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話 四十二萬
西九龍法院大樓的當值律師室在低座一樓，沒有窗。
早上八點四十分，房間裡只有影印機在響。它每隔幾分鐘就自己熱機一次，滾筒轉動，吐出一陣暖烘烘的碳粉味，然後又安靜下來。天花板的日光燈是慘白的，照在灰藍色的牆上，照在一排鐵皮文件櫃上，照在一張長桌和六把膠椅上。長桌的桌面被無數個文件袋磨出了一片淺色，像一塊洗褪了的舊布。
樊子謙坐在最靠門的那把椅子上，右肩比左肩低一截。
那是一個藍色布文件袋留下的。袋子已經磨破了一個角，他用了九年，每天揹著二三十公斤的案件文件在各區法院之間走，右肩被壓得一年比一年低，現在站著也是歪的，西裝外套的右邊衣肩永遠比左邊多出一道皺褶。
他個子高，瘦，窄長臉，下巴正中有一道淺淺的凹。眼鏡是黑框的，鏡片有點花，他看文件的時候低著頭，從眼鏡上方看出去，眼下兩團青黑，是昨晚兩點才睡留下來的。黑髮理得很短，兩鬢卻已經白了，白得很早，三十出頭就白了，當年同期的人說他是替客人急白的。
文件袋裡捲著一件洗舊的黑色大律師袍和一頂馬尾假髮。在裁判法院用不上這些，可是他每天都帶著，因為不知道下午會不會被臨時召到區域法院去。袍子捲在最底下，壓著幾本案例彙編，拿出來的時候總是皺的。
當值律師服務的主任在八點五十分把當天的名單遞給他。一共七宗：兩宗店舖盜竊，一宗醉駕，一宗普通襲擊，兩宗藏毒，還有一宗，名單上只有一行字：
「盜竊（僱員）。被告：DOMINGO, Riza。涉款：港幣四十二萬元。被告表示擬認罪，並拒絕法律代表。」
他把這一行看了兩次。
「拒絕法律代表，為什麼還排給我？」
「因為她拒絕得太快了。」主任是一個姓梁的中年女人，說話不看人，一邊說一邊把另一疊名單分給其他人，「羈留室的人說，她昨晚一整晚沒睡，今天早上問她要不要律師，她搖頭搖了三次。一個外傭，涉款四十二萬，一句話都不問就要認罪。你去看看。」
「看看什麼？」
「看看她懂不懂自己在做什麼。」
他把名單摺好，放進胸袋，揹起文件袋，右肩又往下沉了一截。
會見室在羈留區的盡頭。一條長走廊，兩邊是灰藍色的牆，牆上裝著一排監控鏡頭，每走幾步就有一道鐵閘，懲教人員要看過他的證件才開閘。鐵閘開關的聲音在走廊裡來回彈，咔，嚓，像有人在很遠的地方把一個大鐵盒關上。
會見室很小，中間隔著一塊厚玻璃，玻璃上開著一個對講機的圓形小孔。兩邊各有一張焊死在地上的鐵椅。玻璃上有很多手掌壓出來的油印，一層一層疊在一起，有大有小，有些五指張開，有些只有半個手掌，燈光從側面照過來，那些手印就一個一個地浮出來，像一面牆的指紋。
他坐下，把文件夾攤在膝蓋上，等著。
對講機裡傳來一陣電流聲，滋滋，滋滋，像一隻蒼蠅困在喇叭裡。
她被帶進來的時候，他第一個注意到的是她站立的姿勢。
她雙腳併攏，併得很緊，腳尖對齊，像站在一條線上。個子很小，大概只有一米五五，穿著淺藍色的囚衣，囚衣太大，袖子捲了兩摺。肩膀卻比一般這種身高的女人寬，手臂有力，看得出是長年做粗活的人。她的皮膚是深棕色的，圓臉，顴骨很高，左頰有兩粒小黑痣，一上一下，像兩個被點上去的句號。
濃黑的長直髮編成一條辮子，垂在背後，辮尾綁著一條紅色的橡筋。
她坐下之前，先把辮子從背後拉到胸前，用手指捋了一下辮尾，捋得很慢，從辮子中間一直捋到那條紅色橡筋，然後才坐下來，雙手疊在膝蓋上。
「Domingo女士，」他用英語說，「我叫樊子謙，是當值律師，今天負責你的案件。」
她垂著眼簾，看著自己的手。
「我不需要律師。」她說。英語很柔和，帶著一種好像在道歉的語氣，「謝謝你。對不起。」
「我明白。但我有責任先向你解釋你面對的控罪和後果，然後你再決定。」
她點點頭，眼睛仍然沒有抬起來。
他打開文件夾，照程序念了一遍控罪：被告於二〇二六年九月三日凌晨，在山頂某獨立屋內，盜取僱主葉氏夫婦存放於主人房保險箱內之現金港幣四十二萬元。
