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話　有利害關係人士

死因裁判法庭的冷氣開得很大，呼呼地從天花板的出風口吹下來，吹在後頸上，像有人站在身後輕輕地吹氣。

法庭不大。淺色的木證人台，淺色的木旁聽席，淺色的木欄杆，所有木頭都是同一種淡淡的蜜色，被日光燈照得有點發白。窗外是一片陰天，灰得沒有層次，看不出幾點鐘。牆上的鐘指著九點二十五分，秒針走得很響，嗒，嗒，嗒，在安靜的法庭裡像有人在用指甲敲桌面。

鄭美詩坐在第二排左邊那張長桌的最末端。

她穿著一套黑色的套裝。那是葬禮那天穿的，也是她唯一的一套，在旺角一間百貨公司的減價架上買的，買的時候趕，沒有試，回家才發現肩膀太窄，褲腳太長。她把褲腳摺了兩摺，用針別住，針頭在走路時會刮到腳踝。外套底下是一件藍色的T恤，胸口印著超市的標誌，一個綠色的購物籃。她今天下午還要回去上班。

她的頭髮很長，隨手用一個黑色的膠夾夾在腦後，額前散著幾縷亂髮，冷氣一吹就飄起來，她就用手撥一下，撥完又飄起來。鵝蛋臉，膚色偏黑，左顴骨上一顆黑痣，眼皮是腫的。不是今天哭腫的，是半年來一直腫著，消不下去，化妝品店的店員說這叫「慢性水腫」，推銷她買一支眼霜，她沒有買。

她坐下之前，先把一個超市的環保袋放在腳邊，用腳跟頂住。

袋子裡是一疊一疊的紙。三年的值班表，每一張都是她從丈夫的手機裡截圖、拿去超市樓上的影印舖列印出來的，一個月一張，三十六張。還有一疊訊息紀錄，是她和丈夫三年來的WhatsApp對話，她把跟那個晚上有關的每一段都列印了出來，用螢光筆劃了線。袋子很重，提手已經被拉長了一截。

長桌的另一端，隔著一條走道，坐著消防處的代表律師團隊。

五個人。三個律師，兩個文員，面前的桌子上堆著二十幾個黑色的文件夾，每一個文件夾的書脊上都貼著打印的標籤，排得整整齊齊。三個律師之中，坐在最前面的那個人最高，瘦，背挺得筆直，坐在那裡像一支插在筆筒裡的黑色的筆。

他穿著一件絲質的黑袍，是資深大律師的那一種，袍子的料子在燈光下有一點光澤，和其他律師那種啞黑色的棉袍不一樣。白色的領帶，袖口露出一對銀色的袖扣。頭上戴著假髮，假髮下面露出來的頭髮也是銀白色的，兩種白色混在一起，分不出哪裡是假髮，哪裡是頭髮。

他的臉又瘦又長，顴骨很高，兩頰深陷，鼻子是鷹鉤的，嘴唇極薄。右眼角有一顆淺褐色的痣。他坐在那裡翻文件，眼皮半垂著，好像對這個法庭裡的任何東西都不太感興趣。

左手尾指戴著一枚戒指，戒面上刻著一個看不清楚的徽章。

他手上拿著一支象牙色的自來水筆，舊式的，筆身很粗。他翻文件的時候，偶爾會用筆尾在桌面上輕輕敲一下，嗒，和牆上的秒針混在一起。

「那個是關子衡，」坐在鄭美詩旁邊的人小聲說，「資深大律師。消防處請他，一天的費用夠你在超市做一年。」

說話的是法律援助署轉介過來的一個義務法律諮詢的年輕人，姓何，二十多歲，剛剛考到執業資格。法援署不處理死因研訊，何律師是一個慈善機構派來的，只能陪她坐在這裡，不能替她發問。她說她要自己問。何律師說，那麼我坐在你旁邊，你有不明白的，就在紙上寫給我。

「一天的費用夠我做一年？」她說，聲音不自覺地大了一點，幾個文員轉過頭來看她，「那他今天要坐幾天？」

何律師的臉紅了。

「排期是十五天。」

她沒有再說話。她低頭看了看自己的右手。右手無名指上戴著兩枚婚戒，一枚是她自己的，一枚是丈夫的。丈夫的那一枚比她的寬很多，戴在她的手指上會滑，她在戒指裡面纏了一圈膠布，才勉強卡住。兩枚戒指疊在一起，一枚金色，一枚被燒得有點發黑，是消防處在火場裡找到、裝在一個膠袋裡交給她的。

她把兩枚戒指轉了一圈。

九點半，法庭書記喊：「全體起立。」

死因裁判官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姓程，戴著一副金絲眼鏡，走上法官席的時候步子很快，坐下來就開始翻文件。陪審團有五個人，三男兩女，坐在右邊的陪審席上。一個穿西裝的中年男人，一個穿運動外套的年輕人，一個頭髮全白的老婆婆，一個戴著口罩的女人，一個不停看手錶的男人。

