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話　三千一百四十六

早上六點，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的水是冷的。

室外池還沒有被太陽照到，水面上浮著一層薄薄的白氣，池底的藍色瓷磚在白氣下面晃，晃得像一塊被人輕輕搖動的玻璃。空氣裡是漂白粉的氣味，很重，一吸進鼻子就刺得眼睛發酸。救生員坐在高椅上打呵欠，擴音器裡播著一首很舊的英文歌，音量開得很小，被水聲蓋住了一半。

高卓琳在第四條線，已經游了一千二百米。

她游自由式，每撥三下換一次氣，節奏從來不亂。她的肩背很寬，每一下撥水都把水推得很遠，身體在水面上拉成一條直線，像一支被推出去的筆。游到池邊，她不停，翻身，蹬牆，又滑出去。

她游泳的時候不想事情。這是她十幾年來的習慣。水把所有聲音都隔開了，只剩下自己的呼吸和心跳，一，二，三，換氣，一，二，三，換氣。在水裡，條款不重要，案件不重要，當事人不重要，只有下一下撥水，和再下一下。

可是今天早上，她每一次把臉埋進水裡，都會看見那兩列數字。

一百八十四。四百一十二。

游到第一千六百米，她停了下來，扶著池邊，大口喘氣。池水從她的頭髮上流下來，流過右頰那一片淡淡的痘疤，流進嘴裡，鹹的，是漂白粉的味道。

她把左手腕從水裡舉起來。那隻男裝錶是防水的，錶面朝內，貼著手腕。她把錶面轉到外側，看了一眼時間，又轉回來。

那個信封，她沒有帶回家，也沒有交出去。昨晚她把它鎖在辦公桌最底層的抽屜裡，抽屜的鑰匙穿在她的鎖匙扣上，現在鎖匙扣放在更衣室的儲物櫃裡，和她的西裝套裙、白襯衫、低跟黑鞋放在一起。

她在水裡站了很久，直到救生員吹了一下哨子，示意她不要擋住泳道。

八點十五分，她走進三十八樓。

接待處的何小姐已經坐在那張半月形的大理石櫃檯後面了，正在用一塊絨布擦櫃檯上的名片架。何小姐三十出頭，在律師行做了八年接待，每一個常來的客人的名字、秘書的名字、喜歡喝什麼咖啡，她都記得。

「高律師，早。」

「早。」高卓琳在櫃檯前停下來，一手把文件夾抱在胸前，「何小姐，想問你一件事。昨天宏廷的三位客人，訪客卡是什麼時候交還的？」

何小姐想了一下：「中午十二點半左右。韓先生交的，三張一起。」

「交還以後放在哪裡？」

「這裡。」何小姐拉開櫃檯下面一個抽屜，抽屜裡整整齊齊地排著二十幾張白色的訪客卡，每一張都用一個小膠套裝著，膠套上用標籤機印著編號，「每天下班前我會點一次數，昨天點的時候全部都在。然後鎖上。」

「V-12在嗎？」

何小姐用手指一張一張地數過去，數到第十二張，抽出來，舉起來給她看。白色的卡，小膠套，標籤上印著V-12。

「在。」

「抽屜的鑰匙，除了你，還有誰有？」

何小姐的手指停在那張卡上。她抬起頭，看著高卓琳，看了一會兒，眼神有點不安。

「行政經理有一把，」她說，「還有……石律師的秘書也有一把，因為石律師有時候晚上見客，要用訪客卡。」

「好。謝謝。」

高卓琳微笑，笑得禮貌精準，只露出上排牙齒。她轉身走向自己的辦公室，走到一半，聽見身後何小姐把抽屜關上的聲音，關得很輕，然後是鑰匙轉動的咔噠一聲。

她沒有回頭。

她在辦公室裡坐了十分鐘，然後打開門，叫了一聲：「子晴，你進來一下。」

梁子晴是她帶的見習律師，二十四歲，入行一年，做事很快，也很怕做錯事。她進來的時候手上已經拿著筆記簿和筆，站在桌子前面，等著。

「坐。」高卓琳說，「問你一個問題，不是考試。」

梁子晴坐下來，坐得很直。

「假設，」高卓琳說，聲音平得像在讀一條假設性的案例，「你代表一個當事人打官司。有一天，一份屬於當事人的機密文件，被人放在你的桌上。那份文件受法律專業保密權保護。文件的內容，對你的當事人非常不利。你會怎樣做？」

