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殼

四千卷布，每卷三百尺，每卷重約二十一公斤。

一架大貨車裝一千四百卷。三架車，四千卷，第三架車只裝了一千二百卷，車斗後面空出一截，帆布蓋不緊，一路由葵涌開回深水埗，一路拍著車身，啪，啪，啪。

盛記布行的舖面，連後堂，一共六百二十呎。平日牆邊豎著大約三百卷布，已經擠得轉不了身。

那天中午，汝州街的人都停下來看。

三架貨車排在街口，堵住了半條馬路，後面的小巴一次又一次地按響車號。卸貨的工人一卷一卷地把布扛下來，扛進舖面，疊在剪布檯上，疊在地上，疊到後堂，疊到那張柚木帳桌的旁邊。舖面放滿了，就疊在門口的行人路上。行人路放滿了，就疊在騎樓底。

五百卷。八百卷。一千卷。

第一千一百三十卷的時候，六叔站在門口，舉起手。

「放不下了。」

敏儀站在一堆深藍色的布卷中間，布卷高過她的頭。空氣裡全是新布的漿水味，濃得發嗆，像一整間舖被泡在米湯裡。她的白色棉麻襯衫已經被汗濕透，貼在背上，腰間的帆布腰包沾了一層布毛。今天紮頭髮的那條碎花布條，是淺綠底白花的，已經鬆了，掉到頸後。

她伸手，把布條解下來，重新紮緊。

「還有兩千八百七十卷。」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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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打了十一個電話。

第一個打給長沙灣一間貨倉，對方說月租倉位，最少租一個月，每個卡板位每月四百八十元，一個卡板可以疊二十四卷。兩千八百七十卷，一百二十個卡板位，一個月五萬七千六百元。

她說太貴。

第二個打給葵涌另一間，對方說只有散租，每卷每日一元二角。兩千八百七十卷，每日三千四百四十四元，一個月十萬三千。

她掛了。

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

第九個，是大角咀一個舊工廠大廈的業主，是父親的舊客，以前做牛仔褲的，工廠十年前搬了上內地，留下一層空樓，一直租不出去。他在電話那頭聽她講完，沉默了很久。

「你爸爸以前幫過我，」他說，「那一年我的布料出了問題，你爸爸讓我賒了半年。這層樓，你先放著。電費你自己付，租金，等你賣了布再說。」

「謝謝你。」

「不用謝我。謝你爸爸。」

她掛了電話，坐在帳桌前，雙肘放進那兩塊凹位裡。放不滿。

她翻開帳簿，在最後一頁寫：

「大角咀工廈，暫存兩千八百七十卷，租金待議。」

她寫完，停了筆，看著「待議」兩個字。父親的帳簿裡，從來沒有出現過「待議」。每一筆數，都是清清楚楚的，一個數字一格，格格都填滿。

她把筆放下。

帳桌上那部紅色的座機響了。叮鈴鈴鈴，尖得整間舖都在震。

她知道是誰。她讓它響了四下，才拿起聽筒。

「阿儀。」電話那頭，麥老闆清了一次喉嚨，又清了一次，「貨到了？」

「到了。」

「客人收了？」

她沒有答。

電話那頭靜了很久。她聽得見東莞那邊織布機的聲音，隔著電話線，隔著一條深圳河，轟隆轟隆，一刻都沒有停過。那些機器，六個星期以來為她的單開了三班，現在又回去織別人的布了。

「阿儀，」麥老闆說，聲音低了下來，「我推掉的那三張單，有兩個客已經不會再回來。我的工人開了六個星期的夜班，夜班津貼我已經先墊了。尾數七十三萬，我不是要逼你，但我下個月要出糧。」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麥老闆又清了一次喉嚨，「你爸爸以前跟我做生意，四十年，從來沒有拖過一天數。」

