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話 旁聽席第三排

竇柏是在一個星期一早上，收到那封印著區徽的信。

信封是牛皮紙的，右上角蓋著「司法機構」四個紅字，左下角一行小字：陪審員傳召通知書，如無合理辯解而不出席，可被判罰款。他站在灣仔一幢舊唐樓的信箱前，把信封翻過來看了兩遍，然後用拇指指甲沿著封口，一點一點地拆開，拆得很整齊，沒有撕破任何一個字。

他四十歲，在一間出版社做校對，做了十一年。在那之前，他在深水埗一間補習社教中文作文，教了七年。他這輩子拆過的信封，大多數是出版社寄來的校樣，每一份都要拆得整整齊齊，因為封口上有時也印著要核對的東西。

傳召通知書上寫著：請於本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前往金鐘道高等法院報到。

他把通知書摺好，放進襯衫胸前的口袋，和那兩支紅藍原子筆放在一起，然後上樓，在日曆上九月二日那一格，用鉛筆寫了兩個字：法院。

他沒有想過會被選中。

九月二日，上午九時四十七分，高等法院大樓七樓。

陪審員候選人的等候室是一個沒有窗的長方形房間，天花板上一排日光燈，其中一支微微地閃，發出若有若無的嗡嗡聲。房間裡擺了六十張藍色的膠椅，坐了大概五十個人，有人在看報紙，有人在打瞌睡，有人一直在打電話跟老闆請假。空氣裡有一股新地毯的膠水味，混著某個人身上過濃的古龍水。

竇柏坐在最後一排，把筆記本放在膝上。他背微微地駝，是長年伏在校樣上彎出來的，坐下時習慣把本子擱在膝頭，這樣低頭看字時脖子不用彎得太厲害。他戴著一副厚厚的黑框眼鏡，鼻樑上被壓出兩道紅印，稀疏的黑髮梳成整齊的側分，頭頂已經看得見頭皮。

他在筆記本第一頁的頁角，用鉛筆寫下日期：九月二日。

這是他的習慣。他校對過的每一份稿，都要在頁角寫上日期，這樣日後有人問起哪一頁是哪一天改的，他翻開就知道。十一年來，沒有人問過他，但他一直這樣寫。

上午十時二十五分，書記進來唸名字。唸到第九個時，他聽見自己的名字。

他站起來，跟著前面八個人，走進第十五號法庭。

第十五號法庭比他想像中小。

深棕色的木鑲板從地面一直鋪到天花板，把整個房間包得像一個木盒子。地上鋪著藍色的地毯，踩上去沒有聲音。正前方是法官席，高出地面三級，背後牆上掛著區徽。法官席下方是書記的位置，書記是一個年輕的女人，正在一部電腦前打字，嗒嗒嗒嗒，聲音清脆而規律，像一場沒有停過的雨。

陪審員席在法庭的右側，兩排座椅，每排五個位子，座椅是深棕色的皮革，坐下去時冰涼的皮面貼著西褲，讓人一下子坐直。

竇柏坐在第二排最左邊。座椅扶手上貼著一張小小的白色標籤：九。

法官是一個六十多歲的男人，戴著假髮，說話的聲音很平，每一句都像是從一本書上唸出來的。他說，由於本案預計審期較長，按照《陪審團條例》，他已頒令組成九人陪審團。他說，各位陪審員在審訊期間，不得與任何人討論本案，不得閱讀任何有關本案的報導，不得自行搜集任何資料，不得與本案的任何一方有任何接觸。

