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話 價目表
強哥的電話，是第二天清晨五點零七分響的。
他後來在收銀台前說了三次這個時間，每一次都說得很準，好像那是一個會開獎的號碼。
「五點零七分。」他說，「我剛收完舖，在後巷洗砧板。電話在圍裙袋裡震。一個鄉下的號碼。」
阿樂用原子筆尾在櫃檯上輕輕敲了一下。
「接了沒有？」
「響了一聲。」強哥說，「就一聲。我手濕，擦圍裙，擦完拿出來，已經斷了。」
「回撥呢？」
「回撥，」強哥說，「沒有人接。」
他站在收銀台前，手裡捏著一罐啤酒，沒有開。他的眼睛比昨晚更紅，紅到眼白都是一條條的血絲。
「可是她記得。」他說，聲音啞了，「三年了，換了電話，搬了屋，她記得我的號碼。她按了。按了一次。」
他把啤酒放在櫃檯上，推過來。
「這罐我請你。」
「店員不能收客人的東西。」
「那就當我買了，放在你這裡。」強哥說，「你下班喝。」
他走了。玻璃門「叮咚」一聲。門外燒臘店的招牌熄了，天開始發灰。
冷凍櫃裡，那撮白髮探出冰堆，左右轉了轉。
「八十七塊三，」六仔說，「只夠她想起。按不按，是她的事。」
「她按了。」
「所以那一聲，」六仔說，「不是本官給的。」
他縮回冰裡。冷凍櫃「喀」了一聲。
阿樂低頭，看著櫃檯上那罐啤酒。罐身上的水珠，一顆一顆往下流，流到櫃檯的玻璃上，積成一個圓圓的水印。
他把啤酒放進自己的背囊。
然後他拿出那張寫了價目表的收據，在「一百塊，一個電話」那一行旁邊，用原子筆補了一行小字：
「電話打不打得通，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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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晚，十一點上班。
日光燈管冷白冷白。關東煮新換了湯底，柴魚味濃得像有人在店裡燒了一整條街的木魚。門外，燒臘店的橙紅招牌還亮著，倒影貼在玻璃門上，把門口那一格地磚照得像一塊叉燒。
阿樂換好制服背心，別好髮夾，瀏海撥到左邊。
他第一件事，是走到冷凍櫃前面。
「六仔。」
冰堆沒有動。
「六仔，上班了。」
冰堆裡那撮白髮動了一下，沒有出來。
阿樂拉開蓋子。白霧湧上來。冰堆裡，六仔縮成一團，只露出頭頂那簇硬邦邦的白髮，像一根插在冰淇淋上的小蠟燭。
「香油。」冰堆裡的聲音說。
「昨晚吃過了。」
「昨晚是昨晚。」
「一晚一枝？」
「一晚一枝。」六仔從冰裡探出半個頭，綠豆大的黑眼睛瞪著他，「本官四十年沒有吃過東西。你以為一枝冰條就可以把四十年補回來？」
阿樂沒有答。他走回收銀台，拿了一枝紅豆冰條，嗶。
六塊。
他掏錢，放進收銀機，撕收據，把收據對摺，塞進褲袋。
他把冰條遞過去。六仔雙手抱住，張開闊嘴，啃了一大口。冰條上的霜在他嘴角結成一圈白鬍子，整張臉擠成一團，兩頰的煙灰跟著往上跑。
「好。」他說。
「一個月一百八十塊。」阿樂說，用原子筆尾在冷凍櫃蓋上敲，一下一下地計，「一年兩千一百六十。夠我交一個月房租的四成。」
「那你還嫌貴？」
「我是說，」阿樂說，「你比我的房東便宜。」
六仔啃著冰條，想了一想，覺得這句話好像是在讚他，又好像不是。他決定當作是讚他，繼續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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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一點二十分，第一個客人來了。
不是醉的，也不是餓的。是一個女人，三十多歲，穿著一件起了毛球的粉紅色睡衣外套，拖著一對膠拖鞋，頭髮用一個大鯊魚夾夾著，夾得很亂。
她在貨架中間走了兩圈，什麼都沒有拿。
第三圈，她停在收銀台前。
「你是不是……」她壓低聲音，「阿樂？」
「我是。」
「陳婆婆說，」她說，「你這裡……可以……」
她沒有說下去。
阿樂看著她的手。她的手空著，手指在睡衣外套的袖口上一直扭，扭得袖口的毛球都掉下來兩顆。
