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話　河邊鐵棚下的蘋果

早上七點十分，廚房裡的吊燈亮著暖黃的光，平底鍋裡的洋蔥煎得滋滋響，甜味和焦味一起往上冒，撞在抽油煙機的鐵網上。窗外的後巷還是灰藍色的，對面人家的貓蹲在垃圾桶蓋上，尾巴垂下來，一動不動。

韋敏站在女兒身後，手指穿過那一把黑色的長髮。

「別動。」她說。

「我沒動。」謝小雅說。她跪坐在餐椅上，兩隻膝蓋壓著椅墊，上半身左搖右晃，像一株被風吹的蘆葦。她右膝上貼著一塊卡通膠布，上面印著一隻咧嘴笑的黃色小狗，膠布的邊已經翹起來了。

韋敏把她的頭髮從中間分開，分成左右兩把，先編左邊。法式辮要從頭頂開始，一小股一小股地往裡加頭髮，加一股，壓一股，編得緊了孩子會喊痛，編得鬆了上午第二節課就散了。她的手指很快，快得小雅說過好幾次，媽媽編辮子像在變魔術。

小雅的頭髮上有蘋果洗髮水的香氣，甜甜的，有點酸。韋敏低下頭，鼻尖幾乎碰到女兒的頭頂，深深吸了一口。

十一年了，她還是會這樣做。

「媽媽，你在聞我。」

「嗯。」

「為什麼？」

「因為你好聞。」

小雅咯咯笑起來，笑得整個人往前一撲，剛編好的半截辮子從韋敏手裡溜出去一截。韋敏嘆了一口氣，把那截頭髮撈回來，重新開始。她的眼角先出現了笑紋，然後才是嘴角。學生們都說韋老師笑起來的時候很好說話，他們不知道，那幾道細紋是她這十四年裡最用心練出來的東西。

丈夫謝承安坐在餐桌另一頭看報紙。他是市水務局的工程師，四十三歲，頭髮已經稀了，戴一副厚厚的黑框眼鏡，看報紙的時候習慣用手指推眼鏡，推一下，讀一段，再推一下。

「週末去我媽那裡。」他頭也不抬，「她說湖邊的柿子熟了，讓我們去摘。」

「這週末小雅有鋼琴課。」韋敏說。

「請一次假。」

「上週已經請過一次了。」

「那就下午去，晚上住一晚，星期天回來。」

「星期天我要改期中考卷，一百二十份。」

謝承安放下報紙，從鏡片後面看著她。「韋敏，你每次都有理由。」

「我每次都有卷子。」韋敏說，語氣溫和，極有耐心，好像在跟一個第三次問同一道題的學生說話。

小雅在兩個大人之間轉來轉去，辮子又散了一截。

「我想去奶奶家！」她說，「奶奶家有狗！」

「你看，」謝承安攤開手，「兩票對一票。」

韋敏沒有說話。她把女兒左邊的辮子編到底，從手腕上取下一個黃色髮圈，繞三圈，扎緊。然後開始編右邊。

她不喜歡離開這座城市。十四年來，她只離開過三次，每一次都是謝承安堅持的。她沒有辦法跟他解釋為什麼——她不能告訴他，每離開一次，她就要多記一條逃跑的路線、多算一次最近的邊境口岸在哪裡、多想一遍如果有人在湖邊等她，她該往哪裡跑。

她只能說，她有卷子要改。

「好吧。」她說，「星期六下午去，星期天中午回來。」

謝承安笑了，重新拿起報紙。小雅歡呼一聲，在椅子上彈了一下，右邊的辮子從韋敏手裡整個溜走。

韋敏把最後一個黃色髮圈繞上去的時候，平底鍋裡的洋蔥已經有點焦了。她走過去關火，把洋蔥鏟進碗裡，打三個蛋進鍋。

她站在灶台前，背對著餐桌。這是廚房裡她唯一願意背對人的位置——灶台左邊就是牆，右邊是窗，窗外是後巷。站在這裡，她不用回頭，就能從窗玻璃的反光裡看見整個餐桌、廚房門口、通往客廳的走廊。

