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話 三點十五分的第四張椅子
調解室三號，是整層樓最小的一間。
灣仔一幢商業大廈的十二樓，家事調解中心佔了半層，走廊鋪著灰藍色的地氈，踩上去沒有聲音。三號房在走廊盡頭，不到八十平方呎，一張圓桌，四張椅子，一盒紙巾，牆上一幅褪了色的山水畫，畫的是一條河，河上一隻小船，船上一個戴笠的人，看不清楚是在撐船還是在等人。畫的旁邊掛著一個圓形的白色掛鐘，秒針走一下，響一下，嗒。
下午兩點半，百葉簾把窗外的日光切成一條一條，斜斜地鋪在圓桌上，像一張橫間紙。冷氣從天花的出風口吹下來，嘶嘶的，吹得紙巾盒裡露出來的那一張紙巾輕輕地抖。
韓卓文比雙方早十五分鐘進房。
這是他的習慣。他要先坐一坐每一張椅子。一張一張坐過去，看看從那個位置望出去，看得見什麼，看不見什麼。坐在靠門那張，看得見掛鐘，看不見窗；坐在靠窗那張，背後是光，對面的人會看不清你的臉。他做家事調解十一年，知道一個人坐在哪裡，往往決定了那個人肯說多少。
他四十歲，中等身材，肩膀有點塌，好像長年背著一個看不見的背囊。淺藍色的襯衫，外面一件深灰色的毛背心，卡其褲，胸前掛著調解中心的名牌：韓卓文，認可家事調解員。他戴一副玳瑁色的膠框眼鏡，鏡片後面是一雙溫和的圓眼，眼下兩團青黑，是三年來一直沒有散去的失眠。頭髮中分，兩側剪短，頭頂有一撮頭髮總是翹起來，怎樣抹髮蠟都壓不下去。
他把紙巾盒放在圓桌的正中。不偏向任何一方。
然後他在自己的位子坐下，上身前傾，雙手平放在桌面上，攤開那本黑色的硬皮筆記簿。
今天的個案，是一宗遺產。
* * *
麥楊碧霞，八十六歲，三個月前在家中離世。遺下北角一個五百呎的單位，一個銀行戶口，和兩個已經一年沒有說過話的子女。
長子麥家輝，五十八歲，會計師，住在九龍塘。女兒麥家慧，五十四歲，沒有結婚，過去十二年一直和母親同住，辭了工作照顧她。
遺囑是二十年前立的，寫得很簡單：單位和存款由兩名子女平分。
麥家輝要賣樓分錢。麥家慧不肯搬。
兩點四十五分，兩個人前後腳走進三號房。麥家輝先到，一套深藍色的西裝，公事包，坐下之前先看了一眼錶。他選了靠窗那張椅子。麥家慧後到，一件舊的米色開衫，手裡拿著一個布袋，布袋裡露出一個保溫壺。她猶豫了一下，選了離哥哥最遠的那張。
中間空著一張。
韓卓文開始他的開場白。他說過幾百次了，說得很慢，很平，每一個字都放得很穩：調解是自願的，雙方隨時可以離開；調解員不偏幫任何一方，也不作判決；今天在房間裡說的話都是保密的，不可以在日後的訴訟中引用；每一方說話的時候，另一方請不要打斷。
「我會先請兩位分別說一說，你們希望今天的調解可以達到什麼。」他說，「麥先生，你先？」
麥家輝交叉雙臂。
「很簡單。」他說，「遺囑寫明平分。單位市值大約七百萬，賣了，一人一半。家慧住了十二年，沒有交過一分錢租，我沒有追究。現在媽媽走了，這件事應該完結。」
韓卓文在筆記簿上寫下：平分、賣樓、完結。
「我聽到你說的是，」他說，「你希望這件事可以有一個清楚的終點。」
麥家輝看了他一眼，沒有答，算是默認。
「麥小姐？」
麥家慧低著頭，雙手握著那個保溫壺。保溫壺是紅色的，漆掉了幾塊，壺蓋上貼著一張褪色的貼紙，是一隻卡通小熊。
