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鈎
病房的冷氣很乾。消毒藥水的味道一直往鼻子裡鑽,蓋不住隔壁床那碟冷掉的白粥。
馮嘉琳站在床尾,看著父親。
他躺著,身上蓋一張醫院的淺藍被單。右手放在被單外面,手指微微蜷起,像一隻被人丟在地上的手套。那隻手握了四十年爐叉,手背手心全是燙疤,一條疊一條,現在它握不住一隻膠杯。
左手握著一本東西。
一本小小的簿,封面是紅色的,已經被油浸成了醬色,邊角捲起,用一條黑色橡筋紮著。那是配方本。店裡的人都知道有這本簿,沒有人看過裡面。
「爸。」她說。
馮榮睜開眼睛。濃眉底下,左眼先看過來,很利,像一把剛磨過的刀。右眼慢了半拍才跟上,跟得不太準,停在她肩膀上。
他張嘴。右邊嘴角垂下去,說出來的字是歪的,一個一個從左邊嘴角擠出來。
「關——舖。」
「不關。」
「關。」
「我辭職了。」
他的左手拍了一下床邊的扶欄。啪。隔壁床的老伯轉過頭來看。
「今天早上遞的信。」她說,「酒店那邊一個月通知,主廚說不用做滿,明天開始我就不用上班。」
馮榮閉上眼睛。
她等。病房窗外是長沙灣道,巴士一架接一架駛過,每駛過一架,窗玻璃就輕輕震一下。她站著,兩手垂在身側,手指不自覺在褲側抹了兩下,抹掉根本不存在的油。
她二十九歲,一米六七,肩膀比一般女人寬,站著的時候兩腳分開,重心壓得很低,像釘在地上。她在尖沙咀一間五星酒店的中菜廚房做了八年,由砧板做到二廚。兩邊前臂的燙傷疤是一條一條疊上去的,新的粉紅,舊的淡白。左手拇指的指甲少了一角,是二十二歲那年切冬瓜時削掉的。黑色短髮剪到耳上。
這些都是她自己一刀一刀換回來的。
「你那間舖,」她說,「開了四十年。一個禮拜不開,街坊就會去別家買。兩個禮拜不開,就不會再回來了。」
馮榮沒有睜眼。
「我回去開。」
左手的手指在配方本的封面上輕輕敲。一下,兩下,三下。那是他斬料時打的節奏,刀起刀落,篤,篤,篤。她聽了二十九年。
他睜開眼。左眼看著她。
「爐前,」他說,每一個字都很慢,很硬,「沒——有——女——人。」
她沒有說話。
他把臉轉過去,對著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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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河街的清晨五點半,街燈還亮著,冷黃冷黃的。
舖頭的鐵閘拉起一半,嘉琳彎著腰鑽進去。裡面很黑,一股味道撲面而來。麥芽糖燒焦之後的甜,豬油冷卻之後的膩,炭灰,還有四十年的煙,一層一層滲進牆裡、滲進天花、滲進每一條磚縫。牆是黑的,不是油漆的黑,是煙燻出來的黑,摸上去手指會沾一層。
她開燈。
光管閃了兩下才亮。門口那個玻璃櫃的紅燈也亮了,紅光照著空空的鐵鈎。一排十二隻,平時掛著燒鵝、叉燒、燒肉、豉油雞,現在一隻都沒有,在紅燈下閃著一點冷光,像一排問號。
砧板是一塊圓形的老木,厚得像一張小凳,中間被刀砍得凹下去一個淺淺的窩。她用手掌撫了一下那個窩,木頭是溫的,是她的手溫。
後面是爐。
圓形的炭爐,比她還高,外面砌著耐火磚,磚面被火烤成深褐色,有幾塊裂了,用水泥補過,補得不太好看。爐口封著一塊鐵板。她推開鐵板,裡面黑洞洞的,爐底堆著上一次燒剩的炭灰,已經冷透了。
這個爐燒了四十年。父親中風那天早上,它還燒著。
她把頭巾從褲袋裡拿出來,黑色的,包在頭上,在腦後打一個結。白色短袖T恤,黑色長圍裙,白色水靴。頸上掛一條毛巾。圍裙繩上插著一把刀,長方形的燒臘刀,刀背厚,刀柄是一截磨得發亮的木頭,是她昨晚從父親的刀架上拿下來的。
