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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之後不准見》 唐九思

第2話 隔著一個球場

第 2 話 · 免費

文件夾的第一頁,是一張入案表。

紙張受了潮,軟塌塌地貼在藺懷的指尖上,翻動的時候沒有聲音,只有一種濕布被揭開的黏。窗外的雨還在下,打在對面唐樓的鐵皮簷篷上,密得像有人在上面撒米。屋裡沒有開燈,只有窗口透進來一片灰白的天光,照在飯桌上,照在那張表格上。

個案編號:KT-14-0178。

服務使用者姓名:婁梓霖。

出生日期那一欄,寫著一個九月的日子。入案時年齡:十七歲。

轉介來源:學校社工。轉介原因:長期缺課、打架、懷疑自傷。

藺懷的目光在「懷疑自傷」四個字上停了一下,然後往下移。

負責社工那一欄,寫的不是他的名字。是陸志明。

他記得陸志明。比他早兩年入行,胖,愛笑,每次開會都帶一盒蛋撻,說是樓下餅店賣剩的,其實是自己排隊買的。陸志明四年前離職,去了加拿大,走的時候在辦公室哭了一場,說這一行做久了,會忘記自己也是一個人。

藺懷把入案表翻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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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是接觸紀錄。

一張接一張,每一張是一次面談,或者一次外展,或者一通電話。字跡大多數是陸志明的,圓圓的,胖胖的,跟他的人一樣。每一張的格式都一樣:日期、時間、地點、形式、內容摘要、跟進計劃。

二零一四年十月,翠屏邨球場,外展。服務使用者獨自在場邊,拒絕交談,用打火機打火但未點煙。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中心會面室,面談。服務使用者談及父親離家、母親長期夜班,與妹妹相依。表示「妹妹是唯一理由」。

二零一五年三月,服務使用者右手指節受傷,自述打牆。已包紮。

藺懷的手停在這一張上。

打牆。右手指節。

他想起前天在觀塘道天橋底,阿祖拆開那條髒毛巾的時候,他腦裡閃過的那個畫面:一排指節,一層結痂,那隻手比阿祖的大,指節更突出,手背上的青筋像擰緊的繩。

他用兩指按住太陽穴。

他繼續翻。

二零一五年六月,中心會面室,面談。服務使用者問社工:「如果一個人不見了,要多久才會有人發現?」社工反問原因,服務使用者不答,望向窗外約五分鐘。

說話前先看窗外。

這一句,藺懷記得。不是記得這一次面談,是記得那個動作——一個很瘦很高的少年,坐在中心那張褪色的藍色膠椅上,身體前傾,雙手插在一件黑色連帽衛衣的口袋裡,長瀏海遮住眼睛,說話之前,總要先轉過頭,看窗外很久很久。

中心會面室的窗外,是一堵屋邨的外牆。什麼都看不見。

他記得自己曾經站在會面室門口,看著那個少年望著那堵牆。他記得自己曾經想過:這個孩子在看什麼。

他不記得自己有沒有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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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翻到二零一六年。

接觸紀錄變少了。一月一張,二月沒有,三月一張。三月那一張的字跡,不是陸志明的。

是他自己的。

他認得自己的字。寫得很快,往右斜,每一個字的最後一筆都拖得很長,像一個人趕著走,又捨不得走。

二零一六年三月,協和街,外展(代陸志明跟進)。服務使用者在街口等候,主動要求交談。談及妹妹近況,稱妹妹開始「學我」。社工提供即食麵一包。

提供即食麵一包。

藺懷盯著這一行字,盯了很久。

他背囊裡永遠有即食麵。前天阿祖問他為什麼,他答不出來。他記得有人跟他說過,半夜餓的時候,最想吃的是一碗熱的東西,最好是在自己家裡煮的。

他一直以為那是一個他記不起名字的同事說的。

他翻到下一頁。

下一頁是空白的。

不,不是空白。是沒有了。文件夾的鐵夾上,夾著最後一張紙的時候,應該有兩個整齊的孔。現在那兩個孔還在,孔的邊緣卻留著一小撮撕爛的紙屑,白色的,細細的,像有人用力把那一頁從鐵夾上扯下來。

