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話　兩套紀錄

「不是我。」

阿泰說這三個字的時候，聲音很低，低得幾乎被冷氣機的滴水聲蓋住。

小雨站在面談室門口，背著那個斷了一邊肩帶的卡通熊書包，藍色的大外套一直垂到她的膝蓋。她沒有走。她的眼睛還停在他的手上。

「但是一樣。」她說。

「什麼一樣？」

小雨想了想。她把粉紅色的髮夾從頭髮上拔下來，打開，合上。喀。

「上樓梯的聲音。」她說，「很慢。一級一級。每一級都很大聲。」

阿泰沒有說話。

星期五晚上九點，黃大仙那座舊屋邨的後樓梯，他的皮鞋踩在水泥梯級上，嗒，嗒，嗒。他走得很慢，讓聲音一層一層地傳上去。那是他十二年來上樓的方法，他以為只有門後面那個欠錢的人聽得見。

十七樓的防煙門後面，除了梁振華，還有一個九歲的孩子。

「那些人，」小雨說，「以前也是這樣上樓的。每一次，爸爸聽見了，就會把我放進衣櫃。」

她把髮夾別回頭髮上。

「後來他們走了，」她說，「爸爸就會很生氣。」

姨媽在走廊上喊她的名字。小雨轉身，走了。她走路的時候，那件大外套的衣角拖在地上，掃過面談室門口的地板，掃起一小團灰。

阿泰坐在那張吱吱作響的摺椅上，看著空空的門口。

叮。冷氣機的水滴進了桶裡。

他伸出右手拇指，慢慢地摩擦著自己那道歪掉的鼻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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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他從床底下拖出一個鞋盒。

他住在鑽石山一個舊公屋單位，二百多呎，一個人住。床底下除了那個鞋盒，只有一個行李箱和一雙沒穿過的新皮鞋。鞋盒是一個很舊的運動鞋盒，盒蓋用膠紙封了三圈，膠紙已經發黃，一撕就碎。

盒子裡是十二本簿子。

黑色硬皮的小簿子，巴掌大，每一年一本。封面上用白色油漆筆寫著年份。這是他以前工作時用的。每一個欠債的人，他都會在簿子上記一頁：名字、地址、欠誰、欠多少、在哪裡上班、孩子讀哪間學校、每個星期幾去打麻將、老婆知不知道。

三年前他不做了，他把這些簿子封進鞋盒，塞到床底，本來打算有一天拿去燒掉。

他一直沒有燒。

他坐在床邊，一本一本地翻。紙頁已經有點發潮，翻起來軟軟的，帶著一股黴味和舊原子筆油的氣味。窗外的鑽石山站有列車開過，整座樓輕輕地震了一下，天花板上的燈泡晃了晃。

在第九本，他找到了。

那一頁的字跡是他自己的，粗，斜，用力。

「梁振華。黃大仙某邨十七樓。欠：阿B財務，一萬五（本）。貨倉叉車。星期三、六，肥黎。有一女，約五歲。」

下面一行，是另一種顏色的筆，後來加上去的：

「光仔跟。帶人在門口站，三晚。」

再下面一行：

「已清。」

阿泰看著那兩個字。已清。

那一年，他是組長。他手下有四個人，光仔是其中一個。光仔跟一個案子，要先向他報告；光仔帶人去站門口，是他點的頭。三晚之後，梁振華把錢還清了。他不知道梁振華是從哪裡弄來的錢，也沒有問。

他只記得那一年，他的團隊在公司裡的回收率排第一。

他把簿子合上，放在膝蓋上。

五歲。那時候的小雨，大概比那張兒童木椅還矮。她被放進衣櫃裡，聽著門外那些人一級一級地上樓，聽著門外站了三晚的腳步聲。

他沒有去過那扇門。

他派人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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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早上，中心的個案會議。

會議室在走廊的另一頭，比面談室大一點，有一張長檯，十張椅子，一塊白板。白板的右邊貼著一張表格，表格上是中心每一位社工的名字，名字後面是一行數字：跟進中個案、本月結案、平均處理日數。

