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尺
輪候第一百三十一天，學校打電話來，是早上十點零五分。
那時候國富站在啟德地盤第六層的樓面上，看工人落混凝土。泵車的長臂伸過圍板，像一條灰色的鐵頸，喉管裡的混凝土一陣一陣地湧出來，落在鋼筋網上，濺起一片灰漿。空氣又熱又重，水泥的鹼味黏在鼻孔裡，他每吸一口氣，都覺得喉嚨在結殼。
手機在皮帶上震。
他看一眼，是一個不認識的號碼。他沒有接。
再震。
第三次，他接了，泵車剛好停下來換喉，他的聲音一下子大得整層樓都聽見：「誰？」
「黃先生嗎？我是麥老師。」
國富把那支沒點的煙從左邊嘴角移到右邊。
「梓峰今天早上出了一點事。」麥老師的聲音很平，每一個字還是像事先排好了次序，「他推倒了一位同學。那位同學撞到桌角，下巴縫了三針。」
國富沒有說話。泵車的喉管重新接好，混凝土又開始湧，嘩嘩地落在鋼筋網上。
「校方決定，」麥老師說，「梓峰要停課三天。由明天開始。」
「停課？」
「這是學校的程序。黃先生，我們需要家長今天來接他。黃太太的電話打不通。」
「她在超市，開工不可以聽電話。」
「那麻煩你來一趟。」
國富看著樓面上那片慢慢攤平的混凝土。混凝土一落下去就要震，要抹平，要在初凝之前做完，否則整塊板會有蜂窩，拆模之後就是一個一個的洞。他走開一個鐘頭，這些工人會不會偷懶，他不知道。
「我現在走不開。」他說。
電話那頭停了兩秒。
「黃先生，」麥老師說，「梓峰現在在教員室，已經蹲在角落兩個小時了。他不肯起來，不肯說話，誰碰他他就叫。他一直在問爸爸什麼時候來。」
國富的手握緊了手機。
「他問我？」
「他問了四十七次。」麥老師說，「我數過。」
---
國富到學校的時候是十一點二十分。
他沒有換衣服，螢光橙反光背心上沾滿混凝土的灰點，鋼頭靴上的泥還是濕的，在學校剛拖過的淺灰色膠地板上踏出一串灰色的腳印。校工看了他的靴一眼，想說什麼，沒有說。
教員室在二樓盡頭。
他側著身擠過書架和辦公桌之間的空隙，肩膀又擦到上次那個檔案盒。這一次他沒有停下來扶。
梓峰蹲在教員室最裡面的角落，在影印機和牆之間。那個位置很窄，一個大人蹲不進去，只有一個瘦小的十一歲男孩可以把自己塞進去。他雙手抱著膝，額頭頂著膝蓋，整個人縮成一團，像一個被人丟在角落的書包。
校服襯衫的鈕扣還是扣錯了一粒。後腦那片高低不平的短髮，在影印機的排氣口下面被吹得一翹一翹。
他的右手握著一樣東西，握得很緊，指節發白。
是那把水平尺。國富兩年前給他的，舊的，黃色的鋁框，中間那格氣泡管已經有點混濁。
麥老師站在旁邊，沒有碰他。
「黃先生。」她說。
國富沒有理她。他走到角落，站在兒子面前。他很高，影子一下子壓住了整個角落。
「梓峰。」他說，「起來。」
梓峰沒有動。
「起來，回家。」
梓峰蹲得更緊了，肩膀開始抖。他的嘴唇在動，很小聲，國富聽不清楚。
國富彎下腰，想拉他的手臂。
「不要碰他。」麥老師說。
國富轉頭，瞪著她。他的眼睛不大，瞪起來很兇，粗眉幾乎連成一線。
麥老師沒有退。「你碰他，他會叫。叫起來整層樓都要停課。」她頓了一下，「你蹲下來。跟他一樣高。」
國富看著她。
他沒有蹲過。他在地盤從來不蹲，蹲下去膝蓋會響，而且判頭蹲下去，工人會以為你累了。他一米七六，站著跟誰說話都是往下看的。
他慢慢地彎下膝蓋。