「我知道。」

「我給你一個月。」

他掛了線。

她拿著聽筒，聽著裡面嘟嘟的忙音，一直聽，聽到忙音變成了一種很尖的長響。她把聽筒放回去，放得很輕，好像怕吵醒什麼人。

她把布邊捲在食指上，捲緊，鬆開，又捲緊。那是一條卡其色的布邊，從剛才卸貨時扯破的一卷上掉下來的，邊緣還帶著一點漿，硬硬的，捲在手指上，勒出一道一道淺紅色的印。

一個月。七十三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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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署在荔枝角道，報案室的燈光很白，白得牆上那張「提防電話騙案」的海報褪成了淡粉紅色。一部老舊的座地風扇在角落搖頭，每轉到她這邊，就吹起桌上的文件一角。

接她的是一個年輕的警員，二十多歲，戴眼鏡，很有禮貌。他聽她講了二十分鐘，一邊聽一邊在電腦上打字。

「盛小姐，我想確認一下。」他說，「對方付了你十六萬九千八百元的訂金。支票過了數。」

「對。」

「然後對方沒有來收貨，也沒有付尾數。」

「對。」

「那麼，嚴格來說，對方並沒有從你那裡拿走任何東西。」

敏儀看著他。

「他們讓我付了七十三萬給東莞。他們讓我推掉了其他生意，借了錢，賣了我媽的金器。他們給我一個不存在的地址，一個不存在的電話。」

「我明白。」警員推了推眼鏡，「但這些損失，是因為你相信了一張合約而作出的商業決定。對方違約，你可以向對方追討。這是民事糾紛。」

「對方是一間空殼公司。」

「那你可以向公司的董事追討。」

「董事是另一間公司。」

警員停了一下，看著電腦屏幕，好像屏幕上會有答案。

「盛小姐，」他說，「我可以替你開一個檔案，記錄在案。但坦白說，以我的經驗，這種案件，很難入罪。對方沒有騙走你的錢，他們只是讓你自己花了你的錢。」

敏儀站起來。

她沒有說話。她把頸上那條黃色的軟尺取下來，繞在右手上，一圈，兩圈，三圈，繞緊了，壓著右手手指上那層剪刀磨出來的繭。

「開檔案。」她說，「我要一個報案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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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她一個人坐在舖面，四周全是布。

她把布卷當成椅子，坐在一卷深藍色的上面，面前另一卷卡其色的布卷當桌子。舖面的燈只開了一半，另一半的光管幾年前壞了，父親一直說要換，一直沒有換。街上的車聲一陣一陣，對面的車仔麵檔已經收了，只剩一盞街燈，照著一地的紙碗。

她在卡其色的布卷上攤開一張白紙，開始寫。

左邊寫支出。右邊寫收入。

支出：

東莞麥記訂金，七十三萬元。

東莞麥記尾數，未付，七十三萬元。麥老闆已經打過兩次電話來問。

陳師傅，借款五萬元。

林太，借款八萬元。

何生，預付貨款三萬二千元，即是欠他下個月的窗簾布。

北河街金舖，母親金器，十一萬八千元，無法贖回。

信用卡套現，二萬六千四百元，年息三成六。

大角咀工廈電費，每月約一千二百元。

盛記舖租，每月四萬二千元，下個月到期。

六叔人工，每月一萬四千元。

收入：

裕泰成衣訂金，十六萬九千八百元，已入帳。

一百二十萬尺全棉斜紋布，存貨。市價：不詳。

她在「不詳」兩個字下面，畫了一條線。

一百二十萬尺，深藍、卡其、黑色各三分一，規格是出口工作服的規格，香港已經沒有幾間廠會用這種布。要賣出去，要找買家。要找買家，要時間，要人脈，要一個一個打電話。而每一天，都有倉租、電費、利息、麥老闆的電話。

