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話　路過三次

面談室的冷氣機在漏水。

水從機身底部一滴一滴落下來，打在一個生了鏽的鐵桶裡。叮。隔四五秒，叮。桶底已經積了一層灰黃色的水，水面浮著一隻淹死的小飛蛾。

何志泰站在面談室門口，先側過身，才走得進去。

他四十二歲，一米八一，背很厚，肩膀把那件淺灰色翻領T恤撐得緊緊的，衣服的縫線在腋下拉出一道道細紋。社工證用一條藍色的掛繩掛在胸前，相片上的他剃了平頭，眼睛看著鏡頭，一點表情都沒有，像一張通緝令。

面談室很小。一張摺檯，兩張摺椅，一盒紙巾。窗外是屋邨商場的露天停車場，昨夜下過雨，地上的積水映著灰白的天，偶爾有一輛車開過，把水花濺上窗台。

他在其中一張摺椅上坐下。

椅子吱地叫了一聲，像在抗議。

「泰哥，那張椅子上個月才壞過一次。」門口有人說。

說話的是周凱琳，中心裡最年輕的社工，二十六歲，戴一副圓框眼鏡，手裡抱著一疊文件夾。她是今天早上負責帶他熟悉環境的人。她站在門口，沒有進來，好像面談室裡已經沒有空位可以再容一個人。

「我坐輕一點。」阿泰說。

他的聲音很低，很沙，說話很慢，每一個字都像是從一個很深的地方撈上來的。周凱琳後來跟別的同事說，泰哥說「我坐輕一點」的語氣，像在說「你最好不要再提這張椅子」。

「雷姑娘叫你十點去她房間。」周凱琳說，然後她頓了一下，眼睛落在他腰間。

他腰間是一條舊皮帶。黑色的，皮面已經磨出了白色的裂紋，銅扣被磨得發亮，亮得像一面小鏡子。

那是他以前上班時用的皮帶。以前，他上班的地方是後樓梯、麻將館、茶餐廳的卡座，和各種在凌晨三點還亮著燈的鐵閘門口。他做了十二年，說白了就是討債，名片上印的是「財務顧問」。

三年前他不做了，去讀了社工課程，考了證照。今天是他以社工身分上班的第一天。

他換了衣服，換了鞋，換了手機號碼。只有那條皮帶，他沒有換。

「泰哥，」周凱琳小聲說，「你真的做過……那個？」

阿泰抬頭看她。

他看人的時候眼珠不動，只是定定地看著，好像在估算對方身上值多少錢。周凱琳被他看得往後退了半步，文件夾在懷裡抱得更緊。

然後他笑了。

那個笑容出奇地孩子氣。他的眼角擠出兩條很深的紋，整張方闊黝黑的臉一下子鬆開了，像一個考試拿了滿分的小學生。

「做過。」他說，「現在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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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姑娘的辦公室在走廊的盡頭，門上貼著一張褪色的聖誕節貼紙，已經是去年的了。

雷姑娘五十出頭，短髮，花白，一副老花眼鏡用一條珠鏈掛在脖子上，需要的時候才戴上，不需要的時候就垂在胸前，隨著她說話一晃一晃。她的桌上堆滿了文件夾，文件夾之間夾著一盆快要枯死的綠蘿。

「坐。」她說。

阿泰看了看那張椅子，是一張有扶手的辦公椅，比面談室那張結實。他坐下，椅子沒有叫。

「第一天，我不跟你客氣。」雷姑娘戴上老花眼鏡，從一堆文件夾裡抽出一個，推到他面前，「這個個案，拖了八個月。前面兩個同事都跟過，一個辭職了，一個調去了長者服務。你接。」

