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巷
涂立在後樓梯截住了簡偉業。
工業大廈的後樓梯很窄，燈是那種感應式的，人走過才亮，亮三十秒就熄。牆上的油漆剝落了一大片，露出底下灰色的水泥，水泥上用原子筆寫滿了字：電話號碼、樂隊名字、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到此一遊。空氣裡有一股尿騷味，混著樓梯轉角那堆紙皮箱發霉的氣味。
簡偉業正在講電話，兩部手機，一部貼在左耳，一部拿在右手看。他小碎步走下樓梯，夏威夷襯衫上的火烈鳥一跳一跳的。
「……對對對，場地那邊我再催，燈光公司明天出報價，你放心——」
他轉過樓梯轉角，撞上了一堵牆。
一堵穿著軍綠色舊外套的牆。
感應燈啪地亮了。
涂立站在下一級樓梯上，比簡偉業矮了一級，可是還是比他高。長髮垂過肩膀，髮尾那截褪色的黃在白光底下，像一截枯草。
「我等一下打給你。」簡偉業對著手機說，掛了。
「贊助人是誰？」涂立說。
「阿立——」
「那首歌。」涂立說，「《第十一年》。是誰要唱的？」
簡偉業把兩部手機同時放進褲袋，雙手叉腰。這是他準備要講數的姿勢，涂立認得。十年前，每一次唱片公司壓價、場地臨時加租、樂評人寫壞話，簡偉業都會這樣雙手叉腰，挺起那個圓滾滾的肚子，好像要用肚子把對方頂回去。
「贊助人要求的。」簡偉業說。
「哪一個贊助人？」
「這個我不能說。合約寫明了，贊助人身份保密。」
「我沒有寫過那首歌。」
「你寫過的。」
「我不記得。」
「那是你的問題，阿立。」簡偉業說，「贊助人付了錢，贊助人要聽這首歌。演唱會的全部費用——場地、燈光、音響、宣傳、你們三個人和樂手的酬勞——全部是贊助人出的。沒有這首歌，就沒有這場演唱會。就這麼簡單。」
感應燈熄了。
黑暗裡，涂立聽見簡偉業的呼吸，有點急，有點喘。他聽見一陣窸窸窣窣的聲音，是簡偉業從褲袋裡摸出了什麼。
他往上走了一步。感應燈又亮了。
簡偉業手裡拿著一條手帕，正在擦頭頂。他的光頭上冒出了一層細細的汗珠，在白光底下閃著油亮的光。後頸那三道肉褶，也濕了。
樓梯間一點也不熱。
「簡生，」涂立說，「你在怕什麼？」
簡偉業擦汗的手停住了。
然後他哈哈乾笑了三聲，把手帕塞回口袋，低頭看了一眼手錶。
「怕趕不及。」他說，「還有兩個星期就演出，時間就是金錢。」
他從涂立身邊擠了過去，小碎步衝下樓梯，皮涼鞋啪嗒啪嗒地響，響了七八層，才慢慢聽不見。
感應燈熄了。
涂立站在黑暗裡。他從外套口袋裡摸出菸，抽出一支，點著，沒有抽，夾在手指間。
菸頭的紅光一明一滅，照亮了牆上一行用原子筆寫的字：「鈍角，二零一二年，到此一遊。」
字是他寫的。他記得。那是他們第一次來這幢大廈看排練室，三個人一起上樓梯，他拿著原子筆在牆上寫下這一行，阿逸在旁邊畫了一個鼓，沈恩在字底下畫了一個角。
他記得這一行字。他記得十四年前的一個下午，陽光從樓梯的氣窗斜斜照進來，照在三個人的臉上。
他就是不記得那首歌。
——
那天下午的排練，他們練了十一首舊歌。
跟第一天不一樣了。
不是變好，是變得更準。準得可怕。沈恩的低音不再快，他的結他也不再拖，兩個人的拍子咬得死死的，像兩個齒輪，一格一格地卡在一起轉。小光坐在鼓後面，一開始還戰戰兢兢，後來發覺自己只要守住拍子就好，兩邊都會來找他，他的肩膀慢慢放鬆了，毛冷帽也不再歪了。
可是涂立知道，那不是和好。
他們還在吵。只是吵得更安靜了。
《升降機》的間奏，本來是他的結他獨奏。他彈了一個十年前沒有彈過的句子，往上走，走到一個很高的把位，停在一個懸而未決的音上，像一個問句。
沈恩的低音接住了。
她沒有跟著他往上走，而是在底下，彈了一個很簡單的、很穩的根音，一下，一下，一下。像一個人坐在台階上，聽另一個人在上面大喊大叫，然後很平靜地說：我在這裡。
他又彈了一個句子，更急，更亂，像一個人在拍門。
她的根音沒有變。一下，一下，一下。
他停了下來。