程裁判官念了開場白。本庭現在研訊黃永康先生的死因。黃先生是消防處消防隊目，於二〇二五年二月十八日在觀塘鴻圖道一幢工業大廈的火警中殉職。本研訊的目的是確定死者的身份，死亡的時間、地點和原因，以及死亡的情況，並可就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生提出建議。本研訊不是審訊，不會裁定任何人的民事或刑事責任。

然後她看向鄭美詩。

「黃太太，你是死者的遺孀，本庭已經確認你為有利害關係人士。按照法例，你有權向證人發問。你有法律代表嗎？」

鄭美詩站起來。她站著的時候，雙腳分開，與肩同寬，像超市清晨上貨時站在一排貨架前面的樣子，隨時準備推開一架擋路的手推車。

「沒有，」她說，嗓門很大，大得整個法庭都聽得見，「我自己問。」

程裁判官看了她一眼，點點頭。

「黃太太，本庭明白你的處境。你發問的時候，問題要與本研訊的範圍相關。如果你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隨時提出，本庭會盡量協助你。」

「明白。」

她坐下來。坐下來的時候，她的腳跟又頂了一下腳邊的環保袋。

長桌另一端，關子衡沒有抬頭。他用筆尾在桌面上輕輕敲了一下。

第一個證人是協助死因裁判官的政府律師傳召的，消防處火警調查組的一名高級消防區長，姓鄧，四十多歲，穿著深藍色的制服，走上證人台的時候先向法官席鞠躬，然後宣誓。

政府律師問了一個多小時。鄧區長照著一份厚厚的報告，一段一段地念：火警在晚上十點三十一分發生，起火點是大廈五樓一間印刷工場，懷疑是電線短路引燃了堆放的紙張和油墨。十點三十七分，第一批消防員到場，黃永康是其中一隊的隊目。十點四十四分，黃永康帶領三名隊員進入五樓，救出一名被困的工人。十一點零二分，他們退出。十一點十一分，黃永康帶領兩名隊員第二次進入五樓，搜索可能仍被困的人。十一點十九分，五樓天花板局部塌下。十一點二十六分，兩名隊員退出，黃永康沒有退出。

「黃永康隊目的遺體，在翌日凌晨一時四十分被尋獲，」鄧區長念，「位置在五樓印刷工場的後門附近，距離逃生樓梯約四米。」

鄭美詩坐在那裡，雙手放在腿上。

她知道這些。半年來，她讀了消防處給她的報告十幾次，每一個時間她都背得出來。可是從一個穿制服的人嘴裡聽到，每一個時間都變成了一個一個的點，嗒，嗒，嗒，和牆上的秒針一起敲在她的耳朵裡。

十點三十七分。那個時候她在家裡，在沙田那間兩房的單位裡，替女兒樂瑤檢查功課。樂瑤九歲，讀小三，數學題做錯了三條，她罵了女兒一頓，罵得很大聲。

十一點零二分。那個時候樂瑤已經睡了。她在客廳看電視，看一套韓劇，看到一半睡著了。

十一點十九分。她不知道那個時候她在做什麼。她後來想了很久，想不起來。也許在睡覺，也許在洗澡，也許在刷牙。她想不起來丈夫的頭上塌下來一片天花板的時候，她在做什麼。這件事比任何事情都讓她難受。

「黃太太，」程裁判官說，「你有問題要問證人嗎？」

她回過神來。牆上的鐘是十一點零五分。

她站起來。站起來之前，她把右手無名指上的兩枚婚戒轉了一圈。

「有。」

她從環保袋裡拿出一疊紙，是她昨晚寫好的問題，寫在一本超市的收據簿背面，一共二十三條。何律師昨晚幫她看過，劃掉了七條，說這七條法庭不會准許。她把劃掉的那七條又用筆描回去了。

「鄧區長，」她說，「你剛才說，我丈夫在十點三十七分到場。我想問，他那天是從幾點開始當值的？」

鄧區長看了一眼報告。

「按照紀錄，黃隊目當天的更份是早上七點開始。」

「七點到幾點？」

「按照更份，是七點到翌日早上七點，二十四小時。」

「那麼十點三十七分，他已經當值了——」她低頭看了一下收據簿，她昨晚算過的，「十五個半小時。」

「是的。」

「那天之前的一天呢？」

鄧區長翻了翻報告，沒有找到。

「黃太太，」他說，「我的報告主要是關於火警現場的調查，死者之前的當值紀錄不在我的調查範圍之內。」

「我有。」她說，彎腰從環保袋裡抽出一張紙，是二〇二五年二月的值班表，「我丈夫在二月十七日，也就是出事前一天，是休息日。可是他那天早上八點被召回去頂更，頂到晚上十點。他回到家是十一點多。第二天早上六點又出門。」

