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話　晚上十一點

第一個星期，芷瑤數了七次門響。

每天晚上十一點，大門會響一次。聲音很輕，是有人刻意放慢了手，把門把一點一點地轉回原位，再輕輕帶上。然後是走廊上電梯到達的叮一聲，再然後就什麼聲音都沒有了。

每天早上六點零幾分，大門會再響一次。

她躺在大房的床上，聽著這兩次門響，一次比一次清醒。

第三晚，她起床去廚房倒水，經過客廳，看見那張灰色的短沙發上，枕頭端端正正地放在一頭，被子摺成四方塊，放在另一頭。沙發上沒有人。

第五天早上，她六點就起床了，坐在飯廳的小木餐桌旁邊，假裝在改作業。六點零四分，門開了，敬安走進來，看見她，愣了一下。

他身上還是那件黑色連帽衛衣。門開的那一刻，一陣夜風跟著他灌進來，涼涼的，拂過她的手臂。然後是另一種氣味，比夜風更清楚，一聞就知道是什麼：消毒水。

那種醫院走廊上才有的、刺鼻的、乾淨得讓人不安的氣味。

「早。」他說。

「早。」她說。

他把外套脫下來，掛在門邊的掛鈎上，彎著腰從那盞暖黃色的吊燈底下穿過去，走進廚房，開始煮早餐。他給豆豆煮了一碗燕麥粥，切了一片吐司，用一個星星形狀的模具壓出一顆星，把星星放在燕麥粥上面。

芷瑤低頭看著手上的作業簿，一個字都沒看進去。

她記得那個條件：不准問他晚上去哪裡。

她一個字都沒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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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生活有新的規律。

早上七點，芷瑤叫豆豆起床。豆豆起床很慢，要叫三次，第一次他把被子拉到頭頂，第二次他把布兔子壓在臉上，第三次他才坐起來，後腦勺那撮頭髮翹得像一根天線，兩隻眼睛還閉著。

七點半，敬安送豆豆上幼稚園。幼稚園在屋苑對面，走路五分鐘。豆豆穿著藍色的校服，斜揹著黃色的水壺，一手牽著敬安，一手抱著布兔子，踮著腳尖走，走得像一隻小鴨子。敬安要彎著腰，才能讓他牽到自己的手。

芷瑤站在窗邊，看著他們一高一矮地走出屋苑大閘，才背起那個鼓鼓的帆布袋出門。她任教的小學在寶琳，坐小巴二十分鐘。

下午三點半，她下班，去幼稚園接豆豆。

晚上七點，三個人一起吃晚飯。飯廳牆上掛著以晴的相片，相片裡以晴穿著護士制服，抱著剛滿月的豆豆，笑得眼睛都不見了。豆豆每次坐上餐椅，都會先對著相片說一聲「媽媽，吃飯」，然後才拿起筷子。

晚上九點半，豆豆睡覺。

晚上十點，敬安抱著枕頭走向客廳。

晚上十一點，門響。

她把這些時間一條一條地用紅筆寫在手背上，寫完了又用紙巾擦掉，擦不乾淨，第二天又寫。她右手中指側面那片紅墨漬，好像比以前更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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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天，幼稚園的老師在門口叫住了她。

老師姓陳，很年輕，綁著一條馬尾，笑起來露出兩顆虎牙。她手上拿著一張畫紙。

「豆豆媽媽，」陳老師說，然後頓了一下，「呃，樂小姐。今天我們上美勞課，題目是『我的家』。這是豆豆畫的。」

芷瑤接過畫紙。

畫上有一間屋，屋頂是紅色的，窗是藍色的，屋前面站著三個人。最左邊是一個圓圓的人，戴著一副紅色的大眼鏡，頭上有一個黃色的東西，大概是蝴蝶夾。最右邊是一個很高很高的人，高得頭都頂到了紙的上緣，身子是黑色的，兩條手臂長得垂到膝蓋。中間是一個小小的人，懷裡抱著一團白色的東西，有兩隻長長的耳朵。