她也停了。
小光的鼓還在打，打了兩小節，發覺只剩下自己，連忙停住，滿臉通紅。
簡偉業在角落裡拍手：「好！好！就是這種張力！」
涂立沒有理他。他看著沈恩。
沈恩低著頭，調著弦，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可是他看見她右手的拇指，在空中，輕輕撥了一下。
一條看不見的弦。
——
第二天，簡偉業派了樂譜。
是一份很簡單的主旋律譜，附和弦和歌詞。樂譜是用電腦打的，乾乾淨淨；歌詞卻是影印的，影印的是一張手寫的紙。
涂立拿著那張歌詞，站在排練室紫紅色的燈光底下，看了很久。
那是他的字。
他的字很醜，歪歪斜斜，一個字大一個字小，像喝醉了在走路。每一個「的」字都寫成一個小圓圈加一條尾巴，每一個句子的最後一個字都往下拖，拖得長長的，像一個人說話說到一半沒了力氣。
十年來他沒有再寫過歌詞，但他認得自己的字，就像認得自己的指紋。
歌詞只有兩段，很短：
升降機停在十樓和十一樓之間，我們把拍子敲在鐵皮上。
你說這一首寫完就去吃早餐，天亮了，我們還在唱。
第十一年的時候，你會不會還記得，這一格這一格，燈是紫紅色。
第十一年的時候，如果我已經忘了，你替我唱，不要等我。
他看著最後那一行。
你替我唱，不要等我。
他的左手在樂譜的邊緣按和弦。一個接一個，沒有聲音，只是手指的形狀。他按的是降E大調，和弦的走向，他不知道為什麼，手指自己就知道。
「立哥，」小光在鼓後面說，「我們……要不要試一試？」
涂立抬起頭。
他看見了沈恩。
她站在排練室的另一邊，貝斯掛在身上，兩腳分開，紋絲不動。她手裡也拿著那份樂譜，可是她沒有看。她把樂譜折起來，放在擴音器上面，然後把雙手放回琴弦上。
「好。」涂立說。
他清了一下喉嚨。
小光數拍子：「一、二、三、四——」
涂立沒有進來。
他站在麥克風前面，張開嘴，沒有聲音。他不知道這首歌怎麼開始。樂譜上寫著前奏八小節，由低音結他獨奏，可是他不知道那八小節是什麼，他腦子裡一片空白。
然後沈恩的低音進來了。
很低，很慢，每分鐘七十二拍，每一個音都落在拍子的正中間，不早，也不遲。
那不是樂譜上寫的。樂譜上的前奏只寫了和弦，沒有寫低音線。
可是沈恩彈出來的，是一條完整的低音線。完整得好像她已經彈了一千次。每一個轉音，每一個滑音，每一個在和弦與和弦之間輕輕帶過的經過音，都準確得像刻在她的手指上。
涂立站在麥克風前，聽著。
那條低音線，從擴音器裡轟出來，從地板傳上來，爬過他的腳底，爬過他的小腿，爬到他的胸口，在他的肋骨之間嗡嗡地響。
他聽過。
他不記得在哪裡聽過，不記得什麼時候聽過，可是他的肋骨記得。他的肋骨記得每一個音的震動，記得它們在他胸口停留的時間，記得它們落下去的地方。
八小節。前奏結束了。
他張開嘴。
他不知道自己要唱什麼。可是他的聲音自己出來了。
「升降機停在十樓和十一樓之間——」
旋律是對的。
他看著樂譜，每一個音都和樂譜上的主旋律一模一樣。他沒有看過這份樂譜，他剛才只看了歌詞。可是他唱出來的每一個音都是對的，對得他的背脊發涼。
他唱到副歌。
「第十一年的時候，你會不會還記得——」
他的聲音破了。
不是在高音。是在一個很低、很普通的音上，一個他閉著眼睛都唱得準的音，破了。
他停了下來。
小光的鼓也停了。
只有沈恩的低音還在繼續。
她沒有停。她站在那裡，兩腳分開，紋絲不動，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只有右手的手指在弦上撥動，一個音接一個音，從副歌走到間奏，從間奏走到第二段主歌，從第二段主歌走到最後一段副歌。
一個人。一把貝斯。沒有鼓，沒有結他，沒有人唱。
她把整首歌彈完了。
一個音都沒有錯。
最後一個音落下，琴弦的餘震在房間裡嗡嗡地響了很久，響到隔音棉把它一點一點吃掉。
排練室裡一片死寂。
簡偉業站在角落，手裡的兩部手機都黑了屏，他沒有察覺。
涂立看著沈恩。
「你怎麼會彈？」
他的聲音很沙啞，比唱歌的時候還啞。