「我不是不想賣。」她說，聲音很小，「我只是……媽媽的東西還在。她的衣服，她的碗，她的藥。我每天回去，都覺得她還在。」
她停住了。
「他從來沒有回來過。」她說，聲音突然變大，「十二年，他回來過幾次？媽媽入院那次他在台灣開會，媽媽生日他說要加班。現在他要賣樓，他連媽媽睡哪一間房都不知道！」
「我知道。」麥家輝說。
「你不知道！」
「她睡主人房，床頭向窗，因為她說早上要見太陽。」麥家輝的聲音沒有提高，但他的下巴繃緊了，「你以為我不知道？」
房間裡靜了一下。冷氣出風口嘶嘶地吹。
韓卓文把紙巾盒往桌子正中推了推。其實它本來就在正中，他只是推了一下，讓紙巾盒在桌面上發出一點聲音，讓兩個人都看它一眼，而不是看對方。
麥家慧抽了一張紙巾，按在眼角。
韓卓文在筆記簿上畫了一個圓圈，圈住「主人房，床頭向窗」這幾個字。
他看了一眼掛鐘。
三點十四分。
* * *
秒針走到十二，嗒。
三點十五分。
秒針沒有再走。
一開始韓卓文沒有察覺。他正在低頭寫字，筆尖在紙上沙沙地滑。然後他發現，房間裡少了一種聲音。不是冷氣，冷氣還在嘶嘶地吹。是那個嗒。
他抬頭。
掛鐘的秒針停在十二的位置，一動不動。
然後是光。
百葉簾切進來的日光，本來是白色的，帶一點午後的金。現在那些光一條一條地變了顏色，像一張放在抽屜裡很多年的舊照片，慢慢地、慢慢地泛黃。不只是光。麥家輝的深藍西裝、麥家慧的米色開衫、那盒紙巾、那幅山水畫，全部都蒙上了一層淡淡的黃，好像整個房間被人拍成了照片，而照片已經放了四十年。
他的呼吸在面前化成了一小團白氣。
桌面上，有什麼東西在長。一層很薄的、灰白色的霜，由桌子的中央開始，一圈一圈向外擴散，爬過紙巾盒的底部，爬過他攤開的筆記簿，爬到他平放在桌面上的指尖。
他的指尖一陣刺痛的冷。
他抬頭，看向兩個當事人。
麥家輝交叉著雙臂，嘴巴半張，好像正要說什麼。麥家慧手裡的紙巾停在眼角，一滴眼淚掛在下眼瞼上，沒有落下來。
他們一動不動。
而那張空著的椅子上，坐著一個人。
一個很小的老婦人。她縮在椅子裡，雙腳碰不到地，懸在半空，腳上一雙黑色的布鞋。身上一件深紫色的羊毛開衫，扣子扣錯了一顆，左邊比右邊高。花白的頭髮梳到腦後，用一個黑色的髮網網住。左手腕上戴著一隻翠綠色的玉鐲，玉鐲太大了，鬆鬆地掛在她瘦得只剩骨頭的手腕上。
她坐在那裡，看著韓卓文。
她的臉是灰的。不是蒼白，是灰，像一張照片被水浸過又曬乾之後的那種灰。
「你聽得見我說話。」她說。
不是問句。
她的聲音很清楚，一點都不遠，好像她真的就坐在那裡，隔著一張圓桌，一米多的距離。韓卓文聞到一股氣味，是萬金油和白花油，和一種很舊的衣櫃裡樟腦丸的味道。
他沒有答。他的左手慢慢移過去，蓋住了右手的手背。
右手背上有一個淡淡的半月形疤痕，是一個牙印。每一次他害怕的時候，他都會這樣蓋住它，好像那個疤痕會洩漏什麼秘密。
「你是……」他說。他的聲音在這個泛黃的房間裡聽起來很陌生，「麥楊碧霞女士？」
老婦人點頭。玉鐲在她手腕上滑了一下，碰到椅子的扶手，發出一聲很輕的「叮」。
「他們吵了一年了。」她說，「我在家裡聽了一年。家慧每天晚上坐在我的床邊哭，家輝每個星期都打電話給地產經紀。我叫他們，他們聽不見。」
她轉過頭，看著停住不動的女兒。那滴眼淚還掛在麥家慧的下眼瞼上。