屋頂的上方，還有一個人，浮在半空，穿著白色的衣服，四周畫著一圈黃色的光。

每個人的頭上都寫了字，是陳老師幫他寫的：芷瑤姨姨、豆豆、媽媽。

最右邊那個很高很高的人頭上，寫的是：爸爸。

「我們問他爸爸是誰，」陳老師小心翼翼地說，「他說是晚上會回家的人。」

芷瑤拿著畫紙，站在幼稚園門口，好一陣子說不出話來。

「我們只是想讓你知道。」陳老師說，「小朋友經歷了這樣的變化，有時候會用自己的方法去理解。這不一定是壞事。」

「我知道。」芷瑤說。她推了推眼鏡，又推了一下，發現自己的聲音變得像在跟家長開會，「謝謝陳老師，我們會在家裡跟進。」

她把那張畫帶回家，用四塊磁石貼在冰箱門上。

那天晚上十點五十分，她起床去廚房倒水，看見敬安站在冰箱前面。

他已經穿好了外套，準備出門。廚房沒有開燈，只有冰箱上方那盞小小的抽油煙機燈亮著，昏黃的光打在那張畫上。他彎著腰，低頭看著畫裡那個很高很高、手臂垂到膝蓋的黑色人影，看了很久。

然後他伸出一根手指，碰了碰屋頂上方那個浮在半空、四周畫著一圈黃光的白衣人。

他碰得很輕，好像怕把蠟筆的顏色碰掉。

芷瑤站在走廊的陰影裡，沒有出聲。敬安收回手，看了一眼手機上的時間，然後沉默了。他把手機放回口袋，轉身走向大門，把門把一點一點地轉回原位，輕輕帶上。

電梯叮了一聲。

她走到冰箱前面，看著那張畫。以晴那個小小的白衣人旁邊，有一道淺淺的指印，印在蠟筆上，把一小片黃色的光抹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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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何姑娘打電話來。

「樂小姐，下星期三下午三點，我會上門做第一次家訪。」何姑娘在電話那頭說，語氣還是一樣溫和，一樣清楚，「主要是看看家居環境，跟豆豆聊一聊，也會跟你和華先生分別談一下。」

「好的。」

「另外，」何姑娘停了一下，「上次提過的稱呼問題，這段時間有沒有什麼變化？」

芷瑤看了一眼坐在沙發上的豆豆。豆豆正趴在敬安的腿上，用蠟筆在一本填色簿上畫恐龍，畫得滿頭大汗，舌頭伸出來一截。敬安一隻手扶著他，另一隻手拿著手機，低頭看。

「還在叫。」芷瑤說。

電話那頭沉默了兩秒。

「那就要辛苦你們了。」何姑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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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二天開始，芷瑤給豆豆上課。

她做了一套字卡，用硬卡紙剪成一張一張，每一張寫一個稱呼，旁邊畫一個小圖。「媽媽」那一張畫一顆心；「芷瑤姨姨」那一張畫一副紅色的眼鏡；「舅舅」那一張畫一個很高很高的人。

