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話 名額
【個案服務統計（每日更新）】
三月二日：9,414
三月五日：9,688
三月九日：10,152
三月十三日：10,907
三月十八日：11,563
目標人次：12,000
距離申請截止：四日
岑祖蔚每天早上回到辦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這張表。
他不再在手背上寫數字了。數字變得太快，寫上去，下午就不對。
三月第一個星期一，早上九點，影印機照樣先轟一聲。
辦公室的日光燈換了兩支新的，白得有點刺眼，和旁邊那幾支發黃的舊燈管排在一起，像一口參差不齊的牙。窗外在下雨，春天的毛毛雨，黏黏的，把整幢舊工廈的外牆都浸得發黑。辦公室裡的除濕機開到最大，嗡嗡地響，水箱滿了一次又一次，老鄧每隔兩個鐘就要去倒。
空氣裡是濕紙皮的氣味，混著即溶咖啡和消毒酒精。
岑祖蔚召集了一個短會，就在白板前面。
「我想了幾天，」他說，「我們的記錄方式，有些地方可能太保守了。」
梁詠詩抱著筆記本，藍色膠框眼鏡後面的眼睛看著他。老鄧坐在後面，老花眼鏡推到額頭上。阿芬和小何站在間板旁邊。
「例如小組活動。」岑祖蔚說，「上星期的長者健體班，來了二十三個人。我們一直只記一次活動，一個場次。可是基金會的定義寫明是『服務人次』，二十三個人，其實應該是二十三個人次。」
「基金會的定義說的是『個別化家居支援』。」梁詠詩說，「小組活動不是家居支援。」
「定義有灰色地帶。」岑祖蔚說，「健體班的目的是預防長者在家跌倒，這就是家居支援的一部分。」
梁詠詩沒有說話。
「還有電話跟進。」他繼續，「很多時候我們打電話，其實是在做評估，在做輔導，時間也不短。這些，是不是也應該算？」
「祖蔚，」老鄧在後面開口，聲音很平，「你想說什麼，直接說吧。」
岑祖蔚舔了一下嘴唇。
「我想說，」他說，「我們做了很多事，一直沒有被計算。不是我們做得不夠，是我們記得不夠。」
他說得很誠懇。
他自己也相信。
至少，在說出口的那一刻，他是相信的。
會後，梁詠詩留下來。
「祖蔚。」她站在他的間板旁邊，一隻手扶著板邊，一邊白一邊灰的鞋帶在地上拖著，「你說的那些，我明白。可是如果基金會來抽查呢？他們會打電話給長者，問他們上個月有沒有社工上門。如果長者說只有一次……」
「那我們就解釋記錄的準則。」
「長者不會懂什麼叫記錄準則。」梁詠詩說，「他們只會記得有沒有人敲過他們的門。」
岑祖蔚看著她。
他溫和地笑了笑，眼角的細紋擠在一起，笑完嘆了一口氣。
「詠詩，」他說，「我明白。可是如果我們拿不到這筆錢，四月之後，就沒有人去敲任何人的門了。」
梁詠詩看了他很久。
然後她點點頭，走回自己的座位。
她沒有再說什麼。
那個星期，他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重新整理了過去三個月的小組活動記錄，每一個參加者都獨立記一個人次。這件事他做得光明正大，在團隊會議上說過，寫了一份內部備忘，放在共用資料夾裡。
第二件事，他沒有告訴任何人。
竹園南邨的郭婆婆，八十九歲，二月底在醫院離世。她是長者家居支援計劃的在冊個案，佔用了一個服務名額。按照程序，個案離世之後，負責社工要在系統裡辦理結案，名額就會釋放出來，由輪候名單上的下一位補上。