她拿起刀,用刀背拍了一下砧板。
篤。
聲音很沉。
後門有人咳嗽。
她轉頭。後門開著一條縫,外面是一條窄巷,地上濕的,有一隻老鼠從渠邊竄過去。巷子裡蹲著一個人。
陳墨蹲在後門的石級上,抽煙。他六十六歲,瘦,背微駝,前臂的青筋一條一條凸起來,像爬滿了蚯蚓。臉被爐火烤了五十年,烤成醬色,皺紋很深,深得可以夾住一根牙籤。灰白寸頭。灰白背心,黑色短褲,人字拖,腰間掛一條舊毛巾。他抽的是紅盒的煙,煙盒插在褲袋裡,露出一角紅色。
店裡的人都叫他阿墨。
「墨叔。」她說。
他沒有回頭。他把右耳側過來,對著她。他的左耳聽不見,聽了五十年炭火的爆裂聲,聽壞了。
「墨叔,」她走近一步,提高了一點聲音,「今天開舖。」
他吸一口煙,吐出來。煙在巷子裡散不開,一層一層浮在他頭上。
「你爸叫你開的?」他的聲音沙啞,帶潮州口音,每一個字都像從炭灰裡撥出來的。
「我自己開的。」
他點點頭,好像早就知道。
「燒鵝、燒肉,」她說,「今天先做這兩樣。叉燒……」
「沒有叉燒。」
「為什麼?」
他把煙頭在石級上按熄,站起來。他比她矮兩吋,站在石級上剛好和她一樣高。眼睛很細,被煙燻得發紅,眼角瞇起來,看著她。
「叉燒是你爸的。」他說,「四十年,叉燒都是你爸自己燒。我只燒鵝,燒肉。」
「那你教我。」
「我不會。」
「你看了四十年。」
「看了四十年,」他說,「也是看。」
他從她身邊走過,走進舖頭,走到爐前。她讓開。他沒有看她,彎腰拉開爐底的灰門,用一支鐵鈎把舊炭灰一下一下扒出來,扒進一個鐵桶。灰揚起來,撲到他臉上,他不閉眼。
她站在後面,看著他。
「墨叔,」她說,「你教我。我學得快。」
他沒有回答。他把新炭一塊一塊放進爐底,擺成一個圈,中間留一個空。然後他點火,用一把大葵扇搧,搧了三下,火起來了,橙紅的光從爐口湧出來,照在他醬色的臉上,照亮那些很深的皺紋。
「你出去。」他說。
「什麼?」
「開爐的時候,」他說,「女人不要站在爐前。」
她看著他的背。
她沒有出去。她站在原地,兩手握成拳,指甲掐著掌心,掐到發白。爐火劈啪地響。炭灰飄起來,落在她手臂上,黏在汗上,一點一點,灰黑色的。
他把毛巾從腰間拉下來,甩在肩上,從她身邊走過,走出後門,蹲回石級上,又點了一支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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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他燒了四隻燒鵝,兩條燒肉。
燒好了,他用鐵鈎一隻一隻掛到玻璃櫃裡,用指節敲一敲燒肉的皮,聽聲音。咯,咯,脆的。他點點頭。然後他把毛巾甩在肩上,說:「我去醫院看老闆。」
他走了。
他走之前,一句話都沒有教她。
八點,舖頭正式開門。
嘉琳站在砧板後面,面前是那塊圓形的老木,身後是四隻燒鵝和兩條燒肉,在紅燈下油亮油亮的,皮上泛著一層琥珀色。她拿起刀,刀背拍一下砧板。篤。
第一個客人是陳婆。
陳婆住在舖頭樓上,八十多歲,每天早上八點來買一個燒肉飯,四十年沒有變過。她拄著一支鋁拐杖,駝著背,站在玻璃櫃前面,看著嘉琳。
「阿榮呢?」
「我爸入了醫院。」
「哦。」陳婆點點頭,「你是那個……在酒店做的?」
「是。」
「那你會斬嗎?」
嘉琳沒有回答。她從鈎上取下一條燒肉,放在砧板上,刀背先拍一下肉,拍鬆那層皮。篤。然後她下刀。
她在酒店斬了八年。燒肉、叉燒、燒鵝,每一件都要斬得一樣厚,一樣闊,擺在白色的瓷碟上,排成扇形,拍照好看。她的刀很快,很準,每一刀都落在同一個位置,刀起刀落,篤,篤,篤,燒肉的皮在刀下發出一聲一聲很脆的響。
她斬好了,一件一件放在白飯上,淋上一點燒汁,遞給陳婆。