她跟小朋友上課已經八年了，這種方法她很熟。先示範，再跟讀，再遊戲，最後獎勵。答對一次，貼一張貼紙。

「豆豆，」她拿起「舅舅」那張卡，蹲在豆豆面前，「這是誰？」

豆豆看著那張卡，看著卡上那個很高很高的人。

「爸爸。」他說。

「這是舅舅。」芷瑤說，「跟我讀，舅——舅。」

「爸爸。」

「舅舅是媽媽的弟弟。」芷瑤說，把「媽媽」那張卡也拿起來，兩張放在一起，「媽媽和舅舅，是一家人，就像你和——」

她說不下去了。豆豆沒有兄弟姊妹。

「舅舅。」她重新開始，「跟我讀。」

豆豆嘟起嘴，嘴唇翹得高高的。他不說話了。

「豆豆？」

他把懷裡的布兔子往地上一丟，兔子滾了兩滾，一隻耳朵折到了身子底下。然後他轉過身，背對著她，坐在地上，兩隻手抱著膝蓋。

芷瑤蹲在那裡，手裡拿著兩張字卡，不知道該怎麼辦。

她聽見身後有腳步聲。

敬安走過來，彎下腰，把地上的布兔子撿起來，拍了拍兔子身上的灰，把那隻折起來的耳朵拉直。然後他在豆豆旁邊蹲下來。他很高，蹲下來之後還是比豆豆高出一大截，兩個膝蓋頂到了下巴。

他沒有說話，只是把布兔子放在豆豆的膝蓋上。

豆豆看了看兔子，又看了看他。

「爸爸，」豆豆說，「芷瑤姨姨說你不是爸爸。」

敬安沉默了一會兒。

「那你覺得呢？」他問。

「爸爸就是晚上會回家的人。」豆豆說，一個字一個字，說得很認真，「以前我爸爸晚上不回家，後來就再也不回家了。你每天晚上都回家。」

「我是早上才回家。」

「早上也是晚上的後面。」豆豆說。

敬安沒有回答。他的眼神又變得很軟很軟，軟得芷瑤不敢看。他伸出一隻長長的手，摸了摸豆豆的頭，把後腦勺那撮翹起來的頭髮往下壓，一鬆手，那撮頭髮又彈起來了。

芷瑤低頭看著手上那張寫著「舅舅」的字卡，把它放回了盒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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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開始注意到一些事情。

她不是故意的。她是老師，八年來，她的工作就是注意小朋友身上的變化：誰今天沒吃早餐，誰的手臂上多了一塊瘀青，誰突然不肯上體育課。她注意這些事情的習慣，改不了。

她注意到敬安從來不喝咖啡。

家裡有一部咖啡機，是她從舊屋搬過來的。第一個星期，她每天早上煮一壺，他一次都沒有喝過。她問他要不要，他說不用。她以為他不喜歡，後來發現他連茶都不喝，只喝白開水。

她注意到他有時候不吃晚飯。

不是每天，是一個星期裡有兩三天。那兩三天，他會坐在餐桌旁邊陪她和豆豆，替豆豆切紅蘿蔔星星，自己卻一口都不吃，只喝水。她問他是不是不舒服，他說下午吃得晚，不餓。

她注意到他左手肘內側那排針孔。

有一天早上他回來的時候，衛衣的袖子捲起了一截，針孔的最下面，貼著一小塊白色的膠布，膠布底下壓著一團棉花。棉花的中央，有一個小小的紅點。

她看了一眼，就移開了目光。

他注意到她在看，把袖子拉了下來。

「捐血。」他說。

她點點頭，沒有說話。

她是老師，但她也當過十五年以晴的好朋友。以晴是護士，以前常常跟她說醫院裡的事，說得多了，她也懂一點。捐血一次要隔十二個星期。一個人的手肘上，不會一個月之內多出十幾個針孔。

她還注意到那張停車票。

她見過三張了。第一張在搬家那天從他的口袋裡掉出來，第二張夾在他放在鞋櫃上的錢包裡，第三張被他遺留在洗衣機裡，跟他的牛仔褲一起洗過，皺成一團，字跡模糊了一半。每一張都是同一間醫院，聖德蘭醫院。每一張的出場時間都是早上五點半到六點之間。

聖德蘭醫院不在將軍澳。它在九龍，坐車要四十分鐘。

將軍澳有自己的醫院，走路十五分鐘就到。

她把那張洗皺了的停車票攤平，放在餐桌上，看了很久。然後她把它摺好，放回他的牛仔褲口袋裡，把牛仔褲晾好。

她什麼都沒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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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問出口，是在家訪前三天。

