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雙拖鞋

下午四點，北河街的太陽是斜的，由街尾那一頭照過來，照得整條街一邊亮一邊暗。亮的那一邊，是一排賣電子零件和二手手機的舖頭，招牌一個疊一個，紅的綠的黃的；暗的那一邊，是騎樓底，陰涼，有一股舊報紙和豉油的味道。

蘇偉樂站在暗的那一邊。

他沒有穿制服。一件灰色的T恤，一條卡其色的工作褲，一雙黑色的運動鞋。T恤是舊的，洗得發軟，領口有點鬆，貼在他厚實的肩膀和手臂上，繃出肌肉的形狀。他的國字臉曬得黑紅，兩頰還有頭盔帶勒出的兩道淺痕，今天放假，痕跡淡了一點，但還是看得見。

他右腰上貼著一塊新的藥膏。早上換的。

他抬頭，看著那棟唐樓。

白天看，和晚上不一樣。晚上看，只看得見七樓那個有光的窗口。白天看，看得見整棟樓的外牆：綠色的油漆剝落了一大半，露出底下的灰色批盪，有些地方的批盪也剝了，露出一點生鏽的鋼筋。每一層都有騎樓，騎樓的鐵欄杆上晾滿了衣服，毛巾、內衣、校服、床單，在下午的熱風裡一動不動。

他數上去。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樓的騎樓，也晾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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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對面街一間茶餐廳坐下來，揀了一個靠窗的位置，窗口正對著那棟唐樓。

茶餐廳很舊，牆上的菜單是用紅色膠字一個一個貼上去的，有幾個字已經掉了，變成「凍檸 」、「火 通粉」。天花板的吊扇慢慢地轉，吹下來的風是熱的。空氣裡有奶茶和炸豬扒的味道。

他叫了一杯凍奶茶，一個菠蘿包。

他看著七樓。

七樓騎樓的晾衣竹上，掛著五件衣服。

一件淺灰色的唐裝短衫。一條黑色的鬆緊褲。這兩件他認得，婆婆每次坐在門口等他的時候，就是穿這兩件。

另外三件。

一件深色的T恤，很大，是那天晚上他在屋裡看見窗框上滴水的那一件。一條花布睡褲，粉紅色底，印著一朵一朵的黃色小花，褲腳很長。一件女裝胸圍，白色的，洗得有點發黃。

他看著那條花布睡褲。

婆婆一百四十六厘米。那條睡褲的褲腳，垂下來，差不多碰到下一格的晾衣竹。婆婆穿上去，褲腳會拖在地上半尺。

他喝了一口凍奶茶。很甜，甜得發膩。

夥計拿菠蘿包過來的時候，看了一眼他看著的方向。

「看那棟樓？」

「嗯。」

「要租？」

「不是。」

夥計是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圍著一條沾滿了油漬的圍裙，說話的時候習慣用毛巾擦手。他順著偉樂的眼睛看過去，看了一會兒。

「七樓那個阿婆，」夥計說，「以前每天早上都來這裡買一個菠蘿包，一杯熱奶茶，走甜。來了很多年。」

「以前？」

「這兩三年少了。腳不好，落不了樓。」夥計擦了擦手，「不過她每個星期還是會叫外賣。」

「叫外賣？」

「叫兩個飯。」夥計說，「每個星期二和星期五，兩個飯，一個叉燒飯，一個雞扒飯。我問她，阿婆，你一個人吃兩個飯？她說吃得下，吃得下。」

夥計笑了一聲，搖了搖頭。

「八十幾歲，一個人吃兩個飯。」

偉樂沒有笑。他把菠蘿包撕開一半，塞進嘴裡，嚼著，眼睛沒有離開過那條花布睡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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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付了錢，走過馬路，走進那個窄窄的樓梯口。

門框上那張褪了色的揮春，只看得出一個「安」字。

他開始爬。

白天的樓梯間比晚上亮一點，窗口透進來一些灰色的光，但那支黃綠色的光管還是開著，一閃一閃。尿騷味還在，比晚上淡。二樓的神龕換了新的香，三支，剛點著，煙一絲一絲地往上飄，飄進他的鼻孔，嗆得他咳了一聲。