「你想買什麼？」他說。
「我……」
「你先買，」阿樂說，「再說。」
她看著他，看了一會兒。然後她轉身，在貨架上拿了一枝蒸餾水，兩排電池，三包即食麵。
她把東西放在櫃檯上。
嗶。嗶。嗶。
阿樂每嗶一聲，就用原子筆尾敲一下櫃檯。
「三十八塊五。」
她從睡衣外套的口袋裡掏出一張五十塊，皺得像一團紙巾。
阿樂找錢，撕收據。
「好。」他說，「現在說。」
女人叫阿芬。住在後面那條街一幢唐樓的劏房，一個人帶一個讀小三的兒子。丈夫三年前走了，走得比強哥的老婆更乾淨，連鄉下都沒有回，就是不見了。她在一間茶餐廳洗碗，一個月一萬一千。房租六千八。
上個月，茶餐廳老闆扣了她半個月人工，因為她打爛了一疊碟。
她交不起這個月的租。
業主是一個姓蘇的女人，住在九龍塘，一年來收一次租，其餘時間派一個兒子來。兒子今晚在群組裡發了一句話：「星期五前交不到，星期六換鎖。」
今天是星期三。
「我不是要她不收租。」阿芬說，「我只是想……想她多等一個星期。發了人工，我就交。一個星期。」
阿樂拿著收據，走到冷凍櫃旁邊。
六仔已經站在蓋上等著。他接過收據，捲成小筒，放到耳邊。
他閉上眼睛。
聽了很久。
「三十八塊五，」六仔睜開眼睛，「一個星期，夠。」
「真的？」
「剛剛好夠。」六仔說，「可是找零——」
他停了一下。
「找零怎樣？」
六仔的小臉皺起來。
「本官昨晚只吃了一枝冰條。」他說，「找零還不夠準。三十八塊五的願望，本官做得到，可是多出來那一點點，本官不知道會落在哪裡。」
阿樂看著他。
「會落在哪裡？」
「不知道。」
「會不會出人命？」
「三十八塊五，」六仔說，「出不了人命。最多出一點點……意外。」
阿樂拔下髮夾，又別回去。
他回頭看了阿芬一眼。阿芬站在收銀台前面，手指還在扭袖口，扭得那塊布都起了皺。
「做。」阿樂說。
六仔把收據筒丟進冷凍櫃。
「喀。」
淡藍色的光從冰底透上來，一閃，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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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晚上，阿芬又來了。
她換了一件乾淨的外套，頭髮梳好了，鯊魚夾夾得整整齊齊。她一進門就走到收銀台前，雙手按在櫃檯上。
「她答應了。」
「業主？」
「蘇太。」阿芬說，眼睛發亮，「她打電話給我。她自己打的，不是她兒子。她說：不用急，下個星期交就可以。」
「那很好。」
「可是，」阿芬說，壓低聲音，好像怕被人聽見，「你知道她為什麼自己打給我嗎？」
阿樂搖頭。
「她兒子，」阿芬說，「星期四在九龍塘的升降機裡，困了一整天。」
阿樂的原子筆停在櫃檯上。
「消防員下午五點才把他救出來。」阿芬說，「手機沒有電，叫不到人。他在升降機裡坐了十個鐘頭，出來之後，說再也不要替他媽收租了。」
冷凍櫃「喀」了一聲。
聽起來有一點點心虛。
阿芬走了之後，阿樂走到冷凍櫃旁邊，拉開蓋子。
六仔縮在冰堆裡，只露出那撮白髮。
「十個鐘頭。」阿樂說。
「那是找零。」冰堆裡的聲音說。
「你說不會出人命。」
「沒有出人命。」
「困了十個鐘頭。」
「他在升降機裡，」六仔從冰裡探出半個頭，「剛好沒有辦法收租。一個星期裡面，有一天收不到。多出來的，就是那十個鐘頭。」
他頓了頓。
「本官說了，找零不準。」
阿樂看著他，看了一會兒。
然後他走回收銀台，拿出那張價目表，在「三十八塊五」那一欄旁邊，加了一行：
「找零：一部升降機，十個鐘頭。」
他又在下面加了一行：
「香油不足，後果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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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就這樣傳開了。
不是傳得很快。深水埗的後巷，傳一件事不靠群組，靠嘴。陳婆婆告訴樓下賣紙皮的阿伯，阿伯告訴對面的涼茶舖，涼茶舖告訴每一個進來喝廿四味的人。強哥告訴燒臘店的伙計，伙計告訴送貨的。阿芬告訴茶餐廳的同事，同事告訴她們的老公，她們的老公在凌晨一點喝完酒，搖搖晃晃地推開便利店的玻璃門。