那天晚上吃完飯，豆豆去洗澡了，芷瑤在洗碗，敬安在旁邊擦碗。廚房很小，兩個人站在裡面，手肘碰著手肘。他很高，要彎著腰才能把碗放進頭頂的碗櫃裡。

「何姑娘星期三會分別跟我們談。」芷瑤說，眼睛看著手上的碗，「她可能會問你的工作。」

「我會說我做自由工作。」敬安說，「設計網頁。在家做。」

「她可能會問你晚上的時間。」

敬安擦碗的手停了一下。

「她可能會問，」芷瑤繼續說，「為什麼你每天晚上十一點出門，早上六點才回來。」

「她不會知道。」

「豆豆會告訴她。」芷瑤說，「豆豆知道你晚上不在。他說爸爸就是晚上會回家的人，他當然知道你晚上出去。社工問小朋友問題的方法很專業，豆豆一定會說。」

敬安沒有說話。

「我不是要問你去哪裡。」芷瑤說，她發現自己又在推眼鏡了，手上沾著洗潔精的泡沫，把眼鏡推得滑了一下，「我記得那個條件。我只是覺得，我們最好先商量一個說法。到時候兩個人說的不一樣，比什麼都糟。」

敬安把手上的碗放進碗櫃，關上櫃門。

然後他轉過身，把她擠到一邊，站到洗碗槽前面，擰開水龍頭。

他把水開到最大。

水嘩嘩地沖下來，打在不鏽鋼的洗碗槽上，濺起一片水花，濺到芷瑤的碎花長裙上。他拿起一個已經洗乾淨的碗，放在水龍頭底下沖，沖完了又拿起另一個，一個一個地沖。水聲大得蓋過了一切。

芷瑤站在他身後，看著他的背。他很瘦，黑色衛衣底下的肩胛骨一塊一塊凸出來，像是要穿透布料。

她沒有再說話。她摘下眼鏡，用手指捏著鼻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又慢慢地吐出來。

然後她戴上眼鏡，走出了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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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十一點，門照常響了。

芷瑤沒有睡。她坐在床邊，聽著大門輕輕關上，聽著電梯叮一聲。她拿起手機，打開地圖，輸入「聖德蘭醫院」。

地圖上跳出一個紅色的圖釘，在九龍的一個舊區。她把地圖放大，看見醫院的旁邊有一幢小一點的建築物，標著一行小字：臨床研究中心。

她盯著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後關掉了地圖。

她把手機放在床頭櫃上，螢幕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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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一點四十分，豆豆發燒了。

芷瑤是被一陣很輕的聲音吵醒的。她睜開眼，看見小房的門開著，豆豆站在大房門口，光著腳，抱著布兔子，臉紅得像一個蘋果。

「芷瑤姨姨，」他說，聲音很小，很啞，「我好熱。」

她跳下床，一摸他的額頭，燙得她的手一縮。

她拿出體溫計，三十九度八。

她給豆豆吃了退燒藥，用濕毛巾給他抹身，抱著他坐在沙發上——那張灰色的短沙發，枕頭還端端正正地放在一頭。豆豆靠在她懷裡，不停發抖，一隻手緊緊抓住她睡衣的衣角，抓得指節都白了。

半小時後，她再量，四十度二。

她打電話給敬安。

電話響了六聲，轉到留言信箱。

她又打一次。還是六聲，留言信箱。

她打了第三次，第四次。

第五次，電話直接轉到了留言信箱，連響都不響了。關機了。

豆豆在她懷裡哭起來，哭得很小聲，一抽一抽的。

「我要爸爸。」他說。

芷瑤抱起豆豆，用一條毛毯把他裹起來，拿了錢包和手機，連衣服都來不及換，穿著睡衣和拖鞋就出了門。帆布袋留在沙發上。

她在屋苑門口攔了一輛計程車，去將軍澳醫院急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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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症室的燈是冷藍色的。

