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話 你爸在哪裡做生意
那封信，我在柴灣郵局門口站了二十分鐘，才投進去。
郵筒是綠色的，漆掉了幾塊，露出底下鏽紅色的鐵。投信口的鐵片有一點彎，信塞進去的時候，被勾住了一下。我用手指推，推了兩次，它才掉下去。
我聽見它落在底部的聲音。很輕，像一片葉子。
信裡只有一句話。
我寫了三頁，撕了三頁，最後只剩下一句話，寫在一張便利店的收據背面。收據的正面印著：「關東煮（大）×1，$18.5」。背面是我的字：
「爸，我可不可以說出來？」
寄出去之後，我才想起，赤柱的信要經過檢查。會有人先讀。
那個人會讀到一張關東煮的收據，和一句沒頭沒尾的話。
我不知道他會怎樣想。
* * *
那個星期，記者來了。
先是網上。一個娛樂網站開了一個專題，叫「十五強家底大公開」。每個女孩一格，一張相，一段字。
陸芷晴排第一。她的那一格最長，有四段。爸爸是地產公司的董事，媽媽是鋼琴老師，哥哥在倫敦做律師。相片是她在一個馬場的看台上拍的，戴著一頂白色的闊邊帽，淺啡色的波浪長髮被風吹起來，像一面旗。
我排第十一。
我的那一格只有一段。相片是比賽的官方照，吹了大波浪，化了很濃的妝，笑容一分不差。底下寫著：
「紀愨雯，21歲，現職便利店店員。身高170cm，十五強之中最高。父母經營小生意。」
最後那一句，一個字都沒有改。
留言區有兩百多條。有人說我高，有人說我黑，有人說我的鼻子是整過的。有一條說：「便利店的也能入十五強，今年真的沒有人了。」打得很快，錯了一個字。底下有人回覆：「便利店的又怎樣，人家靠自己。」
我把手機放下。
我沒有整過鼻子。
我的鼻子是我爸的。
* * *
然後是真人。
星期三凌晨三點，便利店。
關東煮的湯在鍋裡滾，白蘿蔔已經煮得半透明，魚蛋浮在湯面上，一顆一顆，像一群游不動的魚。冷氣十八度，我在制服外面罩著那件舊黑色風褸，袖口的線已經鬆了，我一直用手指捲著那條線。
門「叮咚」一聲開了。
一個男人走進來。三十多歲，戴一頂黑色的鴨舌帽，揹一個很大的背囊。他在貨架中間走了一圈，拿了一罐咖啡，走到收銀機前面。
我替他掃條碼。
「十二元。」我說。
他付錢。付錢的時候，他一直看著我的臉。
「你是紀愨雯？」
我的手停在收銀機的抽屜上。
「選美那個？」他笑了一下，笑得很友善，「我是《星週》的記者。不用緊張，我只是路過。」
凌晨三點。柴灣。路過。
「你做夜班多久了？」
「三年。」
「辛苦嗎？」
「還好。」
「你爸媽知道你做夜班嗎？他們做什麼的？聽說是做小生意？」
我把找零放在櫃檯上。十元一張，五元一個，一元三個。
「是。」
「做什麼小生意？」
我的拇指伸進風褸的口袋裡。口袋裡什麼都沒有。帆布袋放在收銀機下面，那疊信在帆布袋裡。我的拇指在口袋裡空空地摸了一下。
「小本經營，」我說，「不值一提。」
他看著我，又笑了一下。
「好。」他說，拿起咖啡，「加油。」
他走了。門「叮咚」一聲。
我從玻璃門的反光裡看著他。他沒有走遠。他走到對面的巴士站，在長凳上坐下，拉開咖啡罐，背囊放在腳邊。
他坐了很久。
一直坐到天亮。
* * *
綵排廠的髮型屋在走廊盡頭，是一間用布簾隔出來的小房間。
十五張椅子排成兩排，每張椅子前面一面鏡子，鏡子四周圍著一圈燈泡，燈泡的熱力把整個房間烘得像一個焗爐。空氣裡全是定型噴霧的味道，甜的，刺鼻的，噴得太多會讓人頭痛。熱風筒一齊開著，嗡嗡的聲音大得說話要用喊的。
我坐在第九號椅子上。