一個星期之後，凌晨兩點到四點，便利店門口開始有人排隊。
不多。三個，四個，最多一晚七個。
他們進來，不說話，拿東西，排隊，付錢。收據撕下來，他們不拿走，放在櫃檯上，推給阿樂。
然後他們站在收銀台前面，壓低聲音，說自己的事。
阿樂一張一張收。
一個讀中四的女孩，買了一枝十塊的檸檬茶。她的貓走失了三天，是一隻橙色的貓，叫豆腐。
十塊，一隻貓。
六仔聽完收據，丟進冷凍櫃。喀。
五分鐘之後，便利店的玻璃門外面，有東西在抓門。
是一隻橙色的貓。又瘦又髒，一隻耳朵缺了一角。牠抓完門，就坐在門口，舔自己的爪。
女孩衝出去，抱住牠，哭得整張臉都皺了。
貓在她懷裡喵了一聲。
冷凍櫃也跟著喀了一聲。
那一晚，六仔多吃了一枝綠豆冰條。阿樂自己付錢，說是「業務推廣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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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在荔枝角做保安的阿伯，買了一排四粒裝的電池，二十二塊。他的兒子兩年沒有回家，他只想兒子回他一個訊息。
二十二塊，不夠一個電話，夠一個訊息。
第二天，他兒子在群組裡傳了一個貼圖。是一隻熊在揮手。
阿伯拿著手機，給收銀台前面排隊的每一個人看。他說那隻熊是他兒子小時候最喜歡的卡通。他說了三次。
沒有人嫌他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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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是補習老師。
一個媽媽，買了兩包即食麵，十九塊。她的兒子明天考試，補習老師已經失約三次了，收了錢，不來。她只想老師明天準時來。
「準時。」阿樂問，「幾點？」
「什麼？」
「你想他幾點來？」
媽媽想了一想，「平時是三點。」
阿樂把收據遞給六仔。
六仔聽完，搖搖頭。
「三點，」六仔說，「沒有說下午。」
「她的意思是下午三點。」
「收據不聽意思。」六仔說，「收據聽字。」
阿樂回頭。
「阿姐，」他說，「下午三點，對不對？」
媽媽愣了一下。
「對。下午。」
阿樂拿回收據，在背面用原子筆寫了四個字：下午三點。然後再遞給六仔。
六仔聽了，點頭。
喀。
第二天下午兩點五十九分，那位補習老師氣喘吁吁地衝進那個媽媽家的門口。他說他本來在旺角的咖啡店坐著，突然很想來。說不出為什麼，就是很想。
那天晚上，阿樂在價目表最下面加了一條：
「願望請寫清楚時間。上午下午，本店不猜。」
六仔坐在冷凍櫃蓋上，看著他寫。
「你學得很快。」他說。
「做收銀的，」阿樂說，「客人說不清楚要什麼，最後都是我補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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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晚，阿樂忘了。
不是故意的。那天日班的輝哥把他叫早了一個鐘頭，說總公司要來點貨，夜班要幫手。阿樂十點就回來，一直搬貨、數貨、對單，數到凌晨一點，才坐下來喘一口氣。
一點十分，第一個客人來了。
是陳婆婆。
她今天沒有買菠蘿包。她買了一包紙巾，三塊半。她說她的覆診報告出來了，醫生叫她下個月再去。她不想再去，因為她的兒子在深圳，沒有人陪她。
「三塊半，」陳婆婆說，「夠不夠有人陪我去一次？」
阿樂撕下收據，走到冷凍櫃旁邊。
「六仔。」
冰堆沒有動。
「六仔，有客人。」
冰堆還是沒有動。
阿樂拉開蓋子。
白霧沒有湧上來。
冷凍櫃裡，一點霧都沒有。整個櫃，從冰條那一格到雪糕那一格，到櫃底那一層四十年化不掉的冰，全部結成了一整塊。
硬的。白的。透明的。像一塊巨大的玻璃磚。