一，二，三，四。

他的嘴唇無聲地動。

沒有擔架椅，沒有氧氣樽，沒有急救袋，他一個人爬，應該輕鬆得多。但他的右腰還是在第十一級開始痛。那是一種不需要重量也會痛的痛，已經長在骨頭裡了。

他沒有停。

三樓。那扇門關著。門口放著一對男裝拖鞋，很大，膠的，一隻鞋底裂開了。

四樓。鐵扶手上那條紅繩還在。他經過的時候，伸手摸了一下，紅繩已經褪色，粗糙，被無數隻手摸過。

五樓。六樓。

汗從他的額頭流下來。T恤的背後濕了一片。

七樓。

一百八十二。

他停下來，右手扶著右腰，站了三秒。

然後他低頭。

綠色的木門前面，鐵閘外面，放著兩雙拖鞋。

一雙是黑色的布鞋，很小，鞋頭磨得發白，是婆婆的。他見過很多次，每次婆婆坐在擔架椅上，那一雙小小的黑布鞋就懸在半空。

另一雙，是一對粉紅色的膠拖鞋。女裝，平底，鞋面的帶子已經斷了一邊，用透明膠紙黏住。鞋底磨得很薄，前掌那一塊，薄得幾乎透光。

他蹲下來，看著那雙膠拖鞋。

三十七碼。或者三十八碼。

婆婆的腳，他抬過十一次，他知道有多小。三十四碼，頂多三十五。

他蹲在那裡，蹲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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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敲門。

咚，咚，咚。

屋裡沒有聲音。

他再敲。

咚，咚，咚。

「姚婆婆，」他說，聲音自動放慢了，放大了，「我是救護員，偉樂。我今天放假，經過，上來看看你。」

屋裡有聲音了。

很輕的一聲。像一張膠櫈被拖過地面。然後是一陣很輕很快的腳步聲，赤腳的，啪嗒啪嗒，由門口的方向，走向屋的裡面。然後，是布簾被撥開，又垂下來的聲音。

然後，才是另一種腳步聲。拖著的，慢的，一步一步。

門開了一條縫。

婆婆的臉在門縫裡出現。很小，皺縮著，蠟黃，一雙只剩一條縫的眼睛，斜斜地瞄著他。她的白髮梳成小髻，髻上插著那把黑色的舊膠梳。她身上沒有穿那件粉紅色的冷背心，只穿著一件白色的舊汗衫，露出兩條瘦得像柴枝一樣的手臂。

「年輕人？」她說，聲音細而尖。

「是我。」

「你沒穿衣服。」

偉樂愣了一下，才明白她說的是制服。

「我今天放假。」

「放假，放假。」婆婆重複了兩次，「放假來做什麼？來做什麼？」

「看看你。你上個星期胸口悶，我想看看你好一點沒有。」

婆婆看著他，看了很久。她的眼睛，越過他的肩膀，往樓梯下面望了一眼，又收回來。

「好了，」她說，「好了。你回去吧。」

「婆婆，我可以進去坐一坐嗎？」

「不用，不用。屋裡亂，屋裡亂。」

她的手扶著門框，手指關節因風濕而變了形，腫大，歪向一邊。手腕上那隻翠綠色的玉鐲，在門縫裡發出一點幽幽的光。

偉樂沒有推門。

他低頭，看著門口那雙粉紅色的膠拖鞋。

婆婆順著他的眼睛看下去。

她的臉沒有變。但她的手，由門框上放下來，用手掌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啪。

「那是我的！」她說，聲音突然尖起來，「我的！我買大一點，穿得舒服！穿得舒服！」

偉樂抬起頭，看著她。

「婆婆，」他說，聲音變得非常溫柔，溫柔得連他自己都聽得出來，「我沒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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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關上了。

