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話 藏得更深一點
晚上七點十五分，樓梯燈又遲了一秒才亮。
盧允在黑暗裡多走了一步，然後燈亮了，昏黃的，照著牆上一層一層剝落的油漆和一張褪色的「小心火燭」。樓梯間很悶，有人在二樓煮鹹魚，鹹香一直鑽進鼻子裡，混著舊木扶手的霉味。
二樓那聲咳嗽沒有響。
他在二樓的門口停了一下。門關著，門縫底下沒有燈。包太今晚大概去了打麻將。
他爬上三樓，低頭，側肩，擠進房門。頭頂擦過門框上那一小塊被磨掉漆的地方。
他先看床頭板。
一張黃色的便利貼。字寫得異常整齊，一筆一劃，像用尺比過，每一句都有一個句號。
「你昨晚沒有回來睡。窗是開著的。窗台有煙灰。」
底下一行，字小了一半：
「如果那不是你，那是誰？」
他站在那裡，站在那個只有四分之一空間的地方，把字條看了一遍。
然後他轉頭看窗。
窗關著。是她關的。她今天早上一定關了。
他走過去，蹲下，瞇起一隻眼睛，看窗框和牆壁之間的那條縫。縫裡還有一點點灰色的粉末，她沒有抹乾淨，或者她是故意留著給他看的。
他用小指的指甲挑起一點，放在鼻子前面。
煙灰。便宜的那一種，捲煙紙燒出來帶一點甜。
他在摺凳上坐下來。摺凳太矮，膝蓋頂到胸口。他把雙手張開，按在自己的大腿上，按得很用力，指節都白了。
他坐了很久。
---
他寫了三張便利貼，才寫完。
那是他寫過最長的一次。
「昨晚十一點，公司打電話來，秀茂坪有一個斜坡出現裂縫，要連夜去裝監測儀器。我在那裡待到早上六點。」
「六點二十回來，拿全站儀的後備電池。我身上都是泥，沒有坐床，只在門口站著寫了那張字條。我關了窗。我關窗的時候一定把把手扭到盡，扭到它咔一聲。這是習慣，工地的儀器箱也是這樣扣。」
「六點五十我出門。那時候窗是關著的。」
「我不抽煙。」
他寫到這裡，停了一下，用刀把測量鉛筆削尖了一點。
「所以，六點五十到七點四十之間，有人進過這個房間。」
他看著這一行，覺得它太硬了。像一份工地事故報告。
他又撕下第四張。
「對不起。那天早上我應該留下來，等你回來再走。」
他寫完，才發現自己寫錯了。如果他留下來等她回來，他們就會見面。規矩就是規矩。見了面，就麻煩了。
他沒有撕掉這一張。
他把四張綠色的便利貼，一張一張貼在床頭板上，貼成一直行，對齊，每一張的邊都跟上一張的邊平行，像地圖上的一排標註。
然後他下樓，敲了二樓的門。
---
包太是晚上十一點回來的。
她上樓的時候，咳嗽聲比平時更響，一路咳到二樓，拖鞋在樓梯上啪嗒啪嗒地響。她穿一件印滿大紅牡丹的唐裝短袖衫，黑色寬腳褲，腰上那一大串鑰匙叮叮噹噹，紅色的髮網罩著一頭小卷，有幾個卷已經散了。
盧允一直坐在三樓的樓梯上等。看見她，站起來，低頭，頭頂差一點撞到樓梯頂的橫樑。
「包太。」
「嚇死人！」包太拍著胸口，「這麼高一個人坐在黑暗裡，我還以為撞鬼！」
「有人進過我的房。」
包太的嘴張開了，塗得出了界的橙紅色口紅在樓梯燈下發亮。她的眼睛往他身後的房門看了一眼，又往樓下看了一眼。
「誰進過？」
「不知道。」他說，「今天早上六點五十到七點四十之間。窗被打開了，有人在窗台抽煙。」
「不可能！」包太的聲音一下子尖起來，帶著潮州口音，拖得很長，「我住在樓下，誰上樓我一聽腳步聲就知道！六點五十我已經起身了，我在煮粥，一個人都沒有上來！」