「任何接觸，」法官說，「包括眼神。」

有幾個陪審員笑了。法官沒有笑。

「我是認真的。」他說，「如果你在法庭以外，遇見任何你認出與本案有關的人，你應該立即離開，並在下一次開庭時通知書記。這不是禮貌問題，這是法律問題。」

竇柏在筆記本上寫下：任何接觸，包括眼神。他用紅筆在「眼神」兩個字底下畫了一條線。

然後他抬起頭，第一次看向被告欄。

被告欄在法庭的左側，四面圍著齊腰高的木欄，後面坐著兩個懲教人員。被告坐在中間，是一個很高大的年輕男人，二十八九歲，肩膀寬得把那套深灰色的西裝撐得緊緊的，肩線繃出一道道皺褶，袖口短了一截，露出一雙粗壯的手腕。他的頭髮剃成貼頭皮的寸頭，膚色曬得很黑，下巴上有一道舊疤。他坐得很直，雙手放在膝上，握成拳頭。

書記唸出控罪：「被告應楷，被控於今年三月十四日晚上，在新界將軍澳一個建築地盤內，謀殺羅永泰……」

應楷。

竇柏在筆記本上寫下這個名字，寫到第二個字的時候，筆尖停了一下。

楷。楷書的楷。

他覺得這個名字有點熟，但他想不起在哪裡見過。他教過的學生太多了，校對過的名字更多。他搖搖頭，繼續寫下去。

審訊的前三天，竇柏一共寫了四十七頁筆記。

他的筆記跟別的陪審員不一樣。坐在他旁邊的八號是一個中年的家庭主婦，她的筆記本上只有零零碎碎的幾個詞，和一些她自己才看得懂的符號。坐在他前面的四號是一個年輕的銀行職員，他乾脆沒有帶筆記本，只是一直抱著手臂聽。

竇柏的筆記，每一頁頁角都寫著日期和時間，每一段證供都記下證人的名字、作供的時間、關鍵的句子。他用藍筆記控方的證供，用紅筆記辯方的盤問，遇到前後矛盾的地方，就在旁邊畫一個小小的三角形。

到第三天下午，他的筆記本上已經有十一個三角形。

控方的案情是這樣的：死者羅永泰，五十二歲，是將軍澳一個住宅地盤的判頭。被告應楷在他手下做紮鐵工，做了兩年。今年三月，羅永泰拖欠了一批工人三個月的工資，被告是其中一個。三月十二日，被告在地盤的工人休息室與死者發生口角，有三名工友作證，說聽見被告說了一句「你再不發工資，我就要你的命」。三月十四日晚上十時左右，死者被發現倒在地盤一個未完工的升降機槽底部，頭部受到重擊，當場死亡。地盤的閉路電視在當晚九時零五分，拍到被告進入地盤的側門。

控方說，時間、動機、機會，全部都有。

辯方律師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說話很快，她說被告那天晚上是回地盤拿自己遺漏的工具，九時二十分就離開了，側門的閉路電視只拍到進，沒有拍到出，是因為那部鏡頭當晚九時十五分之後故障了。

控方說，那正好說明被告有時間作案。

辯方說，那正好說明誰都有時間作案。

竇柏在筆記本上畫了一條時間線：三月十二日，口角。三月十四日，二十一時零五分，入；二十一時十五分，鏡頭故障；二十二時，發現屍體。

他看著這條線，覺得哪裡不對，但他說不出來。

九月五日，審訊第四天。上午十時零二分。

竇柏在頁角寫下日期和時間，然後抬起頭，準備聽控方傳召當天的第一名證人。

那天早上的陽光特別好，從法庭高處那一排窄窄的氣窗斜斜地射進來，在藍色的地毯上切出幾道明亮的格子。書記在打字，嗒嗒嗒嗒。冷氣很冷，竇柏把棕色毛背心往下拉了一拉，蓋住手腕。

他的目光掃過法庭，習慣性地從左到右：被告欄，律師席，法官席，書記，證人台。然後，他的目光落在旁聽席上。

旁聽席在法庭的後方，四排長木椅，平時只坐了七八個人，大多是記者和法律系的學生。那天早上，第三排最靠走道的位子上，坐著一個年輕的女人。

她很瘦，肩膀窄小，穿一套黑色的制服套裝，是那種商場化妝品專櫃的制服，領口別著一個小小的金色名牌，太遠了，看不見名字。她的背挺得筆直，雙手交疊放在膝上，黑色的長直髮一絲不亂地梳在耳後，露出右耳上一顆小小的珍珠耳環。她的臉是一張小巧的心形臉，妝化得極其精細，粉底勻得看不見一個毛孔，眉毛畫成一道完美的弧線，眼線在眼尾微微上挑。

