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時正

早上七點，凌可風用洗手液擦掉手背上的數字，再用油性筆寫一次。

二七六零。

他住的地方是深水埗一幢唐樓的板間房，一百呎，一張床，一張摺桌，一個衣櫃。窗外是一堵牆，牆上長著青苔，早上的光從牆和牆之間的縫漏下來，只有一條，斜斜地照在摺桌上。樓下的五金舖已經開門，老闆在拉鐵閘，嘩啦嘩啦，接著是收音機的新聞報道，接著是隔壁的嬰兒哭。空氣裡有機油、鐵鏽和隔壁煮麥皮的味道。

他寫完數字，對著窗口那一條光看了一會兒，確認字寫得端正。

然後他摸了一下喉結。

喉結下方那一圈環狀的痕跡，昨晚在中心用了二十一個字之後，顏色深了，到今天早上還沒褪，是一種淡淡的豬肝紅，像被人用手指勒過。他從衣櫃裡拿了一件深綠色的棉質工作襯衫，扣到最上面一顆，剛好遮住。

他沒有吃早餐。

十點正，黎太的單位。

鐵閘外面已經聞得到味道。舊報紙受潮的霉味，膠袋裡剩飯發酸的味道，還有一種很淡的、像舊衣櫃底的樟腦味。三個義工站在他身後，都是中心的常客，兩個退休的阿姐和一個大學生，手裡抱著摺好的紙箱。大學生掩著鼻，被其中一個阿姐拍了一下手背，連忙放下。

凌可風按門鐘。

按了三次，裡面才有腳步聲，很慢，拖著拖鞋。木門開了一條縫，一隻眼睛從縫裡看出來，眼白有點黃，眼角有很多皺紋。

「又是社工？」黎太說，「我說過不搬。我的東西，我自己會收拾。」

凌可風沒有說話。

他彎下腰，彎得很低，低到視線和門縫裡那隻眼睛平齊。一百八十一厘米的人，彎成這樣，像一棵被風吹歪的樹。他從背包裡拿出一個紙盒，打開，裡面是六個老婆餅，油皮上有一層薄薄的糖霜，是他早上在旺角一間老餅店買的，排了二十分鐘隊。

他把紙盒舉到門縫前。

那隻眼睛在老婆餅上停了很久。

然後他撕下一張便利貼，寫字，輕輕貼在門框上，貼在門縫旁邊，那隻眼睛看得見的地方。

「黎太，我不搬你的東西。我只想坐一會兒。」

門縫開大了一點。

那一個上午，他在黎太的單位裡坐了兩個小時。準確地說，是蹲了兩個小時，因為單位裡沒有可以坐的地方，只有一條窄窄的通道，兩邊是堆到天花板的報紙、膠袋、紙盒、舊衣服和不知道裝著什麼的鐵罐。他蹲在通道中間，膝蓋頂到胸口，一張一張地寫便利貼，貼在黎太的手背上。

黎太說了很多話。她說這一疊報紙是她丈夫生前訂的，一直訂到他死後三年她才去取消。她說這一袋膠袋是她女兒小時候放學帶回家的，裡面裝過糖果、文具、一條金魚。她說這個鐵罐裡是鈕扣，是她在製衣廠做了二十年，每天偷偷帶回來一顆的。

凌可風一直聽，一直寫。

「一天一顆，二十年，七千多顆。」

黎太看著那張便利貼，愣了一下，然後笑起來，笑得眼淚都出來了。

「你這個年輕人，連這個都計算。」

中午十二點，他們清出了三個紙箱。三個紙箱的舊報紙，是黎太自己挑的，她說報紙上的新聞她都已經不記得了，丈夫也不會再看。

三個紙箱，二十個裡的三個。兩星期後房署會來收樓，照這個速度，不夠。

如果用字，五十個字，黎太會在一個下午把整個單位清空，而且會覺得輕鬆。

他站在單位門口，看著那條依然很窄的通道，看著黎太坐在一疊報紙上吃老婆餅，吃得很慢，糖霜沾在嘴角上。

他摸了一下喉結，然後把手放下來。

他寫了一張便利貼，貼在黎太的手背上。

「明天我再來。」

下午兩點，葛雲的診所在太子一幢商業大廈的十樓。

診所不像診所。沒有前台，沒有候診區，只有一個房間，房間裡沒有書桌，只有兩張扶手椅、一張矮几和很多很多的植物。窗台上擠滿了盆栽，綠蘿從架子上垂下來，一直垂到地板。空氣裡有泥土、薄荷和一點點肉桂的味道，大概是矮几上那個香薰爐。一台小小的加濕器在角落裡噴著白霧，嘶嘶地響。