郭婆婆的負責社工是阿芬。阿芬在三月初提交了結案申請，申請要經項目主任審批。
岑祖蔚沒有批。
他在系統裡把郭婆婆的個案狀態，從「待結案」改回「活躍」，備註欄寫了一句：「家屬仍需哀傷輔導及物品處理支援，暫緩結案。」
這句話不是假的。郭婆婆的兒子住在屯門，的確打過兩次電話來問遺物的事。
一個活躍的個案，每個星期會有一次家居支援的記錄。
郭婆婆已經不在了。
可是她的名字，每個星期會在統計表上出現一次。
他做完這件事的那一晚，一個人坐在辦公室裡，很久很久沒有動。
然後他伸手去摸左手手腕上的中國結。繩結被他摸得很光滑了，光滑得有點冷。
他對自己說：只是一個。只是四個星期。交了申請，就結案。
他把同樣的事情，又做了三次。
一個搬進了安老院的伯伯。一個搬去深圳和兒子同住的婆婆。一個兩個月沒有應門、電話也打不通、正在等警方協助查找的獨居長者。
四個名額。
四個名字，每個星期出現一次。
統計表上的數字，每天都在長。
長得比他自己改的還要快。
他知道。
他每天早上打開表格，從頭核對一次，總會看見一些他沒有輸入過的記錄。這裡多一次電話跟進，那裡多一次家訪，時數多了十五分鐘，日期挪了一兩天。輸入人那一欄，有時是他自己的名字，有時是詠詩、阿芬、小何，有時就只是「系統」。
每一條，都在他改過的那些記錄附近。
每一條，都讓數字更接近一萬二。
第一個星期，他打過一次電話給總部的資訊同事。同事說，系統有自動校正功能，會根據過往的服務模式補回遺漏的記錄，這是焦志恆當年寫的，一直沒有人關掉。「對你們有利，不是嗎？」同事說，「數字多了，又不是少了。」
他掛了電話。
第二個星期，他沒有再打。
第三個星期，他不再從頭核對了。
他只看最下面那一格。
三月十一日，伍建邦叫他進房間。
主任桌上的保溫壺換了一個新的，文件還是堆得一樣高。伍建邦把老花眼鏡摘下來，拿在手裡，看著電腦屏幕上的統計表，看了很久。
「一萬零五百。」他說，「祖蔚，這兩個星期，你們做了一千多人次。」
「大家都很努力。」
「我知道大家都很努力。」伍建邦說，「我做了三十年社工，我知道努力是什麼樣子。」
他把眼鏡戴回去，看著岑祖蔚。
岑祖蔚看著桌面上的文件。他跟上司說話，一直是看著文件的。
房間裡很安靜，門外傳來影印機的轟鳴，一下，又一下。
伍建邦沒有再問。
他只是從抽屜裡拿出一張紙，推過來。那是基金會的申請書簽署頁，機構負責人一欄已經簽了他的名字，項目負責人一欄，空著。
「截止那天，你簽這一欄。」伍建邦說，「數字是你的，名字也應該是你的。」
岑祖蔚拿起那張紙。紙很輕，他卻覺得手腕往下一沉。
「祖蔚，」伍建邦在他走到門口的時候說，「我年輕的時候，也有人跟我說過，數字很重要。」
岑祖蔚回過頭。
「我後來才明白，」伍建邦說，「那個人的意思，是數字很重要，所以不要讓數字替你做決定。」
他說完，低頭繼續看文件，好像剛才什麼也沒有說過。
岑祖蔚站在門口，站了很久，然後輕輕把門帶上。
那天晚上，他沒有改任何一格。
可是第二天早上，數字還是長了一百多。
三月十四日，楊婉儀約他喝咖啡。
地點是新蒲崗一間很小的咖啡店，夾在兩間五金舖中間，只有六張桌子。店裡播著很輕的爵士樂，咖啡機嘶嘶地噴著蒸氣，空氣裡有一股烤焦的咖啡豆香，混著隔壁五金舖飄過來的機油味。
