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話 月台上的黃線

灣仔的唐樓在晚上十一點，還是很吵。

樓下的電車一架接一架地駛過，叮叮兩聲，車輪壓過路軌的接口，咯噔咯噔，整幢樓的窗框都跟著輕輕地震。對面大排檔的鑊氣從窗縫擠進來，是豉椒炒蜆的味道，油和蒜頭爆香之後的焦甜。竇柏的屋子只有一百八十呎，一張床，一張書桌，一個塞滿校樣的書架，書桌上的檯燈是他在補習社教書時買的，燈罩的一角被煙頭燙黃了，是補習社那個老闆留下的。

他坐在書桌前，把筆記本攤開。

四十七頁筆記，每一頁的頁角都寫著日期和時間。他從第一頁開始翻，翻得很慢，每一頁都用拇指按住紙角，按平了，才翻下一頁。

翻到最新那一頁，那張紙巾夾在那裡。

他沒有把它拿出來。他只是看著它，看著那一行深棕色的眉筆字：三月十三日。

紙巾很薄，被他的手汗濕過一次，乾了以後微微起皺，像一片被雨打過的葉子。眉筆的字有一種粉質的邊沿，每一筆都有細細的顆粒，湊近了看，像一粒一粒極小的沙。

他摘下眼鏡，用襯衫的下擺擦了一遍。

然後他戴回眼鏡，從書架上拿下一疊白紙，一把尺，一支鉛筆，開始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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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畫表畫了三個鐘頭。

這是他的專長。十一年來，他每天校對別人的稿，一本書三百頁，他要找出每一個前後不一致的地方：第四十頁說主角穿藍色外套，第二百一十頁變成灰色；第十二章說事情發生在星期二，第十五章回憶的時候變成星期三。作者不會發現，編輯不會發現，讀者大多數也不會發現。只有他會發現，因為他會畫表。

他在白紙上畫了一條橫線，從三月一日畫到三月十五日，每一天畫一格。

然後他把四十七頁筆記裡，每一個證人提過的日子，每一件證物上的日期，都填進格子裡。

三月十二日那一格，填得滿滿的。工人休息室的口角，三名工友的證供，死者手機裡的一條短訊，地盤判頭辦公室的來訪紀錄。

三月十四日那一格，也填得滿滿的。側門的閉路電視，九時零五分，被告進入。九時十五分，鏡頭故障。十時，屍體被發現。警方的現場報告，法醫的驗屍報告，救護員的證供。

三月十一日，有兩項。三月十日，有一項。三月九日，有一項。

三月十三日那一格，是空的。

他盯著那一格空白，盯了很久。

窗外，最後一班電車駛過去了。叮叮。叮叮。聲音越來越遠，然後街上就只剩下大排檔收檔的聲音，鐵摺桌一張一張疊起來，哐啷，哐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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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空格本身不算什麼。

他知道。一宗案件的時間線，本來就不可能每一天都有事發生。控方只需要證明三月十二日有動機，三月十四日有機會，中間那一天發生過什麼，跟控罪無關。辯方也沒有提過那一天，因為辯方大概也不知道那一天發生過什麼。