表格是雷姑娘上個月貼的。區域辦事處的新指引：每間中心每季要交一份「服務成效報告」，結案率和處理日數會直接影響下一年的撥款。

阿泰的名字寫在最下面，是雷姑娘用藍色白板筆補上去的，比其他人的名字大一點。

他的「本月結案」那一格，寫著一個「1」。

「梁小雨個案，」雷姑娘戴上老花眼鏡，珠鏈在胸前晃了一下，「已結案。案主現由姨媽照顧，學校報告案主情緒穩定，出席正常。」

她說得很平淡，像在唸天氣報告。

坐在長檯另一邊的周凱琳推了推她的圓框眼鏡，舉起手。

「雷姑娘，」她說，「我想問……梁振華先生是自己搬走的嗎？」

「是。」

「那我們有沒有了解過，他為什麼突然決定搬走？八個月來他都不肯合作——」

「凱琳，」雷姑娘把老花眼鏡摘下來，讓它垂在胸前，「案主安全了。這是最重要的。」

周凱琳沒有再問。她低頭看著自己的筆記簿，筆尖在紙上點了幾下，點出了一排小黑點。

阿泰坐在長檯的最尾，椅子在他身下吱了一聲。他把原子筆橫放在桌上，筆尖對著自己。

雷姑娘翻開下一個文件夾。

「下一個，」她說，「譚家。阿泰，你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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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家的個案，他用了九天。

譚太太三十五歲，兩個孩子，一個六歲，一個三歲。丈夫譚先生在酒樓做廚房，每個月發薪那天都會喝酒，喝完回家就打人。譚太太報過兩次警，兩次都在最後撤回了。她說：「他是孩子的爸爸。」

阿泰打了兩個電話。

譚先生欠一個放高利貸的人八萬元，那個人姓鄧，在九龍城開一間「財務公司」，阿泰以前跟他喝過很多次茶。

他沒有叫鄧老闆去追債。他只是約鄧老闆喝了一杯奶茶，在一間開到凌晨的茶餐廳，最裡面的卡座。他告訴鄧老闆，譚先生下個月可能會換工作去內地，到時候錢就很難收了。

三天後，鄧老闆的人開始在譚先生上班的酒樓後門「路過」。

第七天，譚先生辭了工，搬去了元朗一個遠房親戚的家，說要避一避。

第九天，譚太太在中心的面談室裡簽了禁制令的申請表。她簽名的時候手在抖，抖得寫錯了一個字，要劃掉重寫。

「何先生，」她說，「他真的不會回來嗎？」

阿泰看著她。他看人的時候眼珠不動，好像在估算對方身上值多少錢。可是這一次，他估算的不是錢。他估算的是這個女人還能撐多久，她的兩個孩子還要看多少次發薪日。

「他短時間內不會回來。」他說。

他沒有說「永遠」。他以前做那一行，學會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說「永遠」。

個案紀錄上，他寫：

「十月二日，下午三時，家訪。」

「十月四日，晚上十時，外展探訪（社區設施）。」

「十月七日，上午十一時，陪同案主往法院查詢禁制令申請程序。」

每一條都是真的。每一條都無懈可擊。

外展探訪，社區設施。九龍城的茶餐廳，最裡面的卡座，一杯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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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是黎家。

黎太太四十二歲，單親，三個孩子，最大的十三歲，最小的七歲。學校轉介，原因是三個孩子經常沒吃早餐就上學，最小那個有一次在課室裡暈倒。黎太太每天晚上都去麻將館，打到凌晨三四點，白天睡到下午，孩子們自己上學、自己回家、自己用微波爐熱冷飯。