「今天，」她說，「終於有一個聽得見的人。」
* * *
韓卓文做了十一年調解員。他見過有人在調解室裡摔椅子，見過有人把離婚協議撕成碎片，見過一個男人跪在地上求他的前妻讓他見兒子一面。他學會了一件事：不論對面坐著的是什麼人，先聽。
他把手平放回桌面上。霜在他的指尖底下，冷得發痛。他沒有縮手。
「麥太，」他說，「我聽到你說的是，你已經聽了一年，而沒有人聽你。」
老婦人看著他。她灰色的臉上，有什麼東西動了一下。
「你想要什麼？」他問。
「我想他們不要再吵。」
「他們吵的是那個單位。你想那個單位怎樣處理？」
老婦人沉默了很久。掛鐘的秒針還停在十二。
「賣了吧。」她說。
韓卓文在筆記簿上寫字。筆尖劃過結了霜的紙，發出一種很乾的沙沙聲。
「但家慧——」
「家慧在那個單位裡住了十二年，」老婦人說，「十二年，她沒有出過一次遠門。她五十四歲了，她這一輩子，就是那個單位，就是我。她不肯搬，不是捨不得我的東西。是她不知道搬出去之後，她是誰。」
她伸出一隻手，枯瘦的手指，指甲很長，發黃。那隻手懸在女兒的臉旁邊，沒有碰到。
「我拖了她十二年。」她說，「我不想再拖她。」
韓卓文的喉嚨裡有一種很緊的東西。他吞了一下口水，吞不下去。
「那麥先生呢？」
老婦人轉過頭，看著那個交叉雙臂、嘴巴半張的兒子。
「家輝每個月存錢入我的戶口。」她說，「一萬二，存了十二年。他叫銀行不要寫他的名字。家慧以為那是我的長俸，其實我沒有長俸。他不回來，是因為他每一次回來，都會和家慧吵，吵完我就血壓高。所以他不回來，只存錢。」
她頓了一頓。
「他不知道我知道。」
韓卓文在筆記簿上畫了一個圓圈。很大的圓圈，圈住了整整一行字。
* * *
三點十五分。
秒針走了一下。
嗒。
光變回白色，帶一點午後的金。冷氣出風口嘶嘶地吹。桌面上的霜消失了，好像從來沒有存在過，只在他的筆記簿上留下了幾點水漬，把墨水暈開了一點點。
那張空著的椅子，空著。
麥家慧眼角那滴眼淚終於落了下來，落在她手裡的紙巾上。麥家輝說完了他正要說的那句話：「——你根本不明白這幾年我是怎樣過的。」
沒有人察覺到任何事。
韓卓文深深吸了一口氣。他的指尖還在痛，是那種在雪地裡站太久之後回到室內的刺痛。
他沒有看那張空椅子。他看著兩個當事人。
「麥先生，」他說，聲音比他預期的穩，「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不一定要答。過去這些年，你母親的生活費，是從哪裡來的？」
麥家輝的手臂鬆開了一點。
「你問這個幹什麼？」
「麥小姐一直以為，那是母親的長俸。」韓卓文說，「我只是想知道，是不是。」
麥家輝看著他。然後他看著他的妹妹。他的嘴巴動了一下，沒有發出聲音。
麥家慧抬起頭，紙巾還按在眼角。她看著哥哥，看了很久。
「是你？」她說。
麥家輝沒有答。他轉頭看著窗外，百葉簾的光一條一條落在他的臉上。他的下巴還是繃著，但他的眼眶紅了。
那天的調解，一共用了三小時四十分鐘。
結果是：單位出售。售樓所得，麥家慧分六成，麥家輝分四成。麥家慧可以在單位裡住到成交為止，由麥家輝支付她搬遷的費用。母親的遺物由麥家慧先揀，餘下的由兩人一起處理。
不算圓滿。麥家輝簽名的時候，手還是很硬，筆畫很重；麥家慧簽完之後，一直低著頭，沒有看哥哥。兩個人離開調解室的時候，一個走左邊的電梯，一個走右邊的電梯。