膝蓋響了一聲，很清脆。他蹲下去，工作褲繃緊在大腿上，口袋裡的捲尺頂著他的胯骨。他的臉現在跟兒子的頭一樣高，他聞到兒子頭髮上有一股影印機的熱氣味，還有一點汗酸。
「梓峰。」他說，聲音不自覺地小了一點。
梓峰的嘴唇還在動。這一次他聽清楚了。
「……不平的。不平的。不平的。」
「什麼不平？」
梓峰抬起頭。他的眼睛很紅，嘴角有一個新的咬痕，破了皮，滲著血絲。他沒有看父親的臉，看的是國富背心上那條反光帶的邊角。
「桌子。」他說，說得很快，「我的桌子，不平的。差一度。我跟老師說了三次，老師說平的。陳卓謙說我是傻子，他把我的水平尺搶走，放在他自己的桌子上，說你看，平的，平的。他的桌子是平的，我的不是。我的差一度。我拿回來，他不給，我拿回來，他不給，我拿回來——」
他停住了。
「他跌倒了。」他說，聲音突然變得很小，「他流血。」
國富蹲在那裡，看著兒子手上那把水平尺。氣泡管裡那顆氣泡，因為梓峰的手在抖，一直在中線兩邊晃。
「你推他？」
「我拿回來。」
「你推他。」
梓峰又把額頭頂回膝蓋上。
國富想罵他。他張開嘴，罵人的話已經到了喉嚨，他當判頭二十年，罵人的話比說早晨還熟。
可是他看著那把水平尺，罵不出來。
那把尺是他給的。那天梓峰九歲，第一次跟他去看一個剛完工的單位。國富隨手把水平尺放在廚房的雲石桌上，說：「你看，氣泡在中間，就是平的。」梓峰盯著那顆氣泡看了半個鐘頭，然後拿著那把尺，把整個單位每一個平面都量了一次，窗台，地台，門框，一個都沒有漏。
國富那天覺得很好笑。他把尺送給兒子，說：「你喜歡，就給你。」
他沒有想過，一把尺，會變成兒子一個人在學校裡唯一信得過的東西。
---
那天晚上，何淑儀在飯桌上說：「明天到星期五，三天。我不能請假。上個月請了兩天去陪他排隊交表，經理已經說了，再請就要扣年尾花紅。」
國富咬著那支沒點的煙。
「我媽在沙田，」她說，「她的腳不好，上落樓梯都難，帶不了他。我妹妹要上班。」
「那送去託管中心。」
「託管中心不收停課的學生。」她說，「我打過三間了。」
國富沒有說話。
「你帶他。」她說。
「我帶他去哪裡？我要開工。」
「那你就帶他去開工。」
國富看著她，以為她在說笑。
她沒有笑。她的眼睛是乾的，紅，但是乾的，像一塊曬了很多天的木板。
「你不是說他沒有事嗎？」她說，「你不是說男孩子大了自然會定下來嗎？那你就帶他去看你開工。你讓他看看，你是怎樣定下來的。」
房間裡，水平尺放在桌面上。咔。
---
第二天早上六點四十分，國富把梓峰帶到啟德地盤。
天剛亮，海那邊的天是淡淡的橙色，照在新落成那幾座屋苑的玻璃幕牆上，反射進地盤。藍色圍板上的露水還沒乾，一摸一手濕。
這是違規的。
地盤不准外人進入，更不准小孩。安全主任每天九點巡一次，要是被他看見，國富的判頭牌照要記一次缺點。三次，就要停牌。
他知道。他還是把兒子帶來了。
他在貨櫃辦公室裡找了一頂最小的安全帽，是給女文員用的，白色，塞了兩條毛巾在帽內才戴得穩。又找了一件螢光橙的反光背心，是最小碼，套在梓峰身上還是像一件裙，下襬垂到膝蓋。
梓峰站在貨櫃門口，戴著那頂大了的安全帽，穿著那件像裙一樣的背心，手上握著水平尺。
「你坐在這裡。」國富指著辦公室裡那張摺椅，「不准出去。不准碰任何東西。聽到沒有？」
「聽到。」
「聽到什麼？」
「不准出去。不准碰任何東西。不准出去。不准碰任何東西。」