阿泰去了肥黎的麻將館。

他沒有坐下，也沒有把原子筆放在麻將檯上。他只是站在櫃檯前面，對肥黎說了一個名字。

肥黎那張胖臉上的肉抖了一下。

「泰哥，」他壓低聲音，「她是熟客，每個星期來六晚，從來不欠帳——」

「黃大仙有多少間麻將館？」阿泰問。

「十幾間吧。」

「你認識幾個老闆？」

肥黎看著他，看了三秒，嘆了一口氣。

一個星期之內，黃大仙區每一間麻將館的櫃檯後面，都貼了一張手寫的小紙條，紙條上只有一個名字。黎太太走進任何一間，老闆都會很客氣地說：「黎太，今晚滿檯了。」

第十一天，黎太太開始在家裡吃晚飯。

第十五天，學校社工打電話來說，黎家三個孩子這個星期全勤，最小那個在美勞課畫了一幅畫，畫的是一家四口圍在一張摺檯前面吃飯，桌上有一碗很大的湯。

雷姑娘把那幅畫的影印本貼在了中心的壁報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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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底，白板右邊那張表格上的數字變了。

阿泰的「本月結案」那一格，寫著「7」。

中心其他社工，最高的是「2」。

他的「平均處理日數」那一格，寫著「11」。中心的平均數是「143」。

他的名字，從表格的最下面，被雷姑娘移到了最上面。這一次，她用的是紅色的白板筆。

周凱琳站在白板前面，看了很久。

她是在一個星期三的下午，在茶水間裡叫住他的。茶水間很小，一部熱水器，一個微波爐，窗口對著停車場，停車場的積水映著灰白的天。

「泰哥，」她說，手裡捧著一杯即溶麥片，麥片的熱氣把她的圓框眼鏡蒙上了一層白霧，「你可以教我嗎？」

「教什麼？」

「你怎麼做到的。」她說，「七個個案。一個月。我跟了譚家兩年，譚太太撤回了兩次報案，我什麼都做不到。你九天。」

阿泰看著她。她二十六歲，讀了四年社工，實習了兩年，考了證照，每一份個案紀錄都寫得比他整齊十倍。她相信制度，相信評估表格、個案會議、跨專業合作。她相信只要按程序做，事情就會好起來。

她的眼鏡慢慢地從白霧變回透明，眼睛裡的東西很清楚：她很想知道。

阿泰的聲音降了下來。

「凱琳，」他說，「你不要學。」

「為什麼？」

他沒有回答。他把手裡那杯白開水喝完，把杯子放進洗手盆，側身擠出了茶水間的門。

他走了幾步，聽見周凱琳在後面說了一句話。聲音很小，大概不是說給他聽的。

「可是有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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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初，雷姑娘叫他進辦公室。

她的桌上那盆綠蘿，不知道什麼時候換了一盆新的，葉子很綠，很亮。門上那張去年的聖誕節貼紙還在，旁邊多了一張區域辦事處的嘉許信，信封上印著一個大大的紅色印章。

「本季的服務成效報告，」她戴上老花眼鏡，把一份文件推到他面前，「我們中心的結案率，由全區最低，升到全區第三。區域辦事處打電話來，問我們用了什麼新的介入模式。」

阿泰看著那份文件，沒有說話。

「我跟他們說，」雷姑娘說，「我們加強了外展。」

她把老花眼鏡摘下來，垂在胸前。珠鏈輕輕地晃。

「阿泰，」她說，「我不問你怎麼做。」

她頓了一下。

「你也不要告訴我。」

阿泰看著她。她五十出頭，花白的短髮，眼角的皺紋很深，是那種在這一行做了三十年的人才會有的皺紋。她見過太多撤回的報案、太多「家長否認有關指控」、太多拖了八個月還在「繼續跟進」的個案。她見過的孩子，比他見過的欠債人還多。

他明白了。她不是不知道。她是選擇了不知道。

「雷姑娘，」他說，「如果有一天出事——」

「那就是你一個人的事。」雷姑娘說，語氣很平淡，「你的紀錄寫得很好。每一條都是真的。」

她把那份成效報告收回抽屜裡。

「明年的撥款，」她說，「我們保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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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中旬，第一個舊同行找上門。