她在看被告欄。

竇柏看見被告欄裡，應楷慢慢地轉過頭，看向旁聽席。那個一直緊繃著下顎、雙手握拳放在膝上的男人，在看見她的那一刻，眼神忽然軟了下來。他的嘴角動了動，露出一個很小的笑，笑的時候，門牙缺了一顆。

旁聽席上的女人，也笑了。那是一個很標準的微笑，只有嘴唇動，眼睛卻沒有動，像專櫃裡對每一個客人露出的那種笑。

然後，她把目光從被告欄移開，掃過法庭，像竇柏剛才那樣，從左到右。

她的目光經過陪審員席的時候，停了一下。

停在第二排最左邊。

竇柏感覺到那一眼，像一根針，輕輕地刺在他的眼鏡片上。他立刻低下頭，看著膝上的筆記本，筆尖停在頁角那個日期上：九月五日。

他認得她。

不，準確一點說，他認得她的手。

她交疊在膝上的雙手，左手在下，右手在上，右手的指尖正輕輕地按在左手的手背上，一下，一下，很輕，很慢，像在按一個看不見的按鈕。

十年前，深水埗那間補習社的課室裡，有一個十五歲的女學生，也是這樣坐著。她坐在最後一排，左手的手背上包著一塊白色的紗布，紗布的邊沿滲出一點淡黃色的藥水。她寫作文的時候，右手寫字，寫幾個字就停下來，用指尖按一下左手的紗布，再繼續寫。

竇柏記得她的作文。

那一年的作文題目是「我最敬佩的人」，全班三十個學生，有十個寫父母，有八個寫老師，有五個寫明星，還有幾個寫歷史人物。只有她寫的是她的哥哥。她寫她的哥哥十九歲，在地盤做紮鐵，每天早上五點出門，晚上九點回家，回家的時候身上全是鐵鏽的味道。她寫她的哥哥從來不讓她進廚房，因為有一次她煮麵的時候被熱水燙傷了手，哥哥那天晚上沒有睡覺，一直坐在她床邊，替她換紗布。

她寫：我的哥哥叫應楷，楷書的楷。他說，楷書是最端正的字，所以他做人也要端端正正。

竇柏給那篇作文打了一個很高的分數，在評語欄上用紅筆寫了一句話：文字樸素，情感真摯。第二段「鐵鏽的味道」一句，是全文最好的句子。

那個女學生叫應念。念書的念。

竇柏把眼鏡摘下來，用襯衫的下擺擦了擦鏡片，擦了一遍，又擦一遍。

他在筆記本上寫字，寫得很用力，寫得鉛筆芯斷了一次。他換了一支藍色原子筆，繼續寫。證人在作供，他在記錄，每一個字都記下來，一個都不漏。他沒有再抬頭。

整整一個上午，他都沒有抬頭。

午休時間，陪審員被帶到七樓一個專用的休息室吃飯。

休息室有一扇窗，對著金鐘道。窗外的天藍得發白，一架雙層巴士從樓下經過，引擎聲隔著玻璃傳上來，悶悶的。房間裡有一張長桌，桌上擺著九個飯盒，是法院安排的，叉燒飯和雞扒飯各半，飯盒的膠蓋上凝著一層水汽，打開時冒出一股油膩的熱氣。

