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話　朝向後牆的窗

電話是星期五下午打來的。

打電話來的是一個自稱葉太太私人助理的女人，說話很客氣，語速很快，好像在念一份早就寫好的稿。她說葉家下個月會有新的家傭入住，需要清空原來的傭人房，Riza小姐的私人物品，葉太太不想擅自處理，希望由Riza小姐的代表律師安排取回。星期六上午十點，家裡會有人開門。

樊子謙拿著電話，站在當值律師室那台影印機旁邊。影印機剛剛熱完機，吐出一陣暖烘烘的碳粉味。

「葉太太會在家嗎？」

「葉太太星期六要去深圳，」助理說，「葉先生也不在。朗軒少爺會在家。」

他掛了電話，把眼鏡摘下來，摺起來，一隻鏡腳咬在嘴裡。

他去荔枝角收押所跟Riza說這件事。她坐在玻璃的另一邊，雙腳併攏，把辮子從背後拉到胸前，用手指捋了一下辮尾。辮尾那條紅色的橡筋比上次更鬆了，辮子的末端散開了一小撮。

「你的東西，」他說，「你想我帶什麼過來？」

她輕輕地搖頭。一次，兩次，三次。

「不用了。」她說，「丟掉就好。」

「衣服呢？證件呢？你的聖經呢？」

她垂著眼簾。她的右手慢慢地抬起來，伸向頸上那一圈白痕，停在那裡。

「如果太太要丟，就丟掉。」她說，然後停了一下，好像想再說什麼，嘴唇動了一下，沒有說出來。

最後她說：「對不起，麻煩你了。」

從收押所出來，他在荔枝角道的一個巴士站打電話給何淑貞。

電話接通的時候，他聽到那邊有翻紙的聲音，很整齊，一頁一頁，像有人在把一疊文件的四個角對齊。然後是一個杯蓋被擰開的聲音，停了一下，又擰上。

「何小姐，我是樊子謙。Domingo的案件。」

「說。」

「警方有沒有查過葉朗軒當晚的行蹤？他說他在蘭桂坊喝酒，三點多才回家。有沒有人核實過？」

電話那頭停了兩秒。

「被告已承認控罪，」何淑貞說，「警方沒有必要調查其他人。」

「她還沒有正式認罪。」

「她的警誡口供承認了。」

「口供承認，和在庭上認罪，是兩回事。」他說，語氣越來越客氣，「恕我直言，何小姐，一宗有閉路電視、有指紋、有口供的僱員盜竊，控方派一位高級檢控官親自處理，我很難不好奇。」

電話那頭沒有馬上回答。他聽到一陣很輕的聲音，是保溫杯放在桌上，放得很輕。

「樊大律師，」何淑貞說，「你有什麼要求，以書面提出。控方會考慮。」

「我要求控方披露所有未使用材料，包括葉朗軒的完整口供、主人房走廊閉路電視的全段錄影，以及九月三日凌晨兩點到四點之間屋子所有出入口的紀錄。」

「以書面提出。」

「好。」

「還有，」她說，停了一下，又是一陣翻紙的聲音，「下一堂之前，被告若改變主意，要通知控方。」

「改變什麼主意？」

「任何主意。」何淑貞說，然後掛了線。

他拿著電話，站在巴士站的簷篷下面，看著馬路對面收押所那道高高的灰色圍牆。圍牆上架著一圈鐵絲網，鐵絲網上掛著幾個被風吹上去的膠袋，白色的，在風裡一鼓一鼓，像幾隻被困住的鳥。

他想起第一次提堂的時候，何淑貞坐在控方席上，左頸那一粒米粒大小的紅痣，在她轉頭看他的時候露出來，又被齊耳的短髮遮住。她說話很短，從不用形容詞，可是她剛才說的那一句「任何主意」，比她說過的任何一句都長。

星期六上午，山頂下著霧。

霧是從海上來的，一團一團地爬上山，把樹、路燈、欄杆都吞掉，只剩下一些模糊的輪廓。的士沿著盧吉道往上開，車頭燈照在霧裡，照出兩道白色的光柱，光柱裡是一粒一粒浮動的水珠。司機開得很慢，一邊開一邊罵這種天氣。

樊子謙坐在後座，藍色布文件袋放在腿上，右肩習慣性地往下沉。車窗上凝著一層水汽，他用手指在上面劃了一下，劃出一道細細的清晰，窗外的霧從那道縫裡透進來，白茫茫的，什麼都看不見。

他低頭看自己的左手。無名指上有一道很淡的痕，比周圍的皮膚白一點，是婚戒戴了七年留下來的。戒指除下來兩年了，痕還在。前妻搬走那天說，你替每一個陌生人查到底，卻從來不問我今天過得怎樣。他當時沒有回答，因為他那天手上有一宗案子，第二天早上要交陳詞。