陳婆沒有走。她站在玻璃櫃前面,用發抖的手打開飯盒,拿起膠筷子,夾起一件燒肉,放進嘴裡。
她嚼了兩下。
然後她停了。
她把筷子放下。
「不是這樣的。」她說。
嘉琳的手在圍裙上抹了一下。
「什麼不是這樣?」
「你爸斬的,」陳婆說,「皮連著肥,肥連著瘦,一刀下去,三層都在。你斬得太薄了,好看,沒有口感。」她頓了一下,「而且這個皮……」
她沒有說下去。她蓋上飯盒,把錢放在玻璃櫃上,拄著拐杖,一步一步走了。
嘉琳站在那裡,看著那兩條燒肉。她拿起刀,切下一小塊皮,放進嘴裡。
皮是脆的。但只是脆。脆得很空,咬下去沒有油香,沒有那一下爆開的汁。
她吃過父親的燒肉二十九年。她知道那一下應該在哪裡。
她把刀放下,兩手在圍裙上一直抹,一直抹,抹到圍裙上的油都抹進了指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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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門口排了三個人。
不是排隊買,是排隊看。
北河街的午市很熱鬧。對面是一間涼茶舖,隔壁是一間賣電子零件的小店,再過去是一個街市,魚販在劏魚,水喉開著,水沿著街邊的渠流過來,帶著一股腥味。人擠人,手推車碰著手推車,有人在講電話,有人在吵價錢。
三個人站在玻璃櫃前面,其中一個是修車舖的李仔,一個是街市賣菜的肥嬸,還有一個是她不認識的地盤佬。他們一人買了一小盒燒鵝,就站在那裡吃,一邊吃一邊看她。
「阿琳,」肥嬸說,「你爸的燒鵝,皮是會響的。」
她沒有說話。
「這個……」肥嬸夾著一塊燒鵝,舉起來,對著陽光看,「這個是墨叔燒的吧?墨叔燒的是對的。可是你這個斬法……」
「斬法怎樣?」
「你斬得太漂亮了。」肥嬸說,「我們北河街的人,不是買漂亮的。」
李仔笑了一聲。那個地盤佬沒有笑,他吃完了,把飯盒丟進門口的垃圾桶,拍拍手走了,一句話都沒有說。
嘉琳拿起刀,刀背拍了一下砧板。篤。聲音很重,砧板上的碎骨跳了一下。
「還要不要?」她問。
「不要了,不要了。」肥嬸擺手,「阿琳,你不要不高興。我們是看著你長大的。你爸……你爸的舖,不容易。」
她們走了。
她站在紅燈下,一個人。
隔兩條街,桂林街轉角,有一間燒臘店叫義興。老闆叫康哥,大家都叫他肥康,比她父親小五歲,兩間舖做了三十幾年同行,見面點頭,不見面互相講對方壞話。
下午兩點,肥康自己來了。
他站在玻璃櫃前面,很胖,大肚子頂著一件白色背心,背心上印著「義興燒臘」四個紅字。他看著櫃裡的燒鵝,看了很久,看得很仔細,像在看一幅畫。
「阿琳,」他說,「你爸怎樣?」
「還好。」
「還好就好。」他點頭,「他那個人,脾氣臭,但是燒東西,沒得說。」
「康叔想買什麼?」
「我不買。」他笑,「我是來看看。聽人說,榮記現在是你在斬?」
「是。」
「你一個人?」
「墨叔在。」
「阿墨呢?」
「去了醫院。」
肥康又笑了。他的笑聲很大,很圓,從肚子裡滾出來,街上幾個人轉頭看。
「阿琳,我不是看不起你。」他說,「你在大酒店做過,你的刀功,我看得出,比我好。可是燒臘這一行……」
他用粗短的手指敲了敲玻璃櫃,敲在一隻燒鵝的正上方。
「爐前沒有女人。」他說,「我開舖四十年,深水埗、旺角、油麻地,我沒有見過一個女人站在爐前。不是我說的,是老一輩說的。爐火旺,女人陰,壓不住火。你爸自己也這樣說過。」
他說完,又敲了一下玻璃,轉身走了。
他走到對面的涼茶舖,坐下,叫了一碗廿四味。涼茶舖的老闆娘問他什麼事,他很大聲地說了一遍。
爐前沒有女人。