她把左邊的數字加起來。

她用的是算盤。後堂那個算盤，父親的，木框，竹珠，珠子被父親的手指撥了四十年，撥得發亮。她把算盤拿出來，放在布卷上，一顆一顆地撥。

算珠的聲音在空無一人的舖面裡響，嗒，嗒嗒，嗒。

撥完了。

她看著那個數字，很久。

然後她把算盤推開，拿起那兩片被她一刀剪斷的深藍色樣辦。她今天一直把它們放在口袋裡。

兩片布，斷口很齊，一刀下去，經線和緯線同時斷開。

她把兩片布對在一起，看著那條斷口。

父親說過，布是經線和緯線織出來的。經線是直的，緯線是橫的，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互相壓著，才成一匹布。一匹布要是鬆了，你不要看它哪裡破了，你要看是經線先斷，還是緯線先斷。

她看著那兩片布。

這一局，是誰先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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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她去了公司註冊處。

查冊中心在一幢政府大樓裡，大堂的冷氣很冷，冷得她打了一個冷顫。空氣裡有影印機發熱的味道和地毯清潔劑的味道。一排電腦終端機靠牆擺著，每一部前面有一張高腳椅，坐著幾個西裝筆挺的年輕人，大概是律師行派來查冊的。他們一邊按鍵盤，一邊喝著外賣咖啡，眼睛都沒有離開過屏幕。

敏儀坐下來，在終端機上輸入公司名稱。

裕泰成衣（香港）有限公司。

公司編號跳出來，成立日期，今年八月二十一日。

她點開文件目錄。

目錄上只有兩份文件。一份是法團成立表格。一份是更改註冊辦事處地址的通知，日期是九月三日。

她點開法團成立表格。

表格一頁一頁地在屏幕上顯示出來，是掃描的影像，有點模糊，黑白的。

公司名稱。註冊辦事處地址：九龍站某大廈二十八樓，某某秘書服務有限公司。股本：一萬股，每股一元。

首任董事：嘉衡控股有限公司。

首任公司秘書：某某秘書服務有限公司。

創辦成員：兩名。

第一名，嘉衡控股有限公司，認購九千九百九十九股。

第二名。

她停住了。

第二名創辦成員那一欄，名字被掃描得很淡，看不清楚。她把臉湊近屏幕，看不清楚。她試著放大影像，影像變得更模糊，一格一格的像素，像一塊被放大了的布，只看得見紋路，看不見圖案。

她點了「購買文件」。每份文件，一百四十元。

她付了錢，等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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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要等二十分鐘。

她走出查冊中心，站在大樓外面的行人天橋上。天橋下面是一條很寬的馬路，車流不停，一陣一陣的熱風從底下捲上來，夾著汽油味。

她拿出手機，在網上查嘉衡控股。

嘉衡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今年三月。註冊辦事處地址：九龍站某大廈二十八樓，同一間秘書公司。董事：一名。

董事的名字是英文的，她不認識。

她又查那間秘書公司。

某某秘書服務有限公司，註冊辦事處：九龍站某大廈二十八樓。

她查那幢大廈。

大廈的名字跳出來，是一幢六十多層的玻璃大廈，在九龍站上蓋，下面是商場，上面是寫字樓。網上有一張大廈的介紹頁，列出了主要的租戶。

第一個名字，就是聞氏集團。

聞氏集團，總部，六十二樓至六十五樓。

敏儀站在天橋上，手機的屏幕反著光，她看不清楚，把手機斜過來，再看了一次。

聞氏集團。

她想起父親帳簿邊上那十一個鉛筆小字。轉聞氏。轉聞氏。轉聞氏。

她轉了一下手腕上的銀手鐲。又轉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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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沒有等打印。

她坐地鐵到九龍站，由商場那一邊的扶手電梯上去，走進那幢玻璃大廈的大堂。

大堂很高，高得抬頭要仰起頸。地面是白色的雲石，光得映出人影。空氣是冷的，冷而乾，帶著一股很淡很淡的香氣，不知道是什麼花，像是從空調的出風口吹出來的。四周很安靜，安靜得聽得見自己的鞋底在雲石上的聲音。