雪糕，冰條，急凍水餃，全部封在裡面，一格一格，像博物館裡的標本。
冰塊正中央，六仔雙手抱胸，站著。
他的腳尖抵著冰，一下，一下，拍著。每拍一下，冰塊就更硬一點，更白一點。他全身冒著白霧，那些霧一冒出來就結成冰，貼在他的官袍上，貼在他歪戴的烏紗帽上。
冷凍櫃側面的溫度計，指針一口氣從零下十八度，跌到零下二十三度。
「香油。」冰裡的聲音說。
阿樂這才想起，今晚他還沒有嗶冰條。
「罷工。」六仔說。
他的腳尖一拍。
啪。
冰塊又硬了一層。
阿樂回頭看陳婆婆。陳婆婆站在收銀台前面，手上拿著那包紙巾，看著他，眼睛在那副金色細框的眼鏡後面，很大，很安靜。
阿樂轉身，走到雪糕櫃，拉開。
紅豆冰條那一格，是空的。
他拉開另一個雪糕櫃。
也沒有。
今天總公司點貨，冰條全部被調去了旺角那間旗艦店，因為旗艦店明天有促銷。
整間店，一枝紅豆冰條都沒有。
阿樂站在雪糕櫃前面，手按著收銀機的抽屜。抽屜在，錢在。
他拔下髮夾，又別回去。
然後他又拔下來。
「婆婆，」他說，「你等我十分鐘。」
他推開玻璃門，衝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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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一點二十三分，深水埗的街很黑。
北河街的燒臘店已經熄燈，只剩招牌的橙紅還亮著，照在濕的路面上。阿樂跑過去，跑過桂林街，跑過一間關了門的涼茶舖，跑到欽州街那一間同一個牌子的便利店。
「紅豆冰條，」他衝到收銀台前，「有沒有？」
收銀台後面的夜班是一個他見過幾次的男孩，正在打瞌睡，被他嚇醒了。
「有……有吧。」
阿樂拉開雪糕櫃。
一枝。
最後一枝。
他抓起來，嗶，六塊，連收據都沒有拿，轉身就跑。
跑回來的時候，一點三十一分。
陳婆婆還站在收銀台前面。她手上那包紙巾，一直沒有放下。
阿樂推開冷凍櫃的蓋子。
那塊巨大的冰磚裡，六仔還是雙手抱胸，腳尖還在拍。
阿樂把那枝紅豆冰條，放在冰磚頂上。
輕輕放下。
冰條的包裝紙上，結著一層霜。
六仔的腳尖停了。
他抬起頭，看著冰磚頂上那枝冰條。他沒有馬上動。他看了很久，綠豆大的眼睛眨了兩下。
然後，那塊冰磚從中間裂開了。
一條縫，兩條縫，十條縫。冰碎開的聲音很好聽，啪、啪、啪，像有人在剝一大片薄脆。碎冰往兩邊倒，雪糕、冰條、水餃，一格一格地從冰裡掉出來，掉回它們原本的位置。
白霧終於湧上來了。
六仔從碎冰堆裡爬出來，抱住那枝紅豆冰條，張開闊嘴，咬了一大口。
他的臉擠成一團。兩頰的煙灰往上跑。
「欽州街那間的，」他含著冰條說，「比較甜。」
「那是最後一枝。」
「本官知道。」六仔說，「本官聞得到。」
他又咬了一口，然後轉頭，看著阿樂。
「你跑了。」他說。
「我跑了。」
「為一枝冰條，跑了兩條街。」
「為一個客人。」阿樂說，「陳婆婆在等。」
六仔看著他，看了一會兒。他湊近阿樂的手，用蒜頭鼻用力聞了一下。
「汗味。」他說，「還有灶頭的味道。比昨天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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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婆婆的三塊半，六仔聽完了。
「夠。」他說，「剛剛好夠。」
喀。
淡藍色的光從冰底透上來。
這一次，光比以前亮。亮得整台冷凍櫃像一盞燈，照得阿樂的臉都是藍的。
「找零呢？」阿樂問。
六仔舔著冰條，沒有答。
他在想。
「今晚的香油，」他說，「本官吃得很飽。」
他抬起手，手裡是那張已經捲成筒的收據。他用兩隻小手，在收據筒的兩端輕輕一扭。
那個動作，像在擰乾一條毛巾。
一滴很小的、淡藍色的光，從收據筒的尾端滴下來，落在冷凍櫃的冰上，滲進去，不見了。
「找零，」六仔說，「本官收回來了。」
「收回來？」
「香油夠，」六仔說，「找零就準。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多出來的，本官可以自己收回來，不落到別人頭上。」