他站在門外，沒有走。

他聽見門後面，婆婆的拖鞋聲慢慢地走遠，走到屋的裡面。然後，是兩個人說話的聲音。

很低，很輕，他聽不清楚。

一個是婆婆的，細而尖，帶著鄉音。

另一個，他不知道是誰的。一個女人的聲音，低，短，句子一截一截的。說的不是廣東話，也不是普通話。那些字的聲調，一起一落，像水在一個窄窄的溝裡流過。

然後，婆婆說了一句話，聲音大了一點，他聽清楚了。

「沒事，沒事，他是好人。好人。」

然後，屋裡靜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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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下樓的時候，在三樓停了一下。

那扇門開了一條縫，那個穿背心的中年男人探出頭來。今天他沒有穿背心，穿著一件白色的汗衫，手上拿著一個飯碗，嘴裡還在嚼著什麼。

「又是你？」男人說，「今天沒有救護車。」

「我放假。」

男人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他頭頂的樓梯。

「你上去找七樓那個阿婆？」

「是。」

男人把飯碗放下，走出門口，靠在門框上。他壓低了聲音。

「救護員先生，我問你一件事。那個阿婆，是不是一個人住的？」

偉樂沒有答。

「我在這裡住了十五年，」男人說，「我由搬進來那一年開始，就聽見七樓晚上有聲音。很晚，一兩點，有一種很細的聲音，嗒嗒嗒嗒，像有人在穿珠。」

「穿珠？」

「穿膠珠。那種做手工的，一粒一粒的膠珠，穿成手繩、匙扣。以前這一帶很多人在家裡做，按件計錢。」男人說，「但是阿婆的手你見過，她的手指都彎成那樣，怎樣穿珠？」

偉樂想起婆婆那雙手。關節腫大，歪向一邊，握筆像握著一根筷子。

「還有，」男人說，「有時候我半夜起身去廁所，聽見樓上有人在唱歌。很小聲，不是廣東歌，聽不懂。唱得很好聽。」

他停了一下。

「我沒有告訴過其他人。」他說，「我老婆說，關我們什麼事。但是你們救護車每次來，整條街都醒，我就在想，會不會有一天，有什麼事……」

他沒有說下去。他拿起飯碗，走回屋裡，關上了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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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膠珠的工作，是從基隆街一間貨倉發出來的。

那間貨倉在一幢舊工廈的地下，捲閘拉起一半，裡面堆滿了一袋一袋的膠珠、尼龍線、匙扣環和紙盒。空氣裡有一股膠的味道，甜甜的，悶悶的，像融化了的糖。一部座地風扇對著門口吹，吹得地上散落的膠珠滾來滾去，在水泥地上發出細碎的聲音。

老闆娘五十多歲，戴著一副老花眼鏡，坐在一張摺檯後面，面前放著一個大膠盆，盆裡是一堆已經穿好的手繩，她一條一條地檢查，合格的放左邊，不合格的放右邊。

偉樂問她，認不認識北河街七樓的姚婆婆。

老闆娘抬起頭，從眼鏡上方看了他一眼。

「你是她什麼人？」

「我是救護員。」他說，「她最近常常不舒服。」

老闆娘的臉鬆了一點。她放下手上那條手繩。

「姚婆婆，做了二十多年。」她說，「以前她自己落來拿貨，後來腳不好，我叫夥計每個星期送一次上去。一次五袋。每袋一千條，一條三毫子。」

「一個星期五千條？」

「五千條。」老闆娘說，「而且做得很好。你看。」

她從右邊那堆不合格的手繩裡，拿起一條，又從左邊那堆合格的裡，拿起另一條，放在他面前。

「不合格的，珠子鬆，結打得不緊，線頭剪得不齊。合格的，珠子一粒貼一粒，結打得像米粒一樣小，線頭剪得貼著結，一點都不露出來。」她說，「姚婆婆那五袋，二十多年來，從來沒有一條放在右邊。」

偉樂看著那兩條手繩。

「她的手，」他說，「關節變了形。」

老闆娘沒有說話。她把兩條手繩放回原處，重新拿起一條，低頭檢查。

「救護員先生，」她說，眼睛沒有抬起來，「我只知道，貨送上去，一個星期之後，貨收回來，一條不少，一條不壞。一個星期，一千五百元，我付現金，放在一個信封裡，交給送貨的夥計。」