楊婉儀已經坐在最裡面的位置了。紅色的針織外套搭在椅背上，深酒紅色的短捲髮蓬鬆有型，一對大大的金色圓形耳環，一轉頭就晃。
「祖蔚！」
她站起來，張開手臂，又是用力拍他的上臂。他坐下來的時候，她已經替他點了一杯熱朱古力。
「你以前最喜歡喝這個。」她說，「開會開到十點，你總是要一杯熱朱古力，加兩包糖。」
他看著那杯熱朱古力。他已經五年沒有喝過了，醫生說他血糖偏高。
「你們的申請，準備得怎樣？」楊婉儀問。
「還好。」
「還好。」她重複一次，笑了，笑聲很響，隔壁桌的人轉過頭來看，「祖蔚，你說『還好』的時候，右手就會去摸那條繩。你自己知道嗎？」
他的右手停在左手手腕上。
他把手放下來，放在桌面上。
楊婉儀看著他，圓大而銳利的眼睛一直盯著他，盯到他先移開了視線。
然後她伸出手指，開始數點。
「第一，」她說，手指按下去，「你們中心的人手，一年最多做一萬人次，這是物理上的限制，我在那裡做了十二年，我知道。第二，你們今年報上去的數字，如果超過一萬一，基金會一定會懷疑，會派人抽查。第三……」
她停了一下，手指停在半空。
「第三，」她說，聲音低了一點，「你有沒有見過焦志恆？」
岑祖蔚抬起頭。
「焦志恆？」
「他最近有沒有找你？」
「沒有。」他說，「為什麼這樣問？」
楊婉儀看著他，看了很久。
她的右手慢慢地伸向左手手腕，那一串佛珠，一顆一顆地轉。
轉得很慢。
「沒什麼。」她說，笑容又回來了，「只是我離開之後，就沒有他的消息了。他那個人，你知道的，說話說一半，做事也做一半。」
她拍了拍他的手臂，站起來，拿起紅色外套。
「祖蔚，」她說，「如果你們這一次拿不到，來暖光。我給你一個位置，薪水比現在高三級。」
「楊姑娘……」
「不要叫我楊姑娘。」她穿上外套，耳環晃了一下，「叫我婉儀。」
她走了。
岑祖蔚坐在那裡，看著面前那杯熱朱古力，一口也沒有喝。
他在想楊婉儀轉佛珠的樣子。
他跟了她十年，從來沒有見過她轉那一串佛珠轉得那麼慢。
三月十八日，早上十點。
數字是 11,563。
距離截止還有四天。
岑祖蔚在白板前面，正在跟阿芬核對一份物資分發的名單，梁詠詩從門口衝進來。
她跑得太急，運動鞋在濕滑的地板上滑了一下，扶住了影印機才站穩。影印機被她撞得轟一聲，吐出半張紙，卡住了。
「祖蔚。」
她的臉是白的。藍色膠框眼鏡歪到了一邊，她沒有去扶。
「聶伯。」
岑祖蔚手裡的名單掉在地上。
「聶伯在家裡跌倒了。」梁詠詩說，聲音在發抖，「在廁所。樓上的陳太今天早上覺得不對，兩天沒有聽到他開收音機，打電話給管理處，管理處開門……」
她停住了，吸了一口氣。
「他在地上躺了兩天。」她說，「脫水，髖骨骨折，現在在聖母醫院。醫生說，再遲半天……」
她沒有說下去。
辦公室裡所有人都停下來了。影印機卡著那半張紙，一直在嘀嘀地響。老鄧從最裡面那一格站起來，老花眼鏡還掛在鼻樑上。
岑祖蔚站在那裡。
他的手不自覺地去摸手腕上的中國結，摸到了，又放下。
「他……排到第幾？」他問。
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問這個。
梁詠詩看著他。
「這就是我要跟你說的。」她說，「他本來上個星期就應該排到了。」
「什麼意思？」
「上個月他在廁所滑倒那一次，我寫在備註裡，你記得嗎？」梁詠詩說，「三月初，我替他交了高風險優先評估。獨居、八十四歲、有跌倒紀錄、浴室沒有扶手，四項全中。評估三月八日批了，他在老鄧的簿上，由第三十一跳到第一。」