髮型師是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孩，手很快，一手拿梳，一手拿風筒，在我頭上吹大波浪。我的頭髮又黑又直，平時隨手紮成丸子頭，一放下來，長到腰。他說我的頭髮是十五個女孩裡面最難吹的，因為太直，太硬，不肯捲。
「像你的人。」他笑著說。
鏡子裡，我的左邊是程凱琪。
程凱琪二十四歲，以前是網紅，拍美妝短片，有十幾萬個追蹤者。她的臉很小，下巴很尖，眼睛很大，大得有點不像真的。她說話的時候，一邊說一邊看鏡子，看自己的嘴巴怎樣動。
她的髮型已經吹好了，正在等化妝。她轉過頭來，看著我。
「愨雯，」她說，「你那一格，我看了。」
「嗯。」
「便利店那段寫得很好。刻苦，勵志。」她說，「評判最喜歡這種。」
「謝謝。」
「父母經營小生意，」她說，「做什麼的？」
熱風筒在我耳邊嗡嗡地響。
「小本經營。」
「我知道是小本經營，」她笑，「我是問做什麼。餐廳？士多？你告訴我，我叫我爸去光顧。我爸很喜歡光顧小店。」
我看著鏡子。
鏡子裡的我，頭髮被吹得半捲半直，一邊已經是大波浪，一邊還是直的，像兩個不同的人拼在一起。
「以前做裝修的。」我說。
「以前？現在呢？」
「現在……」
我的拇指移到膝上，按住帆布袋。帆布袋放在我的腳邊，我用拇指隔著帆布，摸那疊信的邊。
「現在沒有做了。」
「退休了？」
「嗯。」
「那你爸在哪裡？」程凱琪說，「我是說，他以前在哪裡做生意？柴灣？我聽你說過你住柴灣。」
她說得很自然。她的眼睛一直看著鏡子，看著她自己的嘴巴。
可是我看見了，她的手機放在化妝台上，屏幕朝上，亮著。屏幕上是一個對話框。我看不清楚內容，只看得見對話框頂上那個名字，是《星週》的標誌。
熱風筒停了。
整間髮型屋忽然很靜，只有其他椅子那邊還有風筒在響，遠遠的，像另一個房間。
我感覺到我的下唇，中間那道細紋，被我的牙齒咬住了。
「你爸，」程凱琪又問了一次，這次她轉過頭來，直接看著我，「在哪裡做生意？」
「凱琪。」
聲音是從我的右邊傳來的。
陸芷晴坐在第十號椅子上。她的淺啡色大波浪已經吹好了，在燈泡的光下像蜂蜜。她沒有看我，也沒有看程凱琪。她看著自己的鏡子，手上拿著一枝眉筆。
「化妝師在叫你。」她說。
程凱琪回頭。化妝間那邊，一個化妝師確實在招手。
程凱琪站起來，拿起手機，走了。走之前，她又看了我一眼。
陸芷晴繼續畫眉。她畫得很慢，很仔細，一筆一筆，好像剛才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我看著她的側臉。
「謝謝。」我說。
她沒有轉頭。
「我只是說化妝師在叫她。」她說，「她是真的被叫了。」
她畫完左邊的眉，換右邊。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幫我。
也許她只是不喜歡程凱琪。也許她只是不喜歡吵。也許她什麼都知道，也許她什麼都不知道。
她就是一個笑。沒有惡意，也沒有善意。
髮型師的風筒又開了，熱風吹在我的後頸上。
我這才發現，我的下唇破了一點點，舌頭碰到的時候，有一點鐵鏽的味道。
* * *
下午，Cherry 在走廊上講電話。
我從綵排廠出來去洗手間，經過那條走廊。走廊很長，燈是白色的，牆上掛著歷屆冠軍的相片，一格一格，每一個都戴著后冠，每一個都在笑。
Cherry 站在走廊的最盡頭，靠著窗，背對著我。
她的粉色軟呢外套在白燈下很顯眼。她一手拿著手機貼在耳邊，一手拿著那個寫著「對外口徑」的文件夾，文件夾抱在胸前，抱得很緊。
她說話的聲音，和平時不一樣。
平時她的聲音又甜又快，帶著腔調，每一句都像新聞稿。現在她的聲音很低，很急，一句疊一句。
