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話 帶尾
鴨寮街的下午四點，是一天裡最吵的時候。樓下攤檔的收音機在試音，舊手機的鈴聲一個接一個響，賣電芯的老闆用擴音器報價，聲音從唐樓的鐵閘縫擠上二樓，到了修復店門口已經變成一層均勻的底噪，像錄影帶開頭那幾秒沒有訊號的沙沙聲。
店裡只開一盞檯燈。鎢絲燈泡的黃光壓在工作桌上，照著並排的三部舊錄影機，一部灰，兩部黑，機身的漆都磨出了底色。示波器的綠線在旁邊慢慢起伏，牆上一格一格的木架塞滿錄影帶和小型攝錄帶，每一卷的側面都貼著手寫標籤，墨水顏色從藍到褪成淡紫，按年份排開，最舊的一格是一九八三年。
空氣裡有一股酸味。不是食物壞掉的酸，是醋酸，舊磁帶發霉時會散出來的那種氣味。做這一行的人叫它「醋症」，染上了，帶子就一層一層黏在一起，拉開時會發出撕布一樣的聲音。
韋修彎著腰坐在工作桌前。他個子高，坐下來也比桌面高出一截，長年對著螢幕，背早就彎成一張微弓，彷彿整個人是順著顯像管的弧度長出來的。及頸的黑灰長髮在腦後紮成一個小髻，額前掉下幾縷，垂到頭燈的帶子上。那副放大鏡頭燈架在額頭，燈沒有開，兩片鏡片反著檯燈的光。
他的嘴角叼著一支沒點著的煙。煙是三年前戒的，叼的習慣戒不掉。
桌面上放著一個鞋盒，盒裡是七卷VHS家庭錄影帶，標籤上用原子筆寫著年份：一九九六、一九九七、一九九八、一九九九、二〇〇〇、二〇〇一、二〇〇三。二〇〇二年那一卷沒有。字跡是同一個人的，筆畫很硬，每一個「〇」都寫成一個小方框。
盒蓋內側貼著訂單：「陶福全。七卷，轉數位，每卷一個檔案。不用剪接，全部照轉。不急。」下面是一個手機號碼，和一個地址，在長沙灣。
韋修記得這個客人。六個星期前，一個瘦得只剩骨架的老人抱著鞋盒爬上二樓，爬到門口要扶著門框喘好一陣子。他戴著一頂灰色鴨舌帽，說話時一直咳。付錢的時候他堅持付全數，一千四百元，數了兩次，把鈔票攤平了才遞過來。
「不急，」老人說，「你慢慢轉。轉壞了也不要緊。」
做了十幾年修復，韋修聽過很多客人說「轉壞了也不要緊」，意思通常是「千萬不要轉壞」。可是那天老人說這句話的時候，眼睛沒有看他，看的是窗外，語氣像在說另一件事。
前六卷都轉完了。家庭錄影，和別人家的沒有兩樣：生日蛋糕、年初二拜年、海洋公園的纜車、一個女孩在沙灘上跑，鏡頭晃得厲害，拍攝的人一邊拍一邊笑，笑聲蓋過了海浪。一九九九年那一卷開頭，女孩搶過錄影機，畫面忽然低了一大截，拍到的全是大人的膝蓋和一隻白色的狗。
韋修轉帶的時候不看內容。這是規矩，也是習慣。他看的是訊號：同步有沒有跳，色度有沒有漂，磁頭有沒有被帶屑刮花。別人家的生日在他眼裡是一串波形。
第七卷是二〇〇一年。
他把帶子從盒套裡抽出來，先不急著放進機裡，湊到鼻子前聞了一下。醋味很淡，只在最外層。他掀開帶倉的保護蓋，用白棉手套的指尖輕輕碰了一下磁帶表面，有一點黏滯，像摸過剛乾的漆。
他伸出兩根手指，插進帶盒底部的轉軸孔，倒轉著撥了幾下，讓磁帶鬆開一點，又撥回去。這個動作他做了十幾年，思考的時候，手指自己就會找到轉軸。
「先走一次。」他對著空氣說。
店裡沒有別人。他說話的習慣是一個人開店開出來的，話是說給機器聽的。
帶子吃進灰色那部錄影機，齒輪咬住，吱的一聲，然後是均勻的沙沙聲。顯像管螢幕先是一片雪花，灰白的噪點在玻璃後面翻滾，然後藍屏跳了一下，畫面出來了。