「你的鑰匙呢？」
「在這裡！」她拍了拍腰上那串鑰匙，拍得叮噹響，「二十四小時掛在我身上，洗澡都掛著！」
「有沒有後備？」
包太沒有馬上回答。
她的左手伸過去，握住了右手手腕上那隻翠綠的玉鐲，搓了一下。又搓了一下。玉鐲在她手腕上轉了半圈，底下露出一小片比周圍白的皮膚。
「沒有。」她說，「沒有後備。」
盧允看著她的手。
他看著那隻玉鐲，一圈一圈地轉，轉得越來越快。
「包太，」他說，「如果是你兒子——」
「家榮很久沒有回來了！」包太的聲音猛地拔高，高得整條樓梯都在響，「你不要亂講！我兒子在深圳做生意，一年回來一次！」
她甩了一下腰上的鑰匙串，叮叮噹噹，然後轉身，一級一級扶著扶手下樓，腳步外八，走得很快。走到二樓，門砰的一聲關上了。
盧允站在樓梯上。
他沒有提過她有兒子。他剛才說「如果是你兒子」，只是隨口一問，因為工地上的老人家都有兒子。
她自己說出了名字。
家榮。
---
第二天早上七點四十分，子蕎推開房門，先聞空氣。
柚子。茶樹。沒有煙。
她才敢呼吸。
床頭板上貼著一直行綠色的便利貼，四張，對得很齊。她一張一張地讀，讀到第四張，「對不起。那天早上我應該留下來，等你回來再走。」她讀了兩遍。
她知道他寫錯了。他不能留下來。留下來就會見面。
她也知道，他是知道自己寫錯了，才沒有撕掉的。
床頭板的最下面，還貼著一張，第五張。
「我想了一個辦法。」
「我在窗框上貼了一小段透明膠紙，橫跨窗框和窗扇。窗一打開，膠紙就會斷。我在門鎖旁邊也貼了一段。」
「你在曲奇鐵盒放的那個位置，我用鉛筆在櫃面上畫了一條線，對齊鐵盒的邊。鐵盒被移動過，就會對不齊。」
「以後你出門前，也這樣做。你回來，我回來，第一件事都先看膠紙和線。」
「這是測量的方法。我們叫它控制點。」
子蕎把那張字條看完，抬頭，看向窗框。
窗框的右下角，真的有一小段膠紙，比指甲還短，透明得幾乎看不見，橫貼在鋁框和窗扇之間。她蹲下來，湊近去看，看見膠紙上用鉛筆畫了一條很細很細的線，線從鋁框一直畫過去，畫到窗扇上。
如果窗被推開過，那條線就會錯位。
她看了很久。
然後她看櫃面。塑膠櫃的第二格，那個曲奇鐵盒旁邊，有一條鉛筆畫的直線，細得像一根頭髮，跟鐵盒的邊對得分毫不差。
她蹲在那裡，眼睛先彎了。
嘴巴慢了一拍，才跟著彎。
一個一百八十五公分的人，蹲在這個只有四分之一空間的房間裡，瞇著一隻眼睛，對著一個曲奇鐵盒畫一條直線。
她想像不出他的樣子。她只想像得出那隻瞇起來的眼睛。
---
土瓜灣的自助洗衣店在街市旁邊，二十四小時開著，玻璃門上貼滿了補習班和搬屋的廣告。一推門，一股熱風撲過來，是烘乾機的熱氣，帶著洗衣粉的香味和一點點布料烘焦的氣味。一排滾筒在轉，轟轟地響，透過圓形的玻璃窗看得見裡面的衣服在翻滾，紅的，白的，藍的，像一缸一缸的熱帶魚。
子蕎坐在塑膠長凳上，腳邊放著兩個洗衣袋。藍色是她的，灰色是他的。
這是她每個星期六下午的工作。他出錢，她出時間。一年來都是這樣。
她把灰色洗衣袋裡的衣服倒出來，一件一件檢查口袋。這是她的習慣。急症室的病人常常把東西忘在衣服裡，打火機，鑰匙，藥，有一次一個老伯伯的褲袋裡掉出一隻假牙。
他的工作褲很重，卡其色的布料又厚又硬，膝蓋上兩塊泥已經乾成了灰白色。
她把手伸進右邊的褲袋。
摸到了一團紙。
她把它拿出來。一團綠色的紙，揉得很緊，被身體的溫度壓了一整天，壓得扁扁的。