「好了，聽到了。」
「不准出去。不准碰任何東西。」
國富關上貨櫃的門。
---
七點正，打樁機開工。
一下。停。一下。停。
國富站在三號樁位旁邊，看著鑽桿升起來，落下去。每一下從鞋底傳上來，傳到膝蓋，傳到胸口。這個聲音他聽了二十五年。新入行的工人第一個星期都受不了，有人頭痛，有人晚上睡不著，有人做了三天就走了，說耳朵裡一直有人在敲門。
國富從來沒有受不了。
他第一天入地盤就覺得舒服。十八歲，他站在打樁機旁邊，那一下一下的撞擊聲把他腦裡所有亂七八糟的聲音都壓住了。老師的罵聲，父親的藤條聲，課室裡同學的笑聲，全部都被壓住了。他腦裡只剩下一個節奏，一下，停，一下，停。
那是他第一次覺得自己可以定下來。
「富哥！」
科仔從樓梯口跑過來，安全帽歪在頭上，臉是白的。
「富哥，你兒子——」
國富轉身就跑。
他以為兒子出事了。他以為兒子走出貨櫃，走到樓面邊緣，走到吊機底下，走到泵車的喉管旁邊。他跑得很快，鋼頭靴踏在鋼板上，咚咚咚，他在地盤從來沒有跑過，判頭不跑，跑了工人會慌。
他跑到二號樓面的鋼筋區。
然後他停住了。
---
梓峰蹲在一排鋼筋中間。
那是今天下午要落混凝土的樓板，鋼筋網已經紮好了一半，橫的一條，直的一條，每一格二十公分，用鐵線在交叉點紮緊。鋼筋上的鐵鏽被早上的太陽一曬，浮起一股腥甜的味道。
打樁機在二十米外，一下，停，一下，停。整片樓面都在震，鋼筋網在震，梓峰頭上那頂大了的安全帽也在震。
他沒有摀耳朵。
他蹲在那裡，很安靜，比國富見過他任何一刻都安靜。他沒有晃腳，沒有咬嘴唇，沒有數圈。他只是把水平尺平放在一條鋼筋上，眼睛貼近那格氣泡管，一動不動。
然後他把尺拿起來，移到下一條鋼筋，再放下。
一下。停。打樁機落下去。梓峰把尺放下。
一下。停。打樁機升起來。梓峰把尺拿起。
他在跟著那個節奏。
國富站在鋼筋區的邊緣，看著兒子。
科仔走到他身邊，喘著氣。「富哥，我在樓梯口看見他，本來想叫他回去，可是他……他……」
「他怎樣？」
「他叫我等一下。」科仔說，「他說，第十四條，第十四條不平。」
國富走進鋼筋區。他踏著鋼筋之間的空隙，一步一步走到兒子旁邊。
梓峰沒有抬頭。
「爸爸。」他說，說得很快，「第十四條，不平。差五毫米。第十五條也不平。差三毫米。第十六條平的。第十七條平的。第十四條，差五毫米。第十四條，差五毫米。」
國富蹲下去。膝蓋又響了一聲。
他從褲袋裡拔出捲尺，拉出一截，量第十四條鋼筋離模板的高度。一端，一百零五毫米。另一端，一百一十毫米。
差五毫米。
他量第十五條。差三毫米。
他量第十六條。平的。
他蹲在那裡，捲尺拉開，沒有收回去。打樁機又落下一次，震得捲尺的金屬片在他手上顫了一下。
五毫米。在圖則上，這一層樓板的鋼筋保護層是二十五毫米，容許誤差正負五毫米。第十四條剛好在邊緣。工程師來驗的時候如果看見了，會叫他們拆了重紮。拆了重紮，要半天。半天，就是十幾個工人的人工，混凝土車要改期，泵車要改期，整個進度要推後一天。
他的工人紮了一個早上，沒有一個人發現。
他自己剛才經過，也沒有發現。
一個十一歲的男孩，拿著一把氣泡管已經混濁了的舊水平尺，蹲在打樁機的巨響裡，發現了。
「誰紮的？」國富轉頭問科仔。
科仔的臉紅了。「是……是阿勇。他昨晚通宵，今天早上可能……」
「叫他來重紮。第十四，第十五。」
「是，富哥。」
科仔跑開了。