文件夾的封皮是藍色的膠面，已經被很多隻手摸過，邊緣發黑。阿泰伸手去拿，指尖碰到封皮的時候，感覺到一層黏黏的東西，像很多人手汗留下來的薄膜。

他打開文件夾。

第一頁是個案摘要。

「梁小雨，女，九歲，小學三年級。父：梁振華，四十四歲，貨倉叉車司機。母：已離家，下落不明。同住：無其他家人。轉介來源：學校。轉介原因：懷疑身體虐待。」

後面附了十一份紀錄。學校社工的轉介信，三份。班主任的觀察紀錄，四份。醫院急症室的紀錄，一份，上面寫著「右前臂擦傷，病人稱跌倒」。家訪紀錄，三份。

三份家訪紀錄的結論都一樣：「家長否認有關指控，態度不合作。案主表示『沒事』。未見即時危險。繼續跟進。」

最後一頁是一張相片。

一個瘦小的女孩，坐在學校社工室的椅子上，雙腳碰不到地。她的臉尖尖的，很白，右邊臉頰上有一小塊黃色的痕跡，像一個快要消失的指紋。她的眼睛很大，睫毛很長，但她沒有看鏡頭。她看著鏡頭下面，大概是拿相機那個人的手。

阿泰看著那張相片，看了很久。

他的右手拇指慢慢地舉起來，摩擦著自己的鼻樑。他的鼻樑斷過，微微向左歪，摸上去有一個小小的凸起。他想事情的時候，總是會這樣摸。

「八個月，」他說，「沒有人碰過那個父親？」

「碰過。」雷姑娘說，「家訪了三次。他不開門，或者開門了說孩子很好，說社工多管閒事。我們沒有權力強行帶走孩子，除非有足夠證據，而孩子自己什麼都不說。」

「那警察呢？」

「警察來過一次，他說孩子跌倒，孩子也說跌倒。」

阿泰把文件夾合上。

「雷姑娘，」他說，「你為什麼把這個個案給我？」

雷姑娘沒有馬上回答。她把老花眼鏡摘下來，讓它垂在胸前，珠鏈輕輕地晃。她看著阿泰，看了幾秒。

「因為你的履歷，」她說，「很特別。」

她沒有再說下去。

阿泰也沒有再問。他站起來，把文件夾夾在腋下，走出了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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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兩點，他去了小雨的學校。

學校在屋邨的另一邊，要穿過一條有蓋行人通道。通道的頂棚是綠色的膠板，雨水積在膠板上，陽光透下來，整條通道都是一種混濁的綠。通道兩邊擺著幾檔賣糖水和煎釀三寶的小販，油煙的味道混著咖喱汁，濃得化不開。

學校社工室在地下，很小，牆上貼滿了學生畫的畫。

小雨已經坐在裡面了。

她坐在一張兒童尺寸的木椅上，雙腳還是碰不到地，兩隻腳在半空中一前一後地晃。她穿一件洗得發灰的白色校服，外面套了一件藍色外套，外套很大，大了至少兩個尺碼，袖子長得蓋住了她的手指，肩線垂到了手肘。