葛雲坐在其中一張扶手椅上，雙腳收在椅子上盤坐著。

她四十五歲左右，高挑豐滿，穿著一件寬鬆的亞麻長裙，顏色是很鮮的芥末黃，外面罩著一件墨綠色的針織開衫。灰黑相間的捲曲長髮用一條印著花紋的絲巾隨意紮起，有幾綹散下來，垂在臉頰旁邊。她的臉圓潤，膚色是溫暖的淺棕，嘴唇塗著珊瑚色的口紅。

她站起來和他握手的時候，他聽見她手腕上的串珠手鍊碰在一起，沙沙地響。很多條，雙手都有，木的、玻璃的、陶瓷的，每一條都不一樣。

「凌先生。」她說，聲音溫和而帶磁性，說得很慢，「可晴說你不說話。我準備了紙和筆，你隨意。」

矮几上放著一疊白紙，一枝鉛筆。

他從褲袋裡拿出自己的便利貼，放在白紙旁邊。

葛雲看著那疊黃色的便利貼，眼睛彎起來，笑得眼睛都瞇起來。

「好。」她說，「用你習慣的。」

她重新盤腿坐下，打開一本皮面筆記本，拿起一枝墨水筆。她沒有馬上寫字，而是在紙的角落畫了一個小小的螺旋，一圈一圈地往外繞。

「可晴來見我三年了。」她說，「是她公司的人事部轉介的。她的同事投訴她，說她……」她停了一下，好像在找一個準確的詞，「說她太完美。每天八點五十九分到公司，六點零一分離開。午飯永遠吃同一款三文治。三年沒有請過一天病假，沒有遲到過一分鐘，沒有做錯過一份報告。她的同事說，跟她一起工作，像跟一部機器一起工作。」

她畫的螺旋越來越大。

「我見了她三年。她是我見過最合作的病人。我問什麼，她答什麼。我叫她做呼吸練習，她每天做，一次不漏。我叫她寫情緒日記，她每天寫，每一篇都是三百字，不多不少。」

她抬起頭，從筆記本上看他。

「凌先生，你覺得這樣的人需要看心理醫生嗎？」

他撕下一張便利貼，寫字，遞過去。

「你覺得呢？」

葛雲看著那張紙，笑了一下，把它貼在自己的筆記本上。

「我覺得，」她說，「一個人如果從來不讓任何人擔心，那她一定在很用力地做一件事。」

加濕器噴出一團白霧，在她的臉旁邊慢慢散開。

「上個月，可晴轉了新工作。」葛雲說，「一間物流公司，要輪班。她第一次上夜班，那天晚上九點，她在一個會議裡。會議開到一半，她站起來，一句話都沒說，走出了會議室。她的主管以為她不舒服，跟出去看。」

她的筆停了。

「她在茶水間。她在洗手。洗得很仔細，特別是右手手腕，洗了很久，洗到皮膚都紅了。然後她打開雪櫃，拿出一個飯盒，飯盒裡只有白飯，沒有菜。她坐下來，一口一口地吃，吃完，把筷子並排放好，然後回到會議室，坐下，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

凌可風坐在扶手椅上。扶手椅對他來說太矮了，他的膝蓋頂到了胸口，雙手放在膝蓋上。

他沒有動。

「她的主管問她做什麼。」葛雲說，「她說：『九點了。』」

「第二天晚上九點，同樣的事。第三天，同樣。第四天，她被調回日班。」

她放下筆，伸手，拍了拍他放在膝蓋上的手背。她的手很暖，串珠手鍊碰到他的手腕，涼涼的。

「我問她，為什麼是九點。」她說，「她說她不知道。我問她，她做這件事做了多久。她說十年。」

十年。

「她說，以前她自己住，九點都在家，所以沒有人發現。她每天晚上九點，不管在做什麼，都會停下來，洗手，吃一碗白飯。十年，一天都沒有漏過。」

凌可風的手在膝蓋上慢慢地握緊。

「我再問她，十年前發生了什麼事。」葛雲說，「她說，十年前哥哥救了她。」

她看著他，眼睛大而溫和，很專注。

「凌先生，」她說，聲音很慢，很輕，「十年前那天晚上，你對她說了什麼？」

房間裡只有加濕器的嘶嘶聲。

他撕下一張便利貼。筆尖停在紙上，停了很久。

然後他寫了四個字。

「我不記得。」

他把便利貼遞過去。葛雲接過，看了很久，沒有貼在筆記本上，而是拿在手裡，用拇指輕輕撫著紙的邊緣。

「可晴記得。」她說。

她把那張便利貼夾進筆記本，合上，雙手放在筆記本的皮面上，手腕上的串珠一顆一顆地垂下來。

「我問過她，哥哥那天晚上說了什麼。」她說，「她沒有回答我。她只是把我給她倒的那杯水，轉了一下，轉到杯柄朝向右邊。然後她說：『哥哥說的話，我都有照做。』」

葛雲停了一下，右手中指那枚銀色的大戒指在筆記本上輕輕敲了一下。

「凌先生，我做了二十年治療。我聽過很多人說『我都有照做』。通常他們說的是醫生的吩咐，父母的期望，或者一個已經不在的人的遺願。」她說，「可晴說這句話的時候，是我三年來唯一一次，看見她的手在抖。」