她停了一下。

「其他的，我不問。這一行，不問的人，才做得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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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回到救護站上班。

更衣室裡那股跌打酒的味道還在。他換上制服，深藍色，螢光背心，黑色短靴。他把手套袋和筆燈掛在腰間，對著更衣櫃門內側那面小鏡子，把兩側剃青的陸軍裝摸了一下。

他上唇左邊那道兒時縫過針的小疤，在鏡子裡白白的一條。

方振邦在門口等他。

「偉樂。北河街的報告呢？」

「還在寫。」

「寫了三天？」

「資料要整理。」

方振邦看了一眼天花板，嘆了一口氣。「社署那邊的同事，我已經先打了一個電話。你猜他們怎麼說？」

偉樂沒有說話。

「他們說，那個婆婆，姚金好，社署的紀錄上是獨居長者。領綜援，一人家庭。」方振邦說，「過去三年，社工家訪了三次。三次，婆婆都只開一條門縫，說自己很好，什麼都不需要，然後就關門。社工說她很固執，但是沒有證據顯示她有危險，所以沒有強制介入。」

「一人家庭。」偉樂說。

「對。一人家庭。」

偉樂把拳頭放在大腿上，輕輕敲了兩下。

「方sir，」他說，「那報告，我再寫兩天。」

方振邦看著他，看了很久。

「偉樂，」他說，「我們是救護員。我們的工作，是把人由樓上抬到救護車，由救護車送到醫院。我們不是社工，不是警察，不是偵探。你明白嗎？」

「明白。」

「你明白就好。」

方振邦走了。偉樂坐在更衣室的長櫈上，把右手伸到背後，按住右腰那塊藥膏。

他想起那雙粉紅色的膠拖鞋。鞋帶斷了一邊，用透明膠紙黏住。

他想起那條花布睡褲。

他想起那個女人的聲音，說著一種他聽不懂的語言，一起一落，像水在一個窄窄的溝裡流過。

他想起婆婆說的那一句話。沒事，沒事，他是好人。

他是好人。

他知道，一個人被說成「好人」的時候，通常是因為說話的人，需要他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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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點，救護車停在荔枝角道一個油站旁邊，等下一個派遣。

車廂裡很熱，冷氣開到最大，出風口呼呼地響，但吹出來的風還是溫的。無線電偶爾響一下，是其他車隊的通話，一截一截的，夾著沙沙的雜音。

志強坐在司機位，用手機在看一段足球比賽的精華片段，聲音調得很小。

「志強。」

「嗯？」

「如果有一個人，」偉樂說，「住在一個地方，但是在所有的紀錄上，那個地方只住著另一個人。你會怎樣想？」

志強把手機放下，轉過頭。

「北河街？」

偉樂沒有答。

志強看著他，看了一會兒，然後轉回去，看著擋風玻璃外面油站的燈箱。

「我表哥在入境處做，」志強說，「他跟我說過，香港有一些人，是沒有身份的。非法入境的，逾期居留的，還有一些，是很多年前進來、一直沒有走、也一直沒有被人發現的。他們不能租屋，不能開戶口，不能看醫生，不能做正式的工。他們住在別人家裡，用別人的名字買東西，病了只能忍，忍不住了，就……」

他停了一下。

「偉哥，如果真是那樣，窩藏是刑事罪。」

「我知道。」

「如果你知道了，不報，你也有麻煩。」

偉樂把拳頭放在大腿上，輕輕敲了兩下。

「我還不知道。」他說。

志強轉過頭，又看了他一眼。

「偉哥，你這一句，是說給我聽，還是說給你自己聽？」

無線電響了。總台派車，長沙灣一個地址，有人在家中跌倒。志強開動引擎，拉響警號。偉樂抓住車門上的扶手，救護車由油站衝出去，衝進下午的車流裡，紅藍色的頂燈一下一下掃過兩旁的玻璃窗。

他沒有答那個問題。

長沙灣那個地址，是一棟沒有升降機的五層唐樓。跌倒的是一個七十多歲的伯伯，在廁所滑倒，右邊髖關節痛得不能動。偉樂和志強把他由五樓抬下來，一百三十級。伯伯的太太一路跟在後面，拿著他的身份證、覆診卡、老花眼鏡和一個保暖壺，一邊下樓一邊說：「慢一點，慢一點，他怕痛。」

