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話 每一扇門的位置
早上五點四十分,後巷裡的路燈還亮著。
冷白色的光從積了灰的燈罩裡漏下來,照在濕漉漉的石板路上。夜裡下過一點小雨,石縫裡積著水,水面上浮著一層路燈的光,白慘慘的。空氣裡有濕垃圾和爛葉子的味道,還有一點點——很淡,淡得幾乎聞不出來——蘋果的甜味。
韋敏提著一袋垃圾,從廚房的後門走出去。
她穿著拖鞋,燕麥色開胸毛衣披在睡衣外面,頭髮沒有挽,散在肩上,看起來和這條街上任何一個早起倒垃圾的主婦一樣。她走到垃圾桶前,掀開蓋子,把袋子放進去,蓋上。然後她直起腰,揉了揉後頸,好像睡落了枕,順勢轉過頭,看向巷子盡頭。
推車不見了。
路燈照不到的那片陰影裡,什麼都沒有。只有牆角一堆廢紙箱,和一隻翻倒的破花盆。
她沒有走過去。她站在垃圾桶旁邊,把後頸揉了很久,揉得脖子都紅了,眼睛一直看著那片陰影底下的地面。石板路是濕的,濕的地面上,有兩道很淺的車轍,從巷子盡頭拐出去,往東,拐向大街的方向。兩道車轍之間的距離,和那架木頭手推車的輪距一樣。
車轍裡的水已經被後來的雨填滿了。他是在雨停之前走的。
雨是凌晨三點停的。她知道,因為她三點還醒著。
她轉身走回後門,走到門口的時候,腳步停了一下。
後門的台階上,放著一個蘋果。
紅的,擦得很亮,在路燈下亮得像一顆剛點著的小燈泡。就放在第二級台階的正中央,放得端端正正,蒂朝上。
韋敏站在台階底下,看著那個蘋果。
她的手停在半空,停在去推門的那個動作上。
過了很久,她彎下腰,把蘋果撿起來,放進毛衣口袋裡,推門進屋。然後她打了一桶水,拿著刷子回到後門,把台階刷了一遍。刷得很用力,刷到石頭的顏色都變淺了。
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刷。台階上什麼也沒有。
也許她只是需要做一件有開頭、有結尾的事。
那天她把房子重新走了一遍。
這不是第一次。十四年前她搬進這個社區,第一個星期就把這棟兩層連排屋的每一寸都量過了。前門、後門、廚房的窗、客廳的落地窗、二樓兩間臥室的窗、浴室那扇小氣窗、閣樓的天窗。每一個出口她都知道通向哪裡,知道從哪一個出口出去,多少秒可以拐進巷子,多少秒可以翻過鄰居的矮牆,多少秒可以跑到大街上攔一輛車。
後來小雅出生了,她又量了一遍。這一次是從小雅的房間量起。
後來小雅學會走路,學會開門,學會自己爬上閣樓去翻舊玩具,她又量了一遍。
十四年,她量了很多遍,每一遍都是在心裡量的,量完了就放下,像一個會計每年核一次帳,核完了就把帳本收起來。
今天她沒有把帳本收起來。
中午學校沒課,她提早回家。謝承安在水務局,小雅在學校。她站在前門的門廳裡,背貼著牆,閉上眼睛,開始數。
前門到後門,十四步。後門到後巷,三步。後巷往東,四十米到大街;往西,二十二米到死胡同,死胡同盡頭是隔壁那戶人家的後院矮牆,一米四,可以翻。
她睜開眼,往樓上走。樓梯十六級,第九級會響,第十三級會響。她踩在第九級和第十三級的邊緣上,沒有響。二樓走廊,左手邊是小雅的房間,右手邊是主臥,盡頭是浴室。
她走進小雅的房間。
房間裡有一股蘋果洗髮水的香味。床沒有鋪好,被子捲成一團擠在牆角,枕頭上留著幾根黑色的長頭髮。書桌上攤著一本數學作業簿,作業簿旁邊放著一盒彩色原子筆,一支黃色的筆沒有蓋上蓋子,筆尖已經乾了。牆上貼著一張獎狀:三年級朗誦比賽第二名。