可是他記得那個閉路電視技術員的話。

「系統紀錄顯示，那部鏡頭在三月份一共故障過兩次。」

「另一次的紀錄，好像不完整。」

「系統有一段時間的紀錄，被覆蓋了。」

然後控方律師站起來反對，說三月十四日之前的事，不在控罪的時間範圍之內。法官說反對有效。

竇柏翻到那一頁筆記。第十二個三角形畫在那裡，旁邊是他的小字：另一次故障，何時？被覆蓋，是誰？

他拿起鉛筆，在三月十三日那一格的空白裡，輕輕地畫了一個問號。

然後他翻開控方的證物清單。那是開審第一天，書記派給每一個陪審員的，一共十二頁，列出了控方呈堂的每一件證物，編號從 P1 到 P38。

他一行一行地看下去。

P7：地盤工人出勤紀錄，三月份。

他記得這一件。第三天，地盤的文員上庭作供，把出勤紀錄的影印本呈堂，證明被告在三月十二日和三月十四日都有開工。陪審員每人獲派一份影印本，夾在證物冊裡。

他打開證物冊，找到 P7。

出勤紀錄是一張表格，每一頁是一天，每一頁上面印著日期，下面是工人的名字，名字旁邊是上班和下班的簽名。影印得不太清楚，有些簽名糊成一團。

他一頁一頁地翻。

三月十日。三月十一日。三月十二日。

三月十四日。

他又翻了一次。三月十二日之後，就是三月十四日。

他把證物冊翻過來，看頁碼。每一頁的右下角都有一個手寫的頁碼，是控方律師事務所的人加上去的：P7-10，P7-11，P7-12，P7-14。

沒有 P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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竇柏把眼鏡摘下來，擦了一遍，又擦一遍。

他把證物冊合上，放在書桌上，雙手壓在上面。

他知道他現在做的事，已經越界了。法官第一天就說過，陪審員不得自行搜集任何資料。他沒有搜集資料，他只是在看法庭發給他的東西。可是他看這些東西，是因為一張紙巾，一張紙巾是一個他本來應該報告的人給他的。

他應該明天一早，在開庭之前，找書記。

他應該說：法官閣下，我是第九號陪審員，我認識旁聽席上的一個人，她是被告的妹妹，十年前是我的學生。昨天散庭後，她在電梯裡交給我一張紙巾。

然後他會被撤換。然後那張紙巾會被當作證物，應念會被傳召，也許會被控藐視法庭，也許會被控妨礙司法公正。然後控方會說，被告的家人試圖接觸陪審員，這正好說明被告心虛。

然後三月十三日那一格，還是空的。

他坐在檯燈底下，把筆記本合上，壓在掌下。壓得很用力，掌心底下的硬皮封面，涼得像法庭的皮椅。

他沒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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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訊第五天，他提早了二十分鐘到法院。

金鐘道在早上九點已經很熱，太陽照在高等法院的玻璃外牆上，反出一片刺眼的白。大樓門口排著一條長長的隊，是旁聽的市民和記者，保安一個一個地檢查手袋。竇柏拿出陪審員證，從側門進去，搭升降機上七樓。

電梯門打開的時候，他下意識地往裡面看了一眼。

裡面沒有人。

陪審員休息室的冷氣很大，大得他一進去就把毛背心拉了下來，蓋住手腕。八號已經到了，坐在長桌旁邊，一邊吃菠蘿包一邊看手機，看見他進來，點了點頭。

「你今天很早。」她說。

「睡不著。」竇柏說。

八號笑了一下。「我也是。我丈夫說我這幾天說夢話，說什麼升降機槽。」

竇柏沒有接話。他坐在長桌的最末端，把筆記本放在膝上，在新的一頁頁角寫下日期：九月八日。

然後他翻到後面，把那張證物清單抽出來，夾在筆記本裡。他想在今天的證供裡，找到一個提到三月十三日的人。任何一個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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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號法庭還是那樣，深棕色的木鑲板包著四面牆，藍色的地毯踩上去沒有聲音。書記在打字，嗒嗒嗒嗒。冷氣很冷，座椅的皮面貼著他的西褲，涼得他一坐下就坐直了。

他沒有看旁聽席。

他從陪審員席的入口走進去，眼睛只看著地上，只看著扶手上那張寫著「九」的白色標籤。他坐下，把筆記本放在膝上，翻開，拿起藍色原子筆。

可是他知道她在那裡。

他感覺得到。法庭的冷氣裡，有一股很淡很淡的香味，是一種粉質的、帶一點花香的氣味，跟那天電梯大堂裡的一模一樣。那個氣味從法庭的後方飄過來，像一條很細的線，繞過律師席，繞過被告欄，停在陪審員席的第二排最左邊。