她把那張紙舉起來。紙在冷氣裡微微地抖。

「所以，他在出事的時候，前面的三十九個小時裡，只在家裡睡了不到七個小時。我想問，消防處有沒有規定，一個消防員在這種情況下，還可不可以帶隊進入火場？」

長桌的另一端，關子衡用筆尾在桌面上輕輕敲了一下，然後站起來。

他站起來的樣子很慢，很從容，好像整個法庭都在等他。他的手掌向下，輕輕地往下按了一下，像在按平一塊皺了的桌布。

「法官閣下，」他說，聲音清冷優雅，每一個字都很精確，帶著一點英國口音，「我明白黃太太的心情，本方對她的損失深表同情。但我必須指出，鄧區長是火警調查員，他的證供範圍是火警的起因和現場情況。有關消防處的人手編配及當值安排，並非鄧區長的專業範圍。黃太太的問題，恕我直言，與本證人的證供無關。」

程裁判官想了一會兒。

「黃太太，」她說，「關大律師的反對有一定道理。你的問題可能與本研訊有關，但未必適合向這位證人提出。本研訊稍後會傳召消防處負責人手編配的證人，你可以到時再問。」

鄭美詩站在那裡，臉漲紅了。

她的臉漲紅的時候，聲音反而會變得更清楚。這是她在超市做了十二年收銀主管練出來的。遇到客人鬧事，她的臉會紅，可是她說出來的每一個字都會像擴音器一樣，一個一個地打在人的耳朵上。

「明白，」她說，「那我換一個問題。」

她低頭看收據簿。

「鄧區長，你剛才說，我丈夫在十一點零二分帶隊退出，十一點十一分又帶隊第二次進入。中間九分鐘。我想問，這九分鐘裡，發生了什麼事？」

「按照紀錄，黃隊目在退出後向現場指揮官匯報，指出五樓可能仍有被困人士。經評估後，他帶隊進行第二次搜索。」

「誰評估的？」

鄧區長停了一下。

「現場指揮官。」

「現場指揮官是誰？」

「是當晚的消防區長，周家邦先生。」

「那麼，是周家邦下令叫我丈夫第二次進去的？」

關子衡又站起來了。筆尾在桌面上輕輕一敲，嗒。

「法官閣下，本研訊稍後會傳召周區長作證。有關現場指揮的決定，由周區長本人作證最為適當。鄧區長並非當晚的現場指揮，要求他就他人的決定作出推測，恕我直言，對本研訊並無幫助。」

程裁判官點點頭。

「黃太太，這個問題請留待周區長作證時再問。」

鄭美詩站在那裡。她手上的收據簿被她捏得有點皺，二十三條問題，問了兩條，兩條都被擋了回來。她抬頭看了一眼長桌的另一端，關子衡已經坐下了，眼皮半垂著，在翻文件，好像剛才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她想起超市的經理教過她一句話。「遇到難纏的客人，」經理說，「不要跟他吵，要跟他排隊。你排在他後面，他去哪裡，你就跟到哪裡，他總有一天要付錢。」

她把收據簿放下。

「沒有問題了，」她說，然後停了一下，好像想起了什麼，用一種很自然、很熟悉的語氣補了一句，「多謝各位，請慢慢來。」

這是超市的廣播詞。她每天在收銀處用麥克風說幾十次。說完她才發現自己說了什麼，旁聽席上有人笑了一聲，很輕，又馬上忍住了。

她坐下來，腳跟頂住環保袋。

長桌另一端，關子衡的嘴角動了一下，是一個很淺的笑，淺得看不見牙齒。

中午休庭的時候，她沒有去吃飯。她坐在法庭外面走廊的一張長椅上，打開手機，點開WhatsApp，找到丈夫的名字。

對話的最後一段是語音訊息。二〇二五年二月十八日，晚上十點四十一分，長度十三秒。她已經聽了幾百次，不用點開也知道裡面是什麼，可是她還是點開了。

先是一陣很吵的背景聲。警鐘在響，有人在喊，水喉在噴，還有一種低低的轟隆聲，好像一幢大廈在呼吸。然後是丈夫的聲音，低沉粗獷，聲音很近，好像他把手機貼在嘴邊。

「老婆，我今晚會晚一點。你們先睡。叫樂瑤明天記得帶那本作文簿。」

然後是一陣很短的停頓，大概一秒，停頓裡她聽得見他在呼吸。

「就這樣。」

訊息完了。

她把手機放在膝蓋上，看著走廊對面的窗。窗外還是一片陰天，灰得沒有層次。

黃永康每一段語音訊息都是用「老婆，我」開頭的。十一年來，幾千段訊息，沒有一段例外。老婆，我到了。老婆，我今晚不回來吃飯。老婆，我買了你喜歡的那種麵包。老婆，我剛從火場出來，沒事。老婆，我想你了。

