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話　請關窗

「請關窗。」

黃色便利貼，原子筆，字很小，右下角的墨水有一點化開，像寫字的人手心出了汗。

「每天都關了。」

綠色便利貼，鉛筆，字方方正正，每一筆的轉角都是直角，像地圖上的標註。

「你的洗髮水很香。是柚子嗎？」

「是。屈臣氏，最便宜那種。」

「對不起，今天用了你的毛巾。我的還沒乾。」

「沒關係。我的也常常沒乾。」

「床單我換了。舊的在洗衣袋，明天我拿去洗衣店，一起洗。」

「謝謝。洗衣錢我放在床頭，二十五元。」

「不用這麼多，十二元半。找回你的十二元半在枕頭下面。」

「……你真的找回十二元半給我？」

「五角我沒有。所以是十二元，欠你五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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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子蕎把那一疊字條從床頭板上揭下來，一張一張疊好，放進一個曲奇餅乾的鐵盒裡。

鐵盒已經快滿了。

一年，三百多天，每天至少一張，多的時候四五張。黃的、粉的是她的，綠的是他的。她早就發現，他只用綠色，好像他工作的地方只發這一種顏色。

早上七點四十分，土瓜灣的天光從灰變白。

板間房只有一扇窗，窗外三米就是舊牛棚的紅磚牆。那面牆一百多歲了，磚是暗紅色的，縫裡長著青苔，早上的光從磚牆反射進來，帶著一點點紅，照在床上。

這個房間很小。一張雙人床佔了四分之三，剩下的空間只放得下一個兩格的塑膠櫃、一張摺凳，和門後一排掛鉤。掛鉤上掛著兩個洗衣袋，一個藍色，一個灰色。

子蕎關上房門。

她的動作很輕。她做事都很輕，走路很輕，關門很輕，說話也很輕。夜班做了四年，醫院急症室的登記處通宵開著，病人一個一個進來，有的在流血，有的在哭，有的在罵人。她坐在玻璃窗後面，說話太大聲會吵醒候診的小孩，說話太小聲病人聽不見，她慢慢練出了一種剛好的音量，輕，略沙，像在耳邊說話。

她三十歲，一百六十公分，肩窄，長年坐著打字，腰背微微往前傾。一張小圓臉，缺少陽光的白，眼睛底下兩片淡淡的青。深棕色的短髮剛過耳，右邊別著醫院的通行證夾子，綠色的膠夾，下班了她總忘記拿下來。

她身上還穿著那件綠色的舊棉外套。

外套是媽媽生前買的，袖口洗得發白，拉鍊頭掉了，用一個迴紋針代替。醫院冷氣很大，她每晚都穿著它坐在登記處，早上穿著它走回來。

她脫下外套，掛在門後的掛鉤上。

然後她坐到床邊。

床單上還有溫度。

她把手掌平放在床單上，放在他剛才躺過的那一邊。靠牆的那一邊。溫的，不是很熱，是一個人離開大概二十分鐘之後的溫度。

她知道他是六點五十分出門的。他的字條上寫過：「我六點五十出門，七點十分的小巴。」她也知道，她七點四十分到家，中間相差五十分鐘。五十分鐘，一張床可以涼掉一半。

她一年來摸過這張床三百多次。她可以從溫度猜到他今天是不是遲了出門。

今天他遲了。大概遲了十分鐘。

她拿起枕頭。

她先把枕頭翻過來，換一面，然後把臉湊近，聞了一下。

茶樹的味道。很淡，涼涼的，有一點點像薄荷，又有一點點像雨後的草地。那是他的洗髮水。

她的洗髮水是柚子。她的那一面是柚子，他的那一面是茶樹。每天早上她把枕頭翻過來，睡她的那一面；每天晚上他大概也把枕頭翻過來，睡他的那一面。

可是她每次翻之前，都會先聞一下。

她不知道他會不會也這樣做。

她從來沒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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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房間的規矩是包太定的。