這也是十四年前學的。

她抬手摸了摸腦後的髮髻。深棕色的中長髮被她隨手挽成一個低髻，插在上面固定的，是一支削得很尖的鉛筆。

紅磚中學在城東，走路二十分鐘。

韋敏肩上掛著一個帆布袋，袋子裡塞滿了學生的作業簿，重得她的右肩往下沉。她穿一件燕麥色的開胸毛衣、一條深藍色長裙、一雙平底皮鞋，走在人行道上，看上去和這座城市裡成千上萬個中年女教師沒有什麼不同。

只是她走路沒有聲音。

她試過很多次，想讓自己的鞋跟發出一點響聲，像別的女人那樣，嗒嗒嗒，輕快的，隨意的。可是她的腳落地的時候，總是先落前掌，再落後跟，重心一移，腳步就消失了。她改不掉。十四年了，她改掉了口音，改掉了吃飯的習慣，改掉了睡覺的姿勢，就是改不掉這個。

第三節是初三的歷史課。

教室裡瀰漫著粉筆灰的味道，混著舊課本那種潮濕的紙味，窗外的梧桐葉子黃了一半，陽光從葉縫裡漏進來，落在第三排一個男生的後腦勺上。韋敏站在講台上，右手中指沾著一抹粉筆灰的白，在黑板上寫下一行字：

黎蘭共和國第二次邊境戰爭（十六年前）。

「翻到課本第一百三十二頁。」她說。

一陣翻書的沙沙聲。

「這場戰爭打了多久？」

「十一個月！」前排幾個學生齊聲說。

「誰贏了？」

「我們！」

韋敏微笑，眼角的紋先出現。「課本上是這麼寫的。」

後排一個戴眼鏡的女生舉起手。「韋老師，課本上是這麼寫的，那真正是怎樣的？」

教室裡安靜下來。

韋敏看著那個女生。她叫林朵，成績很好，總是問一些課本上沒有答案的問題。韋敏很喜歡她，喜歡到有時候會擔心她。

「歷史是一種敘事，」韋敏說，語氣溫和，講課的節奏，「同一件事，站在河的這一邊看，和站在河的那一邊看，會是兩個樣子。課本是我們這一邊寫的。那一邊也有他們的課本。」

「那哪一邊是對的？」

韋敏停頓了一下。

「兩邊都有人死了。」她說，「這一點，兩邊的課本都是對的。」

她轉身繼續在黑板上寫字，寫到「停火協議」的「議」字，最後一筆的尾巴甩出去一點點——那是她小時候在另一個國家的學校裡學的寫法。她馬上用板擦把那一點擦掉，重新寫了一筆。

沒有人注意到。

下午放學後，她去河邊的市場買菜。

市場設在一座舊鐵棚底下，鐵棚是幾十年前的貨運站改的，屋頂的鐵皮鏽出了一個個小洞，陽光從那些洞裡漏下來，在地上灑成一片斑斑駁駁的光點，隨著風吹鐵皮的晃動一明一暗。攤位一排挨著一排，賣魚的、賣肉的、賣菜的、賣舊衣服的，叫賣聲、討價聲、魚販子刮魚鱗的沙沙聲混在一起。空氣裡有生魚的腥味、爛菜葉的酸味、烤栗子的焦甜味。

韋敏提著帆布袋，在人群裡慢慢走。她買了兩條鯽魚、一把菠菜、半斤豆腐。她走路的時候不看攤位，看人。看每一個迎面走來的人，看他們的手放在哪裡，看他們身後有沒有人，看鐵棚的出口有幾個——東邊一個，西邊一個，北邊靠河有一個小門，平時鎖著。

