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話 地圖上最後一個白點
觀塘,巧明街,一幢新裝修的甲級商廈,三十一樓。
收購公司的燈是白色的,白得刺眼,一排一排的 LED 嵌在天花板裡,沒有一點陰影,照得人連毛孔都藏不住。冷氣調在二十二度,吹出來的風帶著一股新地毯和影印機碳粉混在一起的氣味。玻璃牆的另一邊是整個九龍東,一幢幢玻璃大廈在正午的陽光裡反著光,更遠處是啟德跑道的舊址,一片灰白色的新樓正在長出來。
玻璃牆的這一邊,貼著一張很大的地圖。
土瓜灣、紅磡、馬頭角、九龍城。每一條街都印得清清楚楚,每一幢舊樓都用一個小方格表示。已經收購完成的單位,貼著一個紅點。
紅點很多。密密麻麻,像一片出了疹的皮膚。
陸子豪站在地圖前面,右手的食指沿著土瓜灣道慢慢地劃過去,從北帝街劃到馬頭圍道,指尖掠過一個又一個紅點,一點聲音都沒有。
*
他三十五歲,一百七十六公分,中等偏瘦,肩膀卻很寬,深灰色的窄身西裝穿在身上,肩線落得剛剛好,一條皺紋都沒有。白襯衫的領口鬆開一顆鈕扣,不打領帶。長方臉,膚色偏白,下巴留著一層短鬚,每天早上用電動剃鬚刀修一次,修得像一塊剪過的草坪。
頭髮上了髮蠟,梳成整整齊齊的側分,一根都不亂。
左邊眉骨上,有一道很小的疤。
不細看,看不出來。細看的話,會發現那道疤把眉毛的末端切開了一個小缺口,像一本書的書頁被人摺了一角。
那是他六歲那年,在一條唐樓的木樓梯上跌倒留下的。
他很少想起那條樓梯。
*
上午,他剛剛在紅磡收了一個單位。
業主姓梁,七十六歲,退休的巴士司機,一個人住在寶其利街一幢唐樓的四樓,不肯搬,因為樓下那間茶餐廳是他和亡妻每天早上去吃早餐的地方。前面兩個同事上門,都被他用一把摺凳擋在門外。
子豪去了三次。
第一次,他沒有談價錢。他坐在那張摺凳上,陪梁伯看了一個下午的賽馬直播,問他當年開的是哪一條路線。第二次,他帶了一份茶餐廳的菠蘿油,說是樓下那間的,還是熱的。第三次,他把計數機放在茶桌的角落,一直沒有按,只是聽梁伯講他太太怎樣在那間茶餐廳裡,每次都要一杯少甜的檸檬茶。
聽完,他才慢慢地說:「梁伯,新屋我替你找了,就在同一條街的轉角,走路三分鐘,樓下也是一間茶餐廳。老闆我問過了,可以替你留一個卡位。」
梁伯看了他很久,簽了。
簽完之後,梁伯握著他的手,說:「年輕人,你心地好。」
子豪笑了,笑容溫和得無懈可擊,只露出上排牙。
那個卡位,他確實打過電話去問。老闆說,只要梁伯每天早上九點前到。
他沒有告訴梁伯的是,公司給他的收購價,比同區的市價低了百分之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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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豪!」
一把粗而響亮的聲音從辦公室的另一頭傳過來。
郭振業坐在他那張大班椅上,整個人陷進去,陷得像一個被放在沙發上的布袋。他五十八歲,矮胖,肚子大得把白色短袖襯衫的鈕扣撐成一排小小的弓。一張大圓臉紅通通的,臉上一顆一顆的老人痣,染黑的頭髮向後梳,髮蠟抹得很重,在白燈下亮得像一層漆。
他嘴裡叼著一根牙籤,一邊說話一邊用牙籤敲著桌上那個大茶杯的杯邊。
叮,叮,叮。
「過來,」他說,「有一宗好生意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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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豪走過去。
郭振業的辦公桌上堆滿了文件,每一疊都用橡筋捆著,捆得緊緊的,橡筋勒進紙邊,勒出一道一道的凹痕。那些都是業權文件。每一疊,就是一個單位;每一個單位,就是一戶人家。
郭振業從最上面抽出一疊,拍在子豪面前。
「做人,」他說,這是他的口頭禪,說什麼都要先說這兩個字,「最緊要有頭有尾。」
他用牙籤指著那疊文件。
「土瓜灣,福安樓。一九五八年落成,六層高,二十四個單位。我們收了二十一個。」