「控方的證據有三部分，」他說，「第一，主人房外走廊的閉路電視，拍到你在凌晨兩點十三分進入主人房，兩點二十一分離開。第二，保險箱門上有你的指紋。第三，你在警誡下作出的口供，承認你拿了錢。」
「是的。」
「你的口供說，你知道保險箱的密碼，因為太太曾經叫你去拿東西。你說你拿了錢，放進一個膠袋，第二天早上拿去一間找換店換成披索，匯回菲律賓。」
「是的。」
「可是警方在你的房間裡沒有找到錢，也沒有找到任何匯款收據。你說你把收據扔掉了。」
「是的。」
他停下來，看著她。她的手疊在膝蓋上，右手手背上有一片淡色的疤，形狀是一個不規則的三角形，邊緣整齊，像被一個熨斗的尖端燙過。手指的關節很粗大，皮膚乾裂，指甲剪得很短，是那種長年泡在漂白水裡的手。
「Domingo女士，」他說，「四十二萬是很大的數目。如果你認罪，這宗案件很可能會轉到區域法院判刑，按照案例，僱員盜竊這個數額，量刑的起點大概是兩年到三年監禁。」
「我明白。」
「你有沒有其他想告訴我的？任何事情。比如說，有沒有人叫你這樣做，有沒有人威脅你，或者——」
她輕輕地搖頭。一次，兩次，三次。
「沒有。」她說，「是我拿的。」
然後她做了一件他當了九年律師從來沒有見過的事。她抬起頭，第一次正眼看著他，眼睛又大又黑，睫毛很濃，眼白有一點血絲。
「我想補充我的口供。」她說，「不只是那一次。去年開始，我拿了很多次。每次一點點，太太沒有發現。那天晚上，是最後一次，我拿了全部。」
樊子謙的手指停在文件上。
「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他說，語氣很慢，「如果你承認這是一連串有計劃的盜竊，而不是一時貪念，法庭會視為嚴重的加刑因素。你的刑期可能會更長。」
「我知道。」
「警方的調查裡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有其他盜竊。你不需要——」
「我知道。」她說，眼睛又垂下去了，「對不起。可是這是真的。」
對講機的電流聲又響起來，滋滋，滋滋。玻璃上那些手印在燈光下一動不動。
他沉默了一會兒，把眼鏡摘下來，摺起來，把一隻鏡腳咬在嘴裡。這是他思考時的習慣，大學時代留下來的，前妻說過很多次難看，他改不了。
一個拒絕律師的被告，他見過很多。有些是因為不信任政府派來的律師，有些是因為害怕，有些是因為真的有罪，覺得早點認了早點完。可是一個被告主動加重自己的罪，而且是在沒有任何證據支持的情況下，他沒有見過。
「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他說，鏡腳還咬在嘴裡，說話有點含糊，「那些錢，你匯給誰？」
她沒有回答。她的右手慢慢地抬起來，伸向自己的頸，指尖碰到頸上一圈比周圍皮膚淺的白痕，停在那裡。那裡本來應該掛著什麼東西。
然後她把手放下，重新疊在膝蓋上。
「我媽媽。」她說。
他知道她在說謊。不是因為她的聲音，她的聲音很平穩。是因為她的手。一個人說起自己的媽媽，手不會去找一條已經不在的項鏈。
十點鐘，案件在第三庭提堂。
裁判官是一個年輕的男人，姓施，以判刑嚴厲聞名。控方那邊坐著的，本來應該是一個法庭檢控主任，可是樊子謙走進法庭的時候，看見控方席上坐著一個穿灰色針織套裝的女人，五十歲左右，黑白夾雜的短髮剪成齊耳的學生頭，面前放著一個鋁製保溫杯。
他認得她。律政司刑事檢控科高級檢控官何淑貞。她通常只在高等法院出現，處理謀殺、販毒、商業罪案。他從來沒有在裁判法院見過她。
她坐得很穩，肩膀方正，像一座鐘放在那裡。她把面前的文件疊好，四個角對齊，用手掌壓平，然後才抬起頭，看了他一眼。單眼皮，眼神平靜，看人時完全不移開視線，好像她看的不是一個人，是一份需要逐頁核對的文件。
他走過去，跟她點頭。
「何小姐。一宗僱員盜竊，怎麼勞煩你來？」
她沒有馬上回答。她擰開保溫杯，喝了一口，保溫杯裡飄出一陣菊花的清香。然後她擰上杯蓋。
「涉款大。」她說。
「四十二萬不算大。」