包太，包鳳英，六十歲，這幢六層舊樓三樓整層的業主。她把一個單位用木板間成五間房，每間租給一個人。子蕎這一間是最小的，本來沒有人肯租。

一年前，包太想出了一個辦法。

「一張床，兩個人租，」她站在走廊裡，腰上掛著一大串鑰匙，用一種很大聲、很尖、帶著一點潮州口音的廣東腔說，「你上夜班，他上日班。你早上回來，他剛好走。他晚上回來，你剛好走。一人一半租，一個月一千九。全土瓜灣你找不到更便宜的。」

子蕎那時候剛剛搬出男朋友的家。她在急症室的休息室睡了兩個星期，每天早上被清潔阿姨的吸塵機吵醒。

「那個人……是男的？」她問。

「男的又怎樣？」包太把兩道紋得深藍的眉毛一挑，「你們又見不到面。我這裡規矩很嚴，不許帶人上來，不許在房裡煮東西，不許十一點之後洗澡。我住在樓下，誰帶人上來，我一聽腳步聲就知道。」

她的眼睛又細又小，但是很精明，說話的時候一直盯著子蕎的身後，看她有沒有帶著什麼人上樓。

「他是什麼人？」子蕎又問。

「測量的，」包太說，「在工地做。老實人，高得要命，進門要低頭。房租從來不遲，每個月一號，一分不少。」

她說著伸出手，用手指在舌頭上沾了一下，數了數子蕎遞過去的押金。那雙手的右手背上有一片燙傷的舊疤，皺皺的，手腕上戴著一隻翠綠的玉鐲。

「你們各自在床頭貼一張紙，寫上自己的名字，免得我收錯租，」包太把鈔票收好，塞進唐裝衫的口袋，「其他的，你們自己寫字條溝通。」

她笑了，一口金牙在走廊的燈下閃了一下，笑聲又高又尖。

「寫字條比見面好。見了面，就麻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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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月，字條只有三種內容：請關窗，請不要用我的毛巾，垃圾我倒了。

第二個月，他在一張字條的最後加了一句：「今天下雨，你出門記得帶傘。」

她看著那一句，看了很久。

那天晚上她出門時真的下雨了，她本來沒有帶傘。

第三個月，她在一張字條上寫：「急症室今晚很忙，有一個老伯伯在我的窗口前面倒下，我是第一個看見的。他後來沒事了。」

寫完她覺得自己說得太多，想撕掉。可是已經快遲到了，她只好貼上去就走。

第二天早上，她看見一張新的綠色字條：

「你做得很好。」

四個字。

她在床邊坐了很久，拿著那張字條，一直到窗外的紅磚牆被太陽照成了橙色。

第五個月，她發現他的字條越來越長。

他寫工地的事。寫他在西貢的一座山上測量，山頂有一棵很老的樹，樹上住著一窩白頭翁。寫他的測量儀器叫全站儀，很貴，他每天都要揹著它爬山。寫他看東西的時候習慣瞇起一隻眼睛，是對著儀器看久了的習慣，有一次在地鐵站看月台指示牌，也瞇著一隻眼，被一個小孩子指著說：「媽媽，那個叔叔在瞄準。」

她笑出聲來。

一個人在板間房裡，對著一張綠色的便利貼，笑出聲。

她伸手捂住嘴，怕隔壁的人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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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盧允。

她是從床頭那張寫著名字的紙上知道的。包太要他們貼的那張紙，他的那張寫著：盧允，靠牆。她的那張寫著：麥子蕎，靠門。

一年了，她只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字，他的洗髮水，他的體溫。

還有他的衣服。

門後的掛鉤上有時會掛著他忘了收的衣服。一件寬大的白T恤，大得她穿上去可以當裙子；一頂洗白了的藍色鴨舌帽，帽簷被手摸得起了毛。

她從來沒有穿過那件T恤。

她試過拿起來，比在自己身上。T恤的下擺垂到她的膝蓋上面。她站在那裡，突然覺得自己的臉很燙，趕快把T恤掛回去，掛得跟原來一模一樣，連衣領的角度都調過。

她不知道他有多高。包太說「高得要命，進門要低頭」。她站在門口，抬頭看門框的頂，門框的最上面有一小塊木頭的漆被磨掉了，磨出一個淺淺的印。

她伸手去摸那個印。她踮起腳，手臂伸直，指尖也碰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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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晚，凌晨四點。

