左手忽然伸出來，抓住了她的手腕。

他的手很冷，很瘦，可是抓得很緊，缺了尾指的四根手指扣在她的手腕上，扣在她左前臂那一排淡白色的舊疤上。

她低頭看他。

他的眼睛沒有看她。他的眼睛看著窗外，看著那條伸向遠處的輕鐵路軌。他的嘴唇在動，發出一些很輕、很含糊的聲音，她彎下腰，把耳朵湊近他的嘴。

「不要去，」他說，「街尾，不要去。」

然後他放開了手。

他把風褸的領子拉起來，拉得很高，把整個頭都蓋住了。

她站在那裡，手腕上還留著他手指的冰冷。她把雙手插進制服口袋，握成拳，一直握著，握到指甲陷進掌心。

口袋裡，那張摺成四摺的紙壓在她的胸前，隔著一層薄薄的制服，她好像能感覺到那個交叉的形狀，又粗又黑，印在她的心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