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話 最後一分鐘的節拍
【治療紀錄 個案編號 0417 第一節】
【日期：九月八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三時至三時五十分】
【轉介來源：耳鼻喉專科及精神科聯合轉介】
【主訴：心因性失聲，病程約三年。聲帶結構經檢查無異常。】
我寫紀錄一向用鉛筆。
二B，削到剛好露出一公分的筆芯。原子筆寫下去的東西擦不掉，而一節治療結束之後，我常常要回頭改掉一兩個字。形容詞尤其多。「焦慮」其實是「警覺」，「抗拒」其實是「疲倦」。一個字寫錯了，下一節我看那個人的眼光就會跟著錯。
那天下午兩點四十分，我比平時早了二十分鐘開始準備。
治療室在灣仔一幢舊樓的三樓，沒有升降機，樓梯的扶手是木頭的，被幾十年的手磨得發亮。房間不大，只放得下一台立式鋼琴、兩張扶手椅、一張矮桌和一盞落地燈。四面牆貼著灰色的吸音棉，看起來像一個很安靜的蜂巢。
唯一的窗對著莊士敦道。電車每隔兩三分鐘經過一次，叮叮兩聲，隔著雙層玻璃傳進來，聲音變得很軟，像有人在遠處敲一個碗。
我把鞋子脫在門口，排好。赤腳踩在木地板上，地板是溫的，下午的陽光從窗口斜斜照進來，照在地上一條一條，蜜色的，照到鋼琴的琴身上，那層深棕的漆光亮得像糖漿。
我打開琴蓋，按了一個中央C。
聲音很圓。舊鋼琴的聲音，木頭和羊毛氈的聲音。空氣裡也是那種氣味，木頭、氈、一點點樟腦。
我又按了中央C下面的降B。
那個音有一點點偏低。很少，大概只有十幾個音分。一般人聽不出來。
我聽得出來。我已經三年沒有找人來調它了。
我把琴蓋放下，坐到靠窗那張扶手椅上。扶手椅的絨布是深綠色的，坐的地方被磨得發亮，手摸上去滑滑的，有一點涼。我坐下的時候背不碰椅背，雙手疊在膝上。
這是我等人的姿勢。我等了很多年，等過很多人，等到身體自己記住了。
轉介信我已經讀了三遍。
陸應之，三十八歲，前職業歌手。三年前的十月，他在紅館一場演唱會的第十四首歌中途失聲。不是破音，不是啞，是完全沒有聲音。他站在台上，張著嘴，一萬多人看著他，他發不出一個音。
之後他做過一次聲帶手術，切除了一粒小息肉。醫生說手術很成功，聲帶完全正常，理論上他應該可以說話、可以唱歌。
但他沒有。三年了，他只能發出氣音。
精神科的報告寫著：創傷後壓力反應，心因性失聲，對語言治療反應欠佳，建議嘗試音樂治療。
報告的最後一行，醫生用手寫加了一句：「病人本人對治療的意願：不明確。」
前一天晚上，寫報告的杜醫生打過電話給我。
她是我讀碩士時的同學，說話很快，喜歡在電話裡吃東西，那一晚她在嚼一塊蘇打餅，咔嚓咔嚓，聲音透過聽筒傳過來。
「我要先跟你說一件事，」她說，「報告裡沒寫。」
「你說。」
「他失聲那一晚，第十四首歌，」她停了一下，餅乾不嚼了，「他不肯告訴任何人是哪一首。演唱會的歌單在網上查得到，可是那一晚他臨時換了歌，樂隊的人說，前奏一出來，他們都沒有排練過那一首。」
「然後？」
「然後他唱了第一句的第一個字，就沒有聲音了。」杜醫生說，「三年了，我問過他十幾次，他每次都在簿子上寫同一句：不記得了。」
「你相信嗎？」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
「靜，」她說，「一個歌手，不記得自己最後唱的是哪一首歌。你相信嗎？」
我沒有答。
我在電話這頭，用鉛筆在轉介信的頁邊寫了三個字：第十四首。然後又把它擦掉了。
有些東西，不應該在第一次見面之前就寫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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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點零二分，樓梯上響起腳步聲。