那天下午下著雨，停車場的積水一片一片地反著光，雨點打在水面上，碎成一圈一圈的漣漪。面談室的冷氣機還在漏水，叮，叮，鐵桶裡的水快滿了。

阿B坐在摺椅上。

他五十歲，禿頭，戴一副很厚的金框眼鏡，穿一件格子襯衫，肚子把襯衫最下面兩顆鈕扣撐開了一道縫。他坐下去的時候，摺椅沒有叫。他比阿泰輕了至少二十公斤。

他手裡拿著一個紙袋，紙袋裡是兩盒蛋撻，還是熱的，牛油的香味把面談室裡那股黴味蓋掉了一半。

「泰哥，」他說，笑著把紙袋放在摺檯上，「來看看你。」

阿泰沒有碰那兩盒蛋撻。他把原子筆從口袋裡拿出來，橫放在摺檯上。

筆尖對著阿B。

阿B看了一眼那支筆，笑容僵了一下，然後又笑開了。

「泰哥，你還是這樣。」他說，「我不是來找麻煩的。我是來談生意的。」

「我現在是社工。」

「我知道，我知道。」阿B搓了搓手，「我聽說了。譚家，黎家，還有那個叫什麼的，梁振華。鄧老闆跟我說了，肥黎也跟我說了。泰哥，你這一手，全九龍都在說。」

阿泰沒有說話。

「你聽我說，」阿B身體往前傾，壓低了聲音，「你手上那些家庭，十個有八個欠錢。老公欠，老婆欠，有的連十幾歲的孩子都借了網上的快速貸款。你要把打老婆的老公趕走，我要把他們欠的錢收回來。」

他伸出兩隻手指，並在一起。

「我們合作。你告訴我名字，我派人去『路過』。你不用出手，你乾乾淨淨，照樣寫你的紀錄。人走了，你結案；錢收了，我分你三成。」

他頓了一下，又補了一句。

「一次過。大家都好。」

叮。冷氣機的水滴進了桶裡。

阿泰看著他，眼珠不動。

然後他的身體往前傾，傾得很慢，傾到那張摺檯的邊緣抵住了他的肚子。他的聲音降得很低，低得阿B要把頭湊過來才聽得見。

「阿B，」他說，「你出去。」

阿B沒有動。他看著阿泰，看著那張方闊黝黑的臉，看著那個向左歪的鼻子，看著那隻缺了一小塊的左耳垂。他的喉結動了一下。

然後他站起來，把那個紙袋留在檯上，拍了拍自己的格子襯衫。

「好，好。」他說，「我走。泰哥，我就問你一句。」

他走到門口，回過頭。

「你現在做的，跟我們以前做的，有什麼分別？」

阿泰沒有回答。

「分別只是，」阿B說，「你現在沒有收錢。」

他從襯衫口袋裡掏出一張名片，放在門口的小櫃上，名片上印著一間財務公司的名字，和一個手機號碼。

「對了，」他說，「光仔也在問你。他說他有更大的生意。」

他走了。

面談室的門慢慢地關上。那兩盒蛋撻還放在摺檯上，熱氣從紙盒的縫隙裡慢慢地冒出來，一縷一縷的，在昏黃的燈光下轉著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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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下午，阿泰去了樂富街市。

街市很吵，很濕，很擠。地上永遠是濕的，水從魚檔的膠盆裡溢出來，混著菜葉、魚鱗、和一種很淡的血水，在地磚的縫隙裡慢慢地流。空氣裡是魚腥、菜的泥土味、燒臘檔的油香、和一點點消毒水。攤販在喊價，拖著手推車的老太太在罵人，收音機裡在播賽馬。

小雨的姨媽的菜檔在街市的最裡面，靠近後門。

小雨坐在菜檔後面，一張紅色的塑膠矮凳上，面前是一個倒轉過來的膠箱，當作書桌。她在寫功課。她還是穿著那件藍色的大外套，袖子捲了三捲，還是蓋住了半隻手。頭髮上別著那個粉紅色的髮夾。