到了樓下，伯伯被抬上救護車，太太也爬了上去，坐在他旁邊，握著他的手。

偉樂關上車尾門的時候，看了那個太太一眼。

他想起姚婆婆。十一次，每一次抬到樓下，沒有一個人跟下來。沒有人拿著她的身份證，沒有人拿著她的保暖壺，沒有人說慢一點，她怕痛。

但是，每一次，她都已經穿好了衣服，梳好了頭，坐在門口等他。

一個手指關節彎成那樣的八十三歲老人，胸口悶得要打九九九，在救護車到達之前的十幾分鐘裡，自己換好了衫，自己用那把舊膠梳梳好了髻，自己挪到門口的木椅上坐好。

十一次。

他坐在救護車的後座，看著伯伯的太太握著伯伯的手。他的右腰在制服下面一抽一抽地痛。

他終於明白，十一次，都有人替婆婆穿好了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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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他上的是早更，晚上七點下班。他在救護站拖到十一點，才換衣服，然後沒有回家，又去了北河街。

他沒有爬上去。

他站在對面街那間茶餐廳的門口，茶餐廳已經關門了，鐵閘拉到一半，裡面透出一點燈光，夥計在拖地。空氣裡有漂白水的味道，混著街口垃圾站飄過來的酸味。

他抬頭，看著七樓。

七樓的窗口有光。黃色的，一個鎢絲燈泡的光。

騎樓的晾衣竹上，那五件衣服已經收了。

他看了十五分鐘。

窗口裡，有一個影子動了一下。

一個很小的影子，很慢，駝著背。是婆婆。她走過窗口，停了一下，又走開了。

又過了十分鐘。

窗口裡，出現了另一個影子。

這個影子比婆婆高。瘦，但是肩膀是方的，手臂很有力，舉起來的時候，他看得見手臂的線條。她的頭上包著什麼東西，一團白色的，像是一條毛巾，包著一頭濕頭髮。

她走到窗口前面。

她沒有立即做什麼。她先轉過頭，看了一眼窗外。

她看的方向，是樓下的街。

偉樂站在茶餐廳的鐵閘旁邊，站在街燈照不到的暗處。他知道她看不見他。

但是那一刻，他覺得她在看他。

她看了大概三秒。

然後，她伸手，把窗簾拉上了。

窗簾是碎花的，淺藍色，和屋裡那道布簾一樣的花色。窗簾拉上之後，燈光變成了淡淡的藍色，隔著布透出來。

又過了一分鐘。

那一點淡藍色的光，也熄了。

整個七樓的窗口，暗了下去，和那棟唐樓其他的窗口一樣，和這條街其他的窗口一樣，暗得好像從來沒有人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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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街口站了很久。

十二點過後，他才轉身，準備走。

他經過那個窄窄的樓梯口的時候，停了一下。樓梯口的地上，最底一級的旁邊，有一件很小的東西，在街燈下反著一點光。

他蹲下來，撿起來。

是一把小剪刀。

很小，比他的尾指還要短，那種剪線頭用的，兩片刀片，一個銅色的彈簧把手。刀片上黏著幾根很細的尼龍線，紅的，藍的。刀片的尖端，卡著半粒透明的小膠珠。

他把那把小剪刀放在掌心，看著。

他的掌心有厚厚的繭，是十一年來抬擔架磨出來的。那把小剪刀躺在繭上面，輕得像沒有重量。

他抬起頭，看著那道窄窄的樓梯。黃綠色的光管在二樓閃了一下，暗兩秒，又閃一下。

有人今晚下過樓。

有人在他站在對面街的時候，或者在他來之前，由七樓走下來，一百八十二級，走到樓梯口，又走回上去。在這條街最暗的時間，在沒有人看見的時候。

然後，在樓梯口，掉了一把剪刀。

他把剪刀握在手裡，握得很輕，好像怕把它捏壞。

他沒有把它放回原處。

他把它放進了自己的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