這也是十四年前學的。十四年來，這些東西已經不需要她去想，它們就像呼吸一樣，自己在她身體裡運轉。

她走到鐵棚最西邊，那裡有一個賣蘋果的攤子。

不是攤子，是一架木頭手推車。推車上堆著紅紅綠綠的蘋果，一個一個擦得發亮。推車後面站著一個老頭，五十多歲，背微微駝著，一件洗舊的橄欖綠工作外套，裡面是灰色毛衣，腳上一雙泥色膠靴。頭上戴一頂褪了色的格子鴨舌帽，帽簷底下露出幾縷灰白稀疏的頭髮。

韋敏以前沒見過他。這個市場她每週來三次，每個攤主她都認得。

她停下來。不是因為想買蘋果，而是因為她看見了他的手。

他的右手插在外套口袋裡。左手拿起一個蘋果，用拇指在蘋果皮上擦了一下，又擦了一下，擦得那個蘋果紅得發亮。然後他把蘋果遞過來，用左手。

「太太，嚐一個。」他說。

聲音沙啞低沉，帶著一種她十四年沒有聽過的口音。

韋敏伸手去接蘋果。她的指尖碰到蘋果皮的時候，老頭開口了。

「今年河東的蘋果，」他說，「比去年早熟了七天。」

韋敏的手停住了。

停在半空。指尖還搭在那個蘋果上。蘋果的表皮是涼的，光滑的，有一點點拇指擦過留下的溫度。

鐵棚上面的鐵皮被風吹得嘩的一響，一片光點從她臉上掠過去。

今年河東的蘋果，比去年早熟了七天。

十四年前，在另一個國家的一間地下室裡，一個她只知道代號的教官，讓她把這句話唸了三百遍。唸到她做夢都在唸。教官說，這句話你可能一輩子都聽不到。如果有一天你聽到了，你要回答：「七天不算早，霜打過的才甜。」然後，你就不再是你了。

她沒有回答。

她的手還停在半空，可是她的腦子已經開始動了。

它動得很快，快得讓她自己都害怕。

第一步：他的右手在口袋裡。口袋是鼓的，不是槍，槍的輪廓不是這樣，是別的什麼東西，或者什麼都沒有，只是一個習慣。他腰間掛著一把削蘋果的彎刀，刀柄朝左，他是右手插口袋、左手遞蘋果的人，那把刀是給左手拿的。

第二步：他比她矮四公分，背駝，重心在前面，下盤不穩。膠靴底是平的，市場的水泥地上有魚販子潑出來的水，濕滑。

第三步：推車在他和她之間，推車的木把手朝向她這一邊。如果她用右手按住推車把手，往前一推，推車會撞在他的大腿上，他的重心本來就在前面，會往前倒。倒下來的時候，他的頭會碰到推車的邊緣，或者她的膝蓋。

然後，她左手可以去拿那把彎刀。

三步。

不到兩秒。

她算完了。算完了以後，她發現自己的心跳一點也沒有加快。一點也沒有。她站在這裡，手裡捏著一個蘋果，身後是賣魚的吆喝聲，左邊是一個推著嬰兒車的年輕母親，右邊是一個蹲在地上挑土豆的老太太，而她剛剛在腦子裡，完整地、冷靜地、精確地，把一個人殺了一遍。