「對僱主來說大。」她把保溫杯放回原來的位置，杯底剛好壓在桌面上一個舊的圓形水痕上，「被告要認罪？」
「被告要求押後。」
何淑貞看了他一眼。
這不是真的。被告沒有要求押後，被告要求今天就認罪。可是他剛才在會見室花了二十分鐘，跟Riza解釋，說如果她今天認罪，這宗案件的涉款可能需要轉到區域法院判刑，程序上反而會拖得更久；說如果押後四個星期，控方可以準備好所有文件，她也可以想清楚。她聽完，垂著眼簾，最後點了一下頭，只有一下。
他知道那一下不是被他說服，是她不想再跟他說下去。
「控方不反對押後，」何淑貞說，「但控方會反對保釋。」
「她是外傭，沒有固定住址，我不會申請保釋。」
何淑貞點點頭，好像這個答案她早就寫在文件裡，只是在等他念出來。
聆訊只用了六分鐘。施裁判官批准押後四星期，被告還押。Riza站在犯人欄裡，雙腳併攏，辮子垂在胸前。庭警帶她離開的時候，她沒有回頭看任何人。
旁聽席上只坐著一個人，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穿著一套米色的名牌套裝，戴著墨鏡，雙手握著一個手袋放在膝蓋上。散庭的時候，她很快站起來，走出法庭，走得很快，高跟鞋敲在大理石地面上，一聲一聲，像在趕一班快要開的車。
「僱主，」何淑貞在他身後說，一邊收拾文件，「葉太太。」
「她每一堂都會來？」
「不知道。」何淑貞說，把保溫杯夾在腋下，「我只負責檢控。」
那天晚上，他把Riza的案件文件帶回了家。
他住在大角咀一間四百呎的單位，離婚之後搬進來的，客廳只放得下一張摺桌和一張沙發。摺桌上堆滿了文件，沙發上也堆滿了文件，他坐在地上，背靠著沙發，把Riza的案件一頁一頁攤在地板上。
窗外是一條後巷，對面大廈的冷氣機在滴水，滴在一塊鐵皮簷篷上，叮，叮，叮。巷口有一間通宵營業的茶餐廳，抽油煙機的氣味從窗縫擠進來，是炸豬扒和咖啡混在一起的味道。
他從控方的證人口供開始看。
葉太太的口供。她說九月三日早上八點打開保險箱，發現裡面的四十二萬現金不見了。錢是一疊一疊的千元鈔票，每疊十萬，用銀行的紙帶紮著，一共四疊，外加兩萬散鈔。錢是她丈夫從公司拿回來的，準備用來付一筆裝修費。她說只有她和丈夫知道保險箱的密碼，可是她有一次在廚房煮飯，叫Riza上樓替她拿一條頸鏈，把密碼告訴了Riza。
葉先生的口供。很短，兩段，說他當晚在深圳出差，第二天才知道。
然後是一份很短的補充口供，是一個叫葉朗軒的人的，二十九歲，葉氏夫婦的長子，和父母同住。他說案發當晚他和朋友在外面喝酒，凌晨三點多才回家，回家時沒有發現任何異樣。
樊子謙把這三份口供並排放在地上，看了很久。
他又翻出入境事務處的紀錄。Riza Domingo，四十一歲，二〇一二年第一次以外籍家庭傭工身份來港，第一份合約就是葉家，之後續約五次，從來沒有換過僱主。十四年。她在葉家做了十四年，從葉朗軒十五歲那年開始。十四年來，她沒有任何違規紀錄，沒有任何投訴，每一次續約都在期滿前兩個月辦好。
一個在同一家人屋簷下住了十四年、從來沒有出過錯的人，某一天凌晨兩點十三分，走進主人房，打開保險箱，拿走了全部現金，而且事後一句辯解都不說。
他又把葉太太的口供看了一次。口供裡提到Riza的地方，一共只有兩句。第一句是「Riza是我家的工人」，第二句是「我很信任她」。十四年，兩句。
他把葉朗軒的補充口供拿起來，對著燈光看。口供是警員用中文記錄的，最後有葉朗軒的簽名，簽得很潦草，最後一筆拖出了簽名欄，像一個人急著要離開。
然後他打開手提電腦，登入司法機構的網上訴訟登記冊。這是他接每一宗案件都會做的例行檢查，查一查被告、受害人和主要證人有沒有牽涉其他訴訟。大部分時候什麼都查不到，查到的通常也與案件無關，可是他仍然每一次都查。
他先查了Domingo，沒有。
他查葉氏夫婦的名字，有兩宗，都是十多年前的物業糾紛，已經了結。
他查葉朗軒。
登記冊上有一宗區域法院的民事訴訟。原告是一間財務公司，被告是葉朗軒，案由是追討欠款。入稟日期是二〇二六年八月十四日。
他點開案件詳情。