她穿著白色棉麻襯衫和深藍色工作褲，腰間還繫著那個帆布腰包，頸上掛著黃色的軟尺。她站在大堂的中央，四周走過的人都穿著西裝，拿著咖啡，看著手機。有一個女人經過她身邊的時候，看了一眼她的腰包，又看了一眼她的臉。

她走到大堂的指示牌前面。

二十八樓，某某秘書服務有限公司。

六十二樓至六十五樓，聞氏集團。

她沒有上去。她不知道上去之後要說什麼。

她站在指示牌旁邊，一根雲石柱的後面，看著電梯大堂。

十分鐘。二十分鐘。

一批人由電梯出來，又一批人走進去。電梯的門開，關，開，關。

第三十一分鐘，她看見了他。

盛敏軒從旋轉門走進來。

他穿著那件黑色的名牌衛衣，窄身牛仔褲，那雙白得不合適的限量版球鞋。他的淺啡色頭髮蓋過眉毛，他用手指往後撥了一下，頭髮又滑回來。他手上拿著手機，一邊走一邊滑，沒有看路，但他走得很熟，熟得好像每天都來。

他身邊，還有一個人。

一個穿深灰色西裝的年輕男人，三十歲左右，頭髮梳得整整齊齊，手上拿著一個皮文件夾。那個男人說了一句什麼，敏軒笑了，嘴角歪向一邊。

那個男人的聲音，她聽不到。

但是她看見了他的臉。

她記得那張臉。她沒有見過那張臉，但她聽過那個聲音。很年輕，很客氣，說話很流利，好像看著一張紙在唸。

她不能確定。她不能確定那個人就是方志鴻。她只是站在雲石柱的後面，看著那個男人的嘴唇在動，一開一合，覺得那個節奏，她在電話裡聽過很多次。

兩個人走進了電梯。

電梯的門關上。

她走到電梯大堂，看著電梯上面的數字。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

六十二。

電梯停在六十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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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到汝州街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三點。

舖面堆滿了布，布卷由地面疊到天花板，只留出一條窄窄的通道，由門口通到後堂。午後的陽光斜斜地照進來，照在那些新布上，深藍的、卡其的、黑色的，一卷一卷，灰塵在光裡慢慢地飛，落在布卷的切面上。

