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話　牆要慢慢乾

投標會議室的冷氣開得太大，吹得人手背發麻。長桌是整塊深色胡桃木，上面擺著十一份標書，每一份都用燙金膠圈釘好，封面印著公司的標誌、彩色效果圖、得獎紀錄。

只有第十二份不一樣。

那是一疊用黑色長尾夾夾住的紙，封面手寫七個字：韋記裝修工程部。字是木工鉛筆寫的，筆畫粗，一筆一劃像在牆上彈墨線。

「這一份是誰的？」

項目經理馮志朗把那疊紙拎起來，像拎一條剛從魚缸撈出來的毛巾。他三十出頭，頭髮用蠟抓得很高，手上一台平板電腦，說話前總先按亮螢幕看一眼，好像答案都在裡面。

「我的。」

坐在長桌最尾的男人舉了一下手。

他舉的是左手。會議室裡有幾個人立刻看見了：那隻手的無名指只剩下半截，斷口處的皮膚又亮又硬，像一截磨平了的木樁。其餘四根手指粗得像香腸，指節上全是老繭和細細的舊割痕。

韋國強，四十八歲。一件褪色的灰藍工作服，洗得領口發白，胸前還看得出一行印字：良記工程。他坐著也比旁人寬出一截，兩條手臂擱在桌上，比坐在他隔壁那位分包商的小腿還粗。

大方臉曬得紅黑，額頭三條深紋，像有人用批刀一下一下刻上去。平頭貼著頭皮，夾雜白髮，髮根裡還嵌著一層沒洗乾淨的白灰。

他耳後插著一支木工鉛筆。

「韋師傅，」馮志朗翻了兩頁，笑了，「你這個報價，是不是少寫了一個零？」

「沒有少。」

「三層獨立屋，全屋拆舊翻新，連水電、防水、天花、木工、批灰、油漆，」馮志朗一項一項唸，唸得很慢，讓全場都聽清楚，「你報一百八十六萬？」

會議室裡有人笑出聲。

坐在國強隔壁的是陳記工程的陳老闆，六十歲，一手金錶，一手念珠。他笑得最大聲，笑完還轉過頭，上下打量國強：「老韋，你是不是最近手頭緊？一百八十六萬，你連材料都買不齊。」

