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日

早上七點，啟德的天還沒有熱透，打樁機已經開工。

一下。停。一下。停。每一下都從鞋底傳上來，傳到膝蓋，傳到胸口。藍色圍板外面是新落成的屋苑，玻璃幕牆把太陽反射進地盤，照在鋼筋堆上，鐵鏽的氣味被曬得浮起來，混著柴油和沙塵，吸一口就黏在喉嚨裡。

黃國富站在貨櫃辦公室門口，嘴角咬著一支沒點的煙。

他四十三歲，做了二十五年地盤，做了九年判頭。大方臉曬得黑紅，額前一圈安全帽壓出來的汗痕，像一道永遠洗不掉的界線。螢光橙反光背心套在褪色的Polo恤外面，工作褲口袋插著一把捲尺和兩支原子筆。他站得很直，肩背寬得把整個貨櫃門口堵住，後面的科仔要出來，得等他挪一步。

「富哥，三樓那批鋼筋今天下午到。」

「幾點？」

「說是兩點。」

「兩點就兩點。晚一分鐘，你打給他，叫他明天不用來了。」

科仔點頭，側著身從他旁邊擠出去。

國富從口袋拔出捲尺，拉出一截，看也不看，又「啪」一聲收回去。這個動作他一天做幾百次，像別人按原子筆。手指碰到捲尺外殼時，左手食指那半截缺了的指甲刮過膠殼，發出一點很細的聲音，打樁機一響就蓋過了。那半截指甲是十九歲那年被鐵鎚砸掉的，砸完他自己用膠布纏起來，下午繼續紮鐵。

手機在皮帶上震。

他看一眼，是老婆。他沒有接。

再震。還是老婆。

第三次，他接了，打樁機剛好停，他的聲音一下子大得整個地盤都聽見：「開工呀，什麼事？」

「今天家長日。」何淑儀的聲音很平，平得像一條拉直的墨線，「四點。你答應過的。」

「我知道。」

「你不知道。你上次也說知道。」

「我說了知道就是知道。」

電話那頭停了兩秒。他聽見她那邊有超級市場收銀機的聲音，她在九龍城那間超市做收銀，這個時間應該在開舖。

「黃國富，」她說，「這次你不來，你以後都不用來了。」

她掛了。

國富把手機塞回皮帶上的手機套，扣好。他看著打樁機的鑽桿又一次升起來，落下去。一下。停。他把那支沒點的煙從左邊嘴角移到右邊嘴角，咬得更深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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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點五十分，他把貨車停在土瓜灣那間小學對面的咪錶位，沒有放錢。

學校是一幢六層高的舊校舍，外牆刷成淺綠色，牆角有一塊一塊剝落的地方，露出底下灰色的批盪。他一看就知道那是滲水，天台防水層老化，水從女兒牆底滲進來，一路滲到三樓。換他來做，一個禮拜就能搞好。他這樣想著，走進校門。

門口的校工叫他登記。他在訪客簿上寫「黃國富，五甲黃梓峰家長」，字寫得很大，大得佔了兩格。

走廊鋪著淺灰色的膠地板，剛拖過，空氣裡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混著小孩子午飯剩下來的咖喱汁氣味。牆上貼滿學生的畫，每一張都用藍色膠紙貼四個角。他經過五甲課室門口時停了一下，想找兒子的畫。找不到。他又拉出捲尺，收回去，「啪」。

教員室在二樓盡頭。門口排著三張膠椅，坐著兩個媽媽和一個穿校服的女孩。何淑儀站在門邊，穿著超市的深紅色制服，外面披了一件灰色開胸毛衣，頭髮用一隻黑色膠夾夾在腦後。她看見他，沒有說話，只看了看手錶。

「四點。」他說，「我準時。」

「梓峰呢？」她問。

「不是你帶他來嗎？」

「他放學在課室等。老師說開會時讓他在門口坐。」

國富回頭看。走廊另一邊，樓梯口旁有一根方形的柱，柱身貼著防撞的綠色軟墊。一個瘦小的男孩正繞著那根柱轉圈。

一圈。又一圈。

他踮著腳尖走，腳跟從來不碰地。白色校服襯衫的鈕扣扣錯了一粒，下襬一邊長一邊短。短平頭是國富上個月帶他去街口那間理髮舖剪的，後腦剪得高低不平，師傅說他一直動，剪不好，國富說不要緊，男孩子，頭髮會長。運動鞋的鞋帶鬆開了，拖在地上，每轉一圈就被另一隻腳踩到一次，他也不停。

