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話 四塊半
凌晨兩點四十七分，深水埗這個街角只剩兩樣東西還醒著。
一樣是便利店。
一樣是便利店最裡面那台冷凍櫃。
日光燈管冷白冷白地照下來，照得貨架上每一包薯片都像剛做完手術。關東煮的湯底在櫃檯旁邊慢慢滾，柴魚味浮在半空，一直浮到玻璃門，撞上門外燒臘店那塊橙紅色招牌的倒影，才散開。
鄧樂站在收銀台後面，重心放在左腳。
左腳比較耐用。右腳是上個月在後倉扭到的，公司賠了三百塊，他拿去買了一對新波鞋，波鞋比腳先好。
他二十四歲，一百七十六公分，瘦長，肩膀習慣往前縮，像隨時要替人擋一陣冷風。瀏海是自己剪的，剪成一個冬菇，太長了，上班就用一個黑色髮夾別到左邊。綠白條紋的制服背心下面，是一件洗到發黃的白 T 恤。褲袋裡插著一支原子筆，一疊收據，還有一顆喉糖，喉糖是三天前的，已經跟收據黏在一起。
店裡沒有客人。
夜班就是這樣。十一點到一點是醉的，一點到兩點是餓的，兩點以後是失眠的，失眠的人通常不買東西，只是進來吹冷氣，看一看，再走。
「喀。」
冷凍櫃又響了一聲。
那是一台九十年代的臥式冷凍櫃，白色的蓋子已經黃得像放久的豆腐，膠封邊發了黑霉，櫃底結著一層永遠化不掉的冰。總公司的維修單寫著「建議更換」，寫了三個月，日班店長輝哥說更換要等預算，預算要等總公司，總公司要等季度，季度要等天荒地老。
所以它還在。每隔一陣就喀一聲，像一個老人在咳，又咳不出什麼。
阿樂拿原子筆的筆尾在櫃檯上敲了兩下。
「八十九塊九。」他自言自語。
這是他的習慣。沒有客人的時候，他會替店裡的東西報價。雪糕十二塊，杯麵九塊五，一台壞了三個月還在咳的冷凍櫃，他估八十九塊九，因為九字尾比較好賣。
「喀。」
這一次聲音不太對。
不是咳，是有東西在裡面撞了一下蓋子。
阿樂抬頭。冷凍櫃的蓋子邊緣，冒出一縷白霧，細細的，像有人在裡面偷偷抽煙。
他拔下髮夾，又別回去。
然後從收銀台後面走出來。
二十四小時便利店的夜班守則第十一條：發現設備異常，先拍照，後報告，不可自行維修。
阿樂沒有拍照。
他做了香港人對付一切電器的最古老方法。
他走到冷凍櫃旁邊，抬起手，照著蓋子「砰」地拍了一下。
白霧炸開。
不是一縷，是一團，滿滿一團，從蓋子每一條縫裡噴出來，冷得他整條手臂的汗毛都站起來。霧裡有東西彈了起來，劃過半空，像一顆被人射出去的湯圓，「啪」一聲落在旁邊那排雪糕櫃的玻璃蓋上。
玻璃上多了一個小小的人。
巴掌大。
圓滾滾的，像剛從蒸籠拿出來的叉燒包，站起來的時候肚子先站，人後站。一張圓臉是被灶火燻過的淡赭色，兩頰各有一團煙灰，擦都擦不掉那種。頭頂一撮白髮被凍得筆直豎起，像一簇火苗。身上穿著一件縮了水的朱紅官袍，紅已經褪成了豬肝色，衣擺破了一個洞，用一片紅豆冰條的包裝紙補著。頭上一頂小烏紗帽，歪在一邊，歪得很有經驗。
小人先湊近阿樂的手指，用力聞了一下。
鼻子是蒜頭鼻，聞得很認真。
「煙仔、喉糖、收銀機的銅臭。」小人的聲音又尖又沙，像舊式收音機扭錯了台，「還有雪糕。你偷吃過雪糕。」
「過期的。」阿樂說，「過期的不算偷，算報銷。」
「算不算，灶君說了算。」
「灶君？」
小人把歪掉的烏紗帽扶正。帽子一鬆手，又歪回去。