對面坐著的年輕女人是另一家設計公司的代表，她沒有笑，只是把自己標書上的數字用手掌蓋住——她報的是四百二十萬。

國強沒有看陳老闆。

他先看了一眼陳老闆的鞋。黑色牛津皮鞋，擦得發亮，鞋底一點灰都沒有。

然後他才開口，聲音粗啞，慢，一個字一個字，像在唸工序：「材料我自己有門路。人工我自己帶。利潤我不要。」

「不要利潤，那你做來幹什麼？」馮志朗問。

「做一間好房子，」國強說，「放進履歷裡。」

會議室的門在這時被推開。

先進來的是一陣古龍水的味道，接著是一個挺著肚子的人。他走路頭微微後仰，好像天花板比別人的低。白色短袖襯衫，深灰西褲，腰上一條鱷魚皮帶，皮帶扣是金色的。

譚兆基。兆基地產主席，五十五歲。

大圓臉紅潤得發亮，雙下巴擱在領口上。頭髮染得過黑，稀稀疏疏，從左邊一路梳過去，勉強蓋住頭頂。濃眉也染過，黑得不像真的，底下一雙細小的眼睛被臉肉擠在中間。

他沒有看在座任何一個人。他先看的是會議室的落地玻璃，玻璃外面是中環的一排大廈，他看那些大廈，像看一堆自家倉庫。

「還沒選好？」他問。

「譚生，」馮志朗站起來，平板電腦抱在胸前，「還差最後兩家。有一份報價……比較特別。」

他把國強那疊紙遞過去。

譚兆基接過來，只看了最後一頁的數字。他右手尾指戴著一枚玉扳指，綠得發黑。他用那枚扳指在紙上敲了兩下，發出清脆的「嗒、嗒」。

「一百八十六萬？」

「是。」國強說。

譚兆基終於轉頭看他。

國強站起身。他沒有躲，也沒有低頭，就那樣讓對方看。他知道對方在看什麼：一件舊工作服，一雙已經開口的安全靴，一個報價低得像笑話的散工頭。

他也知道對方看不出什麼。

十年了。十年前他坐在法庭的旁聽席最後一排，隔著十幾排人頭看這個人走出被告欄，那時候對方的頭髮還是真的黑，肚子也沒有這麼大。對方當年沒有回頭看過旁聽席一眼。

今天也一樣，譚兆基的目光從他臉上滑過去，停在他胸前那行褪色的字上，停了不到半秒。

良記工程。

沒有認出來。

「陳老闆，」譚兆基轉向另一邊，「你的報價多少？」

「三百九十八萬。」陳老闆坐直了，念珠在手腕上轉，「譚生，我們陳記跟你合作過三次了，你展銷廳那一套樣板房，就是我們做的。」

「我知道。」譚兆基點頭。

「一分錢一分貨。」陳老闆說完，斜眼瞄了國強一下，「有些人報這種價，做到一半就跑，到時候你房子開了膛，找誰？」

會議室裡又笑了一陣。

國強沒有反駁。他走到會議室角落那面展示牆前。

那是一面米白色的矮牆，牆上掛著兆基地產歷年得獎的相框。牆是新做的，油漆還帶一點點香蕉水的氣味。

他抬起左手，彎起那根只剩半截的無名指，用第二個指節在牆上敲了三下。

咚。咚。咚。

聲音很悶，悶得有點空。

他往右移了兩尺，又敲三下。

咚。咚。空。

第三下的聲音是空的，空得像敲在一個鐵皮箱上。

會議室裡安靜下來。

「陳老闆，」國強沒有回頭，「這面牆也是你做的？」

陳老闆的念珠停了。

「你這面牆，底下石膏板的龍骨間距開到六百，」國強說，還是那副唸工序的語調，「規格要四百。你省了三分之一的龍骨。我現在一拳下去，這幅相會跟著牆一起掉下來。」

「你別亂講！」陳老闆站起來，椅子往後一刮。

「那我試一下？」

國強慢慢握起右手。那隻拳頭有飯碗那麼大，指節上的老繭黃得發亮。

陳老闆的臉一下子白了。

坐在對面那位設計公司的女人低下頭，用手指按住嘴，肩膀抖了兩下。馮志朗的平板電腦差點從懷裡滑下去，他慌忙抱緊，嘴巴半張，看看陳老闆，又看看國強，最後看向譚兆基。

譚兆基沒有說話。

他從褲袋裡掏出一條白手帕，擦了一下後頸，然後把手帕摺好，放回去。

「陳老闆，」他說，聲音很粗，「展銷廳那面牆，下星期拆了重做。你自己出錢。明白嗎？」

陳老闆張了張嘴，沒有說出一個字。

譚兆基重新拿起國強那疊紙，這一次他翻到了第一頁，看了很久。

「半山那間屋，我要在九十天之內完工。」他說，「完工那天，我要開一個開放日，請記者，請我新盤的買家來參觀。那間房子就是我的招牌。你做不做得到？」

「九十天。」國強說，「做得到。」

「做不到，一分錢都沒有。明白嗎？」

「明白。」

譚兆基用玉扳指在長桌邊敲了一下，嗒。

「就他了。」

他轉身走出會議室，古龍水的味道留在原地很久。陳老闆一把抓起自己的標書，走到門口時停了一下，回頭狠狠看國強。

國強正在把那支鉛筆從耳後拔出來，又插回去。拔出來，插回去。

他沒有看陳老闆。

他在看那面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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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山的工地在一條窄窄的私家路盡頭。

早上七點，山上的霧還沒散，濕氣黏在皮膚上，衣服摸起來是潮的。竹棚從地面一路搭到三樓屋頂，淡黃色的竹枝一根一根用黑色膠索綁住，外面蒙著一層綠色防塵網。陽光還沒有爬過山脊，網裡的光是灰綠色的，像站在一個巨大的魚缸底。