他轉過身,指著牆上的地圖。他那隻胖胖的手,無名指上戴著一隻翡翠戒指,綠得發黑。他的食指按在土瓜灣的某一個位置,按住一個還沒有紅點的小方格,按得很用力,指甲都陷進了地圖的紙面。
左手的尾指留著長長的指甲,微微翹起來,像一根小小的象牙。
「剩三個,」他說,「兩個是遺產,業主在加拿大,律師在談,下個月就可以簽。最後一個——」
牙籤停在杯邊。
「一個老太太。八十一歲。一個人住。不肯搬。」
*
子豪沒有馬上接那疊文件。
他看著郭振業的手指按在地圖上的那個位置。那個小方格旁邊,是一條細細的橫街,地圖上印著街名,字很小。
他看不清楚。
「強拍門檻夠了,」郭振業說,「我們已經過了九成,隨時可以向土地審裁處申請強拍。但是你知道的,一申請,就要等,就要估價,就要請測量師上庭,一年半載,律師費都幾十萬。老闆不想等。」
他把牙籤從嘴裡拿出來,在茶杯邊上敲了一下。
叮。
「最好在申請之前,收齊。」
他笑起來,一雙單眼皮的小眼睛笑得完全看不見眼珠,然後伸手拍了一下子豪的背,拍得很響,拍得子豪的身子往前晃了一下。
「全公司最會跟老人家談的,就是你。」
*
子豪坐回自己的位置。
他的辦公桌很乾淨。一部電腦,一盞檯燈,一個筆筒。筆筒裡插著五支原子筆,全部是同一個牌子,同一種藍色。桌角放著一部計數機,灰色的,按鍵上的數字已經磨得有點模糊。
他的公事包放在腳邊。公事包裡永遠有三樣東西:這部計數機的後備,一盒紅色印泥,一疊空白的買賣合約。
他打開那疊文件。
第一頁是物業資料。
地址:九龍土瓜灣美景街十七號,福安樓,三樓後座。
他看著那一行字。
看了一次,又看了一次。
*
美景街十七號。
他知道那條街。他知道那幢樓。他知道那幢樓的樓梯是木造的,每一級的邊緣都包著一條鐵皮,鐵皮被踩了幾十年,磨得發亮,中間凹下去一個淺淺的弧。
他知道三樓後座的木門上貼著一對門神,一個紅臉,一個黑臉,每年農曆新年都換一對新的。
他知道那扇門的門框上,靠近門鉸的那一邊,有一排用原子筆畫的橫線。每一條線旁邊寫著一個數字,一個日期。最下面那條是八十五公分,最上面那條是一百三十二公分。
那是他的身高。
從兩歲到九歲。
每年生日,母親都會叫他脫掉拖鞋,背貼著門框站好,下巴收起來,不許踮腳。她拿一本電話簿平放在他的頭頂,用原子筆沿著電話簿的底邊畫一條線,然後用軟尺量,一邊量一邊唸出數字。
有一年他長得特別快,母親量完,拍著他的頭說:「再長高一點,就看得見麥婆婆廚房的窗台了。」
他那年的願望,就是看得見那個窗台。窗台上永遠放著一煲剛煲好的糖水,蓋著一塊白色的紗布,冒著熱氣。
*
子豪把文件合上。
他抬起右手,用食指摸了一下左邊眉骨上的那道疤。
指尖在那個小缺口上停了很久。
他想起那條樓梯。六歲那年的一個下午,他捧著一碗紅豆沙從三樓前座走回三樓後座,只有七步的距離。他跑得太快,拖鞋在鐵皮上一滑,整個人撲下去,額頭撞在樓梯的邊緣,碗飛出去,紅豆沙潑了一地。
他沒有哭。他記得他沒有哭。
他記得的是,三樓前座的門打開了,一個女人衝出來,蹲下來抱住他,用她的手掌按住他的額頭。她的手很熱,還帶著紅豆沙的甜味。她一邊按,一邊叫他的名字。
不是「子豪」。
是「豪豪」。
整幢樓,只有她這樣叫他。
*
他重新打開文件,翻到第二頁。
住戶資料。
姓名:麥鳳儀。
年齡:八十一歲。
居住狀況:獨居。
備註:前業務代表已上門四次,業主拒絕商談。第四次上門時,業主以一碗熱糖水潑向代表,未有受傷。建議由資深代表接手。
子豪看著「麥鳳儀」三個字。
他其實早就知道了。在看到地址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了。
但他要看見這三個字,才肯承認。
*
麥婆婆。
小時候,他就是這樣叫她的。那時候她還不算婆婆,才五十多歲,在土瓜灣一間茶樓做點心師傅,每天凌晨四點出門,下午兩點回來。回來之後,她就在三樓前座的廚房裡煲糖水。紅豆沙,綠豆沙,番薯糖水,芝麻糊,每天一樣,從不重複。
煲好了,她會打開門,站在走廊上,對著三樓後座喊一聲。
「豪豪,吃糖水!」
他就會從家裡跑出來,拖鞋啪嗒啪嗒地踩在走廊的紅色階磚上,跑到她的廚房門口,雙手捧著一個印著公雞的瓷碗,等著。
她總是先給他盛一碗,然後才給自己盛。她的右手手背上有一大塊舊疤,是有一年煲糖水的時候,被滾燙的糖漿濺到留下的,皮膚皺皺的,顏色比別的地方淡。他小時候常常用手指去摸那塊疤,問她痛不痛。