「……我知道，我知道……她沒有說過……表格上寫的是父親，職業一欄空著……我以為只是……是，是我沒有查清楚……」
她停了一下，聽電話那一頭說話。
「《星週》問的是名字。」她說，「紀志雄。他們問是不是……」
我站在走廊的中間。
我聽見了那個名字。
在電視台的走廊上，在歷屆冠軍的笑臉中間，被一個穿粉色軟呢外套的女人，壓低聲音說出來。
我爸的名字。
Cherry 轉過身來。
她看見了我。
她的臉，只僵了很短很短的一下。然後她笑了，笑得很甜，眼睛彎成兩道月牙，可是她的眼珠子在動，在我的臉上移來移去。
「我等一下打給你。」她對電話說，掛了線。
她朝我走過來。尖頭高跟鞋，步子又短又密，嗒嗒嗒嗒。
她走到我面前，先用文件夾輕輕敲了一下我的手臂。
「愨雯，」她說，「今天的台步好漂亮，老師說你進步最大。」
先讚美。
然後她拉著我的手臂，把我帶到走廊邊上一個沒有人的角落。她的手很小，指甲是粉色的，無名指和尾指的指甲做了閃粉，在燈下閃了一下。
「你聽到了。」她說。
不是問句。
我沒有答。
她的語速忽然變快了。很快。她的笑容也變大了。越說越快，越笑越大。
「好，沒關係，我們現在處理。第一，我們不會承認，也不會否認，任何記者問你，你一句都不要答，全部轉給我。第二，《星週》那邊我們有關係，我會跟他們的總編傾，看看可不可以壓住。第三——」
她停下來，吸了一口氣。
「第三，家人祝福片段。」
她把文件夾打開，翻到其中一頁。那一頁上是一張表，十五個名字，每個名字後面寫著「拍攝地點」和「家人」。
我的名字後面，兩格都是空的。
「你媽媽，」Cherry 說，「在深圳，對不對？」
我看著她。
「我們可以派人去深圳拍。」她說，笑得更大了，大得露出上排的牙肉，「你媽媽對著鏡頭說幾句祝福，說你從小就很乖，很孝順，很努力。就這樣。不用提你爸。觀眾只會看到一個媽媽很疼女兒。單親家庭，很普通，很有共鳴。好不好？」
好不好。
她說「好不好」的時候，不是在問我。
「我媽，」我說，「八年沒有見過我。」
Cherry 的笑容頓了一下。
只有一下。
「那就更好了。」她說，「母女重逢。觀眾會哭的。」
我的下巴繃緊了。
我感覺得到。那種繃，從下巴一直繃到耳根，繃得牙齒互相壓住。我的眼睛直直地看著她，看著她那雙戴著啡色有色隱形眼鏡的眼睛。
她也看著我。
我們就這樣看著對方，看了很久。
然後她的手機響了。
她低頭看了一眼屏幕，臉色變了一下。她沒有接。她把手機握在手裡，用文件夾敲了一下我的手臂。
「你想一想。」她說，「明天告訴我。」
她轉身，嗒嗒嗒嗒，走回走廊的盡頭，一邊走一邊接起電話。
「是，陳生……是，我在處理……」
她的聲音又低下去了。
她站在那扇窗前面，背對著我。窗外是將軍澳的海，灰藍色的，一動不動。
* * *
那天晚上，我打了電話給我媽。
深圳的號碼。我很少打。上一次打，是我十九歲生日，她沒有打給我，我打給她，她說：「哦，是今天？我記錯了，以為是下個月。」
電話響了七下。
「喂？」
「媽。」
那一頭靜了一下。背景有電視的聲音，有一個男人在說普通話，有碗筷碰撞的聲音。
「阿雯？」她說，「什麼事？」
「電視台想拍一段片。」我說，「家人祝福。你說幾句話就可以。他們會派人去深圳。」
電話那一頭很靜。
電視的聲音小了。大概是她走到另一個房間。
「拍我？」她說。
「嗯。」
「說什麼？」
「說我從小很乖。」
她沒有答。我聽見她呼吸的聲音，很淺，很快。
「你爸知道嗎？」她問。
我愣住了。
我以為她會說好，或者不好。我以為她會問要不要化妝，要穿什麼衣服，會不會上電視。我沒有想到她會問這個。
「他知道我參加比賽。」我說。
「我是問他知不知道電視台要找我。」