那是一件成年男人的外套。

她的頭髮到肩膀，黑色，瀏海剪得歪歪斜斜，左邊短，右邊長，一看就是自己拿剪刀剪的。右邊的頭髮上別著一個粉紅色的塑膠髮夾，髮夾上有一顆小小的星星。

阿泰側身走進門口。

小雨抬頭。

她沒有看他的臉。她的眼睛直接落在他的手上。

他的手很大，指關節上全是舊疤，一個疊一個，有些是白色的，有些是粉紅色的，像一幅畫得很亂的地圖。那是十二年來敲門、撞門、扣住別人手腕留下的。

小雨看著那雙手，整個人突然變得非常安靜。

她的腳不晃了。她把雙手平放在膝蓋上，背挺直，坐得像一個在課室裡等老師派考卷的模範生。

阿泰看見了。

他見過這種安靜。在很多個凌晨三點的鐵閘後面，他見過很多孩子這樣坐著，一動不動，很乖，乖得不像一個孩子。那是害怕到了極點的樣子。

他把手放到了桌子下面。

然後他坐下來。兒童尺寸的木椅在他身下發出一聲很長的吱嘎，好像隨時會散開。學校社工在門外「噗」了一聲，趕緊用手捂住嘴。

阿泰從口袋裡掏出一支原子筆，橫放在桌上。

這是他的習慣。以前跟人談債，他總是把一支筆橫放在桌上，筆尖對著對方。那支筆什麼都不做，只是放在那裡，但坐在他對面的人，眼睛總是會不由自主地看向筆尖。

他看了看那支筆的方向。

筆尖正對著小雨。

他伸出一隻手指，把筆轉了一百八十度，讓筆尖對著自己。

「我姓何，」他說，「叫我阿泰。」

小雨把外套的袖口往下拉，拉過手掌，把兩隻手都藏了進去。

「嗯。」她說。

聲音很小，但很清楚。

「你幾年級？」

他明知故問。

「三。」

「喜歡上學嗎？」

「嗯。」

「喜歡什麼科？」

小雨想了想。「美勞。」

「今天中午吃了什麼？」

「麵包。」

「誰買的？」

小雨沒有回答。她把手從袖子裡伸出來一點點，摸到頭上那個粉紅色的髮夾，拔下來，打開，合上，打開，合上。髮夾的彈簧發出細細的「喀」聲。

阿泰沒有再問。

他看著她的手。袖口滑下去一點，露出左手臂內側一截蒼白的皮膚，皮膚上有一圈淡淡的舊疤，圓圓的，大小剛好像一個成年人的拇指和食指扣起來的形狀。

他見過這種形狀。他自己的手，以前也在別人的手臂上留下過這種形狀。

他的聲音降下來，低得幾乎聽不見。

「這件外套，」他說，「是誰的？」

小雨把髮夾合上，別回頭髮上。

「爸爸。」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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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晚上，他沒有回家。

他去了九龍城一間開到凌晨的茶餐廳，坐在最裡面的卡座，點了一杯凍檸茶，一份西多士。卡座的綠色膠皮座位已經裂開了，露出裡面黃色的海綿。

他用舊手機打了三個電話。

舊手機是一部灰色的按鍵機，他三年沒用過，今天下午去電話店重新充值才開得了機。通訊錄裡有三百多個名字，名字後面都有代號：「阿B財務」、「肥黎麻將」、「銀行小馬」。

第一個電話打給「銀行小馬」。小馬在一間銀行的後勤部門做了二十年，負責處理呆壞帳。阿泰以前幫過他一個忙，一個他這輩子都還不清的忙。

「泰哥？」小馬的聲音很驚訝，「你不是……不做了嗎？」

「幫我查一個人。」阿泰說，「梁振華，四十四歲。」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

「泰哥，這是犯法的。」

「我知道。」阿泰說，「你上次那件事，也是犯法的。」

小馬沒有再說話。二十分鐘後，一條短訊傳進舊手機。上面有梁振華的銀行戶口結餘，三個月內的出入紀錄，一張信用卡的欠款，兩筆私人貸款的還款逾期通知。

第二個電話打給「阿B財務」。

阿B是他以前的同行，現在自己開了一間小財務公司，在觀塘一棟工廈裡。阿泰報出梁振華的名字，阿B笑了。

「泰哥，你消息真靈通。那個人欠我三萬八，拖了四個月了。我正想找人去跟一跟。你回來了？」

「沒有。」阿泰說，「我只是問問。」

「那你問來做什麼？」

「做社工。」

阿B在電話那頭笑了很久，笑到咳嗽。

第三個電話打給「肥黎麻將」。

肥黎在黃大仙開了一間麻將館，開了二十年。梁振華每個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都會去，每次都輸。他在肥黎那裡掛了一萬二的帳。

阿泰把這些數字一個一個寫在一張餐紙上。銀行欠款，財務公司，麻將館，還有梁振華工作的貨倉地址，在新蒲崗一棟工業大廈的地下。

他看著那張餐紙，右手拇指摩擦著鼻樑。

這一套他太熟了。每一個人都有一張這樣的紙。每一張紙上都有一個人最怕別人知道的東西，和最怕被別人找到的地方。以前，他拿著這樣的紙，去找那個人，站在他面前，什麼都不用做。紙上的數字自己會說話。

那時候，他覺得自己在做壞事。

現在，他看著餐紙上的數字，想起小雨左手臂上那圈舊疤。

他把餐紙摺好，放進口袋，喝完最後一口凍檸茶。檸檬片沉在杯底，被冰塊壓得扁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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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路過，是星期二中午。

新蒲崗那棟工業大廈的地下是一個貨倉，捲閘拉起了一半，裡面堆滿了卡板和紙箱，一部黃色的叉車在紙箱之間來回穿梭，發出嘟嘟的倒車提示聲。空氣裡有柴油、紙皮和汗水的味道。