很慢，很重，一級一級。走到二樓的時候停了一會，好像在考慮要不要繼續往上走。然後才又響起來。
門外有人站定了。
沒有敲門。
我等了十秒，站起來，走過去開門。
他比我想像中高。
一百八十公分以上。可是他站在門口的樣子，肩膀向內收著，頭微微低下，好像想讓自己佔用走廊裡更少的空間。一個那麼高的人把自己縮成那樣，看起來比矮的人更小。
他穿一件黑色長袖圓領T恤，外面一件舊皮外套，皮革的邊角已經磨白了。九月的灣仔還是三十度，他穿皮外套。
我先看他的喉嚨。
這是職業習慣。我看人的時候，眼睛會先落在對方的喉嚨上，看喉結的位置，看呼吸時頸部肌肉的起伏。一個人是鬆是緊，脖子先說出來。
他的喉結很明顯，喉結右側有一道細長的疤，淺粉色，大約四公分長，是手術留下的。他的呼吸很淺，淺到幾乎看不見胸口在動，只有頸側那條肌肉一下一下地繃著。
然後我才看他的臉。
瘦削的長臉，膚色偏黃，兩頰凹進去，下巴上一層沒刮的鬍渣。濃黑的一字眉，眼睛很大，很深。
他在看我的嘴。
不是眼睛，是嘴。我後來才知道，他這三年來都是這樣看人的。他不能說，只能聽，所以他看著聲音出來的地方。
「陸先生，」我說，「我是韓靜。請進。」
他點了一下頭。
他進門之前，先低頭看見了我擺在門口的鞋，又看了看我赤著的腳。他停了一下，然後彎下腰，把自己的黑色靴子脫了，放在我的鞋旁邊，擺得跟我的一樣整齊。
他的襪子是灰色的，左腳大拇指的位置破了一個小洞。
他看見了那個洞，腳趾縮了一下。
我假裝沒有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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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坐在另一張扶手椅上。
那張椅子對他來說太小了，他的膝蓋頂得很高，兩條長腿不知道要放在哪裡，最後側向一邊。他從皮外套的口袋裡掏出一本硬皮小簿和一支鉛筆，放在大腿上。
簿子是黑色的，封面已經磨出了白邊，簿子的側面鼓起來，裡面的紙大概寫過很多遍。
他的左手腕上戴著一串木珠，深褐色，每一顆都磨得發亮。
他用手把垂在臉旁的頭髮往後一攏。他的頭髮很長，黑色，過了肩膀，沒有綁，攏上去之後很快又垂下來。
「今天，」我說，「我們有五十分鐘。」
他看著我的嘴。
「這五十分鐘裡面，你不需要發出任何聲音。」我說，「也不需要寫任何東西，除非你想寫。你可以坐著，可以看窗外，可以閉上眼睛。如果你想離開，隨時可以離開。」
我說每一句之後，都留了一拍空白。
這也是職業習慣。人說話的時候，句子和句子之間的空隙，是給對方呼吸的。
他沒有動。
過了很久，他拿起鉛筆，在簿子上寫了幾個字，然後把簿子轉過來，面向我。
他的字寫得很大，很用力，筆畫幾乎要把紙劃破：
「我不是來唱歌的。」
「我知道。」我說。
他又寫：
「是醫生叫我來的。」
「我也知道。」
他看著我，看著我的嘴，等我說下去。
我沒有說下去。
我把目光從他的臉上移開，轉向窗口。電車剛好經過，叮叮兩聲，一輛綠色的電車，車身上的廣告是一個牙膏的笑臉。
我數著自己的呼吸。吸氣四拍，停兩拍，呼氣六拍。
我沒有叫他跟著做。我只是自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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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十分鐘，他一直看著我。
我能感覺到他的目光。從我的臉，到我的喉嚨，到我放在膝上疊著的手，再回到我的臉。他在等我做什麼，等我說一段話，等我開始治療。
我什麼都沒有做。
第二個十分鐘，他開始看房間。
他看那台鋼琴，看了很久。看吸音棉，看落地燈，看矮桌上一盒紙巾和一壺水。他的目光在鋼琴上停留的時間，是其他東西的三倍。