「梓峰。」國富叫。

男孩沒有抬頭，繼續轉。嘴唇一直在動，數著什麼。

「黃梓峰！」

旁邊那個穿校服的女孩被他的聲音嚇了一跳，縮到她媽媽身後。

何淑儀按住他的手臂：「讓他轉。他在數。轉夠了他自己會停。」

「在學校門口轉什麼圈？人家看見像什麼？」

「人家看見了三年了。」她說，「只有你沒有看見。」

教員室的門開了。一個三十多歲的女老師探出頭來，短髮，戴一副細框眼鏡，手上捧著一個藍色文件夾。「黃梓峰家長？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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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員室很窄。兩排辦公桌背對背，每張桌上都堆滿作業簿，一疊一疊用橡筋綁著。靠牆一排鐵書架，擺滿教科書和一格一格的檔案盒。冷氣開得很大，出風口正對著門口，吹在國富頸後的汗上，涼得他打了個冷顫。

他側著身才擠得過書架和辦公桌之間的空隙。肩膀擦到一個檔案盒，盒子晃了晃，他伸手按住，指縫裡的水泥灰在白色盒面上留下一個灰指印。

「對不起。」他說。聲音太大，隔兩張桌的一個男老師抬頭看了他一眼。

班主任姓麥，叫麥嘉欣。她請他們坐在靠窗的一張小會議桌旁邊，自己坐在對面，把藍色文件夾打開，推到兩人中間。

「黃先生，黃太太，謝謝你們來。」她說話很客氣，每一個字都像事先排好了次序，「今天主要想和你們談一下梓峰這個學期的情況。成績方面，數學一直很好，上次測驗九十六分，全班最高。」

國富張嘴大笑，露出那顆金牙：「我就說嘛！我兒子腦子好得很。」

麥老師沒有跟著笑。她翻到下一頁。

「但是課堂上的情況，我們比較擔心。」

她開始念。語氣很平，像念一張清單。九月十二日，中文課，梓峰離開座位七次。九月二十日，體育課，他拒絕排隊，一個人走到操場角落蹲下，老師叫他二十分鐘都不肯起來。十月三日，美術課，同學碰了他的水平尺，他把對方的顏料盤掃到地上。十月十一日，常識課，老師換了座位表，他雙手摀住耳朵大叫，叫了差不多五分鐘，隔壁班要停課。

「還有，」麥老師翻到最後一頁，「他每天小息都一個人繞著樓梯口那根柱轉圈，最多一次轉了一百三十二圈。他自己數的，他告訴我的。」

國富拉出捲尺，收回去。「啪」。

何淑儀的手在桌下拉了拉他的衣角。他沒有理。

「男孩子嘛，」他說，「好動。我小時候也是這樣。」

「黃先生，」麥老師把文件夾翻回第一頁，抽出一張紙，「這一張，你記得嗎？」

那是一封信。信頭印著教育局的標誌，底下寫著「學生評估轉介」。日期是三年前的十一月。學生姓名：黃梓峰。班別：二乙。轉介原因那一欄寫了好幾行字，國富沒有看。他看的是最下面那一欄，家長意見。

那一欄是他自己的筆跡。字很大，佔了兩格。

「男孩子大了自然會定下來。不需要。」

底下簽著他的名字。

冷氣繼續吹。他頸後的汗已經乾了，留下一層鹽，刺刺的。

「那時候學校的教育心理學家見過梓峰一次，」麥老師的聲音更輕了一點，「她建議轉介去做詳細評估。你沒有同意，我們不能強迫。後來小三、小四，前任班主任都有打電話給你們——」