「本官，」他忽然字正腔圓起來，每個字都像從廟裡的銅鐘敲出來，「東廚司命、九天護宅天尊座下，深水埗北河街第三百一十四號灶神，姓名從略，街坊叫我六仔。」
阿樂看著他。
他看了很久，久到關東煮的湯滾了兩個大泡。
然後他伸手去摸收銀機的抽屜。
抽屜還在。錢也還在。
這說明他沒有睡著，也沒有被搶劫。只是冷凍櫃裡彈出了一位灶神。
「六仔，」阿樂說，「你是從冷凍櫃裡出來的。」
「是。」
「灶神不是應該住在灶頭嗎？」
六仔的小臉一下子垮了。
他轉過身，指一指自己的背。官袍背後破了一大片，底下的皮膚有一塊燒焦的黑斑，巴掌大的身體上，那塊黑斑佔了三分之一。
「四十年前，」六仔說，「北河街那間大排檔的灶頭燒起來，燒了三條街。本官沒有守住。」
店裡安靜了一下。冷凍櫃又「喀」了一聲，這一次，聽起來像在嘆氣。
「後來大排檔拆了，廚房的東西拿去賣。這台冷凍櫃，當年就放在灶頭旁邊。」六仔拍一拍冷凍櫃的蓋子，「本官燒怕了。燒怕了，就要住在冷的地方。」
「住了四十年？」
「住了四十年。」
「那你怎麼現在才出來？」
「你拍我。」六仔瞪他，綠豆大的黑眼睛瞪起來也只有綠豆大，「四十年來沒有人拍過這台冷凍櫃。他們都叫師傅，師傅拿螺絲批戳，戳得本官腰痛。只有你，用手，用掌心，砰一下。」
他頓一頓，換回廟裡的腔調。
「按古禮，以掌擊灶者，為灶神之主。」
阿樂沉默了三秒。
「有沒有退貨期？」他問。
「沒有。」
凌晨三點零五分，門口的感應鈴「叮咚」了一聲。
六仔一個翻身，鑽回冷凍櫃的冰堆裡，只露出頭頂那撮白髮。
進來的是陳婆婆。
阿樂認得她。陳婆婆住在後面那條街的唐樓四樓，八十一歲，每天凌晨三點出門執紙皮，執到天亮，推著一架比她還高的鐵車。她的腰彎成一個問號，頭髮全白，用一個黑色橡筋紮成一小團。她進便利店只買一樣東西，一個菠蘿包，四塊半，留到天亮當早餐。
今天也一樣。
陳婆婆從麵包架拿了一個菠蘿包，慢慢走到收銀台，放下，從褲頭掏出一個舊的利是封，利是封裡是一堆硬幣。
她把硬幣倒在櫃檯上，一個一個數。
數到一半，停住了。
「阿樂，」她說，「你幫我看一看，這個是一塊，還是五毫？」
阿樂低頭。那是一個五毫。
「五毫。」
「哦。」陳婆婆把五毫撥開，又拿起另一個，湊到鼻子前面，瞇著眼看，「這個呢？」
「兩塊。」
「哦。」
她數得很慢。阿樂沒有催。他用原子筆尾在櫃檯上輕輕敲，一下一下，替她數。
「婆婆，你的眼鏡呢？」
陳婆婆的手停了。
「不見了。」她說，「三天了。在家裡找，找不到。在紙皮堆找，也找不到。」她笑一笑，笑得很小，「不要緊，數錢還可以。只是……」
她從利是封底下，抽出一張摺了四摺的紙。
醫院的覆診紙。
「我兒子說，覆診的日子寫在上面。」陳婆婆把紙攤開，拿得遠遠的，又拿得近近的，「我看不到是哪一天。他在深圳，電話說過一次，我忘了。再問，他會罵我。」
阿樂伸手想接那張紙，替她看。
冷凍櫃那邊，傳來一聲極輕、極尖的「嘶」。
他轉頭。
冰堆裡那撮白髮，正拚命地左右晃。晃完，一隻小手從冰裡伸出來，對他比了一個動作——手指在半空一撕，然後捲起來，放到耳邊。
收據。
阿樂看著那隻手，看了一秒。
然後他把菠蘿包拿起來，嗶。
「四塊半。」他說，一個字一個字，咬得特別清楚。
收銀機吐出一張白色的收據。
阿樂撕下來，沒有交給陳婆婆。他說：「婆婆，等一等，我去後面拿膠袋。」