竇柏拿了一盒叉燒飯，坐在長桌的最末端。

八號陪審員，那個中年主婦，坐在他旁邊，一邊吃一邊說：「那個被告，長得那麼高大，一拳打下去，什麼人都受不了。」

竇柏沒有說話。

「你寫了那麼多筆記，」八號看了一眼他膝上的本子，「你覺得他有沒有做？」

「法官說，」竇柏說，聲音很輕，每一個字都咬得很清楚，「審訊期間，陪審員之間也不應該在全部證據呈堂之前，討論案情。」

八號愣了一下，撇撇嘴，轉過去跟另一邊的人說話了。

竇柏低頭吃飯。叉燒很甜，醬汁滲進飯裡，他吃了兩口，就吃不下了。他把飯盒蓋上，推到一邊，打開筆記本，翻到最新的一頁。

頁角寫著：九月五日，十時零二分。

他看著那個時間，想起法官第一天說的話：如果你在法庭以外，遇見任何你認出與本案有關的人，你應該立即離開，並在下一次開庭時通知書記。

他不是在法庭以外遇見她。他是在法庭以內。

法官沒有說，如果在法庭以內認出來，應該怎麼辦。

他拿起鉛筆，在那一頁的空白處寫：旁聽席，第三排，被告妹妹。寫完了，他看著這幾個字，又拿起橡皮擦，把它們擦掉。擦得很乾淨，紙面上只剩下一點點淡淡的痕跡，要把本子斜著對著光，才看得出來。

他應該報告。他知道他應該報告。報告了，他會被撤換，由候補陪審員頂上。審訊會繼續，一切都不會有什麼不同。

可是他想起那篇作文。他想起那句「楷書是最端正的字」。他想起那個在被告欄裡，看見妹妹時眼神忽然軟下來的男人。

他想，如果他被撤換了，這個陪審團裡，就再也沒有一個人，知道那個男人十九歲時，每天晚上九點回家，身上全是鐵鏽的味道。

他把筆記本合上，壓在掌下。

下午的審訊，竇柏一直低著頭。

控方傳召了地盤的閉路電視技術員，一個戴眼鏡的年輕人，作供時一直在推眼鏡。他說那部側門的鏡頭，在三月十四日晚上二十一時十五分之後出現故障，畫面變成一片雪花，直到第二天早上八時才恢復。辯方律師盤問他，鏡頭故障的原因是什麼。他說不知道，可能是電線老化，也可能是人為破壞。

「你有沒有檢查過，」辯方律師問，「那部鏡頭在三月十四日之前，有沒有出過故障？」

「有檢查。」技術員說，「系統紀錄顯示，那部鏡頭在三月份一共故障過兩次。」

「哪兩次？」

技術員翻開手上的文件：「一次是三月十四日，另一次……」他停了一下，翻了一頁，「另一次的紀錄，好像不完整。」

「不完整是什麼意思？」

「系統有一段時間的紀錄，被覆蓋了。」

「哪一段時間？」

控方律師站起來反對，說這個問題與本案無關，三月十四日之前的事，不在控罪的時間範圍之內。法官想了一下，說反對有效，請辯方律師繼續下一個問題。

竇柏在筆記本上畫了第十二個三角形。

他的筆尖在三角形旁邊停了一下，很想抬頭，看一看旁聽席第三排。他沒有抬頭。他感覺到一道目光，從法庭的後方射過來，落在他的背上，落在他微微駝起的肩膀上，落在他頭頂那一片稀疏的頭髮上。

他把眼鏡摘下來，用襯衫下擺擦了又擦。

下午四時三十分，法官宣布休庭，明天上午十時繼續。

陪審員起立，等法官離開，然後由一名法庭聯絡員帶領，從法庭側門走出去。竇柏走在最後，他把筆記本放進公事包，扣好，檢查了兩次，確定扣好了，才站起來。

走廊很長，鋪著和法庭一樣的藍色地毯，兩邊的牆上掛著一些退休法官的肖像，每一張都嚴肅得像同一個人。陪審員在走廊盡頭解散，聯絡員提醒他們明天準時，然後各自散去。

竇柏走向電梯大堂。

電梯大堂是一個挑高的空間，地面是灰白色的大理石，四部電梯並排，不鏽鋼的門擦得發亮，映出他自己的樣子：一個瘦長的中年男人，背有點駝，穿一件棕色毛背心和淺藍色的襯衫，胸前口袋插著紅藍兩支原子筆，戴一副厚厚的黑框眼鏡。