他數了一下。二零一六年三月之後,還應該有紀錄。因為文件夾的最後一張,是一份死亡通報的副本,日期是二零一六年五月。

五月之前的那兩個月,被人撕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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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通報只有一頁。

服務使用者婁梓霖,二十歲,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凌晨,被發現於觀塘某屋邨大廈地面,相信從天台墮下。警方初步調查,不涉可疑。

通報人:外展隊督導。

藺懷把那一頁放下,兩隻手平放在飯桌上。飯桌是舊的,桌面的膠皮起了泡,他的手掌壓在那些泡上,一個一個地壓扁。

五月十七日。

他記得那一年五月。那一年他三十五歲,右耳還沒有戴助聽器,一個人跟四十多個個案,一天睡四個鐘頭。他記得那一年五月,有一個晚上他在急症室等一個吞藥的女孩洗胃,等到凌晨三點。他記得那一年五月,外展隊開了一次緊急會議,甘姑娘在會上說了很多話,他坐在最後一排,一句都沒有聽進去。

他記得他坐在最後一排。

他不記得那次會議是為了什麼。

窗外的雨小了。樓下的茶餐廳收音機在播午間新聞,說觀塘道有交通意外,一條行車線封閉。有人在樓梯間拖著一個行李箱往上爬,輪子撞在每一級樓梯的邊緣上,咯、咯、咯。

藺懷把文件夾合上,放在飯桌正中。

他抽出一張紙巾,抽出一半,停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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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早上,他比平時早了一個鐘頭回辦公室。

商場二樓還沒開門,走廊的燈只亮了一半,補習社的鐵閘上貼著一張手寫的暑期班廣告,被冷氣吹得一角翹起來。外展隊辦公室裡沒有人,冷氣機還沒開,空氣裡是一股隔夜的悶,混著舊紙張和影印機的塵味。

最靠牆那一列檔案櫃已經空了。

小麥上個星期把二零一四到一六年那批舊檔全部搬了下去,櫃子的門開著,一格一格空蕩蕩的,只剩下幾張褪色的年份標籤,貼在鐵皮上,捲著邊。

藺懷站在那一列空櫃前面,站了很久。

然後他走到小麥的座位,打開她桌面上那個藍色的膠籃。膠籃裡放著一疊借閱表,每一張都要填個案編號、借閱原因,和督導簽名。表格旁邊,壓著一串鑰匙,鑰匙圈上掛著一個褪色的公仔,公仔的頭已經不見了。

地庫舊檔室的鑰匙。

他拿起那串鑰匙,在手心掂了一下。很輕。

他知道他應該填表。他知道他應該寫上個案編號、借閱原因,然後拿去給甘姑娘簽名。甘姑娘會從紅色膠框眼鏡後面看他一眼,問他為什麼要看一個三年前已經死了的前同事的個案。他會答不出來,或者他會說謊。

他在外展隊做了十四年,從來沒有說過謊。他跟少年人說話,從來不說謊,因為他們一聽就聽得出來。

他把鑰匙放進了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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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庫在商場的最底層,要從垃圾房旁邊的一道後樓梯走下去。

樓梯很窄,牆上的油漆剝落成一塊一塊,露出底下灰色的水泥。越往下走,空氣越潮,潮得他的鼻腔裡都是一股霉味。樓梯盡頭是一道鐵門,門上用紅色油漆寫著「外展隊舊檔室,非請勿進」,油漆流下來,像幾道乾了的淚痕。

他開了門。

舊檔室沒有窗,只有一支光管,開關在門邊,他按了三下才亮。光管閃了一陣,發出嗞嗞的聲音,終於亮定了,照出一個長方形的房間,一排排鐵架從地面堆到天花板,架上放滿了紙箱,每一個紙箱上都用麥克筆寫著年份。