那天傍晚,街市收檔的時候,這句話已經傳到了街尾。魚販在說,菜檔在說,修車舖在說。有人是笑著說的,有人是搖著頭說的。有一個賣水果的阿伯,嘉琳小時候每天放學都經過他的檔口,他會塞一個橙給她。那天傍晚,他看見嘉琳收鐵閘,想打招呼,舉起手,又放下了,轉過頭去整理他的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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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舖之後,她一個人把剩下那隻燒鵝斬開,逐件試。
腿肉,胸肉,翼,頸。每一件都放進嘴裡,嚼,吞,再拿下一件。舖頭的光管關了一半,只剩櫃檯上那一支,照得砧板一片白,照得她手臂上的舊疤一條一條浮起來。油沿著刀刃流到砧板的窩裡,積成一小灘,慢慢凝成白色。
她記得七歲那年。
那年暑假,母親剛走,家裡沒有人看她,父親就把她帶到舖頭。她坐在砧板後面的矮凳上,就是現在這張,看父親開爐。爐火一起,整間舖都是橙紅色的,父親的影子被火光投在煙黑的牆上,大得像一隻熊。
她站起來,一步一步走過去,想看清楚爐裡面是什麼。
她走到離爐口大概三步的地方,父親轉過身來。
他沒有罵她,也沒有打她。他只是彎下腰,兩隻滿是燙疤的大手托著她的腋下,把她整個人提起來,提回矮凳上,放下。
「坐。」他說。
她又站起來,又走過去。
他又把她提回去。
那個暑假,他們這樣來回了幾十次。到後來她不走過去了,就坐在矮凳上,隔著三步的距離,看著爐火把父親的背心燒出一圈一圈的汗漬。
她一直以為,那是因為爐火危險,父親怕燙到她。
直到今天,肥康敲著玻璃說出那句話,她才第一次想,也許不是。
她把最後一件鵝頸放進嘴裡,嚼了很久。然後她把刀洗乾淨,用毛巾抹乾,插回圍裙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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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九點,她又去了醫院。
病房的燈已經調暗了。隔壁床的老伯打著鼻鼾,鼾聲一長一短。窗外長沙灣道的車聲比白天少了,偶爾一架的士駛過,輪胎壓在濕的路面上,嘶的一聲。
馮榮醒著。
他的眼睛看著天花板,左手放在胸口,壓著那本配方本。右手還是那樣蜷著。
阿墨坐在床邊的一張膠椅上。他換了一件乾淨的背心,人字拖換成了一對舊波鞋。他看見嘉琳進來,站起來,把膠椅讓給她。
「今天怎樣?」馮榮問。聲音比早上清楚了一點。
「賣了三隻燒鵝,兩條燒肉。」
「剩了一隻鵝。」
「是。」
「陳婆有沒有來?」
「有。」
「她說什麼?」
嘉琳沒有回答。
馮榮的左眼看著她。那隻眼睛在昏暗的病房裡,亮得像爐底剩下的一點火。
「她說,」嘉琳說,「我斬得太薄。」
馮榮沒有說話。
「肥嬸說我斬得太漂亮。」她繼續,「康叔來過。他說爐前沒有女人。現在整條北河街都在說。」
阿墨站在窗邊,背對著他們,看著外面。他沒有抽煙,醫院不准。他的手在褲袋裡摸著那盒紅盒的煙,摸了又摸。
馮榮閉上眼睛。
她以為他睡了。
過了很久,他的左手動了。那隻手從胸口移開,拿著那本配方本,慢慢地、很慢地伸向她。手在發抖。那本簿在空中搖晃,好像隨時會掉下來。
她伸手接住。
簿很輕。比她想的輕。封面的醬色油漬摸上去有點黏,橡筋已經失去了彈性,一碰就鬆。
「你看。」他說。
她看著他。
「你看。」他又說,「看完……你就知道……」
他沒有說完。他把臉轉過去,對著牆。
她低頭。她把橡筋拿下來,打開第一頁。