「她有打給我。」何淑儀說。

國富轉頭看她。

她沒有看他，看著桌面：「每一次我都跟你說了。每一次你都說，男孩子，大了就好。」

「本來就是！」

他的聲音炸開來。

教員室裡所有老師都抬起了頭。隔兩張桌那個男老師手上的紅筆停在半空。窗外走廊上，那兩個排隊的媽媽同時轉過頭來，其中一個伸手把女兒摟到懷裡。

「我小時候比他還要頑皮！」國富站了起來，他的影子一下子壓住整張會議桌，「老師天天罰我站，我爸爸天天用藤條打我，我不是一樣長大？我不是一樣養家？我手下三十幾個工人，一個一個都是我帶出來的！你們現在什麼都要評估，什麼都有病，一個男孩子坐不定，就要拉去給醫生看，給他貼一張標籤，貼一輩子！」

他用食指戳著桌面，一下，一下，那半截缺了的指甲戳得桌上的文件夾跟著跳：「我——兒子——沒——有——事！」

額角的青筋凸起來，像兩條埋在皮膚下的鋼筋。

麥老師沒有退。她坐著，雙手平放在文件夾上。她比他矮了一個頭，坐下來更矮，但是她抬著臉看他，一直看，看到他的手指停下來。

「黃先生，」她說，「我沒有說他有病。我說他很辛苦。」

國富張了張嘴。

「他每天在這裡很辛苦。」麥老師重複了一次，「鐘聲響，他會抖。換課室，他要走在最後，等所有人走了他才敢進門。午飯時飯堂太吵，他一口都吃不下。他不是壞，也不是懶。他只是用盡了全身的力氣，還是坐不定。我教了十一年書，看得出一個孩子是在搗蛋，還是在求救。」

「求救？」國富冷笑，「他向誰求救？他在家好好的！」

「他在家也不好。」何淑儀說。

她的聲音很小，小得冷氣聲都能蓋過去。可是國富聽見了。

她終於抬起頭。她的眼睛是乾的，紅，但是乾的，像一塊曬了很多天的木板：「他晚上兩點還在房裡用水平尺量書桌。量完一次，再量一次。我問他在做什麼，他說桌子不平。我說平的，他說不平，差零點五度。他量了四個鐘頭。你那天晚上在地盤趕工，你不知道。」

國富說不出話。

「上個月他咬手指咬到流血。」她繼續說，「我替他包紮，他哭著問我，媽媽，我是不是一個壞孩子。你知道他為什麼這樣問嗎？因為你跟他說，男子漢，坐好，不要像個傻子。」

整間教員室沒有一點聲音。冷氣出風口的百葉片輕輕震動，發出一點嗡嗡聲。

國富轉身走到窗邊。

窗外是學校的操場，紅綠相間的膠地，一個籃球架，一排曬得褪色的長椅。幾隻麻雀在地上跳。他把那支沒點的煙從口袋裡拿出來，咬在嘴裡，咬得很緊，牙齒陷進濾嘴裡。

他的背對著所有人。他感覺到背後十幾雙眼睛。他在地盤上從來沒有怕過誰。發展商的代表、屋宇署的督察、欠他糧的大判，他都敢當面拍桌子。可是現在他不敢轉身。

「麥老師，」何淑儀在他身後說，「轉介還可以重新做嗎？」

「可以。」麥老師說，「我們可以重新發轉介信，但現在直接排政府的兒童精神科，輪候時間大概……」她停了一下，「大概十八個月。」

「十八個月。」何淑儀重複。

「他小二的時候如果去了，現在已經有結果了。」

這句話不是對國富說的，可是每一個字都砸在他背上，像鐵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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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富第一個走出教員室。