第三個十分鐘，他看窗外。
陽光在移動。從地板上移到了他的腳邊，照在他那隻破了洞的襪子上。他沒有把腳移開。
我在心裡默默記下：他沒有移開。
第四個十分鐘，他的呼吸變了。
很細微。胸口開始有了起伏，一下，一下，慢慢地，接近我的節奏。吸氣四拍，停兩拍，呼氣六拍。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意的。大概不是。人的呼吸在安靜的房間裡，會慢慢靠近另一個人的呼吸，就像兩座擺鐘放在同一面牆上，過一段時間會擺成同一個節拍。
這是物理。不是別的。
我這樣告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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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十分鐘快結束的時候，我做了一件後來證明太早的事。
我站起來，走到鋼琴前面，打開琴蓋，坐下。
我沒有看他。我背對著他，只彈一個音。很低的一個D，用左手，按下去，踩住延音踏板，讓那個音在房間裡慢慢散開，像一滴墨滴進一杯清水。
然後我在他呼氣的時候再按一次。
吸氣的時候放開。呼氣的時候按下。
這是最基本的方法。不要求對方做任何事，只是讓他的呼吸有一個聲音陪著。很多失語的病人，在這一步會開始哼氣。有一個中風的老先生，在第三節就跟著那個D哼出了一聲很長的「嗯」，哼完他自己哭了，說那是他兩年來第一次聽見自己的聲音。
我按了第三次。
身後傳來一聲很輕的響動。
是扶手椅的木腳在地板上刮了一下。
我回過頭。
陸應之的雙手捂住了自己的喉嚨。
他的兩隻手疊在一起，按在喉結上，按在那道疤上，指節發白。他的肩膀縮得比剛進門的時候更緊，整個人往扶手椅深處陷進去。他的眼睛沒有看我，也沒有看鋼琴，他看著地板上某一個點，眼珠一動不動。
他的呼吸又變回了剛進門時那樣。淺，快，只剩頸側那條肌肉在繃。
我把腳從踏板上移開。
那個D的餘音在吸音棉裡很快就被吞掉了。房間一下子靜得只剩下窗外遠遠的車聲。
我慢慢合上琴蓋。合得很輕，沒有發出一點聲音。
我走回扶手椅，坐下，雙手疊在膝上，背不碰椅背。
「對不起，」我說，「太早了。」
我停一拍。
「今天不會再有琴聲。」
他沒有看我。可是過了大概一分鐘，他的手從喉嚨上慢慢放了下來，放回大腿上，放在那本硬皮小簿上。
他的手指在簿子封面上摸索了一會，拿起鉛筆，好像要寫字。
筆尖按在紙上，按了很久。
啪。
筆芯斷了。
一小截黑色的石墨彈到地板上，滾了兩下，停在我的腳邊。
他看著那截斷掉的筆芯，嘴巴張開了一點，好像想說什麼。他的嘴唇很乾，裂開了一道小口。
然後他把嘴閉上，把那支斷了芯的鉛筆放回口袋。
我在心裡記下：琴聲，觸發恐懼反應。雙手護喉。
我在心裡又記下另一件事：他拿鉛筆的手在抖，可是他按斷筆芯的那一下，是用了力的。
不是只有害怕。
還有生氣。
一個還會生氣的人，就還有東西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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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擺鐘，我想起屈宏。
我總是在不該想起他的時候想起他。
屈宏是我的前夫，一個作曲人。我們結婚九年，離婚三年。他寫流行曲，寫電視劇的主題曲，寫廣告的歌，寫過兩首很紅的情歌。
他坐著的時候總有一條腿在抖。他說那是在打拍子，腦子裡一直有音樂在走，停不下來。他戴一副圓圓的金屬框眼鏡，鬈曲的頭髮在後腦紮一個小髻，喜歡穿花花綠綠的夏威夷襯衫，一年四季都穿。
他的手指一刻都停不下來。在桌上，在方向盤上，在我的手背上，按和弦。
