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話 第十次
十月十二日，下午四時二十分。
光從半扇窗斜照進來。
那扇窗原本很大，是舊唐樓那種木框的對開窗，推出去就是西洋菜南街的半空。但窗前立著一排書架，從地板頂到天花，擋住了半邊，只剩下另外半扇，讓黃昏的光斜斜地落進來，落在一張舊木桌上，落在木桌上攤開的一本簿子上，落在那本簿子旁邊一杯已經涼了的普洱茶上。
光是琥珀色的。照在舊書頁上，米黃色的紙變得更黃，像被火烤過；照在書脊上，那些褪了色的紅、褪了色的綠，一排一排，像一片秋天的田。
樓下的街頭表演開始了。
是一個唱情歌的年輕人，擴音器開得很大，每一個字都被放大成一團嗡嗡的回音。可是隔著三樓的玻璃，隔著滿屋子的書，那聲音傳上來，就變得很遠、很薄，像另一個年代的收音機，在另一個房間裡開著。
石見微坐在木桌後面，拿起一本書。
那是一本一九七二年初版的散文集，書脊裂了，封面的顏色已經看不出原來是藍還是灰。她把書打開，湊近，鼻尖幾乎碰到書頁，輕輕地吸了一口氣。
紙灰。霉味。還有一點點很淡的、像是樟腦又像是舊衣櫃的氣味。
七十年代。香港印的。存放的地方潮濕，但有人用樟腦防過蟲。大概是某個老人家的遺物，家人清屋的時候整箱賣給了收舊書的。
她不用看版權頁也知道。
她三十九歲，身形圓潤柔軟，久坐讓她的背有點駝，肩膀向前微微收著，像一本被翻開太多次、再也合不攏的書。她的臉是圓的，膚色偏白，鼻樑兩側散著淺淺的雀斑，右頰有一顆淺褐色的痣。臉上架著一副玳瑁色的圓框眼鏡，鏡片有點花了，她看人的時候習慣從鏡框上方望出去，好像鏡片只是用來看書的。
黑色的直髮剛好到肩膀，左邊別著一枚舊銅書籤當髮夾。書籤上刻著一朵很小的玉蘭花，銅已經氧化得發黑，只有花瓣的邊緣被她的手指摸得發亮。
她穿一件寬身的深綠色羊毛衣，袖口有點鬆了，長過手腕。下身是一條啡色的燈芯絨長裙，腳上一雙黑布鞋。胸前用一條細繩掛著一支鉛筆。
她的指尖上貼著三塊米色的膠布。左手食指一塊，右手中指一塊，右手拇指一塊。都是被紙邊割的。舊書的紙很脆，邊緣像刀。
她把那本散文集放下，拿起胸前的鉛筆，在那本攤開的簿子上寫了一行：
「十月十二日。〈北窗集〉，七二年初版。換出：〈城南舊事〉。換者：無名。」
那本簿子叫「換書簿」。
書店開了二十三年，換書簿寫滿了十七本。她母親寫了前十三年，她寫了後十年。
書店沒有招牌，只在樓梯口貼了一張泛黃的紙，毛筆寫著：「樓上舊書，只換不賣。」
字是她母親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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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時四十分。
光移了一點，從木桌移到了地板上。
見微站起來，把那本〈北窗集〉放到靠窗的書架上。她伸出一隻手，從一疊書中間抽出一本，另一隻手把剛才那本插進去，整疊書晃都沒晃一下。這是她做了十年練出來的：手腕靈巧，一拉一插，像魚在水裡轉身。
她看了一眼牆上的月曆。
十月十二日，那一格用鉛筆畫了一個很小的圈。
她又看了一眼門口。
門是舊式的木門，推開以後，外面是一條又陡又窄的木樓梯，一直通到地下。樓梯每一級都被踩得中間凹下去，扶手上的漆早就磨光了，露出底下深啡色的木紋。
門框上，有一道一道的鉛筆刻痕。
橫的，短短的，一道比一道高，從膝蓋的高度一直到胸口。每一道刻痕旁邊，都有一行很小的字，寫著日期和名字。字是她母親寫的，有些已經模糊得看不清了。
那是她母親的習慣。以前書店裡有很多小孩子來換書，換圖畫書、換漫畫、換童話。她母親每年替他們在門框上量一次身高，畫一道線，寫上名字。