第一頁是一個日期,一九八四年,三月。底下寫著幾個字,是父親年輕時的字,一筆一劃都很用力,好像要把紙刻穿:
「榮記燒臘,今日開爐。」
她翻下去。燒鵝,燒肉,豉油雞,白切雞,滷水。每一樣都有,每一樣都寫得很仔細,多少斤鵝,多少兩鹽,醃多少個鐘頭,爐溫要看炭的顏色,橙紅是幾成火,暗紅是幾成火。有些字被油浸透了,模模糊糊,有些頁數之間夾著一張收據、一張舊報紙的剪報、一張她小學時候畫的畫——一個女孩站在一個圓圓的爐前面,手裡拿著一支叉,爐裡畫著紅色的火。
她不記得自己畫過這張畫。
她翻到叉燒那一頁。
那一頁寫得最多,字也寫得最密。梅頭肉,要選哪一個部位,切多厚,醃料是什麼:生抽、老抽、玫瑰露、南乳、麥芽糖、五香粉、蒜蓉、紅蔥頭、糖,每一樣都有份量,精確到錢。醃多久,開爐的火要多旺,上叉的角度,出爐前淋幾次糖漿,每一次隔幾分鐘。
最後一行寫著:
「出爐。斬。」
就這樣完了。
她又從頭看了一次。她在酒店廚房做了八年,一條配方看一次,就知道它完整不完整。她看得出這一條配方沒有少什麼。每一個步驟都在,每一種材料都在,份量、時間、火候,都在。
照著這一頁燒,應該就是父親的叉燒。
她抬起頭。
阿墨站在窗邊,轉過身來了。他看著她手上那本簿,看了很久。他的眼睛在昏暗裡發紅,紅得像被煙燻了一整天。
他把毛巾從肩上拿下來,甩了一甩,又甩回肩上。
「我走了。」他說。
他走出病房。他的波鞋踏在醫院的膠地板上,沒有聲音。
嘉琳看著父親。他背對著她,對著牆,左手放在扶欄上,手指輕輕敲著。
一下,兩下,三下。
篤,篤,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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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點,她回到北河街。
鐵閘拉起一半,她鑽進去,沒有開光管,只開了玻璃櫃的紅燈。紅光照著那一排空鈎,照著砧板上那個凹下去的窩,照著她手上那本油漬斑斑的簿。
她坐在砧板後面的矮凳上,把叉燒那一頁又看了一次。
梅頭肉。她明天一早要去街市買。醃料她今晚可以先調。
她站起來,走到後面,打開雪櫃,拿出生抽、老抽、玫瑰露、南乳,一樣一樣排在桌上。麥芽糖在一個大玻璃樽裡,冬天凝固了,她用熱水浸著,等它軟。
她用指尖點一點南乳,放在舌頭上試。
鹹,香,帶一點酒味。對的。是父親的南乳。四十年都是同一個牌子。
她調醬。每一樣都照著簿上的份量,用一個小秤一錢一錢地秤。醬汁在碗裡慢慢混在一起,由黑色變成深紅,再變成一種很濃的醬紅,在紅燈下泛著油光。她用筷子挑起一點,醬汁在筷子尖上牽出一條絲,很長,很黏,拉斷的時候彈了一下。
她用指尖點一點,放在舌頭上。
她閉上眼睛。
甜,鹹,香,南乳的酒香在後面慢慢浮上來。對的。每一樣都對。
可是她還是覺得,哪裡不對。
她說不出來。就像早上那塊燒肉的皮,脆,但是空。那一下爆開的汁,不在。
她睜開眼睛,看著那碗醬。紅燈照著它,照著她手臂上的燙疤,照著砧板上那把燒臘刀。
她拿起手機,設了一個鬧鐘。
四點。
她把鬧鐘放在砧板上,刀的旁邊。然後她走到爐前,看著那個圓形的、比她還高的炭爐。爐口的鐵板關著,裡面的火早就熄了。爐身的耐火磚還有一點點餘溫,她把手掌貼上去,那一點溫度從掌心滲進來,慢慢的,好像一個人剛剛離開的座位。
她站在爐前。
這是四十年來,第一次有一個女人站在這裡。
外面北河街很靜。街燈冷黃冷黃的,照著濕的路面。遠處有一架垃圾車在倒後,發出一聲一聲的警號。
她站著,不動,重心壓得很低,像釘在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