小麥做事很整齊。二零一四、二零一五、二零一六,三排紙箱,按照個案編號排好。

他找到二零一四年那一排,一個一個紙箱地找。K 字頭。T 字頭。零一七零到零一九零。

他打開紙箱。

紙箱裡的文件夾受了潮,一個個軟塌塌地靠在一起,像一排站累了的人。他用手指一個一個撥過去,零一七五,零一七六,零一七七,零一七九。

沒有零一七八。

他又撥了一次。零一七七之後,就是零一七九。中間的空位,有一道淡淡的灰塵痕,是一個文件夾曾經站在那裡、後來被拿走之後留下的形狀。

紙箱的內側,貼著一張借閱紀錄卡。

他把卡片撕下來,湊到光管底下看。卡片上只有三行紀錄。第一行,二零一六年六月,借閱人:甘,歸還日期:二零一六年七月。第二行,二零一七年一月,借閱人:陸,歸還日期:二零一七年一月。

第三行,是兩個月前。

借閱人那一欄,簽的名字只是一個潦草的圈,看不出是誰。歸還日期那一欄,空白。

藺懷拿著那張卡片,站在舊檔室裡。光管在頭頂嗞嗞地響,一隻飛蟲撞在燈管上,撞了一次,又一次。

兩個月前。梓翹結案之前的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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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十點半,他又去了翠屏邨後面那個籃球場。

他對自己說,他是去巡場。星期一晚上,球場上常常有幾個少年人在打三人賽,打到半夜,打完了就在場邊抽煙,有時候會打起來。他是外展社工,巡場是他的工作。

球場上沒有人。

四角的鈉燈照著空空的場地,橙色的光落在濕的石屎地上,反出一層油亮。鐵絲網的影子一格一格印在地上,被風吹得微微晃動。雨後的空氣裡有一股石屎的腥味,夜宵檔那邊的油煙飄過來,炒米粉,豉油,一點點焦。

他在長椅上坐下,就是結案那天晚上他坐的那一張。

十點四十分,球場另一端,有一個籃球彈地的聲音。

咚。咚。咚。

聲音在屋邨的外牆之間來回撞,像有人在很遠的地方敲門。

藺懷抬起頭。

梓翹站在球場另一端的籃框底下,手裡拿著一個籃球。她還是穿著那件過大的黑色男裝連帽衛衣,下擺垂到大腿,袖子長得蓋住半隻手掌。漂白過的金髮在鈉燈下變成了一種燒焦的橙色,髮根那三公分黑色,比上個星期又長了一點點。

她沒有看他。她只是在彈球,一下,一下,彈得很慢。

一個標準籃球場長二十八米。

藺懷坐在一端,她站在另一端。中間是二十八米的空地,兩條三分線,一個中圈,一條中線。

他沒有站起來。

她也沒有走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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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了。」她說。

她沒有提高聲音,可是空場上沒有別的聲音,那三個字從球場另一端飄過來,清清楚楚。

藺懷沒有回答。

他知道守則怎樣寫。結案後兩年內,社工不得與前服務使用者建立任何私人關係,包括但不限於社交、金錢往來及非工作性質的會面。他現在應該站起來,點點頭,離開。

他沒有站起來。

他看著球場中間那條中線,對著那條線說話,好像那條線是一個人。

「我今晚是來巡場的。」

「我知道。」梓翹說,「我今晚是來打球的。」

她把球拋向籃框,沒有入,球撞在籃板上,彈回來,滾到三分線外。她走過去撿,撿起來,又彈了一下。

「這個文件夾,你是從哪裡拿到的?」藺懷問。他仍然對著那條中線說話。

「有人放在我家門口。」梓翹說,「兩個月前。一個牛皮紙信封,沒有郵票,沒有名字。我媽上夜班,我凌晨回家,它就在門口的地上。」

「你不知道是誰。」

「我不知道是誰。」

「你為什麼不拿去報警?」

梓翹冷笑了一聲。聲音從二十八米外傳過來,很短,很冷。

「報什麼?」她說,「報一個三年前已經不涉可疑的案?」

藺懷沉默了。

球場另一端,籃球又一下一下地彈起來。咚。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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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哥哥,」他說,停了一下,留一個空位。