韋敏走到窗邊。
小雅房間的窗戶對著前面的街。窗外是一棵梧桐樹,樹枝離窗台一米遠,一個大人伸手夠不著,一個孩子——一個十一歲、敏捷、坐不住、愛跳的孩子——如果有人在下面喊她,她可以踩著窗台,跳到那根樹枝上。
她在心裡記下:這扇窗要加鎖。
然後她又在心裡把這一條劃掉了。加鎖會讓謝承安問為什麼。
她在小雅的床邊坐下,把那團被子拉過來,一點一點地攤平,疊好。疊到一半,她的手停住了。
被子底下壓著一張紙,是從作業簿上撕下來的,上面用黃色原子筆畫了一幅畫。畫的是一棟房子,房子前面站著三個人:一個高的,戴著大眼鏡;一個中等的,頭上插著一根長長的東西;一個小的,兩條辮子翹到天上去。三個人手牽著手,頭頂上有一個太陽,太陽在笑。
畫的最下面寫著一行歪歪扭扭的字:我的家。
韋敏把畫看了很久。然後她把畫摺好,放回被子底下,原來的位置,原來的角度,把被子蓋上去,蓋得和她進來以前一模一樣——捲成一團,擠在牆角。
她下樓。第十三級。第九級。
一聲也沒有響。
謝承安那天晚上接了一通電話。
九點十分,小雅已經洗完澡,穿著睡衣跪坐在沙發上看電視。電話在門廳響了,謝承安從書房出來接。韋敏在廚房洗碗,水龍頭開著,嘩嘩地響。
「喂?」謝承安說,「……嗯,是我。」
他頓了一下。
「現在不方便。」他說,聲音壓低了,「明天,明天在局裡說。」
他掛了電話,回到書房,關上門。
韋敏把水龍頭關小了一點。碗還在她手裡,洗碗布搭在碗沿上,泡沫順著她的手腕往下流。
十二年來,謝承安接電話從來不壓低聲音。他是個嗓門大的人,打電話的時候習慣走來走去,一邊說一邊推眼鏡,說到高興的地方會笑出聲,吵得小雅在隔壁房間喊「爸爸小聲點」。水務局的事,他在電話裡說;他媽的事,他在電話裡說;連他跟同事吵架,他也在電話裡吵,吵完了掛上電話,跑來廚房跟她說,說得氣呼呼的,說完了又自己笑了。
他從來沒有說過「現在不方便」。
韋敏把那隻碗洗了三遍。
夜裡十二點,謝承安睡熟了。他的呼吸又長又沉,每隔一會兒會打一個小小的鼾,像一隻水壺在火上冒泡。
韋敏從床上坐起來。她起床的時候床墊沒有動,被子沒有動,連搭在他們兩人之間的那條毯子都沒有滑下去。她光著腳走下樓,走進書房,關上門,沒有開燈。
謝承安的公事包放在書桌旁邊的椅子上。
她在黑暗裡打開它。拉鍊拉得很慢,一齒一齒地拉,沒有聲音。
公事包裡有一疊水庫擴建工程的圖紙,一本記事本,兩支鋼筆,一個眼鏡盒,一包喉糖,半塊用手帕包著的餅乾。她把記事本拿出來,借著窗外路燈透進來的一點光翻。記事本上是工作的事:開會的時間、預算的數字、要打電話的人名。字跡潦草,她一頁一頁翻過去,翻到最近那幾頁。
昨天那一頁寫著:下午三點,河邊。
沒有寫河邊的哪裡,沒有寫見誰。只有這四個字。
昨天下午三點,她在學校上課。昨天下午四點半,她在河邊的舊鐵棚市場裡,接過一個蘋果。
她把記事本放回原處,把公事包的拉鍊一齒一齒地拉上,把椅子推回原來的角度。
她站在黑暗的書房裡,背貼著牆。
這不是她。她對自己說。她是韋敏,她的丈夫是水務局的工程師,河邊有水務局的抽水站,他一個月去河邊八次,十次,他在記事本上寫「河邊」,就像她在教案上寫「第三節」一樣平常。
可是她的腦子已經開始動了。
它在算:十二年前那場婚禮,他坐在她旁邊,把自己盤子裡的蛋糕分了一半給她。他說他不愛吃甜的。他其實愛吃甜的。這件事她後來才知道,知道的時候她覺得很甜。
如果一個人要接近另一個人,他會怎麼做?