申索金額：港幣三十六萬元本金，另加按約定利率計算之利息及費用港幣六萬元，合共港幣四十二萬元。
他把眼鏡摘下來，又戴上，把那個數字看了三次。
四十二萬。不是四十一萬九，不是四十二萬三。四十二萬，整數。
他往下拉，看案件的進度。入稟之後，被告沒有提交抗辯書。九月一日，原告向法庭申請判決。
九月五日，原告提交了一份撤銷訴訟通知書。
九月三日凌晨兩點十三分，Riza走進主人房。九月三日早上，葉太太發現四十二萬現金不見了。九月五日，一間財務公司撤銷了對葉朗軒追討四十二萬的訴訟。
一筆欠債，在一筆錢失竊之後兩天，被還清了。
他坐在地板上，背靠著沙發，把電腦螢幕的光調暗了一點。對面大廈的冷氣機還在滴水，叮，叮，叮。他把眼鏡摺起來，把鏡腳咬在嘴裡，咬了很久，直到嘴裡嘗到一陣塑膠的苦味。
他想起早上在會見室，Riza的手伸向頸上那一圈白痕。
他想起葉太太在旁聽席上，戴著墨鏡，雙手握著手袋。
他想起何淑貞，一個處理謀殺和販毒的高級檢控官，坐在裁判法院的控方席上，保溫杯的杯底壓在一個舊水痕上，說：「對僱主來說大。」
四個星期很快就過去了。
那四個星期裡，他去了三次荔枝角收押所，每一次Riza都在會見室裡坐得筆直，雙腳併攏，把辮子拉到胸前捋一捋，然後垂下眼簾，說同樣的話：是我拿的，我想認罪，對不起。
他沒有跟她提財務公司的事。他在等一個適當的時候。一個律師手上的東西，要在適當的時候拿出來才有用，拿得太早，對方會有時間準備另一個故事。
第二次提堂的那天早上下著雨。西九龍法院大樓的玻璃幕牆上掛滿了水珠，走廊裡有一股潮濕的地毯味，混著雨傘上滴下來的水的氣味。
他提早了一個小時到羈留室。
會見室還是那一間。玻璃上的手印又多了幾個，其中一個很小，五指張開，像一個孩子的手。對講機的電流聲比上次更響，滋滋，滋滋，好像有什麼在喇叭裡面掙扎。
Riza被帶進來，坐下，把辮子從背後拉到胸前，用手指捋了一下辮尾。那條紅色的橡筋已經有點鬆了。
「今天我會認罪。」她說，沒有等他開口，「請你告訴法官。對不起，麻煩你了。」
樊子謙沒有回答。他把袖口往上拉了一下，又拉了一下。這是他準備盤問證人之前的習慣，連他自己都沒有發覺。
然後他把一張紙貼在玻璃上。
那是區域法院訴訟登記冊的列印本，他用黃色螢光筆把兩行字劃了出來：被告姓名，葉朗軒。申索金額，港幣四十二萬元。
Riza看著那張紙。
她的眼睛從上往下移，移到那個數字上，停住了。她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可是她的右手慢慢地抬起來，伸向自己的頸，指尖碰到那一圈白痕，停在那裡，微微地發抖。
「財務公司在九月一日申請判決，」他說，聲音壓得很低，壓在對講機的電流聲下面，「九月三日，錢不見了。九月五日，財務公司撤銷了訴訟。」
她沒有說話。
「Domingo女士，」他說，「你沒有把錢匯給你媽媽，對嗎？」
對講機裡滋滋作響。走廊遠處，一道鐵閘開了又關，咔，嚓。
她垂著眼簾，看著那張紙，看了很久。然後她把手從頸上放下來，放回膝蓋上，和另一隻手疊在一起。她的指關節粗大，手背上那片熨斗燙過的疤在慘白的燈光下看得很清楚。
她輕輕地搖頭。一次，兩次，三次。
「樊律師，」她說，這是她第一次叫他的名字，「請你不要再查了。」
「為什麼？」
她抬起頭。
她的眼睛又大又黑，睫毛上掛著一點濕，可是沒有眼淚掉下來。她看著他，像是在看一個站在很遠很遠的地方的人，一個她很想說些什麼、卻知道對方永遠聽不見的人。
她把臉湊近玻璃，湊近那個對講機的圓形小孔，聲音很輕，輕得幾乎被電流聲蓋過。
「你贏了，」她說，「我就回不來了。」
說完，她站起來，雙腳併攏，轉身，向門口的懲教人員點點頭。
樊子謙坐在玻璃的另一邊，手上還拿著那張紙。玻璃上，她剛才湊近說話的地方，留下了一團小小的霧氣，霧氣慢慢地散開，散到旁邊那個孩子的手印上，然後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