他走得很快，鋼頭靴在剛拖過的膠地板上踏出一串泥腳印。走廊上那兩個媽媽讓開了，那個女孩躲在她媽媽身後，偷偷看他，好像在看一隻從籠裡跑出來的東西。

樓梯口那根柱。梓峰還在轉。

一圈。又一圈。他踮著腳尖，雙手垂在身側，手指一直在動，像在按一個看不見的計數器。嘴唇動著，有聲音，很小，國富走近了才聽見。

「……二百零三。二百零四。二百零五。」

「梓峰。」國富說，「走了。」

「二百零六。」

「走了！」

梓峰停下來。他沒有看父親，看的是國富背心上那條反光帶的邊角。他的嘴角有一個紅印，是咬出來的。

「爸爸，」他說，說得很快，「二百零六圈。二百零六圈。二百零六圈。」

國富沒有回答。

「二百零六圈。」梓峰說，聲音大了一點，「二百零六圈。二百零六圈。」

「聽見了。」

「二百零六圈。」

「我說聽見了！」

梓峰雙手摀住耳朵。他沒有叫，只是摀著，整個人僵在柱旁邊，眼睛盯著地板上的一條縫。

何淑儀從後面走過來，蹲下，和兒子一樣高。她沒有碰他，只是說：「二百零六圈，好多。比上次多。」

梓峰慢慢把手放下來。「上次一百三十二圈。多了七十四圈。」

「多了七十四圈。」她說，「很厲害。」

梓峰突然大笑了一聲，笑完就停了，好像有人按了一下開關。他轉身，踮著腳尖往樓梯走，鞋帶拖在後面。

國富站在原地。他看著老婆站起來，看著兒子的背影，看著那根柱。柱上的綠色防撞軟墊，在離地大約一米二的位置，被磨出一圈顏色比較淺的痕跡，一圈，平平的，像用水平尺畫出來的一樣。

一個十一歲的男孩的肩膀，擦了三年，才能擦出這樣一圈。

他從褲袋拔出捲尺，拉出一截。這一次，他忘了收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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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九點，土瓜灣的舊樓。

他們住在一幢七層高的唐樓頂樓，沒有電梯。樓梯的燈壞了兩盞，國富每次上樓都說要換，換了三年沒有換。家裡四百尺，一廳兩房，廳的一半是飯桌，另一半是一張雙人沙發和一部舊電視。窗外是對面大廈的後巷，冷氣機排成一列，一部一部往下滴水，打在二樓的鐵皮簷篷上，滴，滴，滴，從來不停。

梓峰已經在房間裡。門關著，門縫透出一道光。裡面偶爾傳出一聲很輕的「咔」，是水平尺放在桌面上的聲音。

國富坐在飯桌旁邊，面前一碗白飯，一碟菜心，一碟蒸水蛋。他沒有吃。電視開著，播著新聞，他沒有看。

何淑儀從廚房出來，手上沒有拿碗，拿著一張紙。

她把紙拍在飯桌上。

「啪」。

比他收捲尺的聲音還要響。

那是一張表格。淺藍色的，醫管局的標誌印在左上角，標題寫著「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服務　新症轉介及輪候登記」。表格上大部分已經填好了，是她的字，細細的，一筆一畫：兒童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號碼、學校名稱、轉介來源。家長一欄，母親：何淑儀，已簽。父親：空著。

「麥老師下午補發了轉介信，我去她那裡拿了。」她說，「明天早上我拿去交。父親那一欄，你簽。」

國富看著那張紙。

「你今晚簽了，明天就開始排。十八個月。」她說，「你不簽——」

她停了一下。

「你不簽，我就自己帶梓峰走。我去我妹妹那裡住。沙田，她那裡有一間房空著。我自己帶他去排，自己帶他去看，你不用再理。」

「你威脅我？」

「我不是威脅你。」她說，「我是告訴你。我等了三年了，國富。我等你自己想明白。等到今天，老師拿出你三年前寫的那句話，我才知道，你這輩子都不會自己想明白。」

國富用食指戳著桌面：「我——」

「你不要戳。」她說，「這張桌是我買的。你戳了九年，戳到那個位置的漆都掉了。」

他低頭看。飯桌靠他這一邊，確實有一小塊地方，淺棕色的漆掉了，露出底下白色的木屑。形狀是一個小小的圓，剛好是一個指頭的大小。

他把手收回來。

電視在播天氣報告。明天天晴，最高氣溫三十一度。啟德的混凝土明天要落第四層，他七點要到。

「你知道十八個月是多久嗎？」何淑儀說，「他現在小五。十八個月之後，他小六下學期，差不多要升中學了。升中派位要看評估報告，學校要安排支援，也要看報告。我們已經比別人遲了三年。再遲，他就要一個人走進一間完全不認識的中學，坐在一個完全不認識的課室，被一群完全不認識的同學笑。」