他把左手握起來，放回文件袋上。

這是他九年來第一次為了一宗當值律師的案子，在星期六早上坐的士上山頂。沒有人付他錢做這件事，當值律師服務只付提堂那幾個小時的車馬費。他知道自己在做一件大律師公會的前輩會搖頭的事。可是他閉上眼睛，就會看見玻璃上那一團小小的霧氣，慢慢地散開，散到一個孩子的手印上。

葉家的獨立屋在一條私家路的盡頭。一道黑色的鐵閘，閘後是一個鋪著碎石的前院，前院裡停著兩輛車，一輛白色的，一輛銀色的，車身上都掛滿了水珠。屋子是三層高的，外牆是灰白色的雲石，在霧裡泛著一種冷冷的光，像一塊剛從雪櫃裡拿出來的豆腐。

他按了鐵閘上的門鈴。等了很久，鐵閘才自動打開。

來開門的是一個二十九歲的年輕男人。

他靠在門框上，沒有站直。他很瘦，可是瘦得鬆垮，好像身體裡面的骨頭沒有扣好，整個人要靠著什麼東西才能站住。他穿著一套深灰色的名牌運動套裝，腳上是一雙白色的限量球鞋，鞋頭一點折痕都沒有，像從來沒有走過路。

他的臉很白淨，五官很俊秀，可是有點浮腫，眼袋很深，下巴冒著剛長出來的青色鬍渣。頭髮漂成了灰金色，剪得很短，可是髮根已經長出了一截黑，黑和灰金之間有一條很清楚的分界線，像一道褪色的水位線。

他的左手腕上套著三條彩色的塑膠手帶，一條紅，一條藍，一條綠，是澳門賭場的入場手帶。手帶已經褪色了，邊緣起了毛，可是他沒有剪。手腕上還戴著一隻金色的錶，錶面很大，在霧裡的光線下閃了一下。樊子謙看了一眼，錶冠的位置不對，是仿製的。

他的右手在洗撲克牌。單手，五根手指一收一放，牌在他的指間翻過來，翻過去，發出一陣很輕的、有節奏的啪嗒聲。

「你就是那個律師？」他說，語速很快，「樊什麼？」

「樊子謙。」

「OK，樊律師。」他笑了，笑得很燦爛，露出一排白牙，像一個還在讀大學的學生，「進來吧。Relax，我媽說你是來拿Riza的東西的，拿完就走，對吧？」

「對。」

「Cool。」

他轉身走進屋裡，撲克牌還在他的右手裡翻。樊子謙跟在後面。

大廳很大，天花板很高，地板和牆都是雲石的，白色的雲石上有灰色的紋，像一條一條凝固的河。空氣很冷，冷氣開得很大，冷得他的眼鏡片起了一層薄霧。大廳的一角有一座木雕的佛龕，佛龕前插著三支檀香，煙從香頭升起來，筆直地升到天花板，在冷氣的出風口下面被吹散了。

檀香的氣味很濃，濃得有點甜，蓋過了雲石那種冰冷的、沒有氣味的氣味。

「Riza的房在後面，」葉朗軒說，用拿著撲克牌的手指了指廚房的方向，「穿過廚房就是。你自己去，我不進去了。」

「謝謝。」樊子謙說。他沒有馬上走，站在大廳中央，看著牆上一幅照片。照片裡是葉家四個人，葉先生，葉太太，葉朗軒，還有一個比葉朗軒小幾歲的女孩，四個人站在一艘遊艇的甲板上，身後是一片很藍的海。

照片裡沒有Riza。

「你妹妹？」他問。

「嗯。在英國讀書。」葉朗軒說，把撲克牌在手裡洗了一輪，「你想問什麼就問，不用繞圈。律師都是這樣的，對吧？」

「九月三日晚上，你在哪裡？」

「我已經跟警察說了。」葉朗軒說，靠在一根雲石柱子上，「在蘭桂坊，跟朋友喝酒。三點多才回來。回來的時候什麼都不知道，第二天早上我媽在樓上尖叫，我才知道。」

「你回來的時候，Riza在做什麼？」

「睡覺吧。我怎麼知道？」

「你回來的時候，經過主人房嗎？」

葉朗軒的撲克牌停了一下。只有一下，很短，一張牌在他的中指和無名指之間卡住了，然後他用拇指一推，牌又翻了過去。

「我的房在三樓，」他說，「主人房在二樓。上樓梯要經過二樓的走廊。經過，可是沒有進去。Relax，樊律師，閉路電視拍到的是Riza，不是我。」

他伸出左手，搔了一下後頸。

樊子謙看著那隻搔後頸的手，看著手腕上那三條褪色的賭場手帶。

「區域法院有一宗案，」他說，語氣很平，很客氣，好像在說今天的天氣，「一間財務公司追討你四十二萬。八月入稟，九月一日申請判決。九月五日，財務公司撤銷了訴訟。」

葉朗軒的手還放在後頸上。

「恕我直言，」樊子謙說，「四十二萬，很巧。」

大廳裡很安靜。冷氣從天花板的出風口呼呼地吹下來，佛龕前的檀香被吹得歪了一下，又直起來。葉朗軒的右手停止了洗牌，一疊撲克牌握在手心裡，握得很緊。他的眼睛看著樊子謙，看了大概三秒，然後轉開了，看向窗外的霧。