六叔坐在後堂門口，一張摺椅上，腰上貼著膏藥。

「阿儀，註冊處的文件，他們打電話來，說打印好了，你沒有去拿。」

「我知道。」

「你去了哪裡？」

敏儀沒有答。她穿過那條布卷之間的窄通道，走到後堂，坐在帳桌前面。

「六叔，」她說，「爸爸在的時候，敏軒有沒有來過舖面？」

六叔想了想。

「很少。你爸爸在醫院的那幾個月，他來過幾次。」

「來做什麼？」

「拿東西。說是你爸爸叫他拿的。」

「拿什麼？」

「文件。你爸爸的身份證，印章，還有一些舊的單據。他說你爸爸在醫院要辦手續，要用。」

敏儀的手停在帳桌上。

「你怎麼沒有告訴我？」

「阿儀，」六叔說，聲音很低，「那是你爸爸的兒子。他說是你爸爸叫他拿的，我怎麼會不信？」

敏儀沒有說話。

她拉開帳桌右邊的抽屜。抽屜裡是父親的東西：一個木盒，一個舊銀包，一疊舊的利是封，一本電話簿。她打開那個木盒。

木盒裡原本放著父親的印章。一個牛角印章，刻著「盛永昌印」四個字，父親用了四十年，每一張單據、每一份合約，都蓋著這個印。

木盒是空的。

她在盒底摸了一下，摸到一層紅色的印泥粉。

她拿起座機，撥了敏軒的號碼。

響了七下，他才接。

「什麼事？」他的聲音拖得很長，背景很吵，有音樂，有人在笑，有杯子碰杯子的聲音。

「你在哪裡？」

「關你什麼事？」

「今天下午兩點半，你在哪裡？」

電話那頭停了一下。音樂還在響。

「在……在朋友家，」敏軒說，「打遊戲機。怎麼了？」

「哪一個朋友？」

「你……你不認識的。」他的聲音開始有一點結巴，每次他說謊，都會這樣，由小到大都是。小時候他打破了父親的算盤，把兩顆算珠藏在床底，母親問他，他說「我、我不知道」，說了三次「我」字。

「敏軒，爸爸的印章呢？」

電話那頭，音樂忽然變小了，好像他拿著電話走到了另一個房間。她聽見一扇門關上的聲音。

「什麼印章？」

「牛角的那個。刻著『盛永昌印』。爸爸用了四十年。六叔說，爸爸在醫院的時候，你來舖面拿走了。」

很長的一段沉默。

「爸爸叫我拿的，」敏軒說，「醫院要辦手續。」

「什麼手續要用印章？」

「我、我怎麼知道？他叫我拿，我就拿。你現在是在審問我？」他的聲音突然提高了，尖起來，像一個被搶走了玩具的孩子，「你每一次都是這樣！爸爸在的時候，什麼都交給你！舖是你的，帳簿是你的，客人是你的！我拿一個印章，你就打電話來審我！」

「印章在哪裡？」

「我不記得了！」

他掛了線。

她放下聽筒，看著那個空的木盒。盒蓋內側貼著一張小紙條，是父親的字，寫著「印章用後放回」。字寫得很小，很工整，一格一格的，像帳簿上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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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坐地鐵回到公司註冊處，趕在五點之前拿到了那份打印好的文件。

她沒有在查冊中心裡打開。她拿著那個牛皮紙信封，走到大樓外面的天橋上，站在剛才同一個位置。

太陽已經開始西斜，天橋下面的車流亮起了車頭燈，一條一條白色和紅色的線，在馬路上流過去。風比中午涼了一點，吹起她頸後的碎花布條。

她打開信封。

裡面是法團成立表格的正式影印本，一共九頁，每一頁的右上角蓋著公司註冊處的藍色印章。影印本比屏幕上的掃描清楚得多，紙是白的，字是黑的，每一個筆畫都看得出來。

她翻到第七頁。

創辦成員。

第一名：嘉衡控股有限公司。認購九千九百九十九股。簽署：一個潦草的英文簽名。

第二名。

認購股份：一股。

姓名那一欄，打印著三個字。

簽署那一欄，是一個手寫的簽名。

她看著那個簽名。

她沒有看姓名那一欄。她的眼睛直接落在簽名上，因為那個簽名，她不用看名字，也認得出來。

那是一個用藍色原子筆寫的簽名。三個字，連在一起，寫得很快，很用力。第一個字的「皿」字底，最後一筆不是一橫，而是向右上方挑起來的一個鉤，鉤的尾端還帶著一個小小的點，那是筆尖離開紙面之前，停了一停，壓出來的。

她見過這個鉤，見過幾萬次。

在後堂那本大開的硬皮帳簿上，每一頁的最底下，每一筆帳的旁邊，每一張已收貨款的單據上。她小時候坐在帳桌的旁邊，看著那支原子筆在紙上一劃，一挑，一點，然後父親把筆放下，說：「數清了。」

她的右手，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伸進了腰包，握住了那把剪刀的柄。

她沒有把剪刀抽出來。

她只是握著。握得很緊，緊得右手拇指和食指之間那道被布邊割傷的舊疤，被剪刀柄壓得發白。

天橋下面，車流不停。一架巴士經過，震得整條天橋微微地抖。

她低頭，看著那個鉤，那個點。

父親的簽名，簽在一間今年八月才成立的公司的文件上。

而父親，五月就已經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