她把它展開。
是便利貼。他的綠色便利貼。方方正正的字，每一筆轉角都是直角。
「我白天不在這裡睡。我在山上。」
她認得這一句。這是他那天早上貼在床頭板上的第一句。
可是這一張的後面，還有一句。那一天貼在床頭板上的那張沒有。
「可是晚上，我睡在你的床上，會做夢。」
洗衣店裡很吵。烘乾機在轉，滾筒在轉，有一個阿婆在旁邊用手機大聲講電話。
子蕎聽不見。
她坐在那張塑膠長凳上，拿著那張揉皺了的綠色便利貼，一動不動。
他寫了這一句。他寫完之後，揉掉了。他重新寫了一張，貼上去的那張說：「晚上做的夢，都是關於測量的。」
她想像他坐在那張太矮的摺凳上，膝蓋頂到胸口，寫完這一句，看了很久，然後把它揉成一團，塞進褲袋。
她想像他忘記了。
她把那張便利貼撫平，撫了很久，用手掌一下一下地壓，把每一道皺摺壓平。然後她把它對摺，夾進她的員工證背面，夾在那張寫著她名字和照片的膠卡後面。
她沒有告訴他。
她把他的工作褲放進滾筒，放了兩個硬幣，按下開關。
滾筒開始轉。她坐在長凳上，看著那條卡其色的褲子在圓形的玻璃窗後面翻滾，翻上去，落下來，翻上去，落下來。
她的臉很燙。烘乾機的熱風吹過來，她分不清是哪一種熱。
---
那個星期，急症室的區醫生第三次約她吃早餐。
早上七點零五分，交更之後，區醫生站在登記處的玻璃窗外面，手裡拿著兩個牛角包，一個遞給她。他三十二歲，戴一副無框眼鏡，白袍的口袋裡永遠插著三支筆，說話很溫和，病人都喜歡他。
「子蕎，今天總可以了吧？」他笑著說，「樓下新開了一間茶餐廳，說奶茶很滑。」
子蕎先看他的手。
乾淨的，指甲剪得很短，右手的食指上沾了一點點碘酒的黃。
她接過那個牛角包。
「謝謝，」她說，聲音很輕，略沙，「可是我要趕小巴。」
「小巴每十分鐘一班。」
「我要趕七點十分那一班。」
「為什麼一定要七點十分？」
子蕎沒有回答。
她不能說，因為七點十分那一班到土瓜灣是七點三十五分，走上三樓是七點四十分。七點四十分，床單上還有他的溫度。七點五十分，就只剩一半。
「區醫生，」她說，「對不起。以後也不用等我了。」
區醫生的笑容停了一下。然後他點點頭，把另一個牛角包放回紙袋裡，推了推眼鏡。
「好。」他說，「那你路上小心。」
子蕎穿上那件綠色的舊棉外套，拉上拉鍊，拉鍊頭那個迴紋針碰在金屬齒上，叮的一聲。
她走出醫院的時候，天剛亮。她手裡拿著那個牛角包，一口都沒有吃。
---
那個晚上，盧允在工地的貨櫃辦公室裡接到曉晴的電話。
貨櫃裡很熱，一台舊風扇左右擺著頭，吹出來的風帶著柴油和泥土的氣味。窗外是將軍澳一片還沒平整的地盤，幾盞射燈照著一堆一堆的碎石，飛蟲繞著燈打轉。
「阿允。」
他認得這把聲音。一年多沒有聽過了。
「曉晴。」
「我在大埔買了一個單位，」她說，「兩房。下個月收樓。」
他沒有說話。
「我那時候說你悶，說你只會看儀器，不會看人，」她停了一下，「我想了一年，其實不是這樣。是我太急。」
他把帽簷往下壓了一點。
「兩房，」曉晴說，「有一間可以做你的書房，放你那些圖紙。你不用再住那種……那種一張床兩個人租的地方。」
風扇轉過來，吹在他的後頸上，吹在那道曬黑的邊線上。
「阿允，我們重新開始，好不好？」
他沒有馬上回答。
他從口袋裡拿出測量鉛筆和小刀，一刀一刀地削。木屑落在工作桌上，落在一張攤開的地形圖上，落在一條等高線上。
「不好。」他說。