沈恩沒有答。
她把貝斯從身上取下來，放在架子上。然後她開始收拾。她彎下腰，把導線一條一條從擴音器上拔下來，捲好，捲成一模一樣大小的圈，放進袋子裡。她把效果器一個一個關掉，排好，放進盒子裡。她把那份折起來的樂譜從擴音器上拿起來，放進西裝外套的內袋。
她做這一切的時候，很冷靜，很慢，一個字都沒有說。
然後她提起袋子，走向門口。
「沈恩。」
她推開門，走了出去。
——
升降機還在一樓。
涂立按了兩下按鈕，看著樓層顯示的數字一動不動，轉身衝進了後樓梯。
他跑下去。十二樓，十一樓，十樓。感應燈一層一層在他頭頂啪啪地亮起來，又在他身後一層一層熄滅。他的腳步聲在樓梯間裡迴盪，咚咚咚，像一個失控的鼓手。
他三十七歲了，十年沒有做過運動，每天一包菸。跑到五樓，他的肺已經在燒。跑到三樓，他的腿在發軟。跑到一樓，他推開後門，衝進後巷，扶著牆，彎著腰，喘得像一部壞掉的風琴。
後巷很窄。
兩邊是工業大廈的後牆，牆上掛滿了冷氣機，冷氣機的滴水一滴一滴打在地上的鐵皮上，嗒，嗒，嗒。巷子裡堆著垃圾桶和紙皮箱，空氣裡是餿水、機油和熱風混在一起的氣味。巷口有一盞霓虹燈招牌，紅色的，寫著一間車房的名字，其中兩個字的燈管壞了，一閃一閃。
沈恩站在巷子的中間。
她背對著他，手裡提著袋子，站著。沒有走。
好像在等他。
好像等了很久。
「你怎麼會彈？」涂立說，還在喘。
沈恩轉過身。
霓虹燈的紅光一閃一閃，照在她銀灰色的寸頭上，照得那層短短的頭髮一時變紅，一時變灰。她的方臉在紅光裡，一半亮，一半暗。那雙深深的眼窩裡，眼睛直直地看著他。
「我彈了十年。」她說。
「十年？」
「每一晚。」
她的聲音很低，很平，句子很短，每一句都像一個落地的低音。
「這首歌，」涂立說，「我不記得。我連一個音都不記得。可是我唱出來了。每一個音都對。這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你寫過。」
「我沒有——」
「你寫過。」沈恩說，「你只是不記得。」
「那你告訴我！」涂立的聲音大了起來，在窄窄的後巷裡撞來撞去，「你告訴我是什麼時候寫的！在哪裡寫的！為什麼我不記得！」
沈恩看著他。
她的右手慢慢地抬起來，按在了左前臂的內側。按在那個紋身上。西裝外套的袖子底下，那個鈍角的線條。
「你不記得，」她說，「是因為你不想記得。」
涂立張開嘴。
「十年前，」沈恩說，「你走了。你把所有東西都留在那間房裡。你的結他，你的樂譜，你寫了一半的歌。你把我也留在那裡。」
她停了一下。
「你把這首歌也留下了。」
「所以你撿回來了。」涂立說，「所以你拿著我的歌，去找了一個贊助人，搞了一場演唱會，叫我回來唱一首我自己都不記得的歌——你想怎樣？你想證明什麼？你想我跪下來說對不起？」
他一腳踢翻了身邊的一個垃圾桶。
藍色的膠垃圾桶哐啷一聲倒在地上，蓋子彈開，滾出幾個空的汽水罐和一團團廢紙，在地上骨碌碌地滾。
後巷裡安靜了一秒。
冷氣機的滴水聲。霓虹燈的電流聲。
涂立站在那裡，喘著氣，看著那個倒在地上的垃圾桶。
然後他彎下腰，把垃圾桶扶了起來。把滾出去的汽水罐一個一個撿回來，丟回去。把那團團廢紙撿回來，丟回去。把蓋子撿回來，蓋好。
他做這一切的時候，沒有看沈恩。
沈恩看著他做完。
十年前他就是這樣。他生氣的時候會踢東西，踢完了又自己去扶起來。排練室裡的譜架、咪架、椅子、擴音器，被他踢翻過又扶起過不知道多少次。她以前笑他，說他生氣的時間比扶東西的時間還短。
她沒有笑。
「你的頭髮，」涂立說。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問這個。也許是因為別的問題太重了，他提不起來。「什麼時候剪的？」
沈恩的手從紋身上移開，摸了一下自己的後腦。短短的銀灰色髮根，刺刺的，在她的掌心底下沙沙地響。
「你走之後的第三天。」
「為什麼？」
「每次彈琴，」她說，「頭髮甩到臉上，我就以為你還站在旁邊。」
涂立沒有說話。