這不是她。

她是韋敏，紅磚中學的歷史老師。她早上給女兒編辮子，下午給學生講課，晚上給丈夫煮魚湯。她的學生說她笑起來很溫柔。

這不是她。

可是那三步，是從她身體裡自己長出來的。

老頭看著她。他的眼睛是渾濁的淺褐色，眉毛灰白濃密，他看人的時候先看她的手——看她那隻停在半空的手，看她另一隻提著帆布袋的手——好像在判斷她會不會出手。

然後他笑了。咧開嘴，露出下排缺了一顆牙的縫。眼睛卻一點都沒有笑。

韋敏把蘋果收回來，拿在手裡。

「這蘋果，」她說，聲音溫和清晰，講課的節奏，「多少錢一斤？」

老頭的笑容沒有變。他看了她一會兒，慢慢把右手從口袋裡抽出來。那隻手的手背上有一大片舊燒傷，皮膚皺縮成一片暗紅色的疤。他拿起一個紙袋，一個一個往裡面裝蘋果。

「兩塊。」他說。

他裝了五個。她付了錢。他把紙袋遞過來，還是用左手。

韋敏接過紙袋，轉身走了。

她沒有回頭。她走得不快也不慢，和一個剛買完菜的中年女教師一模一樣。她從鐵棚東邊的出口走出去，穿過一條馬路，在一間麵包店的櫥窗前停下來，假裝看裡面的蛋糕。

櫥窗的玻璃上映出身後的街道。沒有人跟著她。

她繼續走。走到第二個路口，她沒有直走，而是左轉，繞進一條小巷，穿過小巷，從另一頭出來，再右轉。又走了兩條街，在一間藥房門口停下，推門進去，買了一盒膠布，出來的時候看了一眼藥房門口的凸面鏡。

沒有人跟著她。

她這才走上回家的路。

路上經過一座石橋，橋下的河水在暮色裡泛著鐵灰色的光。她在橋中間停了一下，手扶著冰涼的石欄杆，低頭看水。

她想起那間地下室。牆是水泥的，沒有窗，天花板上吊著一顆光禿禿的燈泡，燈泡下面擺著一張鐵桌子。她十九歲，和另外五個年輕人坐在鐵桌子邊上，每天從早到晚學同一件事：怎樣變成另一個人。學黎蘭的口音，學黎蘭人怎樣用刀叉，怎樣排隊，怎樣罵人，怎樣在教堂裡劃十字。學完了這些，才學別的——怎樣在人群裡看出誰在跟蹤你，怎樣用一支鉛筆、一把鑰匙、一本書脊讓一個比你高大的男人倒下。

教官是個瘦小的女人，說話從來不提高聲音。有一次韋敏在格鬥課上被摔在地上，左手撐地的時候，虎口被鐵桌角劃開一道口子，血流了一地。教官蹲下來，用一塊布按住她的手，說：「記住這道疤。以後有人問，你就說是切菜。」

後來真的有人問了。是謝承安，第一次牽她手的時候。她說是切菜。他說那你以後切菜小心一點，然後把她的手握得更緊。

六個人裡，她不知道其他五個去了哪裡。她只知道自己被送到了這裡。

河上吹來一陣風，冷得她縮了一下脖子。她鬆開欄杆，繼續往前走，左手的拇指一直按著虎口那道細長的舊疤。

到家的時候天已經暗了。

她推開門，廚房的吊燈亮著，謝承安在客廳陪小雅做功課，電視開著，聲音很小。小雅聽見門響，從沙發上跳下來，光著腳跑過來，辮子在背後甩來甩去。

「媽媽！你買了蘋果！」

小雅伸手就要搶那個紙袋。韋敏把紙袋舉高了一點，舉得不高，剛好讓女兒夠不著。

「先洗手。」她說。

「我洗過了！」

「再洗一次。」

小雅雙手叉腰，鼓起腮幫，瞪著她。韋敏笑了，眼角的紋先出現。小雅也繃不住了，咯咯笑起來，缺了一顆側門牙的地方露出一個黑黑的小洞，她轉身跑向廁所洗手去了。

韋敏走進廚房，把紙袋放在灶台上，把五個蘋果一個一個拿出來。

她檢查了每一個。拿起來，對著燈光轉一圈，看果皮上有沒有刻痕、針孔、什麼記號。沒有。又用手指摸了一遍果蒂，看有沒有被挖開過再塞回去。也沒有。她把紙袋翻過來，抖了抖，把紙袋撕開攤平，看裡面有沒有寫字。