她沒有接。

「他以前也會來這個球場。」他說,「他不打球。他坐在那邊。」

他抬起手,指著球場右邊那一排鐵絲網。鐵絲網底下有一張舊長椅,椅腳生鏽,椅面的木條少了一條。

梓翹停下彈球。她轉過頭,看著那張長椅。

「你記得?」

「我記得他坐在那裡。」藺懷說,「我記得他用拇指撥打火機,撥一次,火著了,他就放開。又撥一次。他從來不點煙。」

梓翹的手插進衛衣口袋。她的身體側著,像隨時準備轉身離開。

然後她從口袋裡拿出一樣東西,舉起來。

一個打火機。透明的膠殼,裡面的氣已經用完了,殼身磨得發白,被鈉燈照得像一小塊冰。

「這個。」她說,「他的。」

她用拇指撥了一下。咔。火石擦出一點火星,沒有火。

「他死之後,」她說,「警察還給我們一個膠袋。裡面有他的銀包,他的電話,這個打火機,和一張中心的名片。名片上面印著陸志明,背後用原子筆寫了另一個電話號碼。」

她停了一下,咬住衛衣的抽繩。

「那個號碼,是你們中心的夜間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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藺懷用兩指按住了太陽穴。

他按得很用力。右耳那個肉色的小助聽器發出一陣輕微的嗡嗡聲,他沒有管它。

「我記得他。」他說,聲音比平時更沙,「可是我不記得細節。那一年我跟四十多個個案,陸志明走得很急,他的個案分了一半給我。我見過你哥哥幾次,在球場,在協和街,在中心。我記得他說話前會先看窗外。我記得他手上有一個原子筆刺的小星星。」

「左手虎口。」梓翹說。

「左手虎口。」

「還有呢?」

「沒有了。」

梓翹沒有說話。她站在球場另一端,雙手插在衛衣口袋裡,一動不動。鈉燈的光從她頭頂照下來,把她的影子壓得很短,短得像一個被踩扁的人。

「你說謊。」她說。

她的聲音還是平的,冷的,不帶任何語氣詞。可是藺懷聽得出來,那把聲音底下有一條線,拉得很緊,緊得快要斷了。

「我沒有說謊。」

「兩年來,你跟我說話,從來不說謊。」她說,「所以我一直在等。等你結案,等你不再是我的社工。等你不用再跟我說那些守則裡面的話。」

她從口袋裡把手拿出來。左手腕那一大疊手繩在鈉燈下一閃,紅的、黑的、編了珠子的、褪色的。她用右手的指尖,一條一條地撥那些手繩。

「一年前,」她說,「你們中心辦過一次社工培訓。在屋邨會堂。開放給公眾,我去了。」

藺懷的手從太陽穴上放下來。

「你站在台上,」梓翹說,「講一個例子。你說,你以前有一個個案,一個少年,有一天晚上,打了三次電話給你。你那晚在急症室,陪另一個個案洗胃,手機放在背囊裡,沒有聽見。第二天早上你回電話,已經沒有人接了。」

球場上很靜。夜宵檔那邊有人在收膠椅,膠椅疊在一起,發出一陣空洞的哐啷聲。

「你說,」梓翹的聲音開始發抖,可是她的臉沒有動,「從那天起,你的電話永遠開著聲音,永遠放在褲袋裡,不放在背囊裡。你說,你要學員記住,一個少年打三次電話給你,是他最後一次相信一個大人。」

藺懷一動不動地坐著。

他記得那次培訓。他記得自己站在屋邨會堂的台上,手裡拿著一支麥克風,麥克風的線很短,他只能站在講台後面。他記得自己講了那個例子。他每一年都講那個例子,講了三年,講到可以一字不漏地背出來。

他從來沒有想過,那個少年是誰。

他以為他記得是誰。每一次講,他腦裡都會浮起一個模糊的影子,很瘦,很高,背有點駝,雙手插在一件黑色連帽衛衣的口袋裡。他從來沒有認真看過那個影子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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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哥死的那一晚,」梓翹說,「他的電話紀錄上,打出去的最後三個電話,都是同一個號碼。」

她停下來,深吸一口氣。

「晚上十一點零四分。十一點二十分。十一點五十一分。」

她一個一個地唸出來,唸得很慢,好像每一個數字都是她用手指在牆上刻下來的。

「那個號碼,就是名片背後那個。你們中心的夜間熱線。」

藺懷閉上眼睛。

他看見一個畫面。不是記憶,他分不清楚那是記憶還是他這三年來講故事時自己砌出來的東西。一條很長的走廊,走廊盡頭是急症室的玻璃門,門外是一部汽水機,汽水機的燈管一閃一閃。他坐在一張膠椅上,背囊放在腳邊,拉鍊沒有拉好。

背囊裡有一部手機在震。

他聽見了嗎?