他會坐在她旁邊。他會分給她一半蛋糕。他會說一個小小的、無害的、很容易被戳穿的謊,讓她在戳穿的時候,覺得這是愛。
韋敏的手停住了。
她發現自己在書房的黑暗裡,把自己的丈夫也算了一遍。
她上樓,躺回床上。謝承安翻了個身,手臂搭過來,搭在她的腰上,嘴裡含含糊糊地說了一句什麼。他的手很暖,手掌上有一塊繭,是常年握圖紙筒握出來的。
她沒有動。她睜著眼睛,一直到天亮。
舊的聯絡方式有兩個。
第一個是教堂。城北的聖安娜教堂,左邊第四根柱子底下有一塊鬆動的磚,磚後面是一個小洞,洞裡可以放一張紙條。十四年前教官說,如果有一天你聽到了那句話,又不確定是真是假,就去那塊磚後面放一張空白的紙條。如果是真的,三天之內,紙條上會多出一個記號。
星期四下午,韋敏去了城北。
聖安娜教堂不在了。原來的位置上是一座四層的停車場,灰色的水泥,每一層都停滿了車。停車場的入口有一個收費亭,亭子裡坐著一個打瞌睡的老人。她問他教堂呢,他說拆了,五年前就拆了,那塊地賣給了開發商。
「那些磚呢?」
老人看了她一眼,好像她問了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磚?」他說,「運走了。填了城外的窪地。」
第二個是報紙。《首都晚報》的分類廣告欄,每週五,如果有一則尋貓啟事,寫著「灰色,左耳缺一角,名叫小霧」,就代表那邊有人要見她;她要在下週五登一則回覆,寫「小霧已找到,謝謝」,就代表她收到了。
從城北回來的路上,她在電車站旁邊的報攤前站了很久,把架子上的每一份報紙都看了一遍,沒有看見《首都晚報》。
「晚報?」報攤老闆說,「停刊了,三年前就停了。現在都看電視。」
韋敏買了一份早報,夾在腋下,上了電車。
教堂拆了,報紙停了。十四年前那個瘦小的女教官交給她的兩條路,都斷了。
只剩下那個賣蘋果的人。
她不知道他是真的,還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那邊有人記得她,要她做一件事。如果是假的——如果黎蘭的反情報局從某個被捕的人嘴裡挖出了那句暗語,派一個人到每一個可疑的人面前去說一遍,看誰的手停在半空——那麼她的手已經停過了。
在市場裡。在他的面前。整整兩秒。
第二天第一節課,她走進教室,把那份沒有打開過的早報放在講台上,拿起粉筆。
「翻到第一百四十頁。」她說,語氣溫和,講課的節奏。
第二次看見他,是星期五早上。
那天她送小雅上學。楓葉路小學離家十五分鐘,平常是謝承安開車送,那天謝承安一早就去了局裡,說有急事。韋敏牽著小雅走路去。
小雅穿著深綠色的背心裙校服,白短襪,紅色帆布鞋,書包上掛滿了鑰匙扣,走一步就叮叮噹噹地響一聲。她兩條法式辮甩在背後,辮尾的黃色髮圈一跳一跳的。她不肯好好走路,一會兒跳上馬路牙子,一會兒跳下來,一會兒踮著腳去夠路邊梧桐樹的葉子。
