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話　不成

地氈上有一灘水。

韓卓文終於抬起頭的時候，那張空椅子旁邊，灰藍色的地氈上濕了一小片，大約一個手掌那麼大，顏色比周圍深。水還在往四邊慢慢地滲，像一朵很慢很慢地開的花。

椅子是空的。

牆上的掛鐘，秒針走過了十二。嗒。嗒。嗒。

喬伯年把簿子合上。他合得很輕，沒有「啪」的一聲。他用那根紅繩一圈一圈地把簿子綁好，綁得很仔細，最後打了一個結，結的形狀像一隻蝴蝶。

「未到排期。」他說。

「什麼時候？」

「陰陽之間，」喬伯年說，「排期不由人定。」

他站起來，把簿子夾在腋下，提起那個綠色的鐵皮文件盒。他走路沒有聲音。他走到門口，停下來，頭微微側向一邊，好像在聽另一個方向的聲音。

「韓先生，」他說，「下一宗，星期四。」

他走了。走廊的燈亮著，灰藍色的地氈一直鋪到電梯大堂，韓卓文站在三號房門口看，走廊上沒有人。他沒有聽見電梯的聲音。

他蹲下來，用手指碰了一下地氈上那灘水。

冰的。有一點點鹹。

* * *

星期四，下午兩點半。

百葉簾把日光切成一條一條，斜斜地鋪在圓桌上。冷氣出風口嘶嘶地吹。紙巾盒在桌子正中。那幅山水畫上的小船還在河中間，船上那個戴笠的人，還是看不清楚是在撐船還是在等人。

韓卓文比雙方早十五分鐘到。他一張一張坐過那四張椅子。坐到靠門那張的時候，他停了很久。上星期四晚上，喬伯年就坐在這裡。椅墊摸上去和其他三張一樣，軟的，微溫的。他不知道自己期待摸到什麼。

他在自己的位子坐下，上身前傾，雙手平放在桌面上。他戴上那副玳瑁色的膠框眼鏡，推了推。頭頂那撮翹起來的頭髮，今早他用了雙倍的髮蠟，還是翹著。

這一個星期他每晚睡不到三小時。眼下的青黑深得像瘀傷。

今天的個案，是一宗骨灰的爭議。

梁子朗，三十六歲，一年前在大嶼山行山時失足墮崖。他沒有結婚，但有一個未婚妻，已經訂了婚期，就在他出事後的第二個月。他的母親梁太，要把兒子的骨灰放在沙田一個骨灰龕，和他父親放在一起。未婚妻伍詠恩，要把骨灰撒在大嶼山，他出事的那個山頭，說那是他最喜歡的地方。

骨灰現在放在殯儀館，放了一年。兩個女人，一年沒有說過一句話。

兩點四十五分，梁太先到。六十多歲，很瘦，一身黑，手裡握著一串佛珠。她選了靠窗那張椅子，坐下之後，佛珠在她指間一顆一顆地撥，嗒，嗒，嗒，和掛鐘的秒針差不多一樣快。

伍詠恩遲了五分鐘。

她很高，大約一百七十公分，頭髮剪得很短，貼著頭皮，好像是最近才剪的，剪得很急，後腦的地方有一撮沒有剪齊。她穿著一件寬大的男裝恤衫，袖子捲到手肘，恤衫明顯大了兩個碼，肩線垂到她的上臂。左手無名指上戴著一枚戒指，舊式的金戒指，戒面上鑲著一顆很小的紅寶石。