電話那頭很靜。
「為什麼？」
他看著那支鉛筆。他削得太尖了，筆芯細得像一根針，一碰就會斷。
「因為，」他說，「我現在住的地方，很好。」
---
第二天早上，子蕎在床頭板上找不到字條。
她先看窗框。膠紙沒有斷，那條鉛筆線對得好好的。門鎖旁邊的膠紙也沒有斷。櫃面上的鉛筆線，跟曲奇鐵盒的邊對齊。
她鬆了一口氣，才去看床頭板。
床頭板上什麼都沒有。
她站在那裡，愣了一下。一年來，床頭板上從來沒有空過。
然後她看見了。枕頭的邊上，枕頭套的開口那裡，露出一點點綠色。
她把枕頭拿起來，把手伸進枕頭套裡。
一張綠色的便利貼，貼在枕頭套的內側。
「昨天有一個人問我，可不可以重新開始。我說不可以。」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告訴你。」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藏在這裡。可能是想讓你多找一會。」
子蕎拿著那張字條，坐在床邊。
她把臉湊近枕頭，聞了一下。茶樹。
她拿出一張黃色的便利貼，在掌心上畫了一下試墨，寫：
「我昨天也拒絕了一個人。他請我吃早餐，我說我要趕七點十分的小巴。」
她停了一下。
「我沒有告訴他為什麼一定要七點十分。」
她寫完，拿著那張字條，在房間裡站了很久。
然後她走到門後，踮起腳，把字條放進他掛在掛鉤上那頂洗白了的藍色鴨舌帽裡，貼在帽簷的內側，貼在他額頭碰到的那一圈布上。
---
那天晚上，他回到房間，找了十八分鐘。
他先看床頭板，空的。他以為她今天忘了寫，站在門口，心裡往下沉了一截，沉得比他想像中深。
然後他看枕頭，看被子，看床底。床底只有兩雙拖鞋，一雙灰色的很小，一雙黑色的很大，並排放著，鞋頭朝同一個方向。
他蹲在床邊，瞇起一隻眼睛，把整個房間像一塊地盤一樣分成四格，一格一格地看。窗台，櫃面，掛鉤，門後。每一格都沒有。
第十八分鐘，他放棄了。他摘下反光背心，伸手去拿掛鉤上那頂舊帽子，想戴著去公共浴室，遮一遮一頭的泥。
帽子戴上去，額頭碰到了一張紙。
他站在門後，一動不動，帽簷底下貼著一張黃色的便利貼，涼涼的，貼在他額頭那條膚色分界線上。
他沒有馬上把它拿下來。他就那樣戴著，站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她在床頭板上看到他的字條：
「十八分鐘。在帽子裡。我戴上帽子才發現，額頭碰到一張紙。」
「你為什麼一定要七點十分？」
她沒有回答那個問題。
她把下一張字條藏在摺好的被子裡，第三摺和第四摺之間。
他找了二十五分鐘。
她把再下一張藏在他那件寬大的白T恤的胸前口袋裡。
他找了三十一分鐘。他寫：「你知不知道，我找的時候，把整張床都拆了，再鋪回去。鋪得不夠你整齊，對不起。」
她看著那一句，笑了。眼睛先彎，嘴巴慢一拍。
她在那張字條的背面寫：「我知道。床單的角沒有塞好。我喜歡。」
寫完了，她把這一張藏在哪裡，想了很久。
最後她把它藏在自己的枕頭底下。她的那一面。柚子那一面。
他要找到它，就要把臉湊近她的那一面。
---
他找到了。
他在字條上寫：「四十分鐘。我一直以為你會藏在更難的地方。原來最難找的，是最近的地方。」
「你的那一面，是柚子。」
「我每天晚上把枕頭翻過來之前，都會聞一下。一年了。我一直不敢跟你說。」