她的聲音啞了。
「第一。只要有一個名額空出來，下一個就是他。」
「郭婆婆二月底走了，名額應該空出來。」她說，「還有搬進安老院的李伯，搬去深圳的蔡婆婆，還有那個失聯的周伯。四個名額，全部應該空出來。」
「如果其中一個結了案，他三月九日就可以開始接受服務。每星期一次家訪，裝平安鐘，裝浴室扶手。」
她看著他。
「可是系統顯示，郭婆婆的個案還是活躍的。」她說，「審批人那一欄，寫著你的名字。」
辦公室裡很靜。
除濕機在嗡嗡地響，影印機在嘀嘀地響，窗外的雨黏黏地打在玻璃上。
岑祖蔚轉過身。
他走回自己的座位，坐下，打開電腦上的統計表。
從頭核對。一格一格。
他的手在發抖，滑鼠在屏幕上跳來跳去。郭婆婆，三月三日，家居支援。郭婆婆，三月十日，家居支援。郭婆婆，三月十七日，家居支援。每一格都整整齊齊，輸入人是他自己的名字。
他把表格關上，再打開。
再從頭核對。
梁詠詩站在他身後，沒有說話。
他又關上，再打開。
「祖蔚。」老鄧的聲音從後面傳過來，不大，但很清楚，「夠了。」
岑祖蔚的手停在滑鼠上。
然後他站起來，把桌上的文件夾重重合上。
啪。
整個辦公室都聽見了。
他走出辦公室，推開後樓梯的防煙門，一個人走進去。門在他身後慢慢關上。
後樓梯很暗，只有一盞綠色的緊急出口燈。梯間有一股潮濕的水泥味和煙頭的氣味，牆上有人用原子筆寫了一個電話號碼，旁邊畫了一個心。
他坐在樓梯上，雙手抱著頭。
他沒有哭。
他只是坐在那裡，聽著樓上某一層有人在拖地，拖把一下一下地撞在牆角，很有節奏，像一個鐘。
下午三點，聖母醫院。
病房是六人房，窗簾拉開了一半，窗外是灰濛濛的天，雨已經停了。病房裡有一股很重的消毒藥水味，混著病人身上的尿味和某一張床頭放著的一瓶白花油的氣味。一部電視機掛在牆角，在播下午的粵語長片，聲音很小。
聶伯躺在靠窗的那一張床上。
他比兩個星期前小了一圈。臉頰凹下去了，嘴唇乾得起了一層白皮，手背上插著點滴，膠布貼得歪歪斜斜。身上是醫院的淺藍色病人服，領口太大，露出一截瘦得見骨的鎖骨。
岑祖蔚在床邊蹲下來。
他一直是蹲著跟個案說話的。
「聶伯。」
老人慢慢地睜開眼睛，看了他很久，才認出來。然後整張臉皺起來，笑了。
「岑先生……又麻煩你來。」
他的聲音很小，很乾，像枯葉在地上擦過。
「聶伯，對不起。」岑祖蔚說。
「對不起什麼？」聶伯搖頭，搖得很慢，「是我自己不小心。老了，腳不聽話。」
「如果浴室有扶手……」
「不急，不急。」聶伯說，「我知道你們忙。比我辛苦的人多得是。」
岑祖蔚低下頭。
他看著床單上聶伯那隻沒有插點滴的手。那隻手握著什麼東西，握得很緊，指節都白了。
「聶伯，你手裡拿著什麼？」
老人慢慢地鬆開手。
掌心裡是一段紅繩。編了一半的中國結，繩頭還散著，有一段被汗浸濕了，顏色深了一點。
「我那兩天，躺在地上，起不來。」聶伯說，「口袋裡剛好有這個。我就想，不如編一編，時間過得快一點。」
他笑了一下。
「編到一半，手沒有力了。」他說，「本來想編好了送給那位姑娘的。上次那個，你說她很喜歡。」
岑祖蔚看著那一段紅繩。
他想起兩天前，三月十六日，星期六，他坐在辦公室裡，把郭婆婆的名字又一次輸入統計表，家居支援，一小時。
那個時候，聶伯躺在竹園邨一間廁所的地上，用發抖的手指，一個結一個結地編一條紅繩。