「那是朋友借我的名字去借的錢，」他說，語速更快了，「我不知道他借了這麼多。後來他還了，所以撤銷了。跟Riza的事沒有關係。」

「你朋友叫什麼名字？」

「這個……我不方便說。」他又搔了一下後頸，然後笑了，笑得很燦爛，「樊律師，你是Riza的律師，不是警察。你查這些幹什麼？Riza自己都認了。你應該幫她求情，求法官判輕一點，對吧？這才是你的工作。」

「我的工作是替我的當事人爭取最好的結果。」

「那就對了。」葉朗軒說，把撲克牌塞回褲袋，「Relax。最好的結果就是她認罪，判個一兩年，出來以後回菲律賓，大家都好。」

他說完，轉身走上樓梯，球鞋踩在雲石台階上，發出一陣很輕的吱吱聲。走到一半，他停下來，沒有回頭。

「Riza的房，」他說，「拿完東西，記得關燈。我媽不喜歡浪費電。」

然後他上去了。樓上傳來一聲很響的關門聲，砰，震得大廳的吊燈輕輕地晃了一下。

廚房很大，很乾淨，所有的東西都是不鏽鋼的，亮得像手術室。廚房的後門通向一條很窄的走廊，走廊的牆沒有鋪雲石，是普通的白色油漆，油漆已經有點發黃。走廊盡頭有一扇門，門上沒有門牌，只有一個舊的掛鉤，掛鉤上掛著一條褪色的毛巾。

他推開門。

房間很小，大概只有六十呎。一張單人床，一個鐵皮衣櫃，一張摺桌，一張膠椅。天花板上有一盞黃色的小燈，燈罩是紙做的，被燈泡烤得有點焦。房間只有一扇窗，很小，開在牆的高處，窗外不到一米就是後牆，一道灰色的、長滿青苔的石牆，霧氣順著石牆往下流，把窗玻璃弄得一片模糊。

空氣裡有一股漂白水的氣味，很淡，可是很頑固，好像已經滲進了牆壁裡。

他打開那盞黃色的小燈。燈光很暗，照不到房間的角落。

床鋪得很整齊。被子摺成一個方塊，放在床尾，枕頭放在床頭，枕頭套是淺藍色的，洗得發白。床頭的牆上釘著一個小小的木十字架，十字架下面貼著一張聖母像的明信片，明信片的邊角捲起來了。

摺桌上放著一本聖經，一本他加祿語的祈禱書，一個塑膠水杯，一把梳子。梳子上纏著幾根很長的黑髮。

他打開鐵皮衣櫃。裡面掛著四套灰色的家傭制服，三件T恤，兩條牛仔褲，一條黑色的長裙。衣櫃底部放著一個行李箱，拉開，裡面是空的。

他站在房間中央，看了一圈。

這就是一個人在這幢三層高的雲石屋子裡生活了十四年留下來的全部東西。一張床，一個衣櫃，一張摺桌，四套制服，一本聖經。

他把聖經拿起來，翻了一下。書頁很舊，邊緣被翻得起了毛，很多頁都用鉛筆劃了線。書頁中間夾著一些東西：一張超市的收據，一張教堂的彌撒時間表，一張摺起來的紙，打開，是一張小孩子的畫，用蠟筆畫的，畫著一個大人牽著一個小孩，兩個人都在笑，大人的頭上畫著一條長長的辮子，辮尾是一團紅色。