她一坐下，就把雙手握在一起，放在大腿上，右手的拇指一直在轉那枚戒指。

她的聲音很好聽。韓卓文後來才知道，她是一個合唱團的指揮。

* * *

他照例說開場白。調解是自願的。調解員不偏幫任何一方。房間裡說的話都是保密的。

他看著兩個女人。梁太的佛珠停了。伍詠恩的拇指還在轉戒指。

「我想先請兩位說一說，」他說，「你們希望今天可以達到什麼。」

梁太先開口，聲音很硬：「我只想我兒子回家，和他爸爸在一起。」

伍詠恩的拇指停了一下，又繼續轉。

「伍小姐？」

她抬起頭，看著他。她的眼睛很紅，但沒有淚。她張開嘴，聲音很低，很清楚，每一個字都像是用氣托著的。

「我只想他不要走。」

韓卓文在筆記簿上寫下這一句，然後看了一眼牆上的掛鐘。

三點十四分。

* * *

嗒。

三點十五分。

秒針停在十二的位置。

光開始泛黃。百葉簾切進來的日光，一條一條地褪成舊照片的顏色。梁太手裡的佛珠，伍詠恩手上那枚紅寶石戒指，那盒紙巾，全部蒙上了一層淡淡的黃。

他的呼吸在面前化成白氣。

霜從桌子中央開始長，一圈一圈向外擴散。

梁太停住了，手指捏著一顆佛珠，停在半空。伍詠恩停住了，拇指按在戒指上，停在轉了一半的位置。

那張空椅子上，坐著一個年輕男人。

很高，很瘦，曬得黝黑，穿著一件橙色的行山外套，外套的拉鍊拉到下巴。短頭髮，額頭上有一道新鮮的擦傷，傷口沒有血，只是一道灰白色的痕。他的褲管上沾滿了泥，一隻行山鞋的鞋帶鬆了，垂在地上。

他的臉是灰的，像一張被水浸過又曬乾的照片。

他沒有看韓卓文。他在看伍詠恩。

「她每天晚上都唱歌。」他說。

聲音很年輕，有一點喘，好像剛剛才爬完一段很陡的山路。

「她每天晚上都去殯儀館外面，對著停放骨灰的那一層唱。唱我們訂婚那天，她在合唱團唱給我聽的那首歌。一年了，一晚都沒有停過。」

他終於轉過頭，看著韓卓文。

「我走不了。」他說，「每一次我想走，她一開口，我就被拉回來。像有一條繩綁在我身上，她一唱，繩就收緊。」

韓卓文的手平放在結了霜的桌面上。霜刺得他指尖發痛。他沒有縮手。

「梁先生，」他說，「我聽到你說的是，你想走，但你走不了。」

「對。」

「你希望伍小姐怎樣做？」

梁子朗沉默了很久。他低頭看著自己的手，手背上有一道道被石頭割開的傷口，都是灰白色的，沒有血。

「我想她停。」他說，「我想她說一句，你走吧。只要她說一句，繩就會斷。」

* * *

陰陽調解有一條規矩，是喬伯年在星期一晚上告訴他的：生者一方，可以在三點十五分之後，聽見死者的聲音。可是看不見。他們會覺得冷，會覺得房間裡多了一個人，會聽見一些他們一直想聽的話。調解員的工作，是在中間傳話，讓兩邊聽得懂對方。