他低著頭，一個字一個字地記錄證供。

那天上午，控方傳召死者的妻子。

羅太太五十歲，穿一件黑色的衫，頭髮剪得很短，眼睛腫著。她說她先生是一個很好的人，做判頭二十年，從來沒有拖欠過工人的工資，今年是因為總承建商那邊拖了他的款，他自己也周轉不來。她說她先生出事前那幾天，心情很差，每晚都很晚才回家。

「很晚是幾點？」控方律師問。

「十二點，一點。」

「三月十四日那天呢？」

「那天他沒有回家。」羅太太說，聲音破了一下，「第二天早上，警察來敲門。」

竇柏的筆尖停了一下。

辯方律師站起來盤問。她問羅太太，她先生出事前那幾天，有沒有提過任何人的名字。羅太太想了很久，說沒有。辯方律師問，她先生有沒有說過，擔心自己的安全。羅太太說沒有。

然後辯方律師問了一個問題，竇柏把它一字不漏地記了下來。

「羅太太，你剛才說，你先生出事前那幾天，每晚都很晚回家。三月十三日晚上，他幾點回家？」

羅太太愣了一下。

她的眼睛往控方律師那邊看了一眼，很快，快得像一隻鳥掠過窗口。然後她說：「我不記得了。」

「你不記得？」

「那幾天都差不多。」羅太太說，「我不記得哪一天是哪一天。」

辯方律師看著她，看了幾秒，然後說：「沒有問題了。」

竇柏在筆記本上寫下：羅太太，不記得三月十三日。他在旁邊畫了一個三角形。第十三個。

他的筆尖在三角形上停了很久。

然後，他做了一件他整整三天都沒有做過的事。

他抬起頭，看向被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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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楷坐得很直。

那套深灰色的西裝還是太小，肩線繃得緊緊的，袖口露出一截粗壯的手腕。他的雙手放在膝上，握成拳頭。可是他沒有看證人台，也沒有看律師席。

他在看天花板。

他的眼睛一直望著法庭高處那一排窄窄的氣窗，望著窗外那一小片發白的天。他的下顎沒有咬緊，頸側的青筋沒有浮起來，整個人一動不動，只有喉結上下動了一下。

竇柏在補習社教書的時候，見過這種眼神。

一個學生被老師問到一件他不想說的事，他不看老師，也不看同學，他看天花板。他在等那件事過去。他在等所有人都忘記那個問題。

竇柏把目光從應楷身上移開，移得很慢。

他的目光經過了旁聽席。

第三排，最靠走道的位子。黑色的制服套裝，黑色的長直髮梳在耳後，右耳一顆小小的珍珠。她坐得很直，雙手交疊在膝上，左手在下，右手在上，右手的指尖按在左手的手背上。

一下，一下，一下。

她沒有看他。她在看她的哥哥。

竇柏低下頭。他的心跳得很快，快得他聽得見耳朵裡的血在流。他把眼鏡摘下來，用襯衫的下擺擦，擦了又擦，擦到鏡片發出吱吱的聲音。

旁邊的八號看了他一眼。

「你沒事吧？」她低聲問。

「眼鏡有霧。」竇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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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三天，他一直在找三月十三日。

他在每一份證供裡找，在每一件證物裡找。他發現死者的手機通話紀錄，控方只呈堂了三月十二日和三月十四日兩天。他發現地盤判頭辦公室的來訪登記簿，控方只影印了三月十二日那一頁。他發現警方的調查報告裡，有一段描述死者在「案發前數日」的行蹤，寫得很含糊，只說死者「如常上班」。

每一個地方，都在三月十三日那裡留了一個空。

不是被刪掉的空。是從來沒有人去填的空。像一份校樣裡，某一頁被裝訂的時候漏掉了，前一頁和後一頁的頁碼接不上，可是因為內容剛好接得通順，誰都沒有發現。

他在筆記本裡寫了一頁又一頁。他把那一頁的頁角寫上日期，然後在日期旁邊，用極小極小的字，寫上 P7-13。

他沒有再抬頭看旁聽席。

她也沒有再看他。三天來，他每天散庭都搭同一部電梯落樓，每一次電梯門打開，裡面都沒有人。

他開始以為，那一天在電梯裡的事，是他自己想出來的。

直到第八天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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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散庭以後，他沒有回家。