「……不知道。」
她又沉默了。
「阿雯，」她說，「我走的時候，你十三歲。你爸還在外面。他一個人帶你，帶了一年。後來他進去了，是你舅父舅母照顧你。這些年，我一次都沒有去過赤柱。」
她停了一下。
「我不去赤柱，」她說，聲音很低，「是因為我覺得，我沒有資格。」
我握著電話，站在便利店的雜物房裡。紙皮箱的酸味，一陣一陣地撲過來。
「現在電視台要我對著鏡頭，」她說，「說我的女兒從小很乖。說得好像我一直都在。」
她笑了一聲。很短，很苦。
「阿雯，你想要我說，我就說。」她說，「可是你要先問你爸。那是他帶大的女兒，不是我。」
電話掛了之後，我在雜物房裡坐了很久。
紙皮箱堆到天花板，最底下那一箱被水浸過，軟軟地塌下去一角。雜物房沒有窗，只有門縫透進來一線店面的白光，照在我的膝蓋上。外面的收銀機「嘀」了一聲，是另一個同事在替客人掃條碼。
我從帆布袋裡把那疊信拿出來。
一共二十三封。最舊那一封，是他進去之後第三個月寄的，信封已經黃了，角上的郵票是一張舊的，印著一隻白鷺。我把它抽出來，打開。
那時候他的字還沒有現在這樣用力。一筆一劃很輕，好像怕寫破紙。
「阿雯：這裡每天六點起身，七點開工。我被分去工場，做木。師傅問我以前做什麼，我說做書架。他說好，那你就繼續做書架。原來人到了哪裡，都是做回自己會做的事。你要吃飯，要睡覺，舅母的話要聽。我在這裡很好，不用想我。」
最後那一句，「不用想我」，他塗掉了，改成「不用擔心」。塗得很黑，可是我對著光，還是看得見底下那四個字。
他那時候大概是想起了，信要經過檢查，要寫得像樣一點。
我把信折回去，放回最底下。
我用拇指摸那疊信的邊，一封一封摸過去，二十三下。
然後我站起來，推開雜物房的門，回到收銀機後面。凌晨一點，關東煮的湯又滾了，白蘿蔔在鍋裡輕輕地撞著鍋邊。
* * *
那個月的第二次探訪，我是一個人去的。
每個月可以探兩次。我通常只去一次，最後一個星期日。這個月我去了兩次。第二次，是星期二，下午。我請了一天假，形體課的老師說我缺席會扣分，我說家裡有事。
「什麼事？」
「家事。」
她看了我一眼，在表上打了一個叉。
十四號巴士。大潭道。海。
今天沒有太陽，海是灰色的，灰得跟天分不開。巴士上的冷氣很大，我把舊黑色風褸拉緊，帆布袋抱在懷裡，拇指一直摸著那疊信的邊。
最底下那一封，是我寫給他的，便利店收據背面那一句。它已經不在帆布袋裡了。它在赤柱，在他手上，或者在某個人的桌上，等著被人讀。
我不知道他收到沒有。
斜路。圍牆。鐵絲網。閘門。
探訪室。
灰綠色的牆。日光燈嗡嗡地響，壞的那一枝還在閃，已經閃了幾個月了，沒有人修。消毒水的味道，混著很多人等待時的熱氣。
我坐在三號。
電話筒還是米黃色的，還是被很多隻手摸得發亮。我拿起來，貼在耳邊。沙沙的雜音。海浪。
門打開。
我爸走進來。
他的腰還是挺得很直。啡色的囚衣，胸前的編號，膠拖鞋。極短的平頭，大半灰白。他走到玻璃前面，坐下，拿起電話筒。
他看著我。
他的手，另一隻沒有拿電話筒的手，放在桌上。那隻手握著一張紙。
一張折得很小的紙。
我認得那張紙的顏色。便利店收據的那種白，有一點點黃，薄得透光。
他收到了。
他先抿了一下嘴唇。
「吃了飯沒有？」
「吃了。」
「吃了什麼？」
「魚蛋粉。」
他點點頭。他沒有說話，只是看著我。看了很久。
然後他把那張紙放在玻璃前面的小桌上，用手指把它推平。收據的正面朝上。
「關東煮，大，十八塊半。」他說。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你們那間便利店，」他說，「關東煮很貴。」
「是。」