那些小孩子，後來都長大了，不來了。
門框上的刻痕，停在了二十年前。
只有第三道刻痕旁邊的字，是看不清的。不是因為模糊。是因為被人摸得太多，鉛筆的痕跡被磨掉了，只剩下一道淺淺的凹。
見微看著那一道凹，看了很久。
然後她回到木桌後面，坐下，把那本換書簿往前翻。
翻到十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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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十月十二日。
那天下大雨。
西洋菜南街的街頭表演全部收了攤，行人撐著傘擠在騎樓底下，整條街都是雨打在鐵皮簷篷上的聲音。書店的窗戶被雨打得嘩嘩響，屋裡很暗，她開了那盞吊燈。
吊燈是一個黃色的玻璃燈罩，吊在書店正中間，燈繩很長，垂到頭頂。
那年她二十九歲。母親剛走了三個月。
她坐在木桌後面，面前攤著換書簿，母親的字跡停在七月的某一天，後面是一片空白。她拿著鉛筆，一直沒有寫下去。
然後樓梯傳來腳步聲。
很急，很重，一步跨兩級。
門被推開了。一個男孩子站在門口，渾身濕透。
他大約十七歲，穿著中學的白色校服，校服濕得貼在身上，看得見底下瘦瘦的肩膀和鎖骨。他很高，已經差不多碰到門框頂了，推門進來的時候下意識地低了一下頭。
他的頭髮濕成一綹一綹，貼在額頭上。下唇破了，有一道小小的傷口，還在滲血。
他手裡抱著一本書。
書被雨淋濕了，封面的硬皮翹起來，書脊裂開，書頁腫得像一塊吸了水的海綿。他用兩隻手緊緊地抱在胸前，好像那是一隻受傷的小動物。
他站在門口，喘著氣，沒有說話。
然後他伸出一隻手，摸了一下門框上的某一道刻痕。
見微那時候沒有注意是哪一道。
後來她注意了。是第三道。
「這裡，」男孩子說，聲音還在變聲，有點沙啞，「是不是可以換書？」
「是。」
「什麼書都可以換？」
「什麼書都可以。」
男孩子走過來，把那本濕透了的書放在木桌上，放在換書簿旁邊。雨水從書頁裡滲出來，在木桌上洇開一小灘。
見微低頭看那本書。
封面的字已經被水泡得模糊了，只看得出兩個字：〈海圖〉。
她把書拿起來，湊近，聞了一下。
雨水。泥土。還有一點點很淡的、像是海水的鹹味。
書頁黏在一起了。她試著翻開，只翻開了前面幾頁，後面的全部黏成一塊，像一塊厚厚的磚。
「這本書，」她說，「已經壞了。」
「我知道。」男孩子說，「可是你們這裡什麼書都可以換，對不對？」
見微抬頭看他。
那時候她還沒有戴那副玳瑁眼鏡。她戴的是一副很普通的黑框眼鏡，是她母親的。母親走了以後，她把自己的眼鏡收起來，戴上了母親那一副。度數不對，看東西總是有點模糊。
所以她記憶裡的那個男孩子，一直是模糊的。
只記得他很高，很瘦，下唇在流血，兩隻手握成拳頭，插在校服褲的口袋裡。
「你想換什麼？」她問。
男孩子轉頭，看著滿屋子的書。
看了很久。
然後他走到窗邊那一排書架前面，伸手——他的手很長，一伸就碰到了最上面那一層——抽出了一本書。
那一層，是母親的書。
那些書不換。母親生前說過，那一層是她自己的書，換書簿上沒有登記，誰來也不換。
他抽出來的，是一本很薄的詩集。
淺灰色的封面，沒有圖案，只有書名和作者名，是用鉛字印的，微微凹下去。書頁很少，大概只有六七十頁。
那是她母親的詩集。
母親年輕時寫的，自己出錢印的，一共印了兩百本。母親說，那兩百本，她只送出去過十一本，其餘的都放在倉庫裡，後來倉庫漏水，全部泡壞了。
剩下的，就只有書架最上面那一本。
扉頁上，有母親用鋼筆寫的一行字。
見微站起來。
她想說：那一本不換。
可是她張開嘴，看著那個男孩子。他站在窗邊，窗外的雨嘩嘩地下，他把那本詩集捧在手裡，低著頭，一頁一頁地翻。翻頁之前，他舔了一下食指。