他按了向下的按鈕。

大堂裡只有他一個人。遠處傳來一陣腳步聲，高跟鞋敲在大理石上，嗒、嗒、嗒，然後停了。冷氣從天花板的出風口吹下來，吹得他後頸一陣發涼。空氣裡有一股很淡的香味，不是法院裡應該有的味道，是一種粉質的、帶一點花香的氣味，像是某種化妝品。

電梯的數字從十二開始往下跳：十一，十，九，八。

叮。

中間那部電梯的門打開了。

門裡站著一個人。

黑色的制服套裝，黑色的低跟鞋，黑色的長直髮一絲不亂地梳在耳後，右耳上一顆小小的珍珠。她站在電梯的正中央，背挺得筆直，雙手交疊在身前，右手的指尖按在左手的手背上。

竇柏站在電梯門外，一動不動。

應念看著他。她的眼神一閃，移開了，看著電梯的控制板，又一閃，移回他的臉上。她的臉上掛著那個專櫃式的標準微笑，只有嘴唇在動，嘴唇塗著裸粉色的唇膏。

她沒有說話。

她伸出右手，手裡拿著一張摺成小方塊的紙巾，遞到他面前。

竇柏低頭看著那張紙巾。白色的，是那種專櫃用來給客人試妝的紙巾，質地很薄，邊沿壓著一圈細細的花紋。紙巾的一角，透出一點深棕色的痕跡。

他應該轉身離開。法官說過：立即離開。

電梯門開始關上。應念伸出左手，按住了開門的按鈕。她的左手手背上，有一片淡淡的粉色，被遮瑕膏蓋住了大半，但在電梯的燈光下，還是看得見邊沿那一圈不平整的皮膚。

竇柏伸出手，接過了那張紙巾。

他的指尖碰到了她的指尖。她的手指很冷，冷得像法庭座椅上的皮革。

應念鬆開了按鈕。電梯門慢慢地合上，她的臉在兩道不鏽鋼門之間越變越窄，最後只剩下一條縫。在那條縫合上之前，竇柏看見她的嘴唇動了一下，說了兩個字。

他沒有聽見。可是他看得懂那兩個字的唇形。

老師。

電梯門合上了。數字從七開始往下跳：六，五，四。

竇柏站在空無一人的電梯大堂裡，手裡握著那張紙巾。他的手心在出汗，汗濕透了紙巾的一角。

他慢慢地把紙巾打開。

紙巾上只有一行字，是用眉筆寫的，深棕色，筆畫柔軟而清晰，每一筆都有粉質的邊沿，像是用來畫眉毛那樣，一筆一筆描上去的：

三月十三日。

竇柏盯著那幾個字，看了很久。

他的腦裡飛快地翻過四十七頁筆記，翻過十二個三角形，翻過那條他畫了三天的時間線：三月十二日，口角。三月十四日，二十一時零五分，入；二十一時十五分，鏡頭故障；二十二時，發現屍體。

十二日，然後是十四日。

中間那一天，從頭到尾，沒有一個證人提過，沒有一份證物記過，控方沒有說，辯方也沒有問。就像那一天從來沒有存在過。

竇柏把眼鏡摘下來，用襯衫的下擺擦了擦。擦了一遍，又擦一遍，擦到鏡片發出吱吱的聲音。

然後他把眼鏡戴回去，把紙巾按照原來的摺痕摺好，打開公事包，翻開筆記本，把紙巾夾進最新的那一頁。

那一頁的頁角，寫著日期：九月五日。

他拿起鉛筆，在旁邊加了一行小字，字很小，小得只有他自己看得見：

三月十三日，不存在於任何一份證供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