他不知道。

他睜開眼睛,發現自己的兩隻手指又死死按在太陽穴上,按得指尖發白。他把手放下來,雙手握在一起,放在膝上,握得很緊。

「所以你想問的是,」他說,聲音啞得幾乎聽不見,「我講的那個少年,是不是你哥哥。」

「我想問的是,」梓翹說,「那晚接熱線的人,是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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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沒有回答。

他答不出來。

球場另一端,梓翹等了很久。她站在籃框底下,身體側著,一隻腳已經向著後巷的方向。鈉燈的光在她的金髮上燒出一圈焦橙色的邊,髮根那三公分黑色,像一條不肯被染的底線。

然後她冷笑了一聲。

那一聲很輕,很短。她的眼睛在鈉燈下紅了,嘴角卻往下彎,一個很冷的弧度。

「你不知道。」她說。

「我不知道。」

「你講了三年的故事,」她說,「你不知道那是誰的故事。」

藺懷低下頭。

他的背囊放在腳邊,拉鍊拉得好好的。他從裡面拿出一包即食麵,放在長椅上,放在他身邊那個空位上。

二十八米外,梓翹看著那包即食麵,看了很久。

「他以前回家,」她說,聲音很輕,輕得要他側著右耳才聽得見,「每一次都帶一包即食麵。他說是一個社工給的。他說那個社工背囊裡永遠只有即食麵和紙巾。他說,半夜餓的時候,最想吃的是一碗熱的東西,最好是在自己家裡煮的。所以他每一次都拿回家,煮給我吃。」

藺懷抬起頭。

梓翹已經轉身了。她把籃球放在籃框底下,雙手插進衛衣口袋,走向屋邨的後巷。白色運動鞋的鞋頭磨破了一塊,踩在濕的石屎地上,一步,一步。

「那句話,」藺懷對著她的背影說,聲音比他想像中大,「是他跟我說的。」

她停住了。

沒有回頭。

「我一直以為是一個同事說的。」藺懷說,「我記不起是誰。我記了三年,記錯了三年。」

梓翹站在後巷的入口,背對著他,衛衣的帽子被風吹得微微鼓起來。過了很久,她才開口。

「明晚十點半。」她說,「我還會來打球。」

她走進了後巷,沒有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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藺懷一個人坐在球場邊,坐到夜宵檔收了檔,坐到鈉燈熄了一盞,只剩下三盞還亮著。

他拿出手機,打開通訊錄,找到甘姑娘的號碼。他的拇指停在撥號鍵上,停了很久,然後他按了返回,找到另一個名字。

陸志明。

這個號碼四年沒有打過了。加拿大現在是早上。

他沒有撥。

他把手機放回褲袋。褲袋,不是背囊。三年來,他的手機永遠放在褲袋裡,永遠開著聲音。他以為這是他從那個故事裡學到的教訓。

現在他不知道了。

他站起來,背起背囊,走到球場右邊那一排鐵絲網前面。那張舊長椅還在,椅腳生鏽,椅面的木條少了一條。他蹲下來,蹲得很低,低到跟一個坐在長椅上的人平視。

長椅上沒有人。

鈉燈在他頭頂嗞嗞地響。他蹲在那裡,看著那個空位,腦裡浮起那個模糊的影子。很瘦,很高,背有點駝,長瀏海遮住眼睛,左手虎口一個原子筆刺的小星星,右手的拇指一下一下地撥著打火機。

咔。咔。咔。

那個影子轉過頭,看著他。

藺懷第一次看清楚那張臉。長臉,顴骨凸出,嘴唇乾裂。那張臉看著他,嘴唇動了一下,說了一句話。

他聽不見。

他右耳的助聽器又嗡嗡地響起來,響得很大聲,大得像一部手機在一個拉鍊沒有拉好的背囊裡,一直在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