她說:「早就不痛了。糖水煲得好,就不會痛。」
他那時候不明白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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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九歲那年搬走。
他記得那天是一個星期六。他放學回家,家裡的東西已經全部打包好,堆在走廊上,一個個紙箱,用膠紙封著。母親坐在其中一個紙箱上,手裡拿著一疊文件,眼睛是紅的。
他問母親,我們要去哪裡。
母親說,去一個大一點的地方。
後來他們搬去了天水圍,一個公屋單位,兩百多呎,比福安樓那個單位還要小。
他沒有再問。
他沒有和麥婆婆道別。搬家那天,三樓前座的門是關著的,他在門口站了很久,沒有人應門。
走廊上沒有糖水的味道。
*
下午六點,子豪沒有回家。
他搭地鐵到宋皇臺站,從出口走出來,天已經開始暗了。土瓜灣的街道很窄,兩邊的唐樓擠得很緊,樓下是一間間小店,五金舖、修車店、茶餐廳、洗衣舖、賣香燭的。空氣裡有機油、洗衣粉和燒臘的氣味,混在一起,熱烘烘地貼在皮膚上。
他走得很快,一步跨得很大,像平時一樣。走到馬頭角道,他的腳步慢了下來。
走到美景街口,他停住了。
*
福安樓還在那裡。
六層高,外牆是一種洗不乾淨的淡黃色,一塊一塊地剝落,露出底下灰色的水泥。每一層的窗口都裝著鐵窗花,有些窗花鏽得發紅,有些被人用白油漆重新髹過,髹得不均勻,一條一條地往下流。
有幾個窗口已經封了木板。那是公司收購了的單位。木板上用紅色噴漆噴著編號,像一排被打了烙印的牲口。
三樓後座的窗口沒有封。
窗口亮著燈,昏黃色的,窗花上掛著一個晾衣架,晾著兩件衣服,一件淺紫色的,一件黑色的。
晚風從街口吹過來,那兩件衣服輕輕地晃了一下。
*
地下的鐵閘開著。
子豪站在閘口,往裡面看。樓梯還是那條樓梯,木造的,每一級的邊緣包著鐵皮。樓梯轉角堆滿了雜物,一部舊單車,一個爛了的藤椅,幾個裝滿舊報紙的紅白藍膠袋。一股霉味從樓梯深處湧出來,霉味裡混著樟腦丸的氣味,很濃,很刺鼻,濃得讓他的眼睛有點發酸。
他記得那個氣味。
小時候,他以為全世界的樓梯都是這個氣味。
他伸出右手,用手指碰了一下樓梯口的牆身。牆身是冷的,粗糙的,一層一層的油漆摸上去像舊書的書脊。
這是他的習慣。上樓梯的時候,用手指劃著牆身。他以為這個習慣是做收購這一行之後才養成的。每次去看一幢舊樓,他都會這樣做,摸一摸牆身的濕度,看看有沒有滲水,有沒有混凝土剝落,好在估價的時候多壓一點價錢。
他現在才想起來。
不是的。
六歲那年跌倒之後,母親教他,上樓梯的時候,要扶著牆。
*
他沒有上去。
他把手從牆身上收回來,放進褲袋裡,退後了兩步。
就在這時候,樓梯上傳來腳步聲。
很慢,很穩,一級一級地往下走。還有一串鎖匙碰撞的聲音,叮叮噹噹,隨著腳步一下一下地響。
子豪往旁邊退了一步,退到隔壁那間五金舖的招牌底下,站在陰影裡。
一個老婦人從樓梯上走下來。
*
她很瘦小,一百五十公分左右,腰背微微地彎著,但是走路很穩,每一步都踩得實實在在。一頭白髮剪成齊耳的短髮,用一個黑色的髮箍箍著,箍得很整齊。
她穿著一件淺紫色的碎花唐裝衫,黑色的長褲,腳上一雙綉花的布拖鞋。腰間掛著一串鎖匙,大大小小十幾條,隨著她的腳步叮噹作響。胸前別著一枚舊的區議會長者證,塑膠套已經發黃。
她手裡提著一個紅白藍膠袋,袋裡是空的。
她走到閘口,停下來,抬頭看了看天色,歪著頭。
她的眼睛一大一小。
她看人的時候,會歪著頭。
*
子豪站在五金舖的招牌底下,一動不動。
他看見她的右手。右手提著膠袋,手背朝外。手背上一大塊舊疤,皺皺的,顏色比別的地方淡,在街燈底下泛著一層微微的光。
他看見她的左手。左手的無名指上戴著一隻金戒指,戒指太大了,她用一圈白色的膠布把戒指纏住,纏得厚厚的,才不會滑下來。
那隻戒指,他記得。
小時候,那隻戒指是剛剛好的。
*
她走出閘口,轉向街市的方向。經過五金舖的時候,她的腳步停了一下。
子豪的心跳停了半拍。
她沒有看他。她看的是五金舖門口的一個膠桶,桶裡插著幾把雞毛掃。她伸手摸了摸其中一把,搖了搖頭,繼續往前走。
一串鎖匙的聲音,叮叮噹噹,慢慢地遠了。
她身上有一股很淡的甜味。