「岑先生，你幫我拿著。」聶伯把那段紅繩放進他手裡，「等我出了院，再編完它。」
岑祖蔚握著那段紅繩。
繩子還是暖的。
他走出病房的時候，梁詠詩站在走廊盡頭的窗前等他。
窗外是獅子山，山頂被雲蓋住了一半，山腳下是一排排灰色的屋邨，一格一格的窗戶，數不清有多少個。
「祖蔚，」她沒有回頭，「我不會跟任何人說。」
他停住了。
「我不是為了你。」她說，「我是為了老鄧、阿芬、小何，還有簿上那一百多個名字。如果中心沒有了，他們連排隊的地方都沒有。」
她轉過身，藍色膠框眼鏡後面的眼睛是紅的。
「可是你要答應我一件事。」她說，「以後改任何一格，你都要記得今天。」
岑祖蔚看著她。
他張開嘴，想說「我明白」。
他說不出來。
三月二十一日，晚上十一點。
截止前一晚。
辦公室只剩他一個人。日光燈全部開著，一支也沒有關。影印機剛剛印完了申請書的最後一份副本，四十二頁，裝訂好，放在他桌上，封面是中心的名字和標誌，一隻手托著一片葉子。
統計表開在電腦屏幕上。
他這幾天沒有再改任何東西。聶伯住院之後，他把郭婆婆和另外三個個案的狀態改回「待結案」，批了阿芬的結案申請，名額釋放了。聶伯的名字，從輪候名單上移到了在冊個案。
他以為這樣做，數字會掉下來。
四個個案，每個星期一次，一個月不過十六個人次。掉下來也不過是一萬一千五百多。不夠一萬二。
他已經準備好了。申請書上，他寫的是實際的數字。
可是統計表最下面那一格，寫的不是一萬一千五百多。
是 12,036。
他從頭核對。一格一格。
那些他沒有輸入過的記錄，比上個星期更多了。它們填滿了每一個空隙，一條接一條，日期、時間、職員、個案，每一條都合情合理，每一條都經得起抽查。有一些記錄的個案名字，他根本不認識；有一些的負責職員，是半年前已經離職的同事。
輸入人那一欄，全部寫著：系統。
輸入時間，全部在凌晨三點到四點之間。
他把手放在鍵盤上，想刪掉它們。
一條，兩條，刪了十幾條之後，他停下來。
他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他不知道郭婆婆那幾條，哪一條是他自己輸入的，哪一條是系統替他補上的。
他坐在那裡，看著屏幕上的 12,036，一動不動。
十一點五十八分。
他桌上的手機震了一下。
一條 WhatsApp 訊息。一個陌生的號碼，頭像是一片黑色，名字只有一個字：焦。
不是文字。是一段語音訊息，長度十四秒。
岑祖蔚看著那個灰色的播放鍵。
他的手指懸在上面，懸了很久。
他摸了一下手腕上的中國結。然後他摸了一下褲袋，褲袋裡是聶伯那段編了一半的紅繩。
他按了下去。
手機裡先是一段很長的沉默，只有一點點電流聲，像是有人在一個很空的房間裡錄音。
然後，一把低沉、平穩的男聲響起來。
說話很慢，很含糊，在句子中間停了一下，停得很長，長得讓人以為錄音已經完了。
「祖蔚。」
停頓。
「我幫你改了數字。」
停頓。
電流聲。
「你欠我一次。」
錄音結束了。
辦公室裡很靜。影印機還在散熱，發出很輕的滴答聲。窗外，對面工廈那個壞了一半的招牌，「廠」字在夜裡一閃，一閃。
岑祖蔚看著手機屏幕。
那個頭像是一片黑色。
焦志恆，離開這間中心，已經三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