二〇〇一年的陶家搬了新屋。鏡頭從一個空蕩蕩的客廳開始，地上堆著紙箱，一個男人的聲音在畫面外說：「這是飯廳，這是客廳，以後電視放這裡。」女孩的聲音在更近的地方說：「爸爸你擋住了。」
韋修把錄影機的輸出接進擷取卡，按下錄製鍵，然後往後一靠，拿起桌面上那杯早就冷掉的奶茶。
整卷帶子長一百二十分鐘，錄了大約九十分鐘。他一邊喝奶茶，一邊看示波器上的綠線。中間有兩處同步跳動，一次在四十三分，一次在七十一分，都是磁帶本身的皺摺，他記下時間碼，打算轉完之後再用另一部機補一次。
九十一分鐘，畫面結束，回到雪花。
照慣例，他會讓帶子繼續走到盡頭。很多家庭錄影帶的尾段藏著東西：以前的人買了新帶子，先錄幾分鐘電視節目測試，後來蓋掉了前段，尾段卻留下半截新聞報導或者一段廣告。有些客人收到檔案，最喜歡的反而是這些意外留下來的尾巴。
雪花走了二十幾分鐘。沙沙聲變得很單調，樓下的收音機換了一首歌。
然後螢幕黑了一下。
不是訊號中斷的那種黑。那種黑會帶著藍屏或者滾動的條紋。這一下是真正的黑，接著是一片橙色。
韋修放下奶茶。
畫面裡是一條斜路。夜裡，鈉燈的橙光從路邊斜照下來，把柏油路面照成一塊濕漉漉的銅。畫面右下角有日期：01 11 23，時間：23:47。鏡頭很晃，是手持的，拍攝的人好像躲在什麼東西後面，畫面左邊一直有一塊模糊的深色擋著。
一輛私家車在倒車。
車尾對著鏡頭，倒車燈亮著兩團白光，車身是深色的，也許是墨綠，也許是深藍，鈉燈下分不出來。車子倒得很慢，一格一格地退向斜路下方，退到畫面中央，車牌在倒車燈的白光裡亮了大約一秒。
然後畫面又黑了。雪花回來，沙沙聲回來，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示波器的綠線在那段時間劇烈地跳了幾下，又平復成一條溫和的波。
韋修沒有動。他叼著那支煙，看著螢幕上的雪花，看了很久，直到帶子走到盡頭，錄影機咔的一聲停下，自動倒帶，齒輪嗡嗡地轉。
他按下停止鍵，把倒帶停在一半。
「再看一次。」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聲音比平時低。
他把擷取好的數位檔拉到剪接軟件裡，找到帶尾那一段。從黑畫面出現到回到雪花，一共是八秒又七格。錄影帶每秒三十格，換句話說，二百四十七張畫面。
他從第一格開始，一格一格往前推。
頭十幾格是黑的，然後橙色像墨水滲進紙裡一樣慢慢出現，是攝錄機的自動曝光在追趕鈉燈。斜路的輪廓出來了。路右邊是一道石砌的擋土牆，牆頭伸出一排鐵欄；路左邊是一個轉角，轉角後面有一盞路燈，燈桿上掛著一塊路牌，字太小，只看得出第一個字的上半部是一個「竹」字頭。
第一百一十二格，車子進入畫面中央。
第一百三十格到一百六十格，車牌亮著。
他把畫面停在第一百四十一格。這一格倒車燈的光最均勻，車牌上沒有反光的白斑。他把放大鏡頭燈拉下來，戴好，按下開關，燈亮起來，一圈冷白光落在工作桌上。其實看螢幕用不著頭燈，可是他習慣了，戴上它，眼睛就會自己對焦。
車牌是兩個英文字母加四個數字。前面的字母是清楚的，後面的數字有一個被一道磁帶皺摺刮過，模模糊糊。他把畫面放大四倍，再調高銳利度，那個數字變成一團在「3」和「8」之間猶豫的形狀。
他把第一百三十八格到一百四十四格一共七格疊在一起，取平均值。這是修復監控錄影時常用的辦法：每一格的雜訊位置不同，疊得夠多，雜訊就互相抵消，真正的形狀會浮上來。