阿泰站在對面馬路的行人路上。

他什麼都沒有做。他沒有打電話，沒有抽煙，沒有看手機。他只是站在那裡，雙手插在工作褲的口袋裡，身體靠著一根燈柱。

十二點二十分，叉車停了。一個男人從駕駛座上跳下來。

他四十多歲，中等身材，肚子微凸，穿一件藍色的工作服，工作服的袖子捲到手肘。他的手臂很粗，前臂上有一道燙傷的疤。

他點了一根煙，走到捲閘門口抽。

他抬頭，看見了對面馬路的阿泰。

阿泰也看著他。眼珠不動。

梁振華把煙從嘴裡拿下來，看了阿泰大約五秒。然後他轉身走回貨倉裡面，捲閘在他身後「嘩啦」一聲拉了下來。

阿泰又站了十分鐘，才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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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路過，是星期三晚上。

肥黎的麻將館在一個舊屋邨商場的三樓，門口掛著一盞紅燈籠，燈籠上的「發」字已經褪成了粉紅色。推門進去，是一陣麻將牌碰撞的嘩啦聲，和一團濃得看不見天花板的煙。

十二張檯，坐滿了九張。

梁振華坐在靠窗那一張，背對著門。

阿泰在他隔壁那張空檯坐下。摺椅在他身下吱地叫了一聲。肥黎從櫃檯後面探出頭，看見是他，一張胖臉上的肉抖了一下，然後什麼都沒說，把頭縮了回去。

阿泰沒有打牌。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支原子筆，橫放在麻將檯的綠色絨布上。筆尖對著梁振華的後背。

然後他坐著，一動不動。

梁振華打了三圈，輸了兩圈。第四圈開始的時候，他摸牌的手停住了。坐在他對面的一個阿伯抬起頭，順著他的眼神往阿泰那邊看，看見了那支筆，看見了那雙滿是舊疤的手，然後很快低下頭，假裝在理牌。

坐在梁振華左邊的一個女人把手上的牌「啪」地蓋在檯上，站起來說：「我去一下洗手間。」她沒有回來。

梁振華回過頭。

阿泰看著他。

梁振華的喉結上下動了一下。他把手上的牌推倒，說了一聲「不打了」，抓起外套就走。他經過阿泰身邊的時候，腳步沒有停，但他的肩膀縮了一下，好像在躲一陣風。

阿泰把原子筆收回口袋。

肥黎從櫃檯後面走出來，壓低聲音說：「泰哥，你這樣坐，我今晚生意都做不成了。」

「他欠你多少？」

「一萬二。」

「不用追了。」阿泰說，「他很快就會搬走。」

「搬走了我找誰收？」

阿泰看著肥黎，沒有說話。肥黎被他看了三秒，擺擺手，回到櫃檯後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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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路過，是星期五晚上九點。

梁振華住在黃大仙一個舊屋邨的十七樓。阿泰沒有坐電梯。他走後樓梯。

後樓梯的牆上是灰綠色的油漆，已經剝落了一大半，露出下面的灰色水泥。每一層的轉角都有一灘不知道是什麼的水漬，空氣裡混著尿騷味和煙味，還有一股潮濕的黴味。燈泡有一半是壞的，一層亮，一層暗，一層亮。

他走得很慢。他的皮鞋踩在水泥樓梯上，每一步都發出很清楚的聲音。

以前他就是這樣上樓的。慢慢地，讓聲音一層一層傳上去。

走到十六樓半的時候，上面那一層的防煙門打開了。

梁振華站在門口。

他穿著背心和短褲，手裡拿著一根鐵管。他的臉色發白，嘴唇在抖，手臂上那道燙傷的疤在昏暗的燈光下泛著光。

「你到底是誰？」他說，聲音很大，但尾音在發抖，「阿B的人？肥黎的人？我說了下個月還！」

阿泰站在樓梯上，比他低半層。即使低了半層，他的眼睛還是差不多跟梁振華平視。

他沒有看那根鐵管。

「我不收錢。」他說。

他的聲音很低，很慢，每一個字之間都有一個停頓。

「你在銀行欠四萬三。阿B那裡三萬八，利息另計。肥黎一萬二。你的貨倉老闆姓鄭，他不知道你每個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都在打麻將，也不知道你上個月請了兩天病假，其實是在沙田馬場。」