凌晨兩點半，候診大堂裡坐著二三十個人，有人在咳嗽，有人在呻吟，有一個喝醉了的中年男人躺在椅子上大聲唱歌。牆上的電視播著沒有聲音的新聞，走廊盡頭的綠色出口燈一閃一閃。空氣裡是消毒水的味道，濃得刺鼻。

芷瑤抱著豆豆坐在角落裡。豆豆已經不哭了，昏昏沉沉地靠在她的胸口，呼吸很急，很燙。布兔子的一隻耳朵被他含在嘴裡，含得濕透了。

她每隔十分鐘打一次電話。關機，關機，關機。

四點十分，終於輪到他們。醫生說是病毒感染，要留院觀察，打了一支退燒針，豆豆在觀察室的病床上睡著了。

芷瑤坐在病床旁邊的膠椅上，握著豆豆的小手。

她低頭看自己的右手手背。上面還有昨天寫的紅字：星期三，家訪，三點。

她用拇指擦了擦，擦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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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六點二十一分，觀察室的門被推開了。

敬安衝了進來。

他跑得很急，額頭上全是汗，頭髮亂得像一團被風吹過的草，那件黑色衛衣的拉鏈只拉了一半。他站在門口，彎著腰，大口大口地喘氣。他的臉色白得嚇人，白得那雙深陷的眼窩像兩個洞。

他的右手握著手機，拇指死死地按在螢幕上，按得螢幕一直亮著，亮著芷瑤發給他的那條短訊：豆豆發燒，將軍澳急症室。

他看見病床上的豆豆，整個人僵在門口。

然後他走過來。他走得很輕，輕得好像怕把地板踩碎。他在病床的另一邊蹲下來，蹲得很低，低到跟豆豆的臉一樣高，伸出一隻手，用手背碰了碰豆豆的額頭。

豆豆睜開了眼睛。

「爸爸。」他說，聲音啞啞的，然後笑了，笑得很小聲，打了一個嗝。

敬安的喉嚨動了一下。他沒有說話，只是把額頭抵在病床的欄杆上，抵了很久。

豆豆伸出一隻手，摸了摸他的頭髮。

「爸爸，」豆豆說，「你身上有醫院的味道。」

芷瑤坐在病床的另一邊，看著他。

他的衛衣袖子在剛才蹲下來的時候縮了上去，露出了右手手腕。手腕上戴著一條白色的塑膠手帶，那種醫院給住院病人戴的手帶，上面印著一個條碼和幾行小字。他大概是走得太急，忘了剪掉。

芷瑤離他只有一張病床的距離。那幾行小字，她看得見。

最上面一行，是他的名字。

第二行，是一個編號，後面跟著四個字：研究受試。

第三行只露出了開頭幾個字：緊急聯絡人。後面的字，被衛衣的袖口蓋住了。

她正要再看清楚一點，敬安已經察覺了。他沒有抬頭，只是把右手慢慢地收回來，縮進衛衣的袖子裡，用左手把袖口往下拉，拉到蓋住了整個手掌。

然後他抬起頭，看著她。

那是她第一次看見他這樣的眼神。不是疲倦，也不是看豆豆時的那種軟，而是一種很深很深的、像是求她不要開口的東西。

芷瑤沒有開口。

她記得那個條件。她記得自己在茶餐廳裡說過好。

可是她也記得凌晨兩點半，急症室裡冷藍色的燈，豆豆在她懷裡一抽一抽地哭著說要爸爸，而電話那頭一直是關機。

她低下頭，看著自己右手手背上那行擦不掉的紅字：星期三，家訪，三點。

她伸手去摸帆布袋，才想起帆布袋留在家裡的沙發上了。她從睡衣的口袋裡摸出一支紅筆，是她每天都放在身上的那一支。她在那行字的下面，用很小的字，寫了另一行。

今晚，十一點。

她把筆收起來，把手放在膝蓋上，手背朝下。

病床上，豆豆又睡著了，一隻小手抓著敬安的手指，另一隻手抓著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