他看得很慢。看書的時候，他的臉上什麼表情都沒有，那雙眼睛比看人的時候專注得多，好像整個人都掉進了那幾十頁紙裡。
他翻到最後一頁，停住了。
他抬起頭，看著她。
「這一本，」他說，「可以嗎？」
見微站在那裡。
窗外的雨很大。吊燈的光是黃色的。那個男孩子的下唇還在流血，一滴血落在他白色的校服上，洇開一個紅點。
她聽見自己說：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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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她在換書簿上寫了一行。
那是她接手書店以後，寫下的第一行字。
「十月十二日。〈海圖〉，殘本。換出：〈潮間帶〉。換者：郎翊。」
名字是他自己寫的。她把鉛筆遞給他，他在「換者」那一欄，一筆一畫地寫了兩個字。字很大，歪歪斜斜，像一個還沒學好寫字的小孩。
寫完，他把鉛筆還給她，抱著那本詩集，走出了門。
走到門口，他停了一下。
他回頭，對她笑了一下。
那一笑，露出了兩顆虎牙。
然後他低頭，走下了那條又陡又窄的木樓梯。
見微站在門口，聽著他的腳步聲一級一級地往下，消失在雨聲裡。
她低頭看著手裡那本〈海圖〉。濕透的，腫脹的，黏成一塊磚的。
她突然很想哭。
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把母親的詩集換出去。她不知道那個男孩子是誰。她只知道，母親走了三個月，她每天坐在這裡，每天看著那一層書，每天都不敢碰。
那個男孩子碰了。
她把〈海圖〉放進一個紙箱裡，紙箱放進了書店最裡面的儲物間。
十年，她沒有再打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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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時零五分。
光又移了一點。從地板上，移到了書架的最下層。
見微把換書簿往後翻。
第二年，十月十二日。
「〈老人與海〉，舊譯本。換出：〈城市的另一面〉。換者：郎翊。」
那一年他十八歲，剛考完文憑試。他走進來的時候，又摸了一下門框上第三道刻痕。他沒有穿校服了，穿一件白色的 T 恤。下唇那道傷口已經好了，留下一道細細的疤。
他問她：「你記得我嗎？」
她說：「記得。」
他笑了，露出兩顆虎牙。
他在書店裡轉了一個小時，最後拿了一本她放在木桌角落的書。那本書不在任何一個書架上，擱在桌角，看上去像是剛收進來、還沒有登記的。
她沒有說什麼。
第三年，十月十二日。
「〈看不見的城市〉。換出：〈霧中風景〉。換者：郎翊。」
那一年他在大學讀建築。他說他本來想讀文學，但他爸說讀文學會餓死。
他那天在書店裡坐了三個小時，一直在看書，沒有說話。她也沒有說話。窗外的光從琥珀色變成灰藍色，她去開了吊燈。他站起來的時候，頭碰到了燈罩，燈晃了很久。
第四年。
「〈沉默的港口〉，一九八一年版。換出：〈海上花開〉。換者：郎翊。」
那一年颱風正好在十月十二日掛了八號風球。整條西洋菜南街的店鋪都拉了閘，巴士停駛，地鐵的班次疏落。她以為他不會來了，一個人坐在書店裡，聽著窗外的風把招牌吹得哐哐響。
下午三時，樓梯傳來腳步聲。
他渾身濕透，站在門口，跟三年前一模一樣。只是這一次，他懷裡抱著的那本書，用三層膠袋包著，一滴水都沒有沾到。
他把膠袋一層一層地拆開，把書放在木桌上。拆的時候，手指很小心，好像在拆一件別人的禮物。
她給他倒了一杯熱普洱。他捧著杯子，坐在窗邊那張矮凳上，喝了很久，一直喝到杯子涼了。