國富還蹲著。他把捲尺慢慢收回去，一厘米一厘米，沒有讓它「啪」一聲彈回去。
他看著兒子。
梓峰已經把尺移到第二十條了。他的臉很平靜，嘴角那個咬痕在太陽底下是紅的，可是他沒有再咬。他的腳也沒有晃。他蹲得很穩，雙腳分開，像一個在地盤蹲了二十年的老師傅。
「梓峰。」國富說。
「嗯。」
「你不怕這個聲音？」
梓峰沒有抬頭。打樁機又落了一下。
「這個聲音是一樣的。」他說，「一下，停，一下，停。每一下一樣大。每一下中間一樣長。四秒。我數過。」
他把尺移到第二十一條。
「學校的聲音不一樣。」他說，「學校的聲音每一個都不一樣。鐘聲，說話，椅子，笑。它們不知道什麼時候來。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要怕。」
國富蹲在那裡，說不出話。
他想起十八歲那年，第一次站在打樁機旁邊。他想起那一刻，他腦裡那些亂七八糟的聲音全部被壓住了。他那時候以為，那是因為他天生是做地盤的料。
他從來沒有想過，那可能是別的東西。
---
九點零三分，安全主任來巡。
安全主任姓梁，五十多歲，瘦，戴一副金絲眼鏡，手上永遠拿著一個夾板。他在樓梯口看見梓峰，停下來，眼鏡後面的眼睛一下子睜大了。
「黃國富！」他叫，「這是什麼？」
打樁機剛好停了換鑽頭。那一聲叫在突然安靜下來的地盤上，響得像一塊鐵板砸在地上。
梓峰的身體一下子繃緊了。
國富看見了。他看見兒子手上的水平尺停在半空，看見兒子的肩膀縮起來，看見他的雙手慢慢地、慢慢地往耳朵那邊抬。
「小孩子不可以進地盤！」梁主任大步走過來，夾板拍在自己的大腿上，啪，啪，「你知不知道這是什麼後果？我要寫報告！我要——」
國富站起來。
他站在梁主任和兒子中間。他的肩背很寬，一站，就把兒子整個擋住了。
梁主任停住腳步。
他以為國富要罵人。全個地盤都知道，富哥罵人，聲大得連泵車都蓋不住。
國富沒有罵人。
「梁生。」他說。
他的聲音很小。小得梁主任要往前踏一步才聽得清楚。
「你寫。記我的缺點。」國富說，「但你小聲一點。」
梁主任張了張嘴。
「我兒子，」國富說，他說得很慢，好像每一個字都要先量一次才可以放下去，「怕突然大聲的東西。」
他身後，梓峰的手停在耳朵旁邊，沒有摀下去。
打樁機換好了鑽頭，重新開工。
一下。停。
梓峰的手慢慢放下來，重新握住那把水平尺。
梁主任看著國富，看了很久。他在夾板上寫了幾個字，寫得很慢。然後他把夾板夾在腋下，壓低聲音說：「十一點之前，帶他出去。我當沒有看見。」
他轉身走了，腳步也放輕了。
---
十點半，工人收工吃早餐。
貨櫃辦公室裡擠了七八個人，冷氣機轟轟地響，出風口滴著水，每一滴都落在門口那張發泡膠地墊上。空氣裡是叉燒飯、魚蛋粉和汗酸混在一起的味道。
梓峰坐在摺椅上，安全帽還戴著，手上捧著一盒國富替他買的白粥。他一口都沒有吃，只是用匙羹把粥面刮平，刮一次，看一看，再刮一次。
老陳坐在他對面。
老陳六十歲，是地盤裡最老的紮鐵師傅，跟國富跟了十五年。他瘦，黑，一口牙掉了一半，說話漏風。他看著梓峰刮粥，看了很久，然後轉頭對國富說：
「富哥，你兒子，跟你以前一模一樣。」
國富正在咬一塊叉燒，停住了。
「你剛入行的時候，」老陳說，「十八歲，跟你師父。我那時候在隔壁地盤。全行都知道，你師父收了一個怪徒弟，不肯坐下吃飯，要站著吃，要對著打樁機吃。誰跟你說話你都不理，一收工你就沿著圍板走圈，走十幾個圈才肯回家。」