他拿著收據，走到冷凍櫃旁邊。
六仔從冰裡爬出來，一把搶過收據。那張收據比他整個人還高，他三兩下把它捲成一個小筒，舉起來，放到耳邊。
他閉上眼睛聽。
聽得很認真，像在聽一個很遠很遠的電台。
「四塊半，」六仔低聲說，「一個菠蘿包。」
「聽得到什麼？」
「顧客的心願。」六仔睜開眼，「買的時候心裡在想什麼，都錄在收據裡。每一張收據都是一個願望，只是從來沒有人拿來聽。」
「她想什麼？」
「想看清楚那張紙。」
「做得到嗎？」
六仔沒有答。他把收據筒拿下來，捏在手裡，捏著捏著，神情變得很嚴肅，嚴肅得不像一個巴掌大的叉燒包。
「本官說一次規矩，你記清楚。」
他又換回了廟裡的腔調。
「同價換願。顧客當次買了多少錢，就只能換多少錢的願望。四塊半換四塊半的事，一整排貨架換一整排貨架的事。不可以多，不可以少，不可以賒帳。」
「四塊半，」阿樂說，「可以換什麼？」
「換一件小事。」六仔說，「一件本來就應該在的東西，回到它應該在的地方。」
他把收據筒往冷凍櫃裡一丟。
冷凍櫃「喀」了一聲。
很響。響得連陳婆婆都轉過頭來。
然後整個櫃子亮了一下。不是日光燈那種白，是冰的那種淡藍色，從櫃底那層四十年化不掉的冰裡透出來，一閃，就沒了。
「好了。」六仔說，「去看。」
「看哪裡？」
「雪糕。紅豆冰條那一格。」
阿樂拉開冷凍櫃的蓋子。
白霧湧上來，撲在他臉上，冷得他眼睛發酸。他用手撥開霧，低頭。
紅豆冰條那一格，一排冰條整整齊齊排著，紫紅色的包裝紙結著一層霜。
霜的上面，放著一副眼鏡。
金色的細框，一邊的鏡腳用黑色膠布纏過兩圈，鏡片上結著一層薄薄的白霜，像一對剛睡醒、還睜不開的眼睛。
阿樂把眼鏡拿起來。
金屬框冰得刺手，那股冷從指頭一直麻到手腕，麻到他左腕那道冷凍櫃鐵邊劃過的舊疤上。
他看著手上的眼鏡，看了很久。
然後他走回收銀台。
「婆婆，」他說，「這副，是不是你的？」
陳婆婆接過眼鏡。
她沒有馬上戴。她先用兩根手指摸一摸那兩圈黑色膠布，摸得很慢，像在摸一個認識了很多年的人的臉。
「是我的。」她說，「這個膠布，是我老伴纏的。他走之前纏的。」
她戴上。
鏡片上的霜一碰到她的體溫，馬上化成一層霧，整副眼鏡白茫茫一片。陳婆婆「哎呀」一聲，站著不敢動。
霧慢慢退了。
從鏡片中間，一圈一圈往外退，像水退潮。
陳婆婆低頭，看那張覆診紙。
她看了很久。嘴唇一動一動，無聲地唸。
「明天。」她說，「九點。」
她抬起頭，眼睛在鏡片後面大了一倍。
「明天九點。阿樂，是明天。我差一點就……」
她沒有說下去。
就在這個時候，門口的感應鈴又「叮咚」了一聲。
對面燒臘店的強哥推門進來，身上還披著那條油膩的白圍裙，嘴裡叼著一根沒點的煙。他每晚收舖前都會過來買一包煙、兩罐啤酒，今晚也一樣。
他進門的時候，剛好看見陳婆婆戴著眼鏡，拿著覆診紙，一邊唸一邊哭。
「婆婆，你的眼鏡找到了？」強哥說，「在哪裡找到的？」
陳婆婆指一指冷凍櫃。
「在雪糕裡。」
強哥看著冷凍櫃。
冷凍櫃「喀」了一聲。
他嘴上那根煙掉了下來，掉在地上，滾到薯片架底下。他沒有撿。
跟在強哥後面進來的是外賣員小飛，二十歲，戴著頭盔，頭盔上貼滿了卡通貼紙。小飛是來買能量飲品的。他看看陳婆婆，看看冷凍櫃，又看看阿樂。
「這個冰櫃，」小飛說，「不是壞了三個月嗎？」
「壞了。」阿樂說。