梁子晴眨了一下眼睛。

「文件是誰放的？」

「不知道。」

「那……」梁子晴想了一下，「我會先確定文件的真偽。然後我會通知當事人，告訴他們有一份屬於他們的機密文件在我這裡，問他們想怎樣處理。」

「如果當事人叫你銷毀它？」

「那就銷毀。保密權是當事人的，當事人有權決定。」

「如果文件的內容證明，你的當事人在法庭上說的是假話？」

梁子晴張開嘴，又閉上了。她低頭看著自己的筆記簿，筆記簿上什麼都沒有寫。

「高律師，」她小聲說，「這是真的案子嗎？」

高卓琳看著她，微微歪了一下頭。

「是一個假設。」她說，「你回去做事吧。」

梁子晴站起來，走到門口，停了一下，回頭看了她一眼。那一眼有點害怕，又有點好奇，像一個不小心打開了別人抽屜的人。

高卓琳把目光移開，看向落地玻璃外面的海。

她知道這不是一個好問題。一個見習律師不會放那份文件，也不會知道那份文件的存在。她問梁子晴，只是想聽聽一個還沒有被這一行磨平的人會怎樣回答。

梁子晴的回答和她自己的回答一模一樣。只是她說得出前面的一半，說不出後面的一半。

十一點，她敲了石家禮的門。

石家禮是律師行的高級合夥人，六十二歲，宏廷控股是他二十年前親自帶進律師行的客戶。他的辦公室在三十八樓的轉角，兩面都是落地玻璃，一面望向維港，一面望向中環的一片玻璃幕牆。辦公室裡放著一張很大的紅木書桌，書桌上除了一部電話和一個煙灰缸，什麼都沒有。石家禮十年前戒了煙，煙灰缸一直沒有收起來。

「卓琳，」石家禮說，沒有站起來，指了指對面的椅子，「坐。宏廷的案子怎樣？」

「下星期三，法庭會聽宏廷要求夏以行披露消息來源的申請。」她坐下來，把文件夾放在膝蓋上，「夏以行要出庭，接受盤問。」

「他有律師嗎？」

「沒有。」

「那就簡單了。」石家禮靠在椅背上，雙手交叉放在肚子上，「一個沒有律師的年輕人，面對你的盤問，他撐不過半個鐘。」

她沒有說話。她把錶面轉到手腕外側，又轉回來。

石家禮看著她的手，看了一會兒。他在這一行做了三十多年，看人比看文件還準。

「有什麼事？」他說。

「石律師，」她說，「如果在一宗案件裡，律師看到了一些不該看到的東西。一些屬於當事人的、受保密權保護的東西。而那些東西證明，當事人的案件是建基於不真實的陳述。」

她停了一下。

「專業守則上的處理方法，我很清楚。」她說，「我想知道的是你的看法。」

石家禮沒有馬上回答。他轉過頭，看著窗外的維港，看了很久。一艘貨船正從鯉魚門的方向駛進來，船身很長，很慢，像一幢橫躺在水上的大廈。

「卓琳，」他說，聲音很溫和，像在跟一個晚輩聊天，「你入行幾年了？」

「十一年。」

「十一年。」他點點頭，「我入行的時候，我的師父跟我說了一句話。我到今天還記得。」

他轉回頭來，看著她。

「他說，不該看到的，就當沒看到。」

辦公室裡很安靜。中央冷氣在天花板裡低低地響，那種低頻的聲音好像從她的腳底一直爬上來。

「我們是律師，」石家禮說，「我們不是法官，不是記者，不是警察。我們的工作，是在規則之內，替當事人爭取最好的結果。規則說什麼是證據，什麼不是證據。受保密權保護的東西，在規則裡，就不是證據。它不存在。」

「可是我看到了。」

「你看到了什麼？」石家禮說，語氣仍然很溫和，「你看到了一份不存在的文件。」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雙手插在褲袋裡，背對著她。

「如果那份不存在的文件，」他說，「有一天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地方，那麼第一個被問的，會是誰看過它。然後是誰把它帶出去。然後是誰沒有及時把它交還當事人。」

他沒有轉身。

「卓琳，你是我們行裡最好的律師之一。我希望你十年以後，坐在這間房裡。」

她抱著文件夾站起來，把它貼在胸口。

「謝謝你，石律師。」

她走出辦公室，關上門。走廊的地毯很厚，把她的腳步聲吸得一乾二淨。她走得很快，一直走到洗手間，推開門，站在洗手盆前面，打開水龍頭，讓冷水沖在手腕上。

那隻男裝錶貼在她的手腕內側，錶帶被水打濕了，涼涼的。

她沒有告訴石家禮那份文件放在哪裡，也沒有告訴他是誰放的。可是他沒有問。一個在這一行做了三十多年的高級合夥人，聽到他的下屬說看到了不該看到的東西，第一個反應不是問「什麼東西」，而是告訴她：就當沒看到。

好像他早就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那天下午，她下樓去了大廈的管理處。

管理處在地下大堂的一角，一扇磨砂玻璃門後面，坐著兩個穿制服的保安和一個戴眼鏡的主任。主任很客氣，聽她說完，笑著搖頭：升降機的閉路電視和各層的升降機大堂錄影，屬於大廈管理公司的保安紀錄，只會在警方正式要求下提供，租戶的員工，無論職級，都不能調閱。

