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話　三分鐘

中環那幢玻璃幕牆大廈的三十八樓，早上八點的光是從海上來的。

維港在會議室的落地玻璃外面鋪開，天星小輪剛剛離開碼頭，在灰藍色的水面上拖出一道白痕。陽光斜照進來，照在長長的胡桃木會議桌上，照在十二張黑色皮椅上，照在一疊一疊剛剛印好的文件上。新印文件的碳粉味很重，混著中央冷氣那股乾乾的、沒有溫度的氣味。

地毯很厚，深灰色，腳步聲一踩上去就被吸走了。整層樓安靜得像沒有人，只聽得見冷氣在天花板裡面低低地嗡著，那種低頻的聲音聽久了，會以為是自己的耳鳴。

高卓琳比所有人早二十分鐘到。

她站在會議室的一角，一手把一個黑色文件夾抱在胸前，另一隻手在白板上寫今天的議程。她寫字很快，字跡工整，每一行都寫得一樣長。頭髮是深黑色的，剪到齊肩，一側塞在耳後，露出耳垂上一顆小小的珍珠耳釘。另一邊的耳垂沒有戴，左耳上比右耳多一個耳洞，空著，很多年沒有戴過東西了。

她的肩背比一般女人寬，炭灰色的西裝外套在肩膀那裡繃得很平。那是每天早上六點在維多利亞公園泳池游兩千米游出來的。同事說高卓琳走進會議室的樣子，像剛從水裡上岸，背挺得筆直，一滴水都沒有帶進來。

她左手腕戴著一隻男裝錶，錶面朝內，貼著手腕內側。她看時間的時候要把手腕翻過來，像是在看一張藏在掌心裡的字條。

八點二十分，客戶到了。

宏廷控股派來三個人。走在前面的是法務副總監韓志棠，四十七歲，中等身材，肚腩微微凸出，淺藍色襯衫皺巴巴的，深藍色領帶鬆開了一截，西裝外套搭在手臂上。他的頭半禿了，剩下的頭髮剪得很短，兩側灰白。圓臉，雙下巴，戴一副無框眼鏡，一雙小眼睛在鏡片後面顯得更小，眼神是疲倦的。

他走進會議室，沒有先跟她握手，先瞄了一眼她放在桌上的手機。

「高律師。」他說，聲音沙啞低沉，是抽了很多年煙的嗓子，「早。」

「韓先生，早。」她微笑，笑得禮貌精準，只露出上排牙齒，「咖啡還是茶？」

「咖啡。」

秘書端來咖啡。韓志棠坐下，把外套搭在椅背上，伸手按了一下胸袋裡插著的一支原子筆，然後才拿起咖啡杯，喝了一口，放下。

這場會議是案件進度的例行報告。宏廷控股旗下的電池廠為本港兩間巴士公司的電動巴士供應電池組，今年五月，一個叫夏以行的網絡影片創作者發佈了一段二十七分鐘的影片，標題是「宏廷電池的四百度謊言」，指控宏廷的熱失控測試數據造假：官方公佈的電芯在攝氏四百一十二度才會起火，而實際上，夏以行說，電芯在一百八十多度就已經失控。

影片的觀看次數在一星期內超過二百萬。宏廷的股價跌了百分之十一。兩間巴士公司宣佈暫停接收新的電池組，等待獨立測試。

宏廷控股在六月入稟高等法院，控告夏以行誹謗，索償五千萬元，並申請禁制令要求他刪除影片。高卓琳是這宗案件的主理律師。

「對方的抗辯書上星期到了，」她說，把一份文件推到韓志棠面前，「夏以行沒有請律師，抗辯書是他自己寫的。他的抗辯理由是『事實屬實』和『公眾利益』，但沒有附上任何支持文件，只附了一張手機截圖。」

「那張截圖。」韓志棠說。

「對。一張來源不明的截圖，顯示一個表格，表格上有一組測試溫度。截圖沒有日期，沒有標題，沒有任何能夠證明它來自宏廷的標記。」她翻到下一頁，「我們的專家報告已經準備好，會證明截圖上的數字和宏廷的任何官方文件格式都不相符。」

韓志棠點點頭，拿起咖啡杯，喝了一口，又放下。杯裡還剩一半。

「他沒有證人？」

「沒有。」

「沒有錢？」

「法律援助署拒絕了他的申請，理由是誹謗案不在法援範圍之內。」她說，「他的頻道收入在事件之後被平台暫停了。據我們了解，他住在深水埗一間劏房。」

韓志棠沒有說話。他摘下眼鏡，捏了捏鼻樑，又戴上。

「很好，」他說，語氣裡有一種倦怠的諷刺，「一面倒。」

「是的。」

「那麼，下午的調解會議呢？」

「按照法庭的指示，雙方要在審訊前進行一次調解。」她說，「我的建議是提出一個和解方案：夏以行公開道歉，刪除影片，承諾不再發表同類內容，宏廷放棄追討賠償。這樣可以盡快了結案件，減少進一步的輿論風險。」