最後一段，也是「老婆，我」開頭的。

她記得他出門的樣子。每一次出門，他都會用拳頭碰一碰門框。不是敲，是碰，輕輕地，咚一聲，像跟門框打一個招呼。她問過他為什麼，他說：「進去之前碰一碰，出來之後就可以再碰一碰。」

他是一個很高大的人，寬背厚胸，站在門口的時候，背挺得像一扇門板，把走廊的燈光全擋住了。國字臉，曬成深褐色，單眼皮，笑起來眼睛瞇成兩條線，露出兩顆虎牙。頭頂有一小撮天生的白髮，女兒小時候常常坐在他的肩膀上，用手指去撥那一撮白髮，說爸爸的頭上長了一朵雲。

二月十八日早上六點，他出門。她在睡覺，沒有起床送他。她只聽到門口咚的一聲，是他的拳頭碰門框。

她沒有聽到第二聲。

下午的研訊傳召了兩個證人，一個是救護員，一個是法醫。法醫念了一份很長的報告，用了很多她聽不懂的詞。她聽懂了其中一句：「死者的死因是吸入濃煙導致窒息，並伴有頭部受重物撞擊的傷勢。」

她沒有發問。她坐在那裡，雙手抓著腳邊環保袋的提手，抓得很緊。提手的塑膠勒進她的指縫，勒出一道一道的紅痕。

四點半，程裁判官宣佈散庭，明天九點半繼續。

她走出法庭的時候，走廊裡擠滿了人。消防處的律師團隊推著兩架裝滿文件夾的手推車走在前面，關子衡走在最前面，黑袍已經脫了，換上一件深灰色的大衣，手裡拿著那支象牙色的自來水筆，一邊走一邊跟旁邊的人說話，聲音不大，可是每一個字都聽得很清楚。

她抱著環保袋，跟在人群後面，走下樓梯，走出法院大樓。

外面下起了小雨。法院門口的石階上站著很多人，有等人的，有抽煙的，有記者，有扛著攝影機的，還有幾個消防員，穿著灰藍色的便服，站在一根柱子旁邊，背對著她，小聲地說話。她認得其中一個人的背影，是丈夫以前的隊員，出殯那天扶過靈柩。

她想走過去，走了兩步，那幾個人好像感覺到什麼，一起轉身，往另一個方向走了。

她停在石階上。雨落在她的頭髮上，落在那個黑色的膠夾上，落在那件不合身的黑色外套的肩膀上。環保袋裡的紙被雨打濕了一角，她把袋子抱得更緊。

一個記者擠到她面前，舉著一支麥克風。

「黃太太，你今天第一次在庭上發問，有什麼感受？」

她看著那支麥克風，看了一會兒。

「感受？」她說，嗓門很大，大得幾個路人都轉過頭來，「我感受到冷氣很大。」

記者愣了一下。她已經從他身邊走過去了。

她走到法院大樓門口的公共汽車站，站在人群後面等車。雨越下越大，打在車站的膠頂上，劈劈啪啪地響。人很多，擠在一起，雨傘碰雨傘，手肘碰手肘，每一個人身上都帶著一股潮濕的衣服的氣味。

一輛巴士駛過來，人群往前湧。她被擠得往前走了兩步，環保袋被旁邊的人撞了一下，她彎腰去護住袋子。

就在那一刻，有一隻手很快地伸過來，把一個什麼東西塞進了她的環保袋，然後縮了回去。

她抬起頭。

人群在往巴士的門口擠，每一個人都背對著她，雨傘遮住了一大半的頭。她看見一件灰藍色的外套，一雙黑色的靴子，一個寬闊的背，在人群的邊緣一閃，就消失在雨裡了。

巴士開走了。她沒有上車。

她站在車站的膠頂下面，把手伸進環保袋，在那一疊一疊的值班表和訊息紀錄中間摸索，摸到一張小小的、摺成四摺的紙。紙很薄，是從一本筆記簿上撕下來的，邊緣還有撕開的毛邊。

她把紙打開。

上面只有一行字，用原子筆寫的，寫得很用力，有幾個筆畫把紙都劃破了：

「問他們第二次進去是誰下的令。」

雨打在車站的膠頂上，劈劈啪啪地響。她站在那裡，拿著那張紙，看了很久。她右手無名指上的兩枚婚戒碰在一起，發出一聲很輕的叮。

她把紙重新摺好，摺成四摺，放進外套內側的口袋裡，按了一下。

然後她抬起頭，看向法院大樓。大樓的玻璃幕牆在雨裡一片灰白，看不見裡面有什麼人。

她把兩枚婚戒轉了一圈。

明天九點半。她還有二十一條問題。現在是二十二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