他搭地鐵去了觀塘，出版社在觀塘一幢工業大廈的十四樓。做陪審員期間，公司准他停工，可是有一本書趕著付印，編輯打了三次電話給他，問他晚上可不可以回來看最後一遍校樣。

他說可以。

他在出版社裡看稿看到晚上十一點半。整層樓只剩下他一個人，冷氣關了，窗戶開著，外面是觀塘道的車聲，一輛貨車駛過，整幢工業大廈都在震。校樣是一本食譜，三百二十頁，他找到了四十一個錯字，其中一個是「芫荽」被打成了「芫荾」，排版的人大概不知道這兩個字有什麼分別。

他在頁角寫上日期，把校樣交到編輯的桌上，搭升降機落樓。

回灣仔要在金鐘轉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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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十二時零七分，金鐘站。

月台很空。白天擠滿了人的地方，這個時候只剩下幾個人散落在各處，一個喝醉了的男人坐在長椅上打瞌睡，一對年輕的情侶靠在柱子旁邊說話，一個清潔工推著一部車，車上的水桶晃來晃去。月台的燈是冷綠色的，照在白色的瓷磚牆上，照得每一個人的臉都有一點發青。

空氣裡有一股地底的氣味，是冷氣、鐵軌和一點點橡膠燒焦的味道混在一起。遠處的隧道裡傳來一陣風，一陣很低的轟鳴，然後停了，是另一條線的列車在很遠的地方經過。

竇柏站在月台上，看著路軌對面牆上的廣告。那是一個化妝品的廣告，一個模特兒的臉被放大到兩米高，粉底勻得看不見一個毛孔。

月台的地上，每一道車門的位置前面，都畫著幾條黃線，引導乘客排隊。竇柏站在其中一組黃線的左邊。

他聽見腳步聲。

不是高跟鞋，是低跟鞋，鞋跟很矮，敲在月台的地磚上，嗒、嗒、嗒，很輕，很規律。腳步聲從他身後走過來，經過他的左邊，在他右邊停下。

中間隔著一條黃線。

他沒有轉頭。

他看著對面牆上那張兩米高的臉。他聞到了那股氣味。粉質的，帶一點花香，在地底的冷氣裡淡得幾乎聞不到，可是他聞到了。

右邊的人也沒有轉頭。

兩個人並排站著，面向路軌，中間隔著一條黃線。黃線很窄，大概只有十厘米寬，漆得有點斑駁，邊沿被無數雙鞋踩得模糊了。

月台的廣播響起來：下一班往柴灣的列車，將於三分鐘後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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竇柏知道他應該走。

他應該往左邊走十步，走到另一組黃線前面，或者乾脆走上扶手電梯，出閘，搭的士回家。法官說過：如果你在法庭以外，遇見任何你認出與本案有關的人，你應該立即離開。

他沒有走。

他站在那裡，雙手垂在身側，左手腕上那隻舊電子錶的秒數一跳一跳。他感覺到右邊那個人的存在，像站在一個打開了的冰箱旁邊，冷氣一陣一陣地湧過來。

他想起十年前那間補習社的課室。那是一個夏天，冷氣機壞了，課室裡很悶，所有學生都在用作業簿扇風。坐在最後一排的那個女孩，左手的手背包著一塊白色的紗布，紗布的邊沿滲出一點淡黃色的藥水。她寫作文的時候，寫幾個字，就停下來，用右手的指尖按一下那塊紗布。

那天下課，他叫她留下來。他問她，手怎麼了。

她說，煮麵的時候，被熱水燙到。

他問她，痛不痛。

她看著他，眼神一閃，移開了，又移回來。她說：「哥哥說，不痛就不會記得要小心。」

竇柏站在金鐘站的月台上，看著對面牆上那張放大的臉。他的嘴唇很乾，他抿了一下。

他開口了。

他說話的聲音很輕，很清晰，每一個字都咬得很準，像在唸一份校對稿。

「你的手，」他說，「還痛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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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邊沒有回答。