「伍小姐。」韓卓文說。

伍詠恩的拇指動了一下。她的眼睛慢慢地轉過來，看著他。她的嘴唇在發抖，呼吸化成了白氣。

「好冷。」她說，聲音很輕，「為什麼這麼冷？」

「伍小姐，」他說，「我想請你聽一聽。」

她皺起眉，側過頭。然後她的整個身體僵住了。

「阿朗？」

她的聲音在泛黃的房間裡，一下子變得很大。

梁子朗看著她。他伸出一隻手，懸在她的臉旁邊，沒有碰到。

「詠恩。」他說，「你停一停。」

伍詠恩的眼淚一下子湧了出來。她沒有抹，任由它們往下流，流到下巴，滴在那件大了兩個碼的男裝恤衫上。那是他的恤衫。韓卓文現在才明白。

「我不停。」她說。

「詠恩——」

「我不停！」她說，「你說過你會回來的。那天早上你出門，你說你六點前回來，你說晚上一起去試禮服。你說的！」

她的聲音很美。即使是在哭，在喊，每一個字都有一個很準的音高，好像她整個人是一件樂器，哭也是一首歌。

韓卓文把紙巾盒往桌子中央推了推。紙巾盒在霜上滑過，發出一聲很乾的刮聲。

「伍小姐，」他說，「我聽到你說的是，他答應過你一件事，他沒有做到。」

「對。」

「你在等他做到。」

「對。」

「如果你一直唱，」他說，聲音很慢，很穩，「他就一直不能走。他會一直留在他出事的那一天，留在那個山頭，一直等六點。」

伍詠恩看著他，嘴唇抖著。

「那我就一直唱。」她說，「我寧願他一直在。我寧願他一直等。至少他在。」

韓卓文做了十一年調解員。他知道有些時候，一個人說「寧願」，就是說她已經做了決定，而那個決定比她自己還要重。

他試了所有的方法。他請梁子朗說出那天早上出門之前，他沒有說出口的話；梁子朗說了，說他本來想在山頂打電話給她，想告訴她他很緊張，很怕自己做不好一個丈夫。伍詠恩聽了，哭得更厲害，可是她說：那你回來告訴我，你回來親口告訴我。

他提議做單獨會面，請梁子朗先離開，讓他和伍詠恩單獨談。可是梁子朗站不起來，他的身體好像被釘在椅子上，他每動一下，伍詠恩就低聲哼出一個音，他就被拉回去。

他換了一個方向。他說，你記得他最喜歡那個山頭。你想把他的骨灰撒在那裡。如果你讓他留在那裡，他會永遠在他最喜歡的地方。

伍詠恩搖頭。「他不是在他最喜歡的地方。」她說，「他是在他摔下去的地方。」

韓卓文沒有話可以說了。

他的指尖在霜上已經沒有感覺了。他看了一眼掛鐘，秒針還停在十二。他不知道陰陽調解可以持續多久，喬伯年沒有告訴他。他只知道，房間裡越來越冷，冷得他的眼鏡片上起了一層薄薄的霧。

梁子朗看著伍詠恩，看了很久。

「對不起。」他說。

不知道是對她說，還是對韓卓文說。

* * *

嗒。

秒針走了。

光變回白色。冷氣出風口嘶嘶地吹。桌面上的霜消失了，只在他的筆記簿上留下幾點水漬。

那張空椅子，空著。

梁太手裡的佛珠繼續往下撥，嗒，嗒，嗒。她什麼都沒有察覺，她只是抬起頭，皺著眉，看著對面的伍詠恩。

伍詠恩在哭。無聲地哭，雙手捂著臉，肩膀一抽一抽。

「你哭什麼？」梁太說，聲音很硬，可是那硬裡有一點裂了。

伍詠恩沒有答。

那一天的陽間調解，達成了一個協議：骨灰分成兩份，一份放在沙田，和父親在一起；一份由伍詠恩撒在大嶼山。兩個女人簽了字。梁太簽完之後，看了伍詠恩很久，然後把手裡那串佛珠放在桌上，推到她面前。