「媽媽,」她踮了一下腳,「我們今天數學測驗。」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她把辮子甩到背後,「我昨天晚上做了三頁練習,爸爸說我全對!」
「爸爸幾點睡的?」
「不知道。我睡的時候他還在書房。」
她們走到楓葉路口。路口有一個公車站,公車站旁邊有一個報亭,報亭旁邊——
韋敏的腳步沒有停,可是她握著小雅的那隻手,緊了一下。
一架木頭手推車。紅紅綠綠的蘋果堆得像一座小山。橄欖綠的工作外套,灰色毛衣,褪色的格子鴨舌帽。他背對著她們,彎著腰,在給一個等公車的老太太裝蘋果,左手拿紙袋,右手插在口袋裡。
離學校還有兩條街。
「媽媽,」小雅說,「蘋果!是上次那種蘋果嗎?很甜的那種!」
「不是。」韋敏說。
「看起來一樣!」
「不一樣。」
她牽著小雅走過去。走過推車旁邊的時候,她沒有看他,她看的是公車站的玻璃廣告牌。玻璃上映出推車、推車後面的人、那個人的鴨舌帽。
那個人直起了腰。
他沒有看她。他看的是小雅。
他看著小雅甩在背後的兩條辮子,看著辮尾的黃色髮圈,看著她書包上叮叮噹噹的鑰匙扣。他的眼睛是渾濁的淺褐色,眼神很平,平得像在看一個蘋果熟了沒有。
然後玻璃上那個影子咧開嘴,笑了一下,露出下排缺了一顆牙的縫。
韋敏走得不快也不慢。她牽著小雅走過了公車站,走過了報亭,走過了第一條街、第二條街,一直走到學校門口。
「媽媽,」小雅在校門口停下來,仰起頭看她,「你的手好冰。」
韋敏低頭看自己的手。她握著小雅的手,握得太緊了,小雅的手指被她捏得發白。
她鬆開手,蹲下來,把小雅左邊那條辮子的髮圈重新紮了一遍。其實髮圈沒有鬆。
「測驗加油。」她說,眼角的紋先出現,然後才是笑,「放學我來接你。」
「你來接我?爸爸不來?」
「我來。」
小雅歡呼了一聲,踮著腳在她臉上親了一下,轉身跑進了校門,辮子在背後甩來甩去。
韋敏蹲在校門口,看著女兒的背影跑進教學樓,一直看到那兩條辮子消失在樓梯口。
然後她站起來,轉身,往回走。
她走回楓葉路口的時候,公車站旁邊已經沒有推車了。
週末他們去了謝承安的母親家。
湖邊的柿子確實熟了,一樹一樹的紅,掛在光禿禿的枝子上,像一盞一盞小燈籠。婆婆的狗是一條黃色的土狗,見了小雅就撲上去舔她的臉,舔得小雅尖叫著滿院子跑。謝承安搬了一架木梯子,爬上去摘柿子,一個一個遞下來,韋敏在下面接,接了滿滿兩大籃。
她在那兩天裡,把湖邊的地形記了一遍。
湖的東岸有一條公路,往北四十公里是邊境口岸。湖的西岸是一片樹林,樹林後面是鐵路,每天下午四點二十分有一班貨車經過,車速很慢,一個人可以扒上去。婆婆家的後門通向湖邊的碼頭,碼頭上拴著一條舊木船,船底有一點漏水,但是漏得不多,劃到對岸夠了。
她在心裡記下這些。記完了,她去廚房幫婆婆做飯,做了一道紅燒魚、一道炒青菜,婆婆說她手藝又長進了。
星期六夜裡,謝承安去隔壁的雜貨店買菸——他一年只抽十根菸,每次都在他母親家抽,說是聞著湖邊的空氣才抽得出味道。他去了四十分鐘。