「高律師，是不是有東西不見了？」主任問，「如果有失竊，我們可以協助你報警。」

「沒有東西不見。」她說。

這是真話。什麼都沒有不見。只是多了一樣東西。

她走出管理處，站在大堂中央。大堂的天花板很高，吊著一盞巨大的水晶燈，燈下是一片光滑的雲石地板，人來人往，腳步聲在雲石上來回彈，像一場沒有人聽得懂的對話。六部升降機的門一開一關，每一次開門都是「叮」的一聲。她站在那裡，聽著那一聲一聲的「叮」，分不清哪一聲才是星期一晚上她聽見的那一聲。

星期三上午十點，高等法院第二十七庭。

法庭在大樓的高層，窗外是金鐘道的天橋，一輛一輛的巴士在天橋上駛過，被隔音玻璃消了聲，像一幕沒有聲音的電影。法庭的木椅是深褐色的，坐上去會吱一聲。空氣裡有一股舊木頭和打蠟的氣味，混著冷氣那種乾乾的、沒有溫度的氣味。

宏廷的申請由她親自處理。她的大律師坐在前排，她坐在大律師的後面，面前攤著一疊文件，文件上長滿了黃色的便利貼，像一排排小小的旗子。

韓志棠坐在旁聽席的第一排。他還是那件皺巴巴的淺藍色襯衫，深藍色領帶鬆開了一截，外套搭在手臂上。他坐下來的時候，伸手按了一下胸袋裡那支筆，然後把手放在膝蓋上。他身邊放著一杯外賣咖啡，杯蓋打開了，咖啡只喝了一半。

夏以行坐在答辯人席上，一個人。

他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恤衫，大概是特地去買的，恤衫太大了，領口空空的，露出細細的脖子。可是恤衫外面還是套著那件黑色的大碼連帽衫，胸前印著那個放大鏡罩著一條上升線的標誌。他把帽子摺在背後，頭髮亂蓬蓬的，髮尾那一截褪色的藍，在法庭的日光燈下顯得有點灰。左耳上那一排三個耳骨環，他今天拿掉了兩個，只剩下一個。

他的有線耳機沒有掛在脖子上，塞在連帽衫的口袋裡，耳機線從口袋裡露出一截。

法官進場，全體起立，全體坐下。

夏以行宣誓，走上證人台。他的誓章很短，是他自己寫的，說他的消息來源是一名宏廷的內部人士，該人士因為擔心公眾安全而向他提供資料，他答應過對方絕對保密，如果被迫披露，該人士將面臨嚴重的後果。

宏廷的大律師站起來，向法官鞠躬，然後轉身向高卓琳點了點頭。

按照事先的分工，第一部分的盤問由大律師進行，問的是誓章的格式和程序。高卓琳負責準備第二部分的問題，問的是消息的內容。大律師問完第一部分，她把寫好問題的紙遞上去。

大律師看了一眼，開始問。

「夏先生，你在影片中說，宏廷電池的熱失控觸發溫度，原始測試紀錄是攝氏一百八十四度。這個數字，你是從哪裡得到的？」

「從我的消息來源。」

「你的消息來源給你看了什麼？一份文件？一張截圖？」

夏以行把手從口袋裡拿出來，在空中比了一條橫線，好像那是一條影片的時間軸。

「一張截圖。我的影片裡用了。」

「只有一張截圖？」

「只有一張截圖。」

「所以，除了那一張截圖上的數字，你沒有任何其他資料，能夠證明你的指控？」

夏以行的手停在空中。

法庭裡很安靜。旁聽席上有幾個記者，低頭在筆記簿上寫字，筆尖在紙上沙沙地響。韓志棠坐在旁聽席的第一排，手放在膝蓋上，一動不動。

夏以行把手放下來，放在證人台的木欄杆上。他的右手拇指在欄杆上來回摩擦，拇指內側那塊厚厚的繭，在木頭上磨出一點很輕的聲音。

「我還知道一件事，」他說，聲音不大，可是很清楚，「受影響的電池組，一共三千一百四十六組。已經全部交付給兩間巴士公司，裝在現在香港街上行走的電動巴士上。」

高卓琳手上的自動鉛筆停住了。

三千一百四十六。

她不需要翻文件。她記得那個數字，記得它在哪一頁，在第七頁，表格的下面，一行小字：「受影響批次：共三千一百四十六組電池組，已全數交付。」

那個數字不在截圖上。不在任何公開的文件上。不在宏廷的年報、公告、新聞稿、巴士公司的招標文件上。她查過，查了兩個晚上。

它只在那份文件裡。那份十四頁的、頁眉印著紅色粗體字的、在她離開座位那三分鐘裡被放到她桌上的文件。

「夏先生，」大律師說，「這個數字，你是從哪裡得到的？」

夏以行看著他。然後他的眼睛移開了，越過大律師的肩膀，看向律師席的第二排。

看向她。

他的眼睛很紅，單眼皮下面兩團黑眼圈重得發紫。他看著她，看了大概兩秒，表情比嘴巴更早表態：那不是一個挑釁的表情，也不是一個求救的表情，是一個好像在問她「你知道的，對吧」的表情。