子蕎讀到這一句的時候，是早上七點四十二分。
窗外的紅磚牆被晨光照成淡紅色，磚縫裡的青苔帶著露水。樓下的街市正在開檔，有人把一整箱冰倒在魚檔的鐵板上，嘩啦一聲，整幢樓都在震。
她拿著那張字條，全身僵住了。
她屏住呼吸。一、二、三、四。
然後她慢慢吐出一口氣。
她拿起枕頭，翻過來，把臉埋進茶樹那一面。
她埋了很久。
---
那個星期，他們的字條越寫越長。
她寫她媽媽。寫那件綠色的舊棉外套，是媽媽過世前一年在旺角的地攤買的，一百二十元，媽媽說醫院冷，你上夜班要穿厚一點。媽媽走的那一晚，她在急症室當班，救護車送進來一個中風的老太太，她登記的時候，看見名字，手停了。
她寫完那一張，手心全是汗，右下角的墨水化開了一大片。
他沒有寫「對不起」，也沒有寫「節哀」。
他寫：「那件外套的拉鍊頭，是你自己用迴紋針換的吧？迴紋針的角度很好，不會刮到手。」
她不知道他怎麼知道拉鍊頭是迴紋針。他從來沒有見過那件外套。那件外套她每天穿著出門，穿著回來，從來沒有留在房間裡過。
她想問。
她想了很久，最後寫的是：「你怎麼知道？」
他的回覆是第二天早上：「你第三個月的字條說過。你說拉鍊頭掉了，找不到，用迴紋針代替。你還畫了一個圖。」
她打開曲奇鐵盒，翻了很久，翻到第三個月那一疊。真的有一張。黃色的，她的字，下面畫著一個很醜的迴紋針。
她自己都忘了。
他記得。
---
第十九天的早上，七點四十分。
子蕎推開房門。
先聞空氣。柚子。茶樹。沒有煙。
她看窗框。膠紙沒有斷，鉛筆線對得好好的。她看門鎖旁邊。膠紙沒有斷。
她鬆了一口氣，把綠色外套脫下來，掛在門後。
然後她看櫃面。
塑膠櫃第二格。曲奇鐵盒。鉛筆線。
她站住了。
鐵盒的邊，跟那條鉛筆線，沒有對齊。
差了大概兩公分。鐵盒往裡面退了一點，退到那條線的後面，露出了一截細細的、孤零零的鉛筆線。
她全身僵住了。
屏住呼吸。一、二、三、四、五、六。
她數到第六，才想起要呼吸。
窗沒有開過。門沒有開過。膠紙都好好的。可是鐵盒被移動過。
她走過去，蹲下，不敢碰。她看了很久，才伸出手，打開鐵盒的蓋。
鐵盒裡的字條還在。黃的，粉的，綠的，一疊一疊，用橡皮筋按月份紮好，排得整整齊齊。
太整齊了。
她記得她上一次放進去的時候，第十一個月那一疊的橡皮筋鬆了，她沒有重新紮，就那樣塞進去了。
現在，那一疊的橡皮筋紮得緊緊的，繞了兩圈。
她從來只繞一圈。
她把鐵盒抱出來，放在床上，一疊一疊地拿出來數。她的手在抖，數錯了兩次，從頭再數。
三百四十一張。
她數了第三次。
三百四十張。
少了一張。
她一張一張地翻，從第一個月開始翻。她翻得很慢，每一張都認得，每一張都記得是哪一天。
翻到第一個月的第一張，她停住了。
第一張不見了。
那一張黃色的便利貼，原子筆，字很小，右下角的墨水有一點化開。
一年前，她搬進來的第一個晚上，貼在床頭板上的第一句話。
「請關窗。」
窗外的紅磚牆，被太陽照成了橙色。樓下有人拉開鐵閘，嘩啦一聲，整幢樓都在震。
子蕎坐在床上，抱著那個空了一格的曲奇鐵盒。
她慢慢轉過頭，看向那扇窗。
膠紙還在。鉛筆線還在。窗關得好好的，把手扭到了盡。
可是房間裡，有一股很淡、很淡的味道。
不是柚子，也不是茶樹。
是捲煙紙燒過之後，那一點點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