「壞了還可以變眼鏡出來？」
「壞了才可以。」
小飛想了想，把頭盔摘下來，抱在懷裡。他沒有再說話，只是去拿能量飲品的時候，繞了一個大圈，不經過冷凍櫃。
陳婆婆付了四塊半。
四塊半，一個五毫都沒有數錯。
她抱著那個菠蘿包，推著鐵車走出門口。走到門外，她停下來，隔著玻璃門，對冷凍櫃的方向鞠了一個躬。
她彎著的腰本來就是一個問號，這一鞠，彎得更深了，像一個句號。
凌晨三點四十分。
強哥走了，小飛走了。店裡又只剩日光燈、關東煮，和那台冷凍櫃。
六仔坐在冷凍櫃的蓋子上，兩隻小短腿掛在半空晃。
「香油。」他說。
「什麼？」
「本官做事，要收香油。」六仔伸出一隻手，手心向上，手指一動一動，「一枝冰條。紅豆的。」
阿樂低頭看他。
「剛才那枝冰條，」阿樂說，「是公司的貨。」
「所以要你付錢。」
「我付錢，給一個住在公司冷凍櫃裡的神，吃公司的冰條。」
「是。」
「這條數，」阿樂拿原子筆尾在冷凍櫃蓋上敲了三下，「很難入帳。」
「那本官罷工。」
六仔雙手抱胸，腳尖一下一下地拍著冷凍櫃蓋上的薄冰，啪、啪、啪，拍得很有節奏。他一拍，那層冰就裂一條縫。
阿樂看著那條縫，想起輝哥說的「建議更換」。
他從褲袋裡掏出六塊錢，放進收銀機，嗶了一枝紅豆冰條。收據吐出來，他撕下，對摺，塞進褲袋那疊收據裡。收據上寫著：紅豆冰條，一枝，六元正。
他把冰條遞給六仔。
六仔雙手接過，冰條比他高一個頭。他像抱一根柱子一樣抱著它，張開那張闊嘴，啃了一大口。
冰條上的霜沾在他嘴角，結成一圈白色的鬍子。
「好。」六仔含著冰條說，整張臉擠成一團，兩頰的煙灰一起往上跑，「四十年了，還是紅豆的好。」
阿樂只揚了右邊的嘴角，露出一顆略歪的犬齒。
「你說，」阿樂在收銀台後坐下，右腳終於可以休息一下，「一張收據是一個願望。」
「是。」
「那我每天印幾百張收據。」
「每天幾百個願望，從你手上印出來，被你撕下來，被他們塞進褲袋，丟進垃圾桶。」六仔啃著冰條，說得很平淡，「一個都沒有成。」
阿樂沒有接話。
他看著收銀機。那台收銀機他用了兩年，右手食指按掃描槍按出了一層薄繭。他從來沒想過，那個「嗶」一聲裡面，有什麼東西。
「所以，規矩是這樣，」阿樂慢慢地說，像在向客人報價，「客人買多少錢，就換多少錢的願望。四塊半，找回一副眼鏡。」
「對。」
「那十塊呢？」
「十塊，可以找回一隻貓。」
「一百塊？」
「一百塊，可以讓一個不想接你電話的人，接你一次電話。」
「一千塊？」
六仔停住了。冰條舉在嘴邊，沒有咬下去。
「一千塊以上的事，」他說，「本官現在做不到。」
「為什麼？」
「因為本官很餓。」六仔把冰條的木棒舉起來，對著燈光看，「四十年沒有香油，本官的法力只剩一點點。一點點法力，只能找一點點零錢。」
「找零？」
「願望是一筆買賣，」六仔說，「客人付了錢，本官把願望給他，多出來的就要找零。找得準，他得到剛剛好的東西；找不準，他就得到多了一點、或者少了一點的東西。」
「找不準會怎樣？」
六仔想了想。
「上一次本官找不準，」他說，「是四十年前。那一次，客人要一個熱一點的灶頭。」
他沒有說下去。
阿樂也沒有再問。
冷凍櫃「喀」了一聲。
他們一起聽著那聲「喀」，好像那是一個兩個人都認識的老朋友，在旁邊清了一清喉嚨。
「所以，」阿樂說，「你要吃冰條，吃多了，就會變強。」