雜貨店離婆婆家兩百米,來回五分鐘。
他回來的時候,身上有菸味,手裡拿著一包菸,拆開了,少了一根。他說店裡的老闆拉著他聊了半天,聊水庫的事。
韋敏替他掛好外套,聞到外套的領子上除了菸味,還有一點點別的氣味。
淡淡的,甜的,有點酸。
她沒有問。
星期一下午四點,她去接小雅放學。
她特地提早了二十分鐘。
楓葉路小學的校門是一道黑色的鐵柵門,門兩邊是紅磚圍牆,圍牆上爬滿了枯黃的爬牆虎。校門口已經聚了一些家長,有推著嬰兒車的年輕媽媽,有拄著拐杖的老爺爺,三三兩兩地站著聊天。門房坐在門邊的小屋子裡,捧著一個搪瓷杯喝茶。
韋敏在家長堆的最後面站定。她讓背貼著圍牆,爬牆虎的枯葉在她的肩膀上沙沙地響。
她掃了一遍校門口。
左邊,一個賣烤紅薯的小販,一個鐵皮爐子,爐子上冒著白煙。右邊,一排自行車,一個郵筒。對面,馬路對面,是一間文具店,文具店門口——
韋敏的手停住了。
她本來正要把肩上的帆布袋往上提一提。她的手停在帆布袋的背帶上,停在半空。
一架木頭手推車,停在文具店門口,正對著學校的鐵柵門。
隔著一條馬路。二十米。
推車上堆著紅紅綠綠的蘋果,堆得像一座小山。推車後面站著那個人,橄欖綠的工作外套,格子鴨舌帽。他在削一個蘋果。那把腰間的彎刀握在他的左手裡,蘋果在他的右手裡,他削得很慢,蘋果皮一圈一圈地垂下來,垂成一條長長的、不斷的紅色螺旋。
他沒有看任何人。他只是看著手裡的蘋果,一圈一圈地削。
那是他的一個習慣——她後來才會知道——他生氣的時候,或者他想讓對方知道他不是來賣蘋果的時候,就會這樣削蘋果,不看人。
下課鈴響了。
鐵柵門打開,孩子們像一群放出籠的麻雀一樣湧出來,嘰嘰喳喳,書包甩來甩去。韋敏在人群裡找那兩條辮子,找那兩個黃色的髮圈。
她看見了。小雅跑在人群的中間,辮子在背後甩,書包上的鑰匙扣叮叮噹噹。
小雅也看見了她,高高地舉起手,踮著腳揮。
韋敏往前走了一步。
就在那一步裡,她的眼角看見馬路對面的那個人抬起了頭。他手裡的蘋果已經削完了,蘋果皮掉在地上,捲成一團。他看著校門口湧出來的孩子們,看著那兩條甩來甩去的辮子。
然後他看向她。
隔著一條馬路,二十米,一群嘰嘰喳喳的孩子,那雙渾濁的淺褐色眼睛,穩穩地落在她身上,落在她停在帆布袋背帶上的那隻手上。
他抬起左手,碰了碰那頂褪色的格子鴨舌帽的帽簷。
像一個有禮貌的老人,跟一位認識的太太打招呼。
「媽媽!」小雅撲過來,一頭撞進她懷裡,雙手抓住她的毛衣下擺,「我測驗考了九十八分!只錯了一題!」
韋敏低下頭,看著女兒仰起來的那張臉,缺了一顆側門牙的笑,紅撲撲的臉頰,亮晶晶地等著被誇的眼睛。
「真厲害。」她說。
她的聲音溫和,清晰,講課的節奏。可是她的手還停在帆布袋的背帶上,停在那裡,怎麼也放不下來。
她再抬起頭的時候,馬路對面的文具店門口,只剩下一團捲在地上的紅色蘋果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