畫的右下角，用歪歪斜斜的英文字寫著：「To Mama.」

他拿著那張畫，站在那盞黃色的小燈下面，看了很久。

然後他把畫夾回聖經裡，把聖經放進他的藍色布文件袋。文件袋很重，右肩又沉了一截。

他把被子摺好的方塊移開，掀開床墊。床墊下面是一塊木板，木板上什麼都沒有。

他蹲下來，看床底。

床底很乾淨，比房間的其他地方還要乾淨，好像有人每天都會掃一次。床底靠牆的那一邊，放著一個鐵皮餅乾罐，是那種藍色的丹麥曲奇罐，罐身上的圖案已經磨掉了一半。

他伸手把它拿出來。罐子很輕。

他打開蓋子。

罐裡沒有曲奇，也沒有針線。只有一個透明的文件套，文件套裡夾著一張紙。

那是一張影印本，影印得很清楚，是一份香港的出生登記證明書。

他把它拿到燈下。

出生日期：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出生地點：香港，伊利沙伯醫院。性別：男。

姓名一欄，英文名寫著：Gabriel Domingo。中文名一欄是空的。

父親姓名一欄，也是空的。

母親姓名一欄：DOMINGO, Riza。

他的手指停在那一行字上。

二〇一三年。Riza在二〇一二年第一次來港，第一份合約就是葉家。一年以後，她在香港生了一個兒子。按照外傭的合約條款，懷孕不是解僱的理由，可是很多僱主會找其他理由把懷孕的外傭辭退。葉家沒有辭退她。她又在葉家做了十三年，續了五次約。

十三年來，那個叫Gabriel的孩子在哪裡？

他抬起頭，看著這個六十呎的房間。摺桌旁邊的牆上掛著一個教會送的月曆，月曆停在九月，九月的每一個星期日都用藍色原子筆圈了起來，圈裡寫著一個很小的字母：G。

他把月曆往回翻。八月，七月，六月。每一個星期日都圈著，每一個圈裡都寫著G。六月二十九日那一格，除了G以外，還畫了一個小小的蛋糕，蛋糕上插著幾根蠟燭，數一數，十三根。

外傭每個星期有一天假期，通常是星期日。十四年來，Riza的每一個星期日，都是一個G。

他又想起那張蠟筆畫。一個大人牽著一個小孩，兩個人都在笑，大人的頭上是一條長長的辮子，辮尾一團紅色。

「To Mama.」

外籍家傭在香港生下的孩子，沒有香港居留權，除非父親是香港永久居民。如果父親是香港永久居民，孩子一出生就是香港永久居民。如果不是，孩子必須在一定時間內離境，或者由母親以受養人身份申請，而外傭是不能申請受養人的。

父親一欄是空的。

他把那張影印本翻過來。背面有一行字，是用原子筆寫的，字跡很小，很工整，是一個不太習慣寫英文的人刻意寫得很工整的那種字：

「If anything happens to me, he stays.」

如果我出了什麼事，他留下。

他跪在那個六十呎的傭人房的地板上，手上拿著那張影印本，聽著窗外霧氣沿著石牆往下流的聲音。那盞黃色的小燈在他的頭頂嗡嗡地響，燈罩上那片焦黃在燈光裡顯得更深了。

他想起會見室的玻璃，想起Riza湊近對講機的小孔，說：你贏了，我就回不來了。

他一直以為她說的「回不來」，是回不來香港。一個被判無罪的外傭，合約已經被僱主終止，失去了工作簽證，兩個星期內就要離境。沒有僱主願意再請一個被控告過盜竊的外傭，她就再也回不來了。

可是如果她被判有罪呢？

她會在香港坐兩年、三年的牢。她會留在香港。在大欖，在羅湖，在任何一所女子監獄，可是她會留在香港。在同一個城市，和一個十三歲的男孩，呼吸同樣潮濕的空氣。

回不來的，不是她回不來香港。是她回不來他的身邊。

他把影印本放回文件套，把文件套放進他的藍色布文件袋，放在那本聖經的旁邊。然後他把餅乾罐的蓋子蓋好，放回床底，放回原來的位置，靠著牆的那一邊，擺正。

他站起來的時候，膝蓋撞到了床架，發出一聲悶響。

他把袖口往上拉了一下，又拉了一下。

然後他聽到身後有一個聲音。

啪嗒，啪嗒，啪嗒。

很輕，很有節奏，是撲克牌在一個人的指間翻過來翻過去的聲音。

他轉過身。

葉朗軒靠在傭人房的門框上。他不知道已經在那裡站了多久。他的右手在洗牌，單手，五根手指一收一放，牌翻過來，翻過去。他的左手放在後頸上，慢慢地搔著。

他的眼睛沒有看樊子謙的臉。他看著樊子謙肩上那個藍色的布文件袋，看著文件袋鼓起來的那一塊。

「找到什麼了？」他說，然後笑了，笑得很燦爛，像一個還在讀大學的學生，「Relax，樊律師。我只是來提醒你，記得關燈。」

他伸出手，越過樊子謙的肩膀，按下了牆上的開關。

那盞黃色的小燈熄了。房間裡一下子暗下來，只剩下那扇朝向後牆的小窗透進來一點灰白的霧光。在那點霧光裡，葉朗軒右手食指的指甲被咬得見了肉，指尖上有一小點乾了的血。

撲克牌在他的指間翻過去，啪嗒一聲，停住了。

最上面那一張，是一張黑桃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