遠處有電鑽的聲音，是隔壁另一間大屋在拆冷氣機。

國強站在大門口，一手拿著一杯凍奶茶，一手拿著一串鑰匙。

「強哥！」

一輛白色客貨車從私家路轉上來，車廂一側的漆掉了一大片，露出底下的鏽。車門打開，先跳下來的是一個瘦高的年輕人，十九歲，頭髮染成一撮金，工作褲的褲腳捲了三摺，安全靴是新的，鞋帶還綁著一個蝴蝶結。

梁子健，國強的徒弟，跟了他十一個月。

「鞋帶，」國強說。

「啊？」

「綁死結。蝴蝶結勾到鐵枝，你整個人會從棚上翻下去。」

子健吐了吐舌頭，蹲下去重新綁。

跟在後面下車的是老鄭，六十二歲，電工師傅，瘦得像一根竹，背有點駝，戴一副用膠布黏過鏡腳的老花眼鏡，腰上一排剝線鉗和電筆。然後是水喉師傅阿泰，五十出頭，矮壯，禿頂，嘴裡永遠咬著一根牙籤，一下車就往地上吐口水。

最後下車的是蔡姐，泥水師傅，五十七歲，全行少有的女師傅，頭上包一條褪色的碎花頭巾，兩條手臂上的肌肉比子健的大腿結實。

四個人站在大門口，抬頭看這幢三層高的獨立屋。

「強哥，」阿泰把牙籤從左邊嘴角移到右邊，「一百八十六萬，你真的接了？」

「接了。」

「我們這班老骨頭，人工照付？」

「照付。」國強說，「我自己貼。」

老鄭扶了一下眼鏡，沒說話。

蔡姐盯著國強胸前那行字看了一會，然後問了一句：「是他？」

國強點了點頭。

四個人裡面，只有子健不明白。他左看看，右看看，最後問：「誰啊？」

沒有人回答他。

國強把奶茶喝完，杯子捏扁，塞進褲袋，用鑰匙開了大門。

屋裡是空的。

原來的業主移民了，這幢屋空置了兩年，譚兆基用低價買下來，拆掉所有舊裝修，只剩下結構和剛批了第一層底灰的清水牆。地上鋪著一層灰塵，踩上去有腳印。空氣裡是濕水泥和石灰的鹼味，嗆得人喉嚨發癢。

落地玻璃還沒有裝，客廳朝南的一整面牆是空的，只有竹棚和防塵網擋著。從網的縫隙看出去，山下是一整個維多利亞港，海面是灰藍色的，渡海小輪拖著一條白線慢慢走。

「嘩。」子健說。

「別嘩。」國強說，「幹活。」

他沿著客廳的牆慢慢走，走一步，停一下。

然後他把右手按在牆上。

牆是冷的。底灰批上去不到三天，還沒有乾透，手掌摸上去粗糙、微濕，冰得像摸一塊剛從冰箱拿出來的石頭。他的手在牆上停了很久，掌心的老繭貼著那層灰，好像在聽牆的脈搏。

子健站在他身後，等了一會，忍不住問：「師傅，今天先批哪一面？」

「今天不批。」

「不批？九十天啊師傅！」

國強把手從牆上拿下來，掌心留下一層灰白。

「牆要慢慢乾，」他說，「急不得。」

子健張了張嘴，想說什麼，最後還是閉上了。

蔡姐在旁邊蹲下來，用指甲刮了一點牆角的灰，放在鼻子前面聞。「這層底灰是誰批的？」

「譚兆基自己的判頭。」國強說。

「沙多灰少。」蔡姐站起身，「一年之內會起粉。」

「我知道。」

「那你要鏟掉重做？」

「不鏟。」國強說，「留著。」

蔡姐看他一眼，那一眼很長。她沒有再問，拍了拍手上的灰，轉身去看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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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十二點，太陽終於爬過了山脊，照在防塵網上，整幢屋被染成一種透明的綠。光線透過網眼，在清水牆上投下密密麻麻的小方格，像一張巨大的坐標紙。