「他會接受？」

「他沒有別的選擇。」

韓志棠看著她，看了一會兒。他的小眼睛在鏡片後面眨了一下，眼神很難讀懂，好像在看她，又好像在看她身後那片海。

「高律師，」他說，「你相信他說的是假話嗎？」

會議室裡安靜了一下。冷氣在天花板裡面嗡著。坐在韓志棠身後的兩個宏廷職員交換了一個眼神。

高卓琳微微歪了一下頭。這是她聽到一個問題需要重新審視的時候的習慣，像在一份合約裡找條款的漏洞。

「韓先生，」她說，「我相不相信不重要。重要的是法庭相信什麼。而法庭只相信證據。」

韓志棠的嘴唇往一邊扯了一下，是一個苦笑。

「對，」他說，「證據。」

他又伸手按了一下胸袋裡那支筆。

下午三點，調解會議在灣仔一間調解中心舉行。

房間很小，沒有窗，牆上掛著一幅抽象畫，畫的是幾道藍色和綠色的線條，大概是想讓人平靜下來。長桌兩邊各放三張椅子，中間坐著調解員，一個說話很溫和的退休法官。空調開得很冷，調解中心提供的茶是溫的，茶包在杯裡泡得太久，顏色像鐵銹。

夏以行遲到了七分鐘。

他推門進來的時候，整個人縮在一件黑色的大碼連帽衫裡面，連帽衫胸前印著一個標誌，是一個放大鏡罩著一條上升的線。他很瘦，駝著背，脖子上掛著一副有線耳機，耳機線垂在連帽衫的兩條抽繩之間。頭髮亂蓬蓬的，是自然捲，髮尾一截是褪了色的藍。左耳上一排三個耳骨環，銀色的，在會議室的燈光下一閃一閃。

他的臉又瘦又長，膚色蒼白，兩頰冒著幾顆熬夜熬出來的暗瘡。黑眼圈很重，重得像兩團瘀青。

「對不起，對不起，」他說，語速很快，一邊說一邊坐下，「港鐵有人跳軌，荃灣線停了二十分鐘。」

他坐下來，整個人就縮進了連帽衫裡。

高卓琳隔著桌子看著他。她見過很多沒有律師的訴訟人，大部分走進調解室的時候會帶一大疊文件，用各種顏色的標籤貼得密密麻麻，好像文件越多就越有底氣。夏以行什麼都沒有帶。他的手插在連帽衫的口袋裡，口袋鼓起一塊，是一個方形的東西，大概是一個外置硬碟。

調解員說了一段開場白，解釋調解的原則：保密，不具約束力，沒有對錯，只有方案。然後他請高卓琳先提出她的當事人的立場。

她把和解方案念了一遍。公開道歉，刪除影片，承諾不再發表同類內容，宏廷放棄追討賠償。她念得很清楚，語速中等，沒有一個字的語病。

夏以行聽著，表情比嘴巴更早表態。聽到「公開道歉」，他的眉毛挑了一下；聽到「刪除影片」，他的嘴角往下撇；聽到「放棄追討賠償」，他笑了，咧開嘴，笑得很大，像他在鏡頭前開場時的那種笑。

「高律師，」他說，「你知道我那條片為什麼叫『四百度謊言』嗎？」

「夏先生，今天的會議不是討論影片的內容。」

「就說一分鐘。」他伸出一隻手，在空中比出一條橫線，好像那是一條影片的時間軸，「宏廷公佈的數字是四百一十二度。我拿到的原始數字是一百八十四度。差了兩百多度。一架電動巴士的電池組，如果在一百八十四度就會熱失控，那麼夏天停在九龍灣車廠，停在一個沒有遮蔭的露天停車場，太陽曬八個鐘，再加上充電的熱——」他的手在空中停住，「你明白我在說什麼嗎？」

他說完這一段，一口氣沒有換。臉頰漲紅了一點。

「夏先生，」高卓琳說，聲音平得像在讀條款，眼睛直視著他，「你說你拿到原始數字。你的抗辯書上只附了一張來源不明的截圖。如果你有任何其他證據，按照法庭程序，你應該在文件披露階段提交。」