後巷口有一輛貨車倒車進來，倒車的警示聲嘀嘀嘀地響，車尾燈把整條巷子照成一片紅。司機探頭出來看了他們一眼，罵了一句什麼，又把車開走了。
「我去過你家。」沈恩說，「你走之後，第二個星期。」
「我不知道。」
「你在家。」她說，「我聽見你在裡面彈結他。我敲了四十分鐘門。」
她停了一下。
「你彈的就是這首歌。」
涂立覺得後巷的地面在搖。他伸手扶住牆，牆上的冷氣機滴水正好滴在他的手背上，冰冷的一滴。
「我不記得。」他說。聲音很小，小得像在對自己說。
「我知道。」沈恩說。
她的眼睛沒有移開。十年前是這樣，十年後也是這樣。可是這一次，涂立在那雙深深的眼窩裡，看見了一點點濕的光。
只有一點點，一閃就沒了。
「重組，」她說，「不是為了你。」
涂立抬起頭。
「不是為了你，也不是為了我。」沈恩說。
她的右手還按在那個紋身上，按得很緊，緊得指節都發白了。
「那是為了誰？」
沈恩沒有答。
她提起袋子，轉身，走出了後巷。
霓虹燈的紅光在她銀灰色的後腦上閃了最後一下。然後她轉過街角，不見了。
——
涂立在後巷裡站了很久。
他從口袋裡摸出菸，點了一支，夾在手指間，沒有抽。燒完了，又點一支。又燒完了，再點一支。菸頭一明一滅，在昏暗的後巷裡，像一隻不停眨眼的紅眼睛。
地上積了一小堆菸蒂。沒有一支是抽過的。
他想起阿逸。
阿逸是三個人裡面最矮的一個，一百六十五公分，瘦得像一根鼓棍，笑起來兩隻眼睛擠成一條縫。他打鼓的時候喜歡哼歌，哼得很大聲，大得錄音的時候常常被收進去，錄音師罵了他好多次，他每次都說下次不哼了，下次照樣哼。
他的聲音很高，很清，跟他打鼓的樣子完全不一樣。涂立有一次開玩笑說，你去做主唱好了，我來打鼓。阿逸說，不行，你唱歌會破音，破得很好聽，我學不來。
十年來，涂立沒有讓自己想起過這把聲音。
現在它回來了，在這條又臭又窄的後巷裡，跟冷氣機的滴水聲混在一起，哼著一段他聽不清楚的旋律。
冷氣機的滴水打在他的肩膀上，一滴，一滴，滲進軍綠色外套的布料裡，涼涼的。
他想起那一行歌詞：你替我唱，不要等我。
他想起沈恩說：你把我也留在那裡。
他想起十年前的那一天。他記得的那一天：樂隊解散的那一天。那天早上他在排練室的地氈上醒來，頭痛得像被人用鐵錘敲過，嘴裡全是隔夜酒的酸味。窗外的天是灰的，下著雨。他坐起來，看見沈恩坐在房間的角落，抱著膝蓋，看著他。
她的眼睛是紅的。
他問她發生了什麼事。
她說：「阿逸走了。」
然後——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然後的事情，他的記憶像被人用刀子整齊地割掉了一塊，只剩下一片空白，白得像一張沒有寫過字的樂譜紙。他只記得他站起來，走出了那扇門，走進了雨裡，沒有回頭。
他不記得那天晚上之前的事。他不記得那天晚上發生了什麼。
他以為他只是喝醉了。
這十年來，每當有人問起「鈍角」為什麼解散，他都說同一句話：「玩夠了。」說得輕輕鬆鬆，歪著嘴笑，有點痞。說多了，他自己也差不多相信了。他搬去長洲，在一間單車舖打工，修單車，補輪胎，晚上坐在海邊，一根接一根點菸，看著渡輪的燈一盞一盞開走。
他從來沒有問過自己，為什麼那一天之前的一個晚上，會在記憶裡整個不見了。
他把第四支菸也燒完了，丟在地上，用腳踩熄。
然後他從外套的口袋裡，拿出那張影印的歌詞，展開。
他剛才在排練室裡只看了歌詞，沒有看別的。現在他站在霓虹燈的紅光底下，把那張紙翻過來，又翻回去，一寸一寸地看。
在歌詞的最底下，右下角，有一行很小很小的字。影印得有點模糊，但還是看得清楚。
是他的字。歪歪斜斜的，最後一個字往下拖，拖得長長的。
「二零一六年九月十八日，凌晨四點，一二零七。」
他盯著那個日期。
九月十八日。
阿逸走的那一天，是九月十八日。
他的手指按在那個日期上，按出了一個和弦的形狀。按得那麼用力，指尖那層厚厚的結他繭，把紙都按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