這台鋼琴是他買的。二手的，從一個移民的老師那裡搬來。每半年，他會親自調一次音。他說調音師調不出他要的聲音。
他走了之後，我沒有再找人調過。
降B偏低了十幾個音分。
我一直沒有去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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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個十分鐘，陸應之閉上了眼睛。
他的頭慢慢往後靠，靠在扶手椅的椅背上。他的長髮散在深綠色的絨布上，喉結上下動了一下，那道疤跟著動了一下。
他沒有睡著。我看得出來。他的手指在簿子的封面上，很輕很輕地在動。
我看著那些手指。
長，瘦，指甲剪得很短。左手的指尖有薄薄的繭，不是彈琴的繭，是按吉他弦的繭。他以前一邊彈吉他一邊唱。
那些手指在簿子上動著，動得很亂，沒有規律。像一個人在夢裡想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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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點二十分……不，是三點四十分。
我低頭看了一眼放在矮桌上的小鐘，才發現自己看錯了時間。我很少看錯時間。
還有十分鐘。
他睜開眼睛。
他看著窗外。太陽已經偏西了，陽光的顏色從蜜色變成了一種更深的琥珀色，照在對面舊樓的外牆上，照在一排生了鏽的冷氣機上。
電車又經過了。叮叮。
我開始準備結束。
我拿起放在矮桌上的鉛筆，翻開紀錄本，準備寫今天的紀錄。
【第一節觀察：】
【個案全程未發聲。】
【情緒：警覺。對治療師的非語言訊息有反應。】
【呼吸：初期淺促，第四個十分鐘後有自發同步——】
我停下來，把「同步」擦掉，改成「放緩」。
同步是一個太親密的字。我不應該在第一節就用這個字。
四十八分鐘。
四十九分鐘。
我抬起頭，準備說：「今天就到這裡。」
我還沒開口。
他站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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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起來的樣子，跟他進門時不一樣。
有一瞬間，他的肩膀打開了。背脊挺直，頭抬起來，下巴微微揚起，一隻腳往前半步，重心落在前腳掌上。
那是一個舞台上的站姿。
我在電視上見過這個站姿。很多年前，他在頒獎禮上唱歌的時候，就是這樣站的。燈光從上面打下來，他站在光的正中間，一隻手握著麥克風，一隻手張開，好像要把整個會場抱住。
那個站姿只持續了一秒。
然後他的肩膀又收了回去。他又變回了那個想讓自己佔用更少空間的人。
他走到鋼琴旁邊。
我沒有動。我的手疊在膝上，我感覺到自己的手指在用力，按住了自己的膝蓋。
他沒有打開琴蓋。
他站在鋼琴前面，低頭看著那塊深棕色的、閉合著的琴蓋，看了很久。陽光照在琴蓋上，照在他的手上。
然後他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琴蓋上敲了一下。
嗒。
木頭的聲音。空心的，悶悶的，從琴身裡面傳出一點點共鳴。
他又敲了一下。
嗒。
然後是兩下，很快。
嗒、嗒。
然後停。停了一拍。
然後又是一下。
嗒。
一、二、三三、停、五。
一個節拍。不是四四拍，不是三四拍。是一個很奇怪的、在第四拍故意留空的節拍。
他敲完了，把手收回來，放進皮外套的口袋裡。
然後他轉過身，看著我。
他看的不是我的嘴。
他看的是我的眼睛。
這是今天第一次。