五個人坐在客廳地上吃飯。飯盒是山下茶餐廳送上來的，叉燒飯、鹹魚雞粒炒飯，塑膠蓋一打開，熱氣混著油香衝出來，蓋過了一屋的石灰味。

「強哥，」阿泰把一塊叉燒夾到子健飯盒裡，「你那張圖，給我們看看。」

國強從工具帶裡抽出一卷圖紙，攤在地上，用四個飯盒蓋壓住四角。

那是這幢屋的平面圖，三層，每一層用鉛筆重新描過一遍。圖上的每一面牆都編了號，從一號到十四號。其中有幾個號碼旁邊，畫了一個很小很小的三角形。

老鄭推了推眼鏡，湊近去看。「三角形是什麼？」

「特別處理。」國強說。

「什麼特別處理？」

國強用那根斷了半截的無名指點著圖上的三角形，一個一個點過去：一樓客廳南牆，二樓主人房床頭牆，二樓書房東牆，三樓天台樓梯間。

「這幾面牆，」他說，「我自己做。你們不用碰。」

四個人互相看了一眼。

「其他的，」國強繼續說，「全部照足規格。鋼筋照足，防水照足，龍骨照足，批灰三層，每層等足時間。驗樓師傅拿著放大鏡來，也要他找不到一條裂紋。明白嗎？」

最後三個字一出口，他自己頓了一下。

那是譚兆基的口頭禪。

子健沒有聽出來，扒著飯點頭：「明白！」

老鄭聽出來了。他放下筷子，看著國強，聲音很輕：「阿強，十年了。」

「十年零四個月。」國強說。

「阿良不會想你這樣做。」

國強沒有回答。他把手按在胸前，按在那行褪色的字上。良記工程。按了一會，他把手放下，拿起飯盒，一口一口扒飯，嚼得很慢。

那是他害怕的時候才會有的動作。他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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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點，一輛黑色房車從私家路開上來，停在大門口。

司機先下車開門。譚兆基鑽出來，手裡拿著一頂嶄新的白色安全帽。那頂安全帽白得發亮，一道刮痕都沒有，帽簷上貼著的標籤還沒撕。

他站在門口戴好安全帽，然後從褲袋掏出白手帕，捂住口鼻，才走進來。

馮志朗跟在他後面，抱著平板電腦，皮鞋在灰塵上踩出一排清楚的鞋印。

「韋師傅，」譚兆基的聲音從手帕後面傳出來，悶悶的，「開工第一天，進度怎麼樣？」

「看牆。」國強說。

「看牆？」馮志朗低頭在平板上點了幾下，「韋師傅，你的施工時間表上寫著，第一個星期要完成全屋拆舊和底層批灰。今天已經過了一半，你們在……吃飯？」

子健手裡的筷子停在半空。

阿泰把牙籤咬斷了。

國強站起身，把飯盒放在地上，拍了拍褲子上的灰。他先看了一眼馮志朗的鞋——意大利皮鞋，鞋頭尖，沾了一層灰，是今天第一次沾的。

「馮經理，」他說，「這幢屋的底灰，是你們上一手判頭批的？」

「是……是啊。怎麼了？」

國強走到客廳南牆前面，彎起無名指的斷節，敲了三下。咚、咚、咚。

然後他又走到東牆，再敲三下。咚、咚、沙。

最後一下的聲音帶著一點點沙沙的回響，像敲在一塊餅乾上。

他伸出右手，用大拇指在那個位置用力一按。

一小塊底灰無聲地剝落下來，掉在地上，碎成粉。牆上露出一個拇指大的坑，坑底是灰黑色的磚。

馮志朗的臉色變了。

「沙多灰少，」國強說，「三天就起粉。你們上一手判頭，一包水泥兌了多少沙，我用手指就摸得出來。這面牆要是今天直接批面灰上去，半年之後，你新盤買家來參觀那天，牆會一片一片地掉。」