「他不會被笑。」

「他現在已經被笑了。」

她從毛衣口袋裡拿出手機，打開一個相簿，放在他面前。

那是一張手機截圖。一個班群，五甲家長的群組。有個家長發了一段文字，說自己女兒回家說班上有個男同學「好奇怪，會突然大叫，全班都怕他」，問其他家長知不知道是誰，要不要一起寫信給校長，要求學校把那個同學「調去特殊班」。下面有十一個家長回覆，有的說「我兒子也說過」，有的說「支持」，有一個說「那個爸爸好像很兇，上次家長日在走廊大聲講電話」。

國富看完。他把手機推回去。

他站起來，走到窗邊。

窗外，對面大廈的冷氣機還在滴水。滴，滴，滴。打在鐵皮簷篷上。二十五年前他第一次在地盤開工，第一件事就是跟師傅學怎樣找漏水。師傅說，水不會說謊。你以為堵住一個口就沒事，它會從另一個口出來。你不找到源頭，它就一直滴，滴到有一天，整塊天花板塌下來。

他從口袋裡拿出那支煙，咬著。沒有點。家裡不准抽煙，是梓峰出世那年他自己定的規矩。

「國富。」何淑儀說。

他沒有回頭。

「你小時候，」她說，「你媽媽跟我說過，你讀小學的時候，被老師罰站在走廊，一站就是一整天。你不肯排隊，你會繞著學校的旗桿走。你十五歲就不讀書了，因為你說你坐在課室裡，全身都像有螞蟻在爬。」

他的後背僵住了。

「她是去年過身之前跟我說的。」她說，「她說，那個年代沒有人知道是什麼事。她說她很後悔，打了你那麼多次。」

窗外的水繼續滴。

國富站了很久。房間裡又傳出一聲「咔」，是水平尺放下的聲音。然後是一聲很輕的「咔」，又一聲。梓峰又在量他的書桌。

他轉過身，走回飯桌。

他拿起桌上那支原子筆，是他自己從工作褲口袋掉出來的。他翻開表格，找到父親那一欄。

姓名。他寫：黃國富。字很大，佔了兩格。

聯絡電話。他寫了自己的手機號碼。

簽名。

他的筆停在紙面上。

就在簽名欄的正下方，有一個小方格，印著一行細字。他本來不會注意到的。他看合約向來只看金額和完工日期，其他的全部跳過。可是這一次，那行細字就在他筆尖底下，他不得不看。

「家族病史：兒童之父母、兄弟姊妹或其他直系親屬，是否曾有相類似之發展或行為情況？　□ 有　□ 沒有　□ 不清楚」

何淑儀那一欄沒有勾。她把這一題留給了他。

國富的筆尖停在「沒有」那個方格上面，停了很久。久到墨水在紙上滲出一個小小的藍點。

房間裡，水平尺又放下了一次。

咔。

他把筆移開，移到「不清楚」，又移開。最後他什麼都沒有勾，只在簽名欄上簽了自己的名字，然後把表格推回給老婆，站起來，拿起鎖匙。

「我下樓走走。」

「國富——」

門關上了。

樓梯很黑。壞了的那兩盞燈還是沒有換。他一級一級往下走，鋼頭靴踏在水磨石梯級上，一下，停，一下，停，像打樁機。走到三樓，他停下來，在黑暗裡站了一會兒，從褲袋裡拉出捲尺。

他拉出一截，沒有收回。捲尺的金屬片在樓梯窗透進來的街燈底下發著一點冷光，上面的刻度，一厘米一厘米，清清楚楚。

他想起的不是兒子。他想起的是四十年前，深水埗一間小學的走廊，一個八歲的男孩被罰站在課室門外，一整個上午，他沿著走廊的地磚縫一格一格地數，數到第三百零七格，他爸爸來了，一句話不說，揪著他的耳朵把他拉回家。

那天晚上，他爸爸用藤條打他的時候，一直說：「你沒有事！你只是懶！」

國富在黑暗裡站著，把那截捲尺慢慢收回去。

這一次，他沒有讓它「啪」一聲彈回去。他用手指壓著，一厘米一厘米，讓它自己慢慢退回殼裡，一點聲音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