梁振華握著鐵管的手，慢慢垂了下來。

「我不收錢，」阿泰又說了一遍，「我只是記性很好。」

他往上走了一級樓梯。

梁振華往後退了一步。

「你女兒左手臂上有一圈疤，」阿泰說，聲音更低了，身體往前傾，「我也記得。」

後樓梯裡安靜得只聽得見某一層的水管在滴水。

梁振華的背貼到了防煙門上。他看著阿泰，看著那張方闊黝黑的臉，看著那個向左歪的鼻子，看著那隻缺了一小塊的左耳垂。

他的嘴巴張開，又合上，什麼都沒有說出來。

阿泰轉身，一級一級地走下樓梯。皮鞋踩在水泥上，嗒，嗒，嗒。

他沒有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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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早上，雷姑娘在走廊上攔住他。

她手裡拿著一份文件，是區域辦事處轉過來的通知。梁振華在星期六退租了屋邨的單位，搬走了，沒有留下新地址。他在星期日打電話給學校，說他要去內地工作，女兒暫時交給她的姨媽照顧。

小雨的姨媽住在樂富，是一個在街市賣菜的女人，五十歲，沒有結婚，她說她願意照顧外甥女。

一宗拖了八個月的個案，一個星期就解決了。

雷姑娘把老花眼鏡戴上，低頭看著阿泰交上來的個案紀錄。紀錄很整齊，一共四頁，每一頁都寫得清清楚楚：日期、時間、地點、跟進方式。

「九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學校面談。」

「九月二十三日，中午十二時，外展探訪（案主父親工作地點附近）。」

「九月二十四日，晚上八時，外展探訪（社區設施）。」

「九月二十六日，晚上九時，家訪（未能入屋，於樓梯間與案主父親作簡短面談）。」

每一條都是真的。每一條都無懈可擊。

雷姑娘讀完了，把眼鏡摘下來，讓它垂在胸前。

「外展探訪，」她說，「社區設施。」

「麻將館。」阿泰說。

雷姑娘看著他。她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然後她從胸前口袋裡抽出一支筆，在個案紀錄的最後一頁，「主任審閱」那一欄，簽了自己的名字。

「結案率，」她說，把文件夾遞回給他，「我們中心去年是全區最低的。」

她轉身走回辦公室，門上那張去年的聖誕節貼紙，在走廊的日光燈下反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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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點，小雨的姨媽帶她來中心，簽一些文件。

阿泰在面談室等她們。冷氣機還在漏水，鐵桶裡的水又多了一點，那隻淹死的飛蛾已經沉到了桶底。

姨媽是個矮胖的女人，身上還有一股街市的魚腥味和青菜的泥土味，說話很快，一坐下就開始簽名，一邊簽一邊說「多謝你們」、「多謝你們」。

小雨坐在姨媽旁邊的摺椅上，雙腳還是碰不到地。

她還穿著那件大兩個尺碼的藍色外套。九月底了，天氣還很熱，面談室的冷氣又在漏水，根本不夠冷。她的額頭上有一層細細的汗，但她沒有脫外套。

阿泰把原子筆放在摺檯上。筆尖對著他自己。

「小雨，」他說，「你爸爸去內地工作了。」

小雨把袖口往下拉，拉過手掌。

「嗯。」

「你以後跟姨媽住。」

「嗯。」

「有什麼事，可以來這裡找我。」

小雨沒有說話。

她把頭上的粉紅色髮夾拔下來，打開，合上。喀。打開，合上。喀。

姨媽簽完了最後一份文件，站起來說：「走吧，小雨，跟叔叔說再見。」

小雨從摺椅上滑下來。她的腳終於碰到了地。她背起那個卡通熊書包，書包的一邊肩帶已經斷了，用一條橡皮筋綁著。

她走到門口，停住了。

她回過頭，沒有看阿泰的臉。她看著他放在摺檯上的那雙手，那雙指關節上全是舊疤的手。

然後她開口了。那是她見他以來，說過最長的一句話。

她的聲音很小，但很清楚，每一個字都清清楚楚地落在面談室的水泥地上，像冷氣機滴進鐵桶裡的水。

「叔叔，」她說，「你是不是以前也來我家收過錢？」

叮。

冷氣機的水滴進了桶裡。

阿泰坐在那張吱吱作響的摺椅上，看著門口那個穿著父親外套的小女孩。

他的眼睛，第一次，轉向了門口，確認出口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