晚上七點，大角咀。

可晴住的那幢舊樓沒有電梯。樓梯很窄，每一層的轉角都貼著一張「小心地滑」的告示，但地是乾的。樓梯間很乾淨，乾淨得不像一幢舊樓，大概是住戶自己請了人打掃。空氣裡有漂白水和舊木門的味道，某一層有人在煎魚，油煙從門縫裡飄出來。

五樓。一道白色的木門。

他按門鐘之前，看了一眼手錶。

七點整。他約的是七點。

門在門鐘響完第一聲的時候就開了，好像她一直站在門後面等。

凌可晴站在門口。

她很小，一百五十八厘米，站在一百八十一厘米的哥哥面前，頭頂只到他的胸口。她穿著一件白色的圓領T恤和一條淺灰色的長褲，是他每一次見她的時候，她都穿的那一款。齊耳的黑色短髮，髮尾剪得非常整齊，整齊得像用尺量過。他知道她是用尺量的。她每個星期天晚上都會用一把十五厘米的膠尺量自己的頭髮，多出來的剪掉。

她的臉是一張娃娃臉，白，臉頰上有淡淡的雀斑。眼睛圓大，很清澈。

她看著他。

不，她沒有看著他。她的視線落在他左肩上方一點點的位置，那裡什麼都沒有，只有樓梯間的牆。她的眼睛停在那裡，一動不動。

「你來了。」她說。

她的聲音平淡溫柔，嘴唇幾乎不動。

然後她笑了。標準的微笑，嘴角提起的角度剛剛好，像被人教過的。他在心裡數。一，二，三。

笑容收起。

她側身讓他進去。

單位很小，一廳一房，大約三百呎。全部是白色和淺灰色。白色的牆，淺灰色的地磚，白色的沙發，淺灰色的坐墊。一張白色的圓餐桌，兩張淺灰色的椅子。沒有照片，沒有擺設，沒有植物，沒有一件多餘的東西。每一件物件都放在一個固定的位置，電視遙控器和沙發的邊緣平行，紙巾盒和餐桌的邊緣平行，拖鞋在門口並排放好，鞋尖對著牆。

整齊得刺眼。

他站在門口，換拖鞋。拖鞋是新的，淺灰色，是給他準備的。他穿上之後，可晴蹲下來，把他脫下的那雙球鞋重新排好，鞋尖對著牆，和她的拖鞋平行。

她給他倒了一杯水。

她把杯子放在餐桌上，然後伸手，把杯子轉了一下，轉到杯柄朝向右邊。

他坐下來，看著那個杯子，看著那個朝向右邊的杯柄。

他撕下一張便利貼，寫字，輕輕貼在她的手背上。

「最近好嗎？」

可晴低頭，看著手背上的便利貼。她讀得很仔細，讀了兩遍，然後把它撕下來，對摺，放進長褲的口袋裡。

「好。」她說，「每天八點五十九分上班，六點零一分下班。」

她的左手放在餐桌上，五隻手指的指甲都修剪得一樣長，一樣圓。她的右手手腕上戴著一隻黑色的電子錶，錶帶扣得很緊，緊得壓住了錶帶底下的那道疤。

十年前的那道疤。

那天晚上，他看著她吃晚飯。

她做了兩碗白飯，一碟蒸水蛋，一碟白灼菜心。水蛋蒸得很滑，表面沒有一個氣泡。菜心每一條的長度都一樣。她吃飯的時候，每一口都是一樣的份量，嚼二十下，吞下去，再夾下一口。