他又咬了一口冰條。
「以前做不到。」他說，「四十年前也做不到。」
阿樂沒有再問。
第二天，陳婆婆告訴他，她住在四樓的鄰居，一個在醫院做清潔的女人，說下個月她放假，可以陪她去覆診。那個女人住在陳婆婆隔壁十幾年了，她們以前見面只點頭。
「她說她也不知道為什麼，」陳婆婆說，「那天早上在樓梯碰到我，就是很想問一句。」
沒有升降機壞掉。沒有人被困十個鐘頭。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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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阿樂重寫了價目表。
不是寫在收據背面了。他在後倉找到一塊舊的促銷紙板，白色的，一面印著「第二件半價」，另一面是空的。他用黑色的箱頭筆，在空的那一面，一行一行地寫。
他寫字的時候，六仔就坐在旁邊看。
「本店願望價目表（夜班限定）」
「四塊半：一件小事。東西回到它應該在的地方。」
「十塊：一隻貓。狗另議。」
「二十二塊：一個訊息。貼圖亦計。」
「三十八塊五：一個星期。」
「一百塊：一個電話。打不打得通，不包。」
「一千塊以上：暫停營業，敬請留意。」
最下面，他寫了三條細則：
「一、願望請寫清楚時間、地點、上午下午。本店不猜。」
「二、找零由本店負責。香油充足，一分不差。」
「三、香油：紅豆冰條一枝，每晚一次，由店員支付。欠香油，神罷工。」
他寫完，把紙板翻過來，「第二件半價」那面朝外，靠在冷凍櫃旁邊。
客人看得見的，是「第二件半價」。
要翻過來的人，才看得見價目表。
六仔看著那塊紙板，看了很久。他的小臉擠成一團，兩頰的煙灰往上跑，一直跑到烏紗帽底下。
「四十年，」他說，「本官第一次有招牌。」
阿樂只揚起右邊嘴角，那顆略歪的犬齒露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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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點五十八分。
門外的燒臘店招牌，熄了。
街上一片黑，只剩下便利店玻璃門那一格冷白的光，鋪在門口的地磚上。
一架車停在門口。
黑色的。很長，很亮，車身擦得像一面鏡子。便利店的光照在車門上，照出一格一格的貨架倒影。深水埗的街角，很少有這樣的車停下來。
車門打開。
一個男人走出來。
很高，肩很寬，腰很窄。炭灰色的三件頭西裝，深酒紅色的領帶，胸前的口袋裡，一條白手帕折成三角形。他的頭髮梳成油頭，一根一根向後，鬢角兩道銀白修得一絲不苟。
他站在玻璃門外面，沒有進來。
他抬起左手，看了一眼手錶。
然後他整了整袖扣。
阿樂站在收銀台後面，隔著玻璃門看著他。
那個男人也看著他。他的眼睛很深，眉毛又濃又平，看人的時候不眨眼。他看阿樂的樣子，不像在看一個人。
像在點貨。
冷凍櫃「喀」了一聲。
阿樂回頭。冰堆裡，那撮白髮已經不見了。六仔整個人縮進了冰的最深處，連頭頂那簇火苗都沒有露出來。
感應鈴「叮咚」一聲。
男人推門進來。
他沒有看貨架。他直直地走到雪糕櫃前面，拉開，拿出一枝冰條。
紅豆的。
那是阿樂剛才從欽州街跑回來之後，總公司補貨車補的第一箱裡的第一枝。
男人把冰條放在櫃檯上。
然後他伸出兩根手指，把一張黑色的卡，推過櫃檯。
他的左手無名指上，有一圈白色的曬痕。那個位置應該戴著一隻戒指，可是戒指不在。
阿樂看著那張卡，看著那圈白痕。
他的手去摸收銀機的抽屜。
抽屜在。
「六塊。」他說。
男人沒有說話。他等阿樂嗶完，等收據吐出來。
阿樂撕下收據。
男人伸手，接過收據。不是冰條，是收據。
他把收據對摺，放進西裝內袋。
然後他拿起冰條，整了整袖扣。
「明晚我再來。」他說。
他的聲音平直，帶一點點外國的腔調，每一個字都說得很短，很準。
「我會買多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