「給你。」她說，「他小時候戴過的。」

伍詠恩接過佛珠，握在手裡，點了點頭。

陽間的調解，成了。

韓卓文知道，陰間的那一宗，沒有成。

* * *

那天晚上，喬伯年坐在三號房靠門的那張椅子上，把藍布簿子攤在圓桌上。

他用舌尖舔了一下食指，翻到梁子朗那一頁。他提起毛筆，蘸了一下鐵皮盒裡的墨。墨有一股很濃的檀香和舊書的氣味。

他在那一行的末端寫了兩個字。

不成。

「代價呢？」韓卓文問。他站在窗邊，背對著百葉簾，窗外是灣仔的夜景，一幢幢商業大廈的燈亮著，每一格窗後面都有人在加班。

喬伯年用指節敲了兩下桌面。咚，咚。

「生者一方，」他說，平而乾，一字一句，像在唸公文，「以何物拉扯，即以何物抵償。」

「什麼意思？」

「伍詠恩以歌聲拉住死者。」喬伯年說，「今夜起，歌聲歸還。」

「死者呢？」

「死者一方，本應過渡。」喬伯年說，「不成，則留原處。不在陽，不在陰。」

他合上簿子。這一次，他合得很重。

啪。

房間裡的燈暗了一格。

* * *

第二天早上九點，梁太打電話到調解中心找他。

她的聲音在電話裡很亂，很急，和昨天在調解室裡那個硬邦邦的老婦人判若兩人。

「韓先生，」她說，「詠恩今早打給我。不，不是打給我。是她的手機打給我。我接了，那邊沒有聲音，只有呼吸，很急的呼吸，後來傳來一個短訊。」

「什麼短訊？」

「她說她發不出聲音。」梁太說，「一點都發不出。今早醒來就這樣。她去看了醫生，醫生說她的聲帶一點問題都沒有，檢查不出任何東西。可是她就是說不出話，一個字都說不出，連哭都沒有聲音。」

她停了一下，電話裡傳來佛珠滑過手指的聲音。然後她想起佛珠已經送出去了，那個聲音是她的手指在空空地撥。

「韓先生，」她說，「昨天在那個房間裡，發生了什麼事？」

韓卓文握著電話，沒有答。

他的左手移過去，蓋住右手手背上那個半月形的牙印疤。

* * *

那天傍晚，他去了伍詠恩的合唱團。

他知道自己不應該去。調解員不應該在調解結束之後私下接觸當事人。這是他入行第一天就學會的規矩。可是他還是去了。

排練室在九龍城一間教會的地庫，天花很低，牆上貼著褪了色的樂譜海報，一部舊鋼琴靠著牆，琴蓋上放著一疊影印的歌譜。空氣裡有舊地毯和暖氣片的氣味。二十幾個團員站成三排，大多是中年人，有幾個大學生。

伍詠恩站在他們前面，背對著門。她還穿著那件大了兩個碼的男裝恤衫，短短的頭髮貼著頭皮，後腦那一撮沒有剪齊的頭髮翹著。

她舉起雙手，打拍子。一，二，三，四。

團員們開始唱。

她的嘴唇跟著動。每一句，每一個字，她都在唱。她的喉嚨在動，她的胸口在起伏，她的下巴隨著每一個長音微微抬起。

沒有聲音。

一點聲音都沒有從她身上出來。二十幾個人的歌聲在低矮的地庫裡迴盪，她站在中間，像一個被抽走了聲軌的影子。

歌唱完了。團員們安靜下來，有幾個低頭看著樂譜，不敢看她。她轉過身來，看見了站在門口的韓卓文。

她沒有驚訝。她從恤衫口袋裡拿出手機，打了幾個字，走過來，把螢幕給他看。

「他還在山上嗎？」

韓卓文看著那一行字。他的喉嚨很緊，像被什麼東西勒住了。

他沒有答。他答不出來。

她看著他的臉，看了很久。然後她點點頭，把手機收回口袋，轉身走回團員前面，重新舉起了雙手。

一，二，三，四。

* * *

他開始查。

他先問喬伯年。喬伯年說，席位上一任的主人，簿子上有記，但席位的規矩是，不論前任。他問為什麼。喬伯年頭微微側向一邊，好像在聽另一個方向的聲音，然後說：論了，就要承。

他自己查。

家事調解中心在二〇一一年搬進這幢大廈。他入職那年是二〇一五年。他翻遍了中心的人事檔案，找每一個在三號房做過調解的同事。三號房是整層最小的一間，很少人喜歡用。只有一個人，在他之前，幾乎每一宗個案都指定要三號房。

司徒慧玲。

他記得她。她是中心最資深的調解員，他剛入職的時候，是她帶他。她很矮，很瘦，戴一副金絲眼鏡，說話很慢，很溫和。她教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坐一坐每一張椅子。她教他的第二件事，是把紙巾盒放在桌子正中。