她的瀏海又剪過了。這一次，左邊短得更多，右邊還是長的，歪得更厲害了。

阿泰側身擠過兩個菜籃，走到菜檔前面。

姨媽正在秤一把菜心，看見他，愣了一下，然後很熱情地喊：「何先生！何先生來了！小雨，何先生來看你！」

小雨抬起頭。

她的眼睛先落在他的手上。

阿泰把雙手插進了工作褲的口袋裡。

小雨看了看他的口袋，又低下頭，繼續寫功課。她寫的是中文作文，題目是「我的家」。格子紙上只寫了三行，每一行的字都擠在格子的正中間，很整齊，很小。

阿泰在菜檔旁邊站著，沒有說話。一個買菜的阿婆撞了他一下，抬頭看見他的臉，嚇了一跳，連忙說對不起，拖著手推車快步走了。

「小雨，」他說，「你的作文寫了什麼？」

小雨把袖口拉過手掌，蓋住了那張格子紙。

「還沒有寫完。」

「可以給我看嗎？」

小雨想了想，把手移開了。

格子紙上的三行字是這樣的：

「我的家在十七樓。我的家有一個衣櫃。衣櫃裡面很黑，但是很安靜。」

阿泰看著那三行字。

姨媽在旁邊壓低聲音說：「她晚上睡覺都不肯脫那件外套。我說洗一洗，她不肯。我說給她買一件新的，她也不肯。」

小雨沒有聽見姨媽的話，或者假裝沒有聽見。她拿起鉛筆，在第四行寫了一個字，又用橡皮擦掉了。她拔下頭上的髮夾，打開，合上。喀。打開，合上。喀。

「何先生，」她說，眼睛還看著那張格子紙，「爸爸在內地，有沒有吃飯？」

阿泰沒有回答。

他不知道梁振華在內地有沒有吃飯。他不知道梁振華是不是真的在內地。他只知道，梁振華在銀行欠四萬三，在阿B那裡欠三萬八，在肥黎那裡欠一萬二。他知道梁振華每個星期三和星期六去打麻將，知道他在沙田馬場請過病假。

他知道一個人身上所有值錢的東西，和所有怕人知道的東西。

他不知道那個人有沒有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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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他回到鑽石山那個二百多呎的單位，坐在床邊，把那十二本黑色的簿子排在床上。

然後他從背包裡拿出第十三本。

那是一本新的簿子，也是黑色的，巴掌大，硬皮。他是在十月初買的，在中心樓下的文具店，買的時候沒有想太多。

他翻開。

第一頁：「梁振華。已搬。去向：內地（未證實）。欠：銀行四萬三，阿B三萬八，肥黎一萬二。弱點：麻將、馬、女兒。」

第二頁：「譚志強。已搬（元朗）。欠：鄧老闆八萬。弱點：酒、工作、面子。」

第三頁：「黎太。已戒（暫時）。欠：無。弱點：麻將、寂寞。」

第四頁。第五頁。第六頁。

一直到第二十三頁。

二十三個家庭。每一個家庭，他在中心的電腦系統裡都有一份個案紀錄，紀錄上寫著「家訪」、「外展探訪（社區設施）」、「陪同案主」，每一條都是真的，每一條都無懈可擊。

而在這本簿子裡，他寫的是另一套東西。欠誰，欠多少，在哪裡上班，怕什麼，愛什麼，老婆知不知道，老闆知不知道。每一頁都用他以前的格式，粗，斜，用力。

兩套紀錄。一套給制度看，一套給自己看。

他坐在床邊，看著床上排成一排的十三本黑色簿子。窗外，鑽石山站有一列車開過，整座樓輕輕地震了一下，天花板的燈泡晃了晃，燈光在十三本簿子的封面上來回掃過。

他想起阿B的話。你現在做的，跟我們以前做的，有什麼分別。

他想起小雨作文簿上的那三行字。衣櫃裡面很黑，但是很安靜。

他伸出右手，拿起第十三本簿子，放在掌心掂了掂。很輕，一百多頁的紙，比一部手機還輕。

十二年來，他收過幾百萬的債，簿子從來只是一本工具，用完就封進鞋盒。

可是這一本不一樣。這一本裡面，有二十三個家庭最怕別人知道的事，有二十三個男人和女人的欠款、地址、弱點，而且每一個名字，都連著一份政府資助機構的正式個案紀錄。

他把簿子放下，右手拇指摩擦著鼻樑。

他第一次覺得，這本簿子，很值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