那天他們說了很多話。說的全部是書。哪一本的譯本比較好，哪一本的結尾改過，哪一本的作者其實寫了續集但從來沒有出版。他一談到書，說話就慢下來，一個字一個字，好像每個字都要先在舌頭上放一會兒。
風停的時候，天已經黑了。
他走到門口，摸了一下門框上的第三道刻痕，回頭說：「明年見。」
她在換書簿上登記的時候，發現自己在「換者」那一欄旁邊，多畫了一個很小的圈。她用橡皮擦了。擦完，紙上還留著一個淡淡的印。
第六年。
「〈燈塔〉。換出：〈航海日誌〉。換者：郎翊。」
那一年他沒有說話。他進門，換書，登記，離開，一共用了十五分鐘。他的眼睛是紅的，西裝的左臂上別著一小塊黑紗。
她沒有問。她只是在他拿起那本〈航海日誌〉的時候，把一張舊書籤夾了進去。書籤上是她母親抄的一句詩。
第七年他來的時候，那張書籤夾在他帶來換的那本書裡，還給了她。書籤的背面，多了一行鉛筆字：謝謝。
第五年。
「〈北方的河〉。換出：〈南方的島〉。換者：郎翊。」
那一年他左手腕上綁著一條紅繩。她問是什麼，他說是他媽媽在廟裡求的，說他那一年犯太歲。
她說：「犯太歲的人，應該換一本輕一點的書。」
他說：「那你選一本給我。」
她選了。
他沒有問她為什麼選那一本。
第七年，第八年，第九年。
他畢業了。他在一間地產發展商工作。他的頭髮梳成了整齊的側分，髮尾有一撮總是翹起來，他用手壓了幾次，壓不下去。他穿上了西裝，打過領帶，後來不打了。
但他每一年，十月十二日，都準時回來。
每一年，他都摸一下門框上第三道刻痕。
每一年，他翻書之前，都會舔一下食指。
每一年，他左手腕上那條紅繩，顏色都淡一點。
第九年，他來的時候，跟她說了一句話。
「石小姐，」他說，「這棟樓，可能要賣了。」
那一次，她把眼鏡推上了頭頂。
她沒有說話。
他也沒有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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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時二十八分。
光移到了門框上。
琥珀色的光，照在那一道一道鉛筆刻痕上，照在第三道那一個被摸得光滑的凹上。
樓梯傳來腳步聲。
不急，不重。一級，一級，很穩。皮鞋的鞋底踏在木樓梯上，每一步都發出很乾脆的一聲。
見微把換書簿合上。
她把兩隻手放在簿子上，放了一會兒。又拿起來，捏住毛衣的袖口，把手縮進了袖子裡。
腳步聲停在了門外。
門被推開了。
郎翊站在門口。
他低了一下頭，避開門框。他二十七歲，一百八十四公分，肩膀很寬，一身炭灰色的西裝，白襯衫，沒有打領帶，領口的第一顆鈕扣鬆開著。
他的臉是輪廓分明的長方形，膚色淺棕，眉毛濃而平，底下一雙深邃的眼睛，內雙，看人的時候很安靜。高鼻樑，下唇有一道細細的舊疤。頭髮梳成整齊的側分油頭，髮尾有一撮不聽話地翹著，在門口斜照進來的光裡，像一根小小的天線。
他手裡提著一個黑色的公事包。
他伸出手，摸了一下門框上第三道刻痕。
然後他走進來。書店很窄，天花板很低，他走到書店中間的時候，自然地低下頭，避開了那盞吊燈。
吊燈沒有晃。
「石小姐。」他說。
他的聲音很低，帶著一種她這幾年慢慢聽慣了的商務腔，每一個字都很清楚，很有禮貌，好像每一句話之前都經過計算。
「郎先生。」她說。
她從鏡框上方看他。
他站在木桌前面，沒有坐。兩隻手插在西裝褲的口袋裡。
她等著他像過去九年那樣，打開公事包，拿出一本書，放在木桌上。
他沒有。
他把兩隻手從褲袋裡拿出來。
攤開。
兩隻手，掌心向上，空空的。
左手腕上那條紅繩，已經淡得快要看不出紅色，像一條褪了色的舊線，鬆鬆地繞在他的腕骨上。
「今年，」郎翊說，「我沒有東西換。」
見微看著他那兩隻空手。