她教他說：「我聽到你說的是……」

二〇二三年，她突然退休了。沒有歡送會，沒有告別電郵，她只是有一天沒有回來上班。人事部說她家人代她遞了辭職信。

他查到她現在住在柴灣一間私營安老院。

* * *

安老院在一幢工業大廈改建的樓上，走廊很窄，兩邊是一格一格的床位，每一格用布簾隔開。空氣裡是消毒藥水、尿片和白粥的氣味。電視在走廊盡頭播著一套重播的劇集，聲音開得很大，沒有人看。

司徒慧玲坐在窗邊一張輪椅上。

她比他記得的更瘦，瘦得像一件掛在衣架上的衣服。金絲眼鏡還在，鏡片很髒。她的頭髮全白了，剪得很短，貼著頭皮。她的膝上放著一塊寫字板，板上夾著一疊白紙，她手裡拿著一支原子筆，在紙上畫圓圈。

一個，又一個，又一個。一整頁都是圓圈。

「她不說話的。」安老院的姑娘說，「三年了，一句都沒有說過。醫生說不是中風，是心理上的。她每天就是這樣畫圈。」

韓卓文在她旁邊坐下。上身前傾，雙手平放在大腿上。

「司徒姑娘。」他說，「我是卓文。韓卓文。你以前帶過我。」

她的筆停了。

她慢慢地轉過頭來。她的眼睛在骯髒的鏡片後面，看著他。先看他的手。她以前也是這樣，看人先看手。

她看見了他右手手背上那個半月形的疤。

她的嘴唇動了一下，沒有發出聲音。她低下頭，在寫字板上一張新的紙上寫字。她的字很抖，一筆一畫寫得很慢，筆尖好幾次把紙劃破。

她寫完了，把寫字板轉過來，推到他面前。

「你妹妹的個案，我沒有調。」

韓卓文看著那一行字。

他抬頭看她。她已經低下頭，繼續在紙上畫圓圈。一個，又一個，又一個。她畫得很用力，筆尖把紙刻出一道道很深的凹痕。

「司徒姑娘，」他說，聲音在發抖，「什麼意思？她的個案三年前就登記了？你……你是說，三年前那一宗，應該由你調？」

她沒有抬頭。她只是一直畫圓圈。

他看著她的手。她的右手，握筆的那一隻，食指和中指之間，夾著一截已經斷了的紅繩。

和喬伯年綁簿子的紅繩，一模一樣。

* * *

那天晚上，他回到調解中心，已經是十點。

同事都走了。走廊的燈只開了一半。他沒有開三號房的燈，他坐在黑暗裡，坐在靠窗那張椅子上，上身前傾，雙手平放在桌面上。

窗外灣仔的燈光從百葉簾的縫隙透進來，一條一條落在圓桌上。

他在等。

他不知道自己在等什麼。他只知道，他不想回家。家裡太安靜，安靜得他會一直聽見三年前那個星期二，手機在褲袋裡震了十一次。

十一次。

他那時候在調解一宗離婚案。那對夫婦吵得很厲害，丈夫摔了一張椅子，妻子一直哭。他想，等一等，調解做完再回電話。她常常打給他，常常為一點小事打來，工作不順利，男朋友不回訊息，媽媽又說她。他想，等一等。

牆上的掛鐘，他看不見，太暗了。可是他聽得見。

嗒，嗒，嗒。

嗒。

然後，沒有了。

房間裡的空氣一下子冷了。他的呼吸在黑暗裡化成白氣，看不見，可是他感覺得到，那一團溫熱從嘴裡出去，一下子就涼了。桌面上，在他平放的雙手底下，有什麼東西在長。很薄，很脆，像一層冰。

他聞到檀香，和舊墨的氣味。

還有另一種氣味。海水。鹹的，腥的，冰冷的海水。

他沒有抬頭。他的左手慢慢地移過去，蓋住右手手背上那個牙印疤。

黑暗裡，他對面那張空椅子，吱了一聲。好像有一個很輕很輕的人，把雙腳縮了上去。

然後，是水滴在地氈上的聲音。

一滴，兩滴。

然後，是一把聲音。輕而沙啞，好像從很遠很遠的水底傳上來，隔著很深的水，一個字一個字地浮上來。

「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