他沒有吃多少。他看著她。

她吃完，把筷子並排放在碗上，站起來，收拾碗碟，洗碗，擦乾，放回碗櫃。碗櫃裡的碗疊得很整齊，每一個都對齊了。

然後她拿出一個蘋果，一把水果刀，坐回餐桌前，開始削皮。

她削蘋果的時候，蘋果皮是連著的，一整條，很薄，從頂一直削到底，沒有斷。

他看了一眼牆上的鐘。

八點五十八分。

他看見她的手在削皮的時候，微微地抖了一下。

八點五十九分。

蘋果皮已經削到了底部。她拿著刀，刀刃貼著果肉，停住了。

九點正。

她手腕上的電子錶震動起來。

嗡——

很輕的震動，但在這個安靜的白色房間裡，他聽得很清楚。

可晴的手開始發抖。不是剛才那種微微的抖，是很明顯的抖，抖得刀刃在蘋果上劃出一道細細的痕。

但她的動作沒有停。

她把刀放下。

放在餐桌上，刀刃朝內，刀柄和桌邊平行。

她把蘋果放下。

然後她站起來，走進洗手間。他聽見水龍頭被擰開，水嘩嘩地流。

他站起來，走到洗手間門口。

洗手間也是白色的。白色的瓷磚，白色的洗手盆，白色的浴缸。浴缸很乾淨，乾淨得發亮，好像從來沒有人用過。

可晴站在洗手盆前面洗手。

她洗得很仔細。手心，手背，指縫，指甲。然後是右手手腕。她解開電子錶，放在洗手盆邊上，錶還在震動，嗡——嗡——，在瓷面上一跳一跳。她用左手捧著水，一遍一遍地洗右手手腕上那道疤。

洗到第九遍，疤周圍的皮膚已經紅了。

她關掉水龍頭，用一條白色的毛巾把手擦乾，把錶戴回去，扣緊。

然後她從他身邊走過，走回餐桌，打開雪櫃，拿出一個小小的白色瓷碗。碗裡是白飯，冷的，已經盛好了，用保鮮紙封著。

她撕開保鮮紙，坐下來，面向大門。

她一口一口地吃。冷飯，沒有菜，每一口一樣的份量，嚼二十下。

凌可風站在洗手間門口，看著她。

他的手慢慢地抬起來，捂住了嘴。

他記起來了。

不是全部。是一些畫面，像從水裡撈起來的舊照片，濕的，模糊的，一張一張浮上來。

十年前，晚上九點。他從社工系的晚課回家，推開門，家裡的燈全黑，只有浴室的燈亮著。浴室的門開了一條縫，縫裡流出來的水是紅的。

他推開門。可晴坐在浴缸裡，十四歲，校服還沒換，左手握著一把水果刀，右手垂在浴缸邊上，手腕在流血。她看著他，眼睛很大，很空，像兩口井。

他說了一句話。

他記得他蹲下來，蹲在一地的血水裡，雙手捧著她的臉。他記得他的喉結燙得像一塊燒紅的炭。他記得腦子裡的咔嗒聲，一聲接一聲，快得像下雨，快得他數不過來。

他記得那句話的開頭。

「放下刀。」

他記得接下來是：

「洗乾淨手。」

然後是：

「出來吃飯。」

後面還有。他知道後面還有，很長，很長，比他這一生說過的任何一句話都長。但他記不起來了。那一段是黑的，像被人用手捂住了。

他只記得，他說完那句話之後，可晴的瞳孔收縮成了針尖。

然後她放下了刀。她站起來，自己走出浴缸，自己走到洗手盆前面，自己洗手，洗了很久，洗得很乾淨。然後她自己走到廚房，打開電飯煲，盛了一碗飯，坐下來，吃。

她的右手手腕還在流血。她一邊流血，一邊吃飯。

他打了九九九。救護車來的時候，她已經吃完了，把筷子並排放在碗上。

救護員問她發生什麼事，她說：「九點了。」

凌可風站在洗手間門口，雙手捂著嘴。

他的手在抖。他怕一個字會從指縫裡溜出去。

餐桌前，可晴吃完了最後一口。她把筷子並排放在碗上，擺正。電子錶停止了震動。

她坐在那裡，雙手放在膝蓋上，視線落在大門上方一點點的地方，一動不動。

然後她說：

「吃完了。」

她的聲音平淡溫柔，嘴唇幾乎不動。她不是對他說的。她是對著大門上方那一點點空氣說的，像在跟一個不在那裡的人報告。

像一個士兵在跟長官報告任務完成。

凌可風放下手。

他從口袋裡拿出便利貼和筆。他的手抖得很厲害，寫出來的字歪歪斜斜，筆尖幾次戳穿了紙。

他寫了一句話，撕下來，走過去，想貼在她的手背上。

他的手停在半空。

便利貼上寫的是：「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知道答案。

他比任何人都知道答案。

那是他十年前親口說的。放下刀，洗乾淨手，出來吃飯。每一個字，都是他說的。

命令不會自動解除。

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個晚上九點。

他的妹妹，每天晚上九點，都在執行他說過的那句話。

他慢慢地把那張便利貼揉成一團，握在掌心，握得很緊。

牆上的鐘指著九點十四分。

可晴轉過頭來，視線落在他左肩上方一點點的位置。

她笑了。標準的微笑，嘴角的角度剛剛好。

一，二，三。

笑容收起。

「你今晚不回去嗎？」她問。

凌可風沒有回答。

他低頭看自己的左手手背。

二七六零。

他忽然很想知道，那句他記不起來的、很長很長的話，後面到底還說了什麼。

他忽然很怕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