他沒有馬上回答。他把連帽衫的抽繩拉起來，放進嘴裡，咬住。

「我有，」他說，抽繩咬在嘴裡，說話有點含糊，「可是我不能拿出來。」

「為什麼？」

「因為給我的人會出事。」

調解員輕輕咳了一聲，提醒雙方保持在和解方案的範圍之內。

高卓琳沒有再追問。她見過很多這種說法。「我有證據，可是不能拿出來」，在法庭上的意思通常是：我沒有證據。

「我的當事人願意給你兩個星期考慮這個方案，」她說，把文件疊好，四個角對齊，「如果你拒絕，案件會進入審訊。以你目前的情況，夏先生，我必須坦白告訴你，你的勝算很低。而且審訊敗訴，你要承擔對方的訟費，這筆訟費可能是數百萬元。」

夏以行把抽繩從嘴裡拿出來。抽繩的末端被他咬得濕濕的，皺成一團。

「高律師，」他說，聲音忽然變小了，小得只有她聽得見，完全不像他在影片裡的聲音，「你看過我的片嗎？」

「看過。」

「全條？」

「全條。」

「你覺得我在說謊嗎？」

她看著他。他的眼睛很紅，單眼皮下面那兩團黑眼圈在會議室的白光下重得發紫。他的右手拇指在桌面上來回摩擦，拇指內側有一塊厚厚的繭，是長年剪片、推滑鼠磨出來的。

同一個問題，今天第二次有人問她。

「夏先生，」她說，「我相不相信不重要。」

他笑了一下，這一次沒有咧開嘴，只是嘴角動了一下，像一個剪輯到一半就被剪掉的鏡頭。然後他把帽子拉起來，蓋住了半張臉。

「我會考慮。」他說。

那天晚上，她一個人留在三十八樓。

九點以後，整層樓的燈都熄了，只剩她那張辦公桌上一盞檯燈。檯燈的光是冷白色的，照在她面前攤開的文件上，照在一疊黃色便利貼上，照在一支0.5毫米的自動鉛筆上。落地玻璃外面，維港兩岸的燈光倒映在玻璃上，和她自己的影子疊在一起，她抬起頭，就會看見一個穿著白襯衫的女人坐在一片燈海的中間。

碎紙機在走廊盡頭的影印室裡嗡嗡作響。那是清潔工離開前啟動的，每天晚上八點半，清潔工會把各個部門放在碎紙箱裡的文件一次過碎掉，碎紙機要轉半個多小時才會停。

她在準備專家證人的問題。她有一個習慣：從不在原件上寫字。每一個要註記的地方，她都貼一張黃色便利貼，用自動鉛筆寫上她的意見。一份文件看完，常常會長出一排黃色的舌頭。

九點十四分，她站起來，拿起水杯，走出辦公室。

洗手間和茶水間都在玻璃門外面的升降機大堂旁邊，出入要拍卡。她拍卡出去，裝了一杯水，洗了手，照了一下鏡子。鏡子裡的她臉色有點白，右頰那一片淡淡的痘疤在洗手間的燈光下比平時明顯。她把頭髮重新塞到耳後，拍卡回來。

九點十七分。

她回到座位，坐下，拿起自動鉛筆，低頭看文件。

文件上多了一個牛皮紙信封。

信封放在她剛才攤開的那份專家報告上面，放得很正，四條邊和報告的四條邊對齊。沒有封口，沒有寫字，沒有郵票，沒有任何標記。

她沒有馬上碰它。

她抬起頭，看了一圈。整層樓是暗的，一排排辦公桌在黑暗裡只剩下輪廓，電腦螢幕全部關了。走廊盡頭的影印室透出一點光，碎紙機還在嗡嗡地轉。落地玻璃上是維港的燈光，和她自己的影子。

沒有人。

她把左手腕翻過來，看了一眼錶。九點十七分四十秒。她把錶面轉到手腕外側，又轉回來。

然後她打開信封。

裡面是一份文件，十四頁，用一枚黑色的長尾夾夾著。第一頁的頁眉印著宏廷控股的標誌，頁眉下面是一行紅色的粗體字：

「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機密。應法務部要求撰寫，僅供尋求法律意見之用。」

下面是標題：「關於BX-7型電芯熱失控測試數據差異之內部評估」。日期是去年十一月。撰寫人是宏廷電池廠的品質保證總監，收件人是宏廷控股法務部。

她一頁一頁地翻。

第三頁是一個表格，兩列數字。左列的標題是「原始測試紀錄」，右列的標題是「對外公佈版本」。第一行，熱失控觸發溫度：原始測試紀錄，一百八十四度；對外公佈版本，四百一十二度。

第五頁有一段文字，她讀了兩次：「上述差異源於二〇二三年第三季的數據整理程序。品質保證部已於當時向管理層提出書面關注，惟管理層決定維持對外公佈版本，理由是重新測試將影響巴士公司合約之交付時間。本部門現尋求法務部就上述決定之法律風險提供意見。」