「從我的消息來源。」他說。

高卓琳雙手抱住面前的文件夾，把它貼緊胸口。文件夾的硬邊壓著她的肋骨。

旁聽席的第一排，韓志棠伸手按了一下胸袋裡那支筆。

散庭以後，她在法院大樓的走廊裡被韓志棠叫住了。

走廊很長，一面是窗，一面是一排排法庭的門。窗外是金鐘道的天橋，下午的陽光從窗口斜照進來，把走廊照成一格一格的光和影。韓志棠站在一格影子裡，外套搭在手臂上，手上拿著那杯只喝了一半的咖啡。

「高律師，」他說，聲音沙啞低沉，「三千一百四十六。」

她站在一格光裡，看著他。

「集團要求今天之內申請禁制令，」韓志棠說，「不是只刪除影片。是封鎖他的整個頻道，禁止他在任何平台上發佈任何有關宏廷的內容。理由是違反保密責任，非法持有和使用集團的機密資料。」

「以什麼證明他持有機密資料？」

「以他今天在庭上說的那個數字。」

她看著他，微微歪了一下頭。

「韓先生，」她說，「如果集團以那個數字作為證據，申請禁制令，那麼集團就等於在法庭上承認，那個數字是真的，而且它來自集團的機密文件。」

韓志棠沒有說話。他摘下眼鏡，捏了捏鼻樑，又戴上。鏡片後面那雙小眼睛看著她，眼神很疲倦，疲倦得好像一整個星期沒有睡。

「對，」他說，「是這樣。」

「那麼集團準備怎樣解釋那個數字？」

「集團的立場是，」韓志棠說，語氣裡帶著一種倦怠的諷刺，好像在念一份他自己也不相信的稿，「那個數字是一份內部草稿中的錯誤估算，從未經過核實，不代表任何事實。夏以行非法取得了一份內部草稿，斷章取義。」

「草稿。」

「草稿。」

他把咖啡杯舉起來，喝了一口，放下。杯裡的咖啡還剩一半。

「誓章由我簽，」他說，「今晚七點前要入稟。高律師，麻煩你了。」

他轉身走了。走到走廊的盡頭，他停了一下，伸手按了一下胸袋裡那支筆，然後推開樓梯間的門，消失了。

那天晚上七點零五分，禁制令的申請在高等法院登記處入稟。

她親自起草。誓章二十三頁，附件一百一十頁，由韓志棠在她的辦公室裡宣誓簽署。宣誓的時候，韓志棠舉起右手，念完誓詞，拿起筆，在最後一頁簽下名字，筆尖在紙上停了一下，墨水化開一個小點。

他沒有看她。

晚上十點，值班法官在沒有通知答辯人的情況下，批出了臨時禁制令。

十點二十分，她坐在辦公室裡，打開電腦，打開夏以行的頻道。

頻道的主頁上，那個放大鏡罩著一條上升線的標誌還在，可是標誌下面的所有影片都不見了。頁面的中央只有一行灰色的字：

「由於法院命令，此頻道的內容在您所在的地區無法觀看。」

她看著那一行字，看了很久。

落地玻璃外面，維港兩岸的燈光倒映在玻璃上，和她自己的影子疊在一起。走廊盡頭的影印室裡，碎紙機又在嗡嗡地轉，清潔工今晚來遲了。

她彎下腰，拿出鎖匙扣，打開辦公桌最底層的抽屜。

那個牛皮紙信封還在，放得很正，四條邊和抽屜的邊對齊。和她昨晚放進去的時候一模一樣。

她把信封拿出來，放在桌上，打開，抽出那份文件，翻到第七頁。

表格的下面，一行小字：「受影響批次：共三千一百四十六組電池組，已全數交付。」

她拿起一張黃色的便利貼，貼在那一行字的旁邊。這一次，她知道要寫什麼了。她拿起那支0.5毫米的自動鉛筆，在便利貼上寫了一行字，寫得很工整，一筆一畫：

「這個數字，今天被宣誓承認了。」

她寫完，看著那張便利貼，看著那一行字。

然後她把錶面轉到手腕外側，看了一眼時間。十點二十七分。

她把錶面轉回來，又轉出去，又轉回來。

碎紙機在走廊盡頭嗡嗡地轉著，聲音透過厚厚的地毯傳過來，悶悶的，像一個人在很遠的地方，一遍一遍地清著喉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