急症室的候診大堂亮著一整片白光，白得沒有影子。冷氣從天花板的出風口吹下來，吹在登記處的玻璃窗上，玻璃冰得像一塊冰箱門。消毒藥水的氣味混著一點點嘔吐物的酸味，混著自動販賣機咖啡的焦香，那是凌晨四點急症室特有的氣味。

子蕎坐在玻璃窗後面，綠色外套拉鍊拉到下巴。

凌晨四點是最安靜的時候。醉酒的人已經送進去了，打架的人已經縫好針了，天還沒亮，早上的長者還沒來。候診大堂的塑膠椅上只剩下幾個人，有的在睡，有的在滑手機。

一個小女孩站在她的窗口前面。

五六歲，穿著一套粉紅色的睡衣，睡衣上印滿了小兔子，赤著腳，頭髮亂成一團。她的媽媽抱著她的弟弟在裡面看醫生，弟弟發高燒，媽媽叫她坐在外面等。

她沒有坐。她走到登記處的窗口，踮起腳，兩隻手扒在窗台上，只露出一雙眼睛。

子蕎先看她的手。

這是急症室的習慣，看任何人，先看手，看有沒有血，看有沒有傷。小女孩的手乾乾淨淨，指甲上塗著一層剝落了一半的亮粉紅指甲油。

「姐姐，」小女孩說，「你為什麼不回家睡覺？」

子蕎愣了一下。

她把聲音放得更輕，輕得只有窗口前面的人聽得見：「因為姐姐要上班呀。」

「上班完了呢？」

「上班完了，天就亮了。姐姐白天才回家睡覺。」

小女孩想了想。

「那你的床，晚上是空的嗎？」

子蕎沒有馬上回答。

她想起那張床。靠門的一邊，靠牆的一邊。柚子，茶樹。

「不是空的，」她說，「晚上有另一個人睡。」

「誰？」

「一個……姐姐不認識的人。」

小女孩的眼睛睜得很大。她看著子蕎，看了很久，好像在想一道很難的算術題。

然後她說：「那你們是不是輪流做夢？」

裡面有人叫她的名字，是她媽媽。小女孩從窗台上跳下去，光著腳啪嗒啪嗒地跑進去了。

子蕎坐在玻璃窗後面。

她眼睛先彎了，嘴巴慢了一拍，才跟著彎起來。

她拿起桌上一支原子筆，在自己左手的掌心上畫了一下，試墨。墨水是順的。

她從抽屜裡撕下一張黃色的便利貼，寫下那一句話。寫完了，她沒有貼在任何地方，她把它夾在員工證的背面，一直夾到早上，夾著走回土瓜灣，夾著睡了一整天。

傍晚六點半出門之前，她才把它拿出來，貼在床頭板上。

她在下面加了一句：

「你白天在我的床上，會不會做夢？」

寫完這一句，她發現自己寫錯了。他白天不在床上。他白天在山上。白天在床上的人，是她自己。

她想改，已經來不及了。小巴站在街口，六點四十分那一班，錯過了就要等二十分鐘。

她抓起外套，關門，下樓。

走到二樓的時候，她聽見包太在門後面咳嗽了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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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七點十五分，盧允爬上三樓。

樓梯很窄，樓梯燈是感應的，他每走一層，頭頂的燈就遲一秒才亮，他每次都在黑暗裡多走一步。

他一百八十五公分，肩膀厚實，扛著一個裝滿工具的背包，在這條樓梯上要側著肩膀才走得上去。一張方下巴的長臉，曬成深小麥色，額頭上有一條很明顯的膚色分界線，上面白，下面黑，是鴨舌帽壓出來的。後頸也有一道曬黑的邊線，是反光背心的衣領遮不到的地方。