「香油越多，本官找零越準。找零越準，願望就可以越大。」六仔把最後一口冰條吃完，舔一舔木棒，「一枝冰條是一個台階。你要本官做大生意，先把台階砌起來。」
阿樂拿出原子筆，在一張收據背面寫字。
他寫得很慢。
紅豆冰條，一枝六塊。
四塊半，一件小事。
十塊，一隻貓。
一百塊，一個電話。
一千塊以上，暫停營業。
他寫字的時候，六仔就坐在旁邊看，一邊看一邊用小手去摸收據的邊，好像那是什麼稀奇的布料。
「你為什麼做夜班？」六仔忽然問。
「因為夜班多三十塊一更。」
「只是因為三十塊？」
阿樂的筆停了一下。
他沒有說，他做夜班是因為白天不想見人。白天的人都有地方要去，有人在等，有事要辦；夜班的人不一樣，夜班的人是被整座城市剩下來的，剩下來的人互相不問為什麼。他中學畢業那年，母親搬去了新界跟新丈夫住，父親很早就不在了，他一個人租深水埗一個板間房，房間小得打開門要先側身。他算過，一個月夜班多九百塊，九百塊剛好是他那間房租的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個房間，是三十塊一更換回來的。
「三十塊一更，」他說，「一個月九百。九百是我四分之一個家。」
六仔湊近，聞了聞他。
「你算得很清楚。」
「做收銀的，」阿樂說，「數目不清楚，下班要自己補錢。」
他寫完，把收據翻過來看了看正面：菠蘿包，一個，四塊半。
兩面加起來，就是今晚的帳。
「你寫什麼？」六仔問。
「價目表。」阿樂說，「做生意，要有價目表。」
六仔盯著他，盯了一會兒，湊近他的手，又用力聞了一下。
「你的手，」六仔說，「開始有灶頭的味道了。」
凌晨四點十二分。
門口的感應鈴響了第三次。
進來的是強哥。
他已經脫下了圍裙，換上一件舊夾克，頭髮沒梳，眼睛有點紅，不知道是喝了酒，還是燒臘店的炭火燻的。他沒有看阿樂，直接走進貨架中間。
他拿了一包煙。
拿了兩罐啤酒。
拿了一盒白飯、一包叉燒、一枝豉油、一包紙巾、一排電池、一支牙膏。
他拿得很急，拿得很亂，像一個人在超級市場裡慌張地要湊夠一個數。
最後，他把所有東西倒在收銀台上，堆成一座小山。
「全部。」強哥說。
阿樂一樣一樣掃。
嗶。嗶。嗶。
每一聲嗶，他都用原子筆尾在櫃檯上輕輕敲一下。
總數跳出來。
八十七塊三毫。
強哥從褲袋掏出一張一百塊，放在櫃檯上。他的手指很粗，指甲縫裡是洗不掉的醬汁顏色。
「我老婆走了三年。」強哥說，聲音很低，低得幾乎被關東煮的滾聲蓋住，「不是死，是走。搬回鄉下，電話換了。」
他終於抬起頭，看著阿樂。
「這些，夠不夠換她打一個電話給我？」
阿樂沒有答。
他撕下收據，轉身，走到冷凍櫃旁邊。
六仔已經站在冷凍櫃蓋上等著。他接過收據，捲成小筒，放到耳邊，閉上眼睛。
他聽了很久。
比聽陳婆婆那一張，久了很多很多。
久到強哥在收銀台那邊，一動也不敢動；久到關東煮的湯又滾了三個大泡；久到冷凍櫃「喀、喀」連響了兩聲。
然後六仔睜開眼睛。
他搖了搖頭。
「不夠。」
阿樂回頭看了強哥一眼。強哥的肩膀，一點一點塌下去。
六仔把收據筒從耳邊拿下來，捏在手裡，用那副廟裡的腔調，一字一頓地說：
「八十七塊三，只夠她，想起你的電話號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