什麼都沒有。

只是五個蘋果。

她把蘋果放進水槽，打開水龍頭，一個一個洗乾淨，放進一個白瓷碗裡，擺在餐桌中間。

那天晚上她煮了鯽魚豆腐湯，炒了菠菜。小雅說魚湯好喝，喝了兩碗。謝承安說起局裡的事，說明年水庫要擴建，他可能要升科長。韋敏聽著，笑著，給丈夫夾菜，給女兒擦嘴。

吃完飯，小雅從碗裡拿了一個蘋果，捧在手裡，咔嚓咬了一大口。

「好甜！」她說，汁水順著下巴往下流，「媽媽，這個蘋果好甜！」

韋敏看著她。女兒左手手背上用原子筆畫了一顆星星，畫歪了，五個角有兩個不一樣長。女兒的嘴巴大，咬一口蘋果就佔了半個，臉頰鼓鼓的。

「嗯。」韋敏說，「甜。」

十點半，她替小雅蓋好被子。女兒睡覺不老實，被子總是踢到腳邊，兩條辮子已經拆了，頭髮散在枕頭上，那一股蘋果香又飄過來。韋敏彎下腰，把被角掖進床墊底下，掖得很緊，緊得孩子翻身也踢不開。

謝承安已經躺下了，戴著眼鏡看一本水利工程的雜誌，看到一半就開始打瞌睡，雜誌滑到胸口。韋敏替他把眼鏡摘下來，折好，放在床頭櫃上。

「敏，」他迷迷糊糊地說，「湖邊的柿子，你也會喜歡的。」

「嗯。」

「你太累了。每天都改卷子。」

「嗯。」

他翻了個身，很快就睡著了，呼吸又長又沉。韋敏在床邊坐了一會兒，看著他頭頂那一小片稀疏的頭髮，看著他搭在被子外面的那隻手——那隻手十二年來從來沒有握過比扳手更危險的東西。

她站起來，下樓。

夜裡十一點，謝承安和小雅都睡了。

韋敏一個人站在廚房裡，沒有開燈。

廚房的窗戶正對著後巷。後巷裡只有一盞路燈，冷白色的，燈罩上積了灰，光照下來，把巷子裡的一切都照成一種慘淡的顏色：垃圾桶、晾衣架、對面人家後門的台階、牆角一堆廢紙箱。早上蹲在垃圾桶蓋上的那隻貓不見了。

她站在窗邊，背靠著牆，只露出半張臉。

十四年前，他們把她送過邊境的時候，給了她一個新名字、一份假履歷、一張師範學院的畢業證書，還有一句話：等。

她等了。等了一年，沒有人來。等到第二年，她遇見了謝承安，他在一場朋友的婚禮上坐在她旁邊，把自己盤子裡的蛋糕分了一半給她，說他不愛吃甜的，其實他愛吃，他只是想跟她說話。等到第三年，小雅出生了，她抱著那個皺巴巴、哭得滿臉通紅的小東西，第一次想，也許不會有人來了。也許那邊已經把她忘了。也許那個國家已經換了政府，檔案已經燒了，教官已經死了，那句暗語已經沒有人記得了。

也許，她可以就這樣一直做韋敏。

十四年。

她抬手，從腦後的髮髻裡抽出那支鉛筆，拿在手指間轉。一圈，又一圈。鉛筆尖在黑暗裡微微發亮。

然後，她的手停住了。

後巷盡頭，路燈照不到的那片陰影裡，停著一架木頭手推車。

推車上堆著什麼東西，用一塊帆布蓋著，看不清。推車旁邊沒有人。

韋敏站在窗邊，一動不動。

手裡的鉛筆停在半空，筆尖對著窗玻璃，對著玻璃外面那架推車，對著推車後面那片黑。

她沒有算步數。這一次，她什麼都沒有算。她只是站在那裡，聽著樓上女兒房間裡傳來很輕很輕的鼾聲，聽了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