他身上的橙色反光背心還沒有脫，卡其色的工作褲膝蓋上沾著兩塊泥，登山鞋的鞋底卡著幾粒小石子，走一步就在樓梯上刮一下。

二樓的走廊傳來一聲很響的咳嗽。

「咳——咳咳！」

盧允停了一下。

那是包太。她每次聽見有人上樓，都要故意大聲咳嗽，意思是：我知道你回來了，你別想帶什麼人上來。

「包太。」他對著二樓的門說。

門開了一條縫。包太的臉從縫裡伸出來，頭上罩著一個紅色的髮網，髮網底下是一頭燙成小卷的黑髮，嘴唇塗著橙紅色的口紅，塗出了唇線。

她的眼睛往他身後看了一眼。

沒有人。

「回來了？」她說。

「回來了。」

「那個女孩子剛出門，」包太說，「十分鐘前。你們今天差十分鐘。」

「嗯。」

「差十分鐘最危險，」包太把門又拉開了一點，「我跟你說，你別在樓下等，也別在街口等。規矩就是規矩。見了面，就麻煩了。」

盧允低頭，把帽簷往下壓了一點。

「我知道。」

他繼續上樓。

走到三樓，他掏出鑰匙開門。門框很矮，他低下頭，側過肩膀，才擠得進去。他的頭頂擦過門框的最上面，擦過那一小塊被磨掉了漆的地方。

他每天都擦到同一個位置。

房間裡還留著她的味道。柚子。很淡，甜甜的，有一點點酸。

床上的被子疊好了，疊成一個方方正正的長方形，放在床尾。她每天出門前都會疊被，疊得比他好。

他沒有馬上坐下。他身上都是泥，他不想弄髒她剛疊好的被子。

他站在門口，先看床頭板。

床頭板上貼著一張黃色的便利貼。

他瞇起一隻眼睛，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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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在急症室，有一個小女孩問我，姐姐，你為什麼不回家睡覺。我說，因為姐姐白天才睡，晚上我的床有別人在睡。她說，那你們是不是輪流做夢。」

「我想了一整晚這句話。」

「你白天在我的床上，會不會做夢？」

盧允站著，把那張字條看了三遍。

第三遍的時候，他看出來了。

她寫錯了。他白天不在這張床上，他白天在山上，在工地，在一個離這裡要坐一個鐘頭車的斜坡上架儀器。白天在這張床上的人，是她。

他低下頭，把帽簷往下壓。

帽簷壓得太低，碰到了他的鼻樑。他站在那個只有四分之一空間的地方，一個一百八十五公分的人，壓著帽簷，對著一張黃色的便利貼，肩膀抖了兩下。

他在笑。沒有聲音地笑。

他想像她寫這張字條的樣子。他不知道她長什麼樣子，他只知道她的字很小，右下角的墨水常常化開，好像她寫字的時候手心會出汗。他知道她用柚子洗髮水，疊被子疊得比他整齊，毛巾永遠掛在掛鉤的左邊，拖鞋是一雙灰色的，很小，小到他的腳只放得進腳趾。

他想像一個手心出汗的人，在急症室的白光底下，寫一句寫錯了的話。

他突然很想知道，她寫錯的時候，有沒有發現。

如果發現了，她會不會臉紅。

他把帽子摘下來，掛在門後的掛鉤上，掛在她那件灰色洗衣袋的旁邊。他摸了一下自己的後頸，後頸那道曬黑的邊線，被汗水泡得有點刺痛。

他把重心換到左腳，又換回右腳。

然後他把背包放下，把反光背心脫下來掛在門後，走到走廊盡頭的公共浴室，洗手，洗臉，洗掉手臂上的泥。他的左前臂有一道很長的疤，是有一次在新界測量時被鐵絲網刮的，水沖上去的時候，那道疤的顏色會變深。