但他們簽了。
韓卓文收拾好筆記簿，最後看了一眼那張空椅子。
椅子的坐墊上，有一點點很淡的凹陷。好像有一個很輕很輕的人，剛剛才站起來。
* * *
六點鐘，他在樓下的茶餐廳吃了一碟乾炒牛河。
他沒有胃口，但他知道自己要吃。三年來他學會了一件事：一個睡不著的人，如果連飯都不吃，很快就會垮。茶餐廳裡很吵，收銀機叮叮地響，夥計大聲叫單，隔壁檯兩個穿西裝的年輕人在說股票。空氣裡是油煙和奶茶的甜膩。他坐在最角落的卡位，背靠著牆。
他把右手放在桌面上，看著手背上那個半月形的疤。
在調解室裡，他用左手蓋住它。他不記得自己是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習慣的。也許是三年前。也許更早。
他拿出手機，打開通訊錄，找到一個名字。那個名字他三年來沒有刪，也沒有按下去過。通訊錄的頭像是一張舊照片：一個小圓臉的女孩，歪著頭，對著鏡頭笑，露出一顆虎牙，左眉尾一顆小痣。那顆痣，小時候他總說是她的句號，說她這個人說話沒完沒了，只有眉毛會替她收尾。
他看了那張照片很久。牛河涼了，油凝在碟邊，白白的一層。
他把手機收起來，付了錢，走回大廈。他本來應該回家的。但他想起三號房那個停了的掛鐘，他想，也許是電池。
* * *
晚上七點四十分，調解中心的同事都走了。
韓卓文回到三號房，想把掛鐘拿下來看一看。他想，也許是電池的問題。電池快沒電的時候，秒針會卡住，卡一陣子又會走。這是一個合理的解釋。他需要一個合理的解釋。
他推開門。
房間裡有人。
一個老人坐在靠門那張椅子上。
他很瘦，背微微駝著，坐得很直，好像背後有一根看不見的柱子撐著他。他穿著一套深灰色的中山裝，式樣很舊，是那種在舊照片裡才會看到的衣服，四個口袋，扣子一直扣到喉嚨最頂的那一顆。灰白色的頭髮梳成整齊的偏分，抹了頭油，在日光燈下發亮。下巴留著一小撮山羊鬍。
他的臉是一種很特別的米黃色，像一張舊宣紙。左耳垂上掛著一枚小小的銅錢，銅錢的方孔裡穿著一根紅線。
圓桌上放著一本很厚的簿子，藍布封面，線裝，用一條紅繩綁著。簿子旁邊是一個舊式的鐵皮文件盒，綠色的漆掉了一大半。
「韓先生。」
他的聲音平而乾，一字一句，像在唸一份公文。
「你是誰？」韓卓文站在門口，沒有進去。
「敝姓喬，喬伯年。」老人說，「專司登記。你可以稱我書記。」
他抬起頭。他的眼睛細長，眼珠是一種極淡的琥珀色，淡得像兩滴放涼了的茶。他看人的時候頭微微側向一邊，好像同時在聽另一個方向的聲音。
「今天下午三點十五分，」喬伯年說，「你在這個房間裡，調解了一宗個案。」
「我調解了一宗遺產糾紛。」
「兩宗。」喬伯年說，「一宗在陽，一宗在陰。陽的那一宗，雙方是兄妹。陰的那一宗，申請人是麥楊碧霞，答辯人是她一雙子女。」
他伸出一隻手，解開簿子上的紅繩。他的手指很長，十根指尖全部染成了黑色，是墨，洗不掉的那種黑，一直染到第一個指節。他用舌尖舔了一下食指，翻開簿子。
簿子裡的紙是黃的，寫滿了毛筆小楷，一行一行，像帳簿。
「韓先生有席位。」他說。
「什麼席位？」
喬伯年用指節敲了兩下桌面。咚，咚。
「陰陽兩邊，」他說，「總有爭執。生者放不下死者，死者放不下生者。一方拉，一方扯，拉扯久了，兩邊都傷。這種爭執，要有人坐在中間。」