紅豆沙。
*
子豪一直站到她的背影消失在街市的燈光裡,才從招牌底下走出來。
他的襯衫背後濕了一片,貼在皮膚上,涼涼的。
他抬手摸了一下眉骨的疤。
然後他轉身,走回宋皇臺站。走得很快,一步跨得很大,一次都沒有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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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一點,他住在將軍澳的單位裡,一個人。
五百呎,兩房,客廳的落地玻璃看得見海。他把西裝外套掛好,把公事包放在餐桌上,打開,拿出那疊福安樓的文件。
他把計數機放在桌角。
他沒有按。
他從來不在談判的時候按計數機。他只是把它放在那裡,讓對方看見。讓對方知道,他們正在談的,是一個數字。
但今晚,他對面沒有人。
*
他翻開文件的第三頁。
土地註冊處的查冊紀錄。
這是每一單收購的例行程序。查清楚這個單位從落成到現在,經過誰的手,有沒有按揭,有沒有釘契,有沒有未解決的訴訟。他做了十一年,看過上千份查冊,從來不會細看,只看最後一行,確認現任業主的名字。
今晚,他從第一行開始看。
一九五八年,落成,原業主:福安置業有限公司。
一九六三年,轉讓,業主:陸永康。
子豪的手指停住了。
陸永康。
他的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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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以為,他們家是租客。
母親從來沒有說過。父親在他五歲那年就不在了,祖父更早。他記得的,只是那個單位很小,門框上有一排原子筆畫的線,走廊對面有一碗一碗的糖水。
他繼續往下看。
一九八七年,繼承,業主:陳玉芬。
他的母親。
二零零零年三月,轉讓,業主:卓宏發展有限公司。
作價:四十二萬。
二零零零年九月,轉讓,業主:麥鳳儀。
作價:八十五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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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豪坐在餐桌前,一動不動。
窗外,將軍澳的海是黑色的,對岸的燈光一點一點地浮在水面上。冷氣機嗡嗡地響。
四十二萬。
半年之後,八十五萬。
他從事收購十一年,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這兩個數字之間的距離是什麼意思。
他下意識地拿起手機,手指停在通訊錄上。
「媽」那個名字還在,排在最前面。
三年前,母親在天水圍的公屋裡走了,肺癌,從發現到離開只有五個月。她的東西,他收拾成兩個紙箱,放在這個單位的儲物房裡,用膠紙封著,一直沒有打開。
那五個月裡,他每個週末都去醫院。母親說了很多話,說他小時候怎樣挑食,說他父親年輕時怎樣追她,說天水圍的風太大。
她一次都沒有提過土瓜灣。
他把手機放下。
他把計數機拉過來。
第一次,他在沒有人的桌子前面,按下了按鍵。
八十五,減四十二。
屏幕上跳出一個數字,綠色的,在黑暗的客廳裡微微地亮著。
四十三。
他看著那個數字,看了很久。
然後,他慢慢地、很慢地,把計數機收回公事包裡。
拉上拉鍊。
*
他拿起手機。
郭振業的訊息,晚上九點傳來的,他一直沒有看。
「做人,最緊要有頭有尾。明天上去,好好跟老太太談。她是最後一戶。」
子豪看著那一行字。
他抬起右手,用食指摸著眉骨上的那道疤。那個小小的缺口,那本被摺了一角的書頁。
二十六年前,他從那條樓梯跌下去,一個女人蹲下來抱住他,用帶著紅豆沙甜味的手掌按住他的額頭。
二十六年後,他要沿著同一條樓梯走上去,敲開他自己家的門,請那個女人搬走。
他打了兩個字,傳送。
「收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