他走回房間，坐在摺凳上。摺凳對他來說太矮了，他的膝蓋頂到了胸口。

他從褲袋裡拿出一支測量鉛筆。

那是一支很短的鉛筆，六角形，綠色的，筆桿上印著一家測量公司的名字。他用小刀把它削尖，削得不急不慢，一刀一刀，木屑落在他攤開的手掌上。

他撕下一張綠色的便利貼。

他寫：

「我白天不在這裡睡。我在山上。」

他停了一下。

筆尖懸在紙上，懸了很久。

他在後面加了一句：

「可是晚上，我睡在你的床上，會做夢。」

他看著那一句。

他把字條撕下來，揉成一團，放進褲袋裡。

他重新撕了一張。

「我白天在山上。晚上做的夢，都是關於測量的。」

他寫完，貼在床頭板上，貼在她那張黃色字條的旁邊。

他坐在摺凳上，雙手張開，按在自己的大腿上，按了很久。好像膝蓋底下有什麼東西在動，他要用力按住它。

那個被他揉成一團的字條，一直留在他的褲袋裡。第二天他把褲子丟進洗衣袋的時候，忘記拿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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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七點四十分。

子蕎推開房門的時候，第一件事是聞到了一股味道。

不是柚子。也不是茶樹。

是煙。很淡，淡得幾乎聞不出來，混在房間的空氣裡，混在紅磚牆反射進來的晨光裡。可是她在急症室工作四年，每天晚上有無數個人帶著煙味走到她的窗口前面，她的鼻子對煙味很敏感。

她站在門口，全身僵住了。

她屏住呼吸，一、二、三、四。

然後她才慢慢吐出一口氣。

她看向窗口。

窗是開著的。

窗框推開了一半，外面紅磚牆的青苔氣味、樓下街市的魚腥氣，一陣一陣吹進來，把那股淡淡的煙味吹散了一點。

她走過去，看著那扇窗。

窗台上，有一小撮灰色的粉末。很少，大概只有指甲大小，落在窗框的鋁條和牆壁之間的縫裡。

她蹲下來，湊近去看。

是煙灰。

她轉過頭，看向床頭板。

床頭板上貼著一張新的綠色便利貼。他今早寫的。方方正正的字，像地圖上的標註：

「今早六點五十出門。窗已關好。你昨晚說冷，我幫你多加了一張被在床尾。」

窗已關好。

她抬頭，再看一次那扇推開了一半的窗。

她記得他說過，他不抽煙。

他在第四個月的一張字條上寫過：「我不抽煙，工地的人都抽，我聞到就頭痛。你呢？」

她回的是：「我也不抽。在急症室聞夠了。」

子蕎站在那裡，站在窗和床之間，站在一個只有四分之一空間可以站的地方。

她伸出右手，在左手的掌心上畫了一下。

那是她寫字條之前試墨的動作。她沒有拿筆，她的掌心是空的，她只是畫了一下。

然後她走到床邊，把手按在床單上。

靠牆的那一邊。他的那一邊。

床單是涼的。

完全涼透了。

不是五十分鐘的溫度。是整整一個晚上，沒有人睡過的溫度。

她慢慢拿起枕頭，翻過來，湊近去聞。

柚子。只有柚子。

他的那一面，沒有茶樹的味道。

子蕎抱著枕頭，坐在床邊，很久沒有動。

窗外，紅磚牆被太陽照成了橙色。樓下的街市開始擺攤，有人用力拉開鐵閘，嘩啦一聲，整幢樓都在震。

她從床頭的塑膠櫃裡拿出一疊黃色的便利貼，拿出筆。

她寫了一行字，寫得異常整齊，每一句都用句號：

「你昨晚沒有回來睡。窗是開著的。窗台有煙灰。」

她停了一下。

然後她在下面加了一句，字比上面小了一半：

「如果那不是你，那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