譚兆基手裡的手帕放下來了一點。

「所以我今天不批，」國強繼續說，「我今天看。每一面牆，我都要看清楚。明天開始，該鏟的鏟，該補的補。九十天，一天都不會遲。」

「你……」馮志朗看看牆上的坑，又看看譚兆基，聲音小了很多，「你一開始就知道？」

「我摸過就知道。」

譚兆基走過去，站在那個坑前面，看了很久。他的肚子挺在前面，差一點碰到牆。

然後他笑了。

那笑聲很響，響得在空屋裡轉了一圈才落下來，他的肚子跟著笑聲一抖一抖。

「好！」他轉過頭，指著國強，「一百八十六萬，請到一個識貨的！志朗，你記住，上一手那個判頭，以後兆基的工程，一單都不給他。明白嗎？」

「明、明白，譚生。」

譚兆基走到國強面前，伸出右手，要跟他握手。

那隻手上戴著那枚綠得發黑的玉扳指，手背上一片褐色的老人斑。

國強低頭看著那隻手。

他想起十年前，法庭外面，記者圍著這個人，這個人也是伸出這隻手，一個一個跟律師握手。那時候他的手上還沒有老人斑，扳指是同一枚。

國強把自己的右手在工作褲上擦了兩下，擦掉一些灰，然後握了上去。

他握得很緊。

譚兆基的眉頭抽了一下，但沒有縮手。

「韋師傅，手勁很大。」

「做這行的，」國強說，「手勁不大，牆會塌。」

他放開手。譚兆基低頭看了看自己的手，掌心沾了一層白灰。他立刻掏出手帕擦，擦得很仔細，連指縫都擦過了。

「九十天，」他把手帕塞回褲袋，「九十天之後，我要這間屋上雜誌封面。明白嗎？」

「明白。」

黑色房車開走的時候，捲起一陣塵土。

子健跑到國強旁邊，眼睛發亮：「師傅！你剛才好威！那個馮經理的臉都青了！你看到沒有？」

「看到。」

「那個大老闆笑成那樣，他是不是很欣賞你？」

國強沒有回答。

他站在大門口，看著那輛車消失在私家路的彎位。他把鉛筆從耳後拔出來，又插回去。拔出來，插回去。

蔡姐走到他旁邊，雙手抱在胸前，頭巾的碎花被風吹得一掀一掀。

「他沒有認出你。」她說。

「沒有。」

「他連阿良的名字都不記得了。」

國強低頭看了看自己的手。掌心剛才握過的地方，有一點點濕，是對方的汗。

他走回屋裡，拿起一個空的灰桶，拿起自己的批刀，把刀鋒在桶邊一下一下地刮。刮得很乾淨，刮到刀鋒反光，刮到桶邊一點灰都沒有了，還在刮。

蔡姐站在門口看著他刮，沒有說話。

子健想過去，被老鄭一把拉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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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九點，其他人都下山了。

工地只剩一盞工作燈，掛在客廳的竹棚上。燈是白色的，刺得人眼睛發痛，照在清水牆上，牆面每一個小凹凸都投下一個小影子。燈外面是黑的，山下的維港亮著一整片燈火，但隔著防塵網看出去，那些燈火都變成了模模糊糊的光點，像泡在水裡。

山上很靜。只有蟋蟀的叫聲，和竹棚在風裡偶爾發出的一兩聲吱嘎。

國強坐在一個倒轉的灰桶上，膝蓋上攤著一本簿子。

簿子很舊了，封面是紅色的，被水泡過又曬乾，皺得像一塊老樹皮。封面上用原子筆寫著：施工日誌，二〇一六。

那是國良的字。

他的弟弟，韋國良，小他六歲。從小跟在他後面，他去工地扛水泥，國良就在旁邊撿釘子。後來國強做了師傅，國良讀了夜校，考了一張牌，自己開了一間小公司，叫良記工程。

良記工程的第一單大生意，是兆基建築的分判。那時候的兆基還不是兆基地產，只是一間承包商。將軍澳一幢住宅，國良負責其中三層的結構。

國強翻開簿子。

每一頁都寫著日期、天氣、人數、工序。國良的字很小，很整齊，比他好看得多。

翻到最後幾頁，字開始亂了。

「三月十四日。晴。總判要求十一樓樓板鋼筋間距由一百五改為二百。拒絕。」

「三月十六日。陰。總判親自到場。說圖則已改。要求看改圖，說明天給。」

「三月十九日。雨。仍未收到改圖。總判說再不做就換人。工人要開飯。」

「三月二十日。雨。照做。已拍照留底。」

最後一頁。

「三月二十七日。」

只有日期。後面是空的。

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兩點十五分，十一樓的樓板在拆模的時候塌了下來。三個工人跌到十樓。兩個重傷，一個當場死亡。