屏幕上的數字慢慢收攏。是「8」。
他把車牌抄在一張黃色便條上，用原子筆重重描了兩次，然後把便條貼在錄影機頂上，看著它。
一卷家庭錄影帶的尾巴，錄了半夜一條斜路上的一輛倒車。這可以有很多種解釋。拍攝的人也許在窗前試新機，也許是鄰居吵架，也許是有人偷車。可是這八秒前後都是雪花，說明它是在帶子錄完家庭片段之後，被另外錄上去的，錄完之後，有人把帶子倒到這八秒之前，按下錄影鍵，讓空白的雪花把前面其他東西蓋掉了。
前面還有東西。
韋修把數位檔往回拖，拖到八秒之前那二十幾分鐘的雪花。他把音軌放大，靜音的雪花底下，有一段非常微弱的聲音，像隔著幾道牆的人說話。那不是這一次錄上去的聲音，是被覆蓋之前的殘留，磁帶上的舊磁場沒有被完全抹掉。
他把耳機戴上，把增益開到最大。
一陣嗡嗡聲，一陣電流聲，然後是一個孩子的聲音，只有兩個字，他聽不出是什麼。後面又是雪花。
他摘下耳機，把頭燈關了，又開了，又關了。
店裡的鎢絲燈泡嗡嗡作響。樓下有人在收攤，鐵閘拉下來的聲音一聲接一聲。
他在網上查那條斜路。竹字頭的路名，九龍塘有好幾條，他一條一條打開街景看，比對擋土牆的石紋和轉角那盞燈的位置。二十五年了，燈換了款式，擋土牆掛了新的防撞欄，可是牆頂那排鐵欄的間距沒有變，轉角的弧度也沒有變。第四條路的街景裡，他找到了。
然後他查那個車牌。
私家車的登記資料不是隨便能查的，他也不打算這樣查。他打開公共圖書館的舊報紙資料庫，輸入斜路的名字，再輸入二〇〇一年十一月。
第一條結果是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一段簡訊，只有兩百來字，登在港聞版的角落：
「九龍塘男子墮坡身亡。一名三十八歲男子前晚深夜被發現倒臥九龍塘某斜路旁的山坡下，頭部重創，送院後證實不治。警方初步相信死者夜歸時失足墮坡，案件列作死因有待調查。」
簡訊旁邊配了一張黑白照片，拍的是第二天早上的現場。警方的封鎖帶綁在擋土牆的鐵欄上，兩個軍裝警員站在路邊，照片右邊停著一輛私家車，車尾對著鏡頭。
照片的解像度很低，他把它放大，車牌的字母和數字全都糊成一團灰點。
他把數位報紙的原始掃描檔下載下來，用修復錄影的方法一點一點地銳化。灰點變成模糊的筆畫，筆畫變成可以猜的形狀。兩個字母，四個數字，最後一個數字是一個上下各有一個圈的形狀。
「8。」他說。
同一輛車。第二天早上，那輛車還停在出事的斜路上。
他在資料庫裡找後續報導。十二月有一段，更短，說死者身份是一名貨車司機，姓羅，已婚，育有一子，死因庭裁定死者「失足墮坡，意外死亡」。沒有提到那輛車。沒有提到任何目擊者。
失足墮坡。一個成年男人，夜歸，在一條有鐵欄的斜路上失足。
韋修把那段報導列印出來，貼在訂單旁邊。
他看了看錶，晚上九點二十分。他拿起手機，撥打訂單上陶福全的號碼。
鈴聲響了很久，沒有人接，轉到留言信箱，是系統預設的女聲。他沒有留言。
他又撥了一次。還是一樣。
第三次他改發短訊：「陶先生你好，我是鴨寮街影音修復店的韋修。你的七卷錄影帶已經轉好，其中二〇〇一年那一卷有一些情況想跟你確認，方便時請回電。」
他盯著手機看了幾分鐘，螢幕暗下去，沒有回覆。
那一晚他沒有回家。店後面有一張摺床，他很多時候就睡在那裡，被子上有一股磁帶和機油混在一起的味道。他躺下來