第九頁是一份電郵的列印本，發件人是宏廷控股的一名執行董事，收件人是品質保證總監，只有一句話：「數字不要再改，我們已經報上去了。」

第十四頁是空白的，只在右下角有一個手寫的簽名，簽名下面印著品質保證總監的名字。

她把文件放回信封，放在桌上，雙手放在文件兩邊，沒有動。

一百八十四度。夏以行在調解會議上說的數字，一度不差。

碎紙機在走廊盡頭嗡嗡地轉著。冷氣在天花板裡低低地響。地毯把一切都吸走了，連她自己的呼吸聲都好像被吸進了地毯裡。

她很清楚這份文件是什麼。

這是一份受法律專業保密權保護的文件。它是宏廷控股的品質保證部門為了尋求法律意見而寫給法務部的，保密權屬於宏廷，不屬於她，更不屬於夏以行。只要宏廷不放棄保密權，這份文件就不能在任何法律程序中被披露，不能被呈堂，不能被引用。

她是宏廷的代表律師。她對宏廷有保密責任。她不能把文件交給夏以行，不能交給法庭，不能交給傳媒，不能告訴任何人她看過它。

可是她看過了。

她在腦子裡把律師會的專業守則翻了一遍，像翻一本她背得滾瓜爛熟的書。律師不得在知情的情況下誤導法庭。律師不得協助當事人提出其明知虛假的證據。律師若得悉當事人的案件建基於虛假事實，應先勸告當事人；若當事人堅持，律師應停止代表。每一條她都背得出，每一條在考試時她都拿過滿分。

可是守則沒有寫，如果那份讓你「得悉」的文件，是被人偷偷放在你桌上的，該怎麼辦。守則沒有寫，如果你停止代表，下一個接手的律師根本不會看到這份文件，會照樣把案子打贏，該怎麼辦。守則更沒有寫，如果你把這份文件送回給當事人，當事人會怎樣處置它，而你又能不能假裝自己從來沒有見過那兩列數字。

她拿起一張黃色便利貼，想在上面寫點什麼，筆尖停在紙面上，停了很久，最後什麼都沒有寫。這是她第一次拿起便利貼卻不知道該寫什麼。

她知道夏以行說的是真話。而她受聘的工作，是在法庭上證明他說的是假話。

她雙手抱起桌上的黑色文件夾，把它貼緊胸口。文件夾的硬邊壓著她的肋骨，壓得有點痛，她沒有放開。

她坐在那裡，抱著文件夾，看著那個信封。落地玻璃外面，一艘天星小輪亮著燈，從尖沙咀駛向中環，在黑色的海面上拖出一道白痕。

然後她想到一個問題。

這份文件，是誰放在這裡的？

她放下文件夾，打開電腦，登入律師行的內部系統。三十八樓的玻璃門裝有門禁系統，每一次拍卡都有紀錄，紀錄會自動上載到行政部的伺服器。律師行為了計算律師的超時工作，讓每個律師都可以查閱自己樓層的出入紀錄。

她調出今天晚上的紀錄。

二十點四十分，清潔工離開。

二十點五十二分，高卓琳進入。那是她吃完晚飯回來。

二十一點十四分，高卓琳離開。

二十一點十五分，訪客卡V-12進入。

二十一點十六分，訪客卡V-12離開。

二十一點十七分，高卓琳進入。

她盯著螢幕上那兩行字。訪客卡V-12，進入，離開，前後一分鐘。在她拍卡出去和拍卡回來之間的那三分鐘裡，有人用一張訪客卡走進了這層樓，走到她的桌子前，把一個信封放在她的文件上，對齊四條邊，然後離開。

她翻查訪客卡的登記紀錄。

訪客卡V-12，今天早上八點十五分由接待處發出，登記人：宏廷控股，三人，會議室A。十二點三十分交還接待處。

十二點三十分，交還。

那張卡應該鎖在接待處的抽屜裡。

她把錶面轉到手腕外側，又轉回來，又轉到外側。錶帶在她的手腕上轉了一圈又一圈，皮膚被磨得發紅。

走廊盡頭，碎紙機忽然停了。

整層樓一下子陷入一種完全的安靜。沒有碎紙機的嗡嗡聲，冷氣的低頻好像也停了，地毯吸走了所有的聲音。在那種安靜裡，她聽見一個很輕很輕的聲音，是從升降機大堂那邊傳來的。

是升降機到達時的那一聲「叮」。

她沒有回頭。她坐在那盞檯燈下面，雙手放在那個牛皮紙信封的兩邊，看著落地玻璃上倒映出來的影子。玻璃上，她的身後是一片黑暗，黑暗裡是一排排辦公桌的輪廓，更遠的地方，是玻璃門。

玻璃門外，升降機的門正在慢慢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