死的是韋國良，三十二歲。他當時站在樓板正中間，檢查拆模。

那幾張照片，國良說過拍了照留底。可是出事後，國良的手機一直沒有找到。

調查報告說是分判商施工不當。兆基建築拿出了一份文件：一份「分判商自行更改鋼筋間距」的簽署紀錄，簽名是國良的。

國強認得弟弟的字。那個簽名，不是他的。

但他證明不了。

法庭判兆基建築監管不力，罰款二十萬。譚兆基本人全身而退。一年之後，兆基建築改名兆基地產，開始起樓賣樓。

國強合上簿子。

他把簿子放在膝上，用手掌按了很久。然後他站起身，從工具帶裡拿出捲尺，走到客廳南牆前面——圖紙上編號一號，旁邊畫著一個小三角形的那面牆。

他量了三個位置。每量一個，就用鉛筆在牆上畫一個很小的十字。

然後他走出屋外，從客貨車上搬下來一個灰桶。

那個灰桶跟別的灰桶不同，蓋子用膠紙封了三圈。他撕開膠紙，揭開蓋子。裡面是他自己調好的灰，顏色跟牆上的底灰幾乎一樣，灰白色，但比普通的灰稠一些，攪起來帶著一種黏性。

這個配方，是他二十年前在一個老師傅那裡學來的。老師傅說，這種灰乾得特別慢，比旁邊的普通灰慢四十天左右。乾透之前，它看起來跟旁邊的一模一樣。乾透那一天，它的顏色會比旁邊深半度。

半度。平時看不出來。

但如果那面牆被陽光斜照，如果有人站在某一個角度，如果那一天剛好下過雨，空氣裡的濕度剛好——

那半度的差別，就會變成字。

國強用批刀挖起一刀灰，貼在牆上第一個十字的位置。

他的手很穩。刀鋒在牆上走，一筆一劃，像在牆上彈墨線。

韋。

然後是第二個字。

國。

然後是第三個字。

良。

三個字，每個一尺見方。寫完之後，他換了另一桶普通的灰，一刀一刀地蓋上去，把那三個字完全蓋住，抹平，刮順。

工作燈下面，那面牆看起來跟一個小時之前一模一樣。灰白色，平滑，冰冷。

他往後退了三步，看了很久。

然後他走回牆前，彎起左手那根斷了半截的無名指，在那三個字的正中間，輕輕敲了三下。

咚。咚。咚。

聲音很實。

他笑了。只露出下排牙，笑聲很短，悶在喉嚨裡，聽起來像咳嗽。

外面突然有一陣響聲。

國強的笑停了。他轉過頭。

大門口站著一個人影。很瘦，很小，逆著工作燈的光，只看得出兩條低低的辮子，和一件格子校裙。

「叔叔？」

那是一個女孩的聲音，清脆，句尾向上揚。

「你這麼晚了，還在這裡做什麼？」

國強的手按在了胸前。

按在那行褪色的字上。

女孩往前走了一步，走進工作燈的光裡。十二歲左右，小圓臉，鼻樑上有一片曬出來的雀斑。一雙圓圓亮亮的眼睛，沒有看他的臉，而是盯著他手裡那把還沾著灰的批刀。

「我叫譚曉，」她說，「這是我爸爸的房子。我可以進來看嗎？」

國強沒有回答。

他看著這個女孩，看著她白色運動鞋上乾乾淨淨、一點灰都沒有的鞋底。

然後他轉過身，把批刀在桶邊刮乾淨，刮了一下，又一下。

身後那面牆，在工作燈的刺白裡，安安靜靜地開始乾。

四十天後，它會自己開口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