「我想換你這間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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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下的擴音器，那個唱情歌的年輕人唱到了副歌。聲音隔著玻璃傳上來，很遠，很薄。
見微沒有說話。
郎翊把公事包放在木桌上，打開，拿出一份文件。白色的封面，燙金的字，印著一間地產發展商的名字。
他把文件放在換書簿旁邊，推到她面前。
「收購意向書。」他說，「這棟樓，其他十一個業權已經全部簽了。只剩下三樓。」
他的聲音還是那麼平，那麼有禮貌。
「如果三樓不簽，公司會向土地審裁處申請強制拍賣。那樣的話，價錢會比現在低，時間會拖很久，書店最後還是保不住。」
他停了一下。
「我跟公司爭取過。這一份，是最好的條件。」
見微低頭看著那份文件。
她沒有打開。
她看著燙金的字，看著那個發展商的名字，看著文件底下一行小字：負責人，郎翊。
她伸手，把眼鏡推上了頭頂。
郎翊看著那個動作。
他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十年了，他見過她做這個動作三次。每一次，都是他說了一句她不想聽的話。
他的手重新插進了褲袋。
「石小姐，」他說，「我知道這間店對你——」
「你知道嗎？」
見微開口了。她的聲音很溫和，很慢，帶著一點鼻音，跟她過去十年說每一句話一樣。
「你知道，」她說，「你十年前換走的那一本，是什麼嗎？」
郎翊沒有說話。
他在褲袋裡的兩隻手，握成了拳頭。她看不見，但她看見他西裝褲的口袋，輕輕地鼓了一下。
「〈潮間帶〉。」他說。
「作者是誰？」
郎翊沉默了。
窗外的光開始暗下去了。琥珀色慢慢變成灰藍色，書脊上那些褪色的紅綠，一排一排地沉進陰影裡。
「我知道。」他說。
見微看著他。
沒有眼鏡，他的臉在她眼裡有點模糊。模糊得像十年前那個下雨天，那個渾身濕透、下唇流血、抱著一本壞書站在門口的男孩子。
她想起那天她為什麼會說「可以」。
她那時候以為，是因為她太累了，太難過了，母親走了三個月，她不想再守著那一層書。
可是現在她看著他，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
十年前那天，他走到窗邊，伸手去拿最上面那一層。他沒有看其他的書。他沒有猶豫。他的手，好像早就知道那本詩集放在哪裡。
就像他每一次進門，都知道要摸門框上的第三道刻痕。
見微的手指，在毛衣的袖子裡，慢慢地捏緊了袖口。
「郎先生。」她說。
「嗯。」
「你十年前第一次上來，」她說，「為什麼要摸門框？」
郎翊站在那裡。
吊燈就在他的頭頂上方，差一點點就碰到了。他沒有低頭，也沒有抬頭。
他看著她，看了很久。
然後他笑了。
那一笑，露出了兩顆虎牙。
一瞬間，站在她面前的，不是那個穿炭灰色西裝、拿著收購意向書的地產發展商負責人。
是十年前那個十七歲的男孩子。
「石小姐，」他說，聲音一下子放慢了，就像他每一次談到書的時候那樣，「你還記不記得，〈海圖〉放在哪裡？」
見微怔住了。
她轉過頭，望向書店最裡面那扇儲物間的門。
那扇門關著。門後面，是十年沒有打開過的紙箱。紙箱裡，是那本濕透了、腫脹了、黏成一塊磚的書。
她把那本書收起來的那一天，是她母親走後的第三個月。
她把那本書收起來以後，就再也沒有想起過它。
樓下的擴音器，歌聲停了。
整條西洋菜南街，好像一下子安靜了下來。
郎翊把那份收購意向書，輕輕地，往她面前又推了一寸。
「今年我沒有東西換。」他又說了一次，很輕，很慢，「但是十年前，我換給你的那一本，你還沒有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