辦公室裡幾個年輕工人笑了。
國富沒有笑。
「你師父跟我說，」老陳用筷子指了指梓峰，「這個後生，腦裡有一部機，停不了。你要給他一部更大的機，把他腦裡那部蓋住，他才定得下來。所以他叫你去跟打樁機。」
梓峰停下匙羹。他沒有抬頭，眼睛看著粥面，但他的耳朵朝著老陳那邊，一動不動。
「後來你就定了。」老陳說，「定到做了判頭。」
他把最後一口飯扒進嘴裡，站起來，拍了拍國富的肩膀。
「不是什麼壞事。」他說，漏風的聲音很輕，「只不過以前沒有人叫它一個名字。」
他出去了。其他工人也陸續出去了。辦公室裡只剩下冷氣機的轟轟聲，和出風口一滴一滴落在地墊上的水。
國富看著自己手上那塊咬了一半的叉燒。
他吃不下了。
---
那天下午，國富提早收工。
他開著貨車，梓峰坐在副駕駛座，還戴著那頂塞了毛巾的白色安全帽，不肯脫。他把水平尺平放在儀錶板上，眼睛盯著氣泡管，看著車子轉彎時那顆氣泡往左跑，往右跑，停下來時回到中間。
「爸爸，」他突然說，「你在地盤不咬煙。」
國富愣了一下。
他摸了摸嘴角。那支沒點的煙，不在。他不記得自己什麼時候把它放回口袋的。
「在學校，你咬煙。」梓峰說，說得很快，「家長日你咬煙。在家你咬煙。在地盤，打樁的時候，你不咬。」
國富握著軚盤，手心出汗。
他從來沒有注意過。
紅燈。車停下來。水平尺上的氣泡慢慢回到中間，停住。
「我在打樁機旁邊，」梓峰說，「也不咬嘴唇。」
他說完，突然大笑了一聲，笑完就停了，好像有人按了一下開關。
國富看著前面的紅燈。
他想起四十年前，深水埗那間小學的走廊。他被罰站在課室門外，沿著地磚縫一格一格地數，數到第三百零七格。
他那時候，數得也很安靜。
綠燈亮了。後面的車響號。他沒有動。
又一下響號。
他踩下油門。
---
晚上九點，他的手機響了。
是一個不認識的號碼，區號是觀塘。
「黃國富先生嗎？這裡是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評估中心。」一個女人的聲音，很客氣，「你兒子黃梓峰的輪候個案，我們原本安排在明年。但下星期有一位家長取消了預約，系統按照緊急程度重新排序，學校昨天補交了停課報告，所以梓峰排到了這個名額。」
國富站在唐樓的窗邊。窗外，對面大廈的冷氣機還在滴水，滴，滴，滴，打在鐵皮簷篷上。
「下星期二，下午兩點。」那個女人說，「負責的是丁慧敏醫生。」
「好。」國富說，「我們會到。」
「另外，」那個女人停了一下，好像在看一張清單，「丁醫生有一個要求。評估當天，請父親先單獨到。她想先跟你談半個鐘頭，才見孩子。」
國富握著手機。
「為什麼先見我？」
「丁醫生看過你們交的表格。」那個女人說，「她說，家族病史那一欄，你沒有勾。」
電話那頭很安靜。國富聽見自己的呼吸，很重，像泵車停下來之後，喉管裡剩下的那一口氣。
「她想問你，」那個女人說，「為什麼沒有勾。」
房間裡，水平尺放在桌面上。
咔。
國富把那支沒點的煙從口袋裡拿出來，咬在嘴裡，咬得很緊，牙齒陷進濾嘴裡。
然後他想起兒子在車上說的話。
他把煙從嘴裡拿出來，放在窗台上。窗台的雲石是涼的。煙躺在那裡，白色的一小截，被對面大廈透過來的燈照得很清楚。
他看著那支煙，站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