隧道深處傳來一陣風，很低的轟鳴，越來越近。月台上的燈好像晃了一下，其實沒有，是風把廣告板吹得微微震動。

竇柏沒有轉頭。他不知道她有沒有聽見。他不知道她有沒有在看他。他只看得見自己眼鏡片上反著的一點冷綠色的光。

然後，他聽見她的聲音。

清脆，有禮，帶一點專櫃的客套。可是那把聲音底下，有什麼東西在輕輕地發抖，像一杯被放在列車上的水。

「老師，」她說，「你還記得。」

「我記得你的作文。」竇柏說，「鐵鏽的味道。」

右邊很久沒有聲音。

然後他聽見一個很輕很輕的聲音，是指尖按在皮膚上的聲音。一下，一下，一下。他知道那是什麼。他知道她此刻正站在他右邊十厘米以外，右手的指尖按在左手手背那一片被遮瑕膏蓋住的疤上。

「法官說，」竇柏說，「我不能跟你說話。」

「我知道。」

「如果有人看見——」

「沒有人看見。」她說，「這個鐘數，這個月台，只有醉酒的人和談戀愛的人。沒有人會看我們。」

竇柏把眼鏡摘下來。他沒有擦。他只是把眼鏡拿在手上，眼前的世界一下子變得模糊，對面牆上那張兩米高的臉糊成了一片粉色。

「P7-13。」他說。

他說得很輕，輕得連他自己都幾乎聽不見。

右邊的呼吸停了一下。

「出勤紀錄，」竇柏說，「少了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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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裡的風越來越大。遠處出現了兩點白光，是列車的車頭燈，從黑暗裡一點一點地放大。月台的地面開始輕輕地震，那個喝醉了的男人在長椅上翻了一個身，嘟囔了一句什麼。

月台的廣播又響起來：列車即將到達，請勿越過黃線。

應念沒有動。

竇柏也沒有動。

列車駛進月台，帶起一陣很大的風，吹得竇柏的頭髮全亂了，吹得他襯衫的衣領拍在他的頸上。車廂的燈光一格一格地從他們面前閃過去，閃過去，閃過去，然後慢下來，停住。

車門打開了。

叮咚。叮咚。

車廂裡幾乎沒有人，只有一個穿西裝的男人靠在門邊睡著了，頭一點一點。

應念往前走了一步。她越過了黃線，站在車門前面，背對著他。

她沒有上車。

她轉過頭，第一次，看著他。

在月台冷綠色的燈光下，她的臉還是那麼精緻，粉底勻得看不見一個毛孔，眉毛畫成一道完美的弧線，眼線在眼尾微微上挑。可是她沒有笑。那個專櫃式的標準微笑不見了，她的嘴唇抿得很緊，塗著裸粉色的唇膏，唇膏的邊沿有一點點被咬過的痕跡。

她的眼神沒有閃開。

「三月十三日晚上，」她說，聲音很輕，很快，「羅永泰來過我們家。」

車門的警示聲響起來。叮咚，叮咚，叮咚。

竇柏握著眼鏡，一動不動。

應念看著他，看了一秒，兩秒。然後她轉身，走進了車廂。

車門在她身後合上。

隔著車門的玻璃，她站在車廂裡，背挺得筆直，雙手交疊在身前，右手的指尖按在左手的手背上。列車開始移動，她的臉一格一格地從玻璃後面滑過去，越來越快，越來越快，最後變成一道模糊的白光，被隧道吞了進去。

月台上又只剩下風。

竇柏站在黃線的左邊，看著空了的路軌。他把眼鏡戴回去，世界重新變得清楚。對面牆上那張兩米高的臉，正對著他微笑，只有嘴唇動，眼睛沒有動。

他低頭看著腳下那條黃線。

十厘米寬。漆得有點斑駁。邊沿被無數雙鞋踩得模糊了。

他沒有越過去。

可是剛才那兩句話，已經越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