我的呼吸停了一下。只有一下。然後我讓它回到四拍、兩拍、六拍的節奏。我示範給他看，也示範給我自己看。
「五十分鐘到了。」我說。
我的聲音跟平時一樣。柔，穩，句子之間留一拍空白。
他點了點頭。
他走到門口，蹲下，穿回他的黑色靴子。那隻破了洞的襪子被靴子吞沒了。他站起來，手按在門把上，停了一下。
他回過頭，好像想寫點什麼。他的手已經伸進了口袋，摸到了那本簿子。
最後他沒有拿出來。
他打開門，走了出去。
樓梯上響起腳步聲。很慢，很重，一級一級。跟上來的時候一樣。
走到二樓的時候，腳步聲沒有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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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扶手椅上坐了很久。
陽光從窗口一點一點退出去。地板上的光條變窄了，變淡了，最後只剩下窗台上一小片。房間暗下來，我沒有開燈。
電車經過。叮叮。
我低頭看著紀錄本。
【個案全程未發聲。】
我拿起鉛筆，在下面加了一行：
【最後一分鐘，個案主動走近鋼琴，以手指於琴蓋上敲出一個節拍。節拍結構：一、二、三三、（空）、五。】
我寫到這裡，停住了。
我應該再寫下去。寫這個節拍可能代表什麼。寫他走近鋼琴時的身體語言，寫那個舞台站姿，寫他最後看我的那一眼。
我寫了一句：
【個案離開前，首次與治療師有直接眼神接觸。】
我看著那一句，看了很久，然後用橡皮擦掉了。
紙上留下一片擦過的灰影。
我把鉛筆放下。我發現我的手在抖，很輕很輕，我把兩隻手壓在大腿下面，坐著，等它們停。
它們停了。
我把魚骨辮從左肩撥到右肩。
然後又撥回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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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點鐘，天完全黑了。
我開了落地燈。那盞燈的燈罩是米黃色的布，光是暖黃的，只照亮扶手椅旁邊一小圈，房間其他地方都沉在陰影裡。吸音棉吃掉了所有的回聲，房間安靜得像在水底。
我走到鋼琴前面，打開琴蓋。
我本來只是想收拾一下，把琴蓋上的灰塵擦掉，然後回家。
我的手卻自己放在了琴鍵上。
我試著把那個節拍彈出來。
一、二、三三、空、五。
我用中央C彈。然後用G。然後用一個和弦。
不對。聽起來什麼都不是。一個節拍放在錯的音高上，就只是一個節拍。
我又試了一次。這一次我沒有用手指彈琴鍵，而是學他那樣，閉上琴蓋，用食指和中指在琴蓋上敲。
嗒。嗒。嗒嗒。（空）。嗒。
我敲完了，手停在琴蓋上。
我覺得我聽過這個節拍。
在很久以前，在某一個我記不清楚的地方。它在我的記憶裡很淺的地方，淺得像是隨時可以撈上來，又深得像是永遠撈不上來。
我坐在琴凳上，坐了很久。
然後我站起來，關燈，走到門口去穿鞋。
我彎下腰的時候，看見門邊的地板上有一張紙。
一張從硬皮小簿上撕下來的紙，對摺了一次，放在他剛才脫靴子的位置。
我撿起來，打開。
上面的字寫得很大，很用力，跟他在治療時寫給我看的字一模一樣。筆畫幾乎要把紙劃破。
只有一行：
「你的琴，中央C下面那個降B，低了。」
我站在門口，手裡拿著那張紙。
屋外的電車又經過了。叮叮。叮叮。
三年了，走進這個房間的人，沒有一個聽出來。
除了那個一直負責調它的人。
我把紙摺好，夾進紀錄本裡，夾在今天那一頁，夾在那片被我擦掉的灰影上面。
然後我拿起鉛筆，在那片灰影旁邊，用很輕很輕的字，寫了一句不應該寫在紀錄本上的話：
【他聽得見。他比任何人都聽得見。】
我看著那一行字。
這一次，我沒有擦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