「調解。」
「是。」喬伯年說，「調解成了，雙方放手，各歸各位。調解不成——」
他停了一下。
「——兩邊都要付出代價。」
韓卓文沒有動。冷氣出風口嘶嘶地吹。他看了一眼牆上的掛鐘，秒針在走，嗒，嗒，嗒，一切正常。
「如果我不坐呢？」他問。
喬伯年的嘴角往上揚了一點。那是一個笑容，但看見那個笑容的人不會覺得溫暖，只會覺得後頸一陣發涼。
「席位不是讓人選的。」他說，「韓先生今天聽得見麥楊碧霞說話，席位就已經是你的了。」
他低頭看簿子，用那根黑色的食指指著其中一行。
「麥楊碧霞一案，今日結案。」他說，「調解成了，但不算圓滿。長子至死都沒有把心裡的話說出口，所以麥楊碧霞雖然放手，卻走得不甘心。不甘心，就是欠。欠的，簿子上會記著。」
他提起毛筆，蘸了一下鐵皮盒裡的墨。墨是黑的，有一股很濃的氣味，像檀香，又像很舊很舊的書。他在那一行的末端寫了兩個字。
勉成。
「韓先生，」他說，「第一宗，勉強算你過了。」
* * *
韓卓文在那張靠窗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坐下。他本來想走。他本來想打電話報警，或者打電話給中心的主任，或者打電話給一個醫生，說我看見了一個死去的老婦人，說我遇到一個穿中山裝的老人，說我可能太久沒有睡覺了。
但他坐下了。他坐下的時候，上身不自覺地前傾，雙手平放在桌面上，像他每一次坐在這張圓桌前那樣。像在說：我在聽。
喬伯年看著他這個姿勢，點了點頭，好像確認了什麼。
「還有多少宗？」韓卓文問。
「陰陽之間的事，」喬伯年說，「沒有多少的說法。有一宗，登一宗；登一宗，調一宗。」
他翻到簿子的下一頁。
「下一宗，」他說，「已經登記了。」
他把簿子轉過來，推到韓卓文面前。
那一頁紙比前面的都要黃，邊緣有一點發皺，好像被水浸過又乾了。字是同樣的毛筆小楷，一行一行：
個案編號。登記日期。申請人。答辯人。事由。
申請人那一欄，第一個字寫得很清楚。
韓。
後面的名字，墨化開了，像被一滴水滴在上面，暈成了一小團灰色，看不清楚。
韓卓文的眼睛往下移，移到申請人的名字下面一行。那一行寫著申請人的生卒日期。
出生日期他不用看。
他看的是死亡日期。
那個日期他記得。他記得那天是星期二，下著雨，他在這個調解中心的一號房調解一宗離婚案，手機在褲袋裡震了十一次，他一次都沒有接。調解做完已經是晚上九點，他打開手機，看見十一個未接來電，全部來自同一個號碼。
三年前。
他的左手移過去，蓋住右手的手背。蓋住那個半月形的牙印。
那是她七歲那年咬的。他搶了她的一支原子筆，她追著他滿屋子跑，追不到，就撲上來咬了他一口。咬得很深，流了血，媽媽罵她，她哭得比他還大聲。後來她長大了，每一次他們吵架，她都會指著那個疤說：你看，你欠我的。
喬伯年用指節敲了兩下桌面。
咚，咚。
牆上的掛鐘，秒針走到了十二。
韓卓文沒有抬頭去看它有沒有停。他只是低頭看著那一團暈開的墨，看著那個「韓」字。他的手指在桌面上發冷，冷得像碰到了一層薄薄的霜。
他不敢抬頭。
因為他聽見房間裡，他正對面那張空椅子旁邊，有水一滴一滴地落在地氈上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