「以前柴灣街市，一碗魚蛋粉，八塊。」
「現在二十八。」
他低頭，笑了。笑完抬起頭，看著我。
「七年了。」他說，「什麼都貴了。」
他把收據翻過來。背面那一句話朝上。我的字，寫得很歪。
「爸，我可不可以說出來？」
他看著那句話。
我看著他。
牆上的鐘在走。他抬頭看了一眼。又低頭看那句話。
「記者來了。」我說。
他的手指停在收據上。
「凌晨三點來便利店。在巴士站坐到天亮。」我說，「電視台的公關在走廊上講電話，說出了你的名字。有一個女孩在髮型屋問我，你爸在哪裡做生意。」
我的聲音變小了。對著他，我的聲音總是會變小。
「他們想拍媽。」我說，「在深圳拍。說我從小很乖。說得好像她一直都在。」
我爸握著電話筒的手，指節一點一點地發白。
我看著那些指節。粗大的，有好幾道小割傷，是做木工留下的。現在那些割傷被繃緊的皮膚拉得發白，像一條一條的裂縫。
「你媽，」他說，「答應了？」
「她說，要先問你。」
他沒有說話。
他的眼睛紅了。他還是沒有哭。
他又看了一眼牆上的鐘。
「阿雯，」他說，「你記不記得，興華邨那條樓梯？」
我記得。
我怎麼會不記得。
我十四歲那年，一個冬天的晚上。那時候，我們家門口已經被人寫了三年的紅字。那天晚上，有兩個男人上門。其中一個抓住我的手臂，說要帶我去「見見世面」。
我爸從屋裡衝出來。
他推了那個人。
那個人從樓梯上跌下去，跌了一層。頭撞在轉角的鐵欄杆上。
他沒有再起來。
那個人三十五歲。他有一個女兒，那時候六歲。
這些，我都知道。法庭上說的，我都聽過。那時候我坐在旁聽席上，舅母握著我的手，握得很緊，緊得我的手指都麻了。
「那個人的女兒，」我爸說，「今年二十一歲。」
我抬起頭。
「和你一樣大。」他說。
電話筒裡的沙沙聲，好像忽然變得很大很大。
「你說出來，」他說，每一個字都說得很慢，想了很久，「你會被人罵。會被人同情。會有人說你勇敢，會有人說你博取同情。這些，你撐得住。你站得那麼直，你撐得住。」
他停了一下。
「可是那家人呢？」他說，「那個女孩，她打開電視，看見一個跟她一樣大的女孩，在台上說：我爸爸殺了人，可是他是一個好爸爸。」
他的手掌，貼在了玻璃上。
「她會怎樣想？」
我看著他的手掌。
那隻手，我記得它做過的書架。我記得它把一枝波子放在層板上，看它滾不滾。我記得它在工業城那個兩百呎的單位裡，把我抱上那張還沒上漆的書桌。
我記得它推過一個人。
我把手貼上去。
玻璃是冷的。一公分厚。我感覺不到他手心的溫度。
「那我怎麼辦？」我說。我的聲音小得連我自己都差點聽不見，「爸，我不想說『小生意』。我不想讓媽對著鏡頭說謊。我不想每次有人問我，我就咬著嘴唇。我已經咬了七年了。」
我的下唇又破了。舌頭上都是鐵鏽的味道。
「我可不可以說出來？」
他看著我。
隔著玻璃，隔著電話筒的沙沙聲，隔著灰綠色的牆和一閃一閃的日光燈，他看著我。
他的眼尾往下垂，和我一模一樣。
他沒有答。
他看了一眼牆上的鐘。
還有四分鐘。
他把貼在玻璃上的那隻手拿下來，拿起那張收據，折好，放進囚衣胸前的口袋裡，扣上。
「阿雯。」他說。
「嗯。」
「電視台那段片，」他說，「什麼時候拍？」
「下星期四。」
他點點頭。
他低下頭，好像在算什麼。算了很久。
然後他抬起頭。
他沒有笑。他的嘴唇抿得很緊，抿得發白。可是他的眼睛很穩，穩得像他以前放在層板上的那一枝波子，一動不動。
「你不要替我說。」他說。
懲教人員走過來，站在他身後。
他站起來，腰挺得很直。他握著電話筒，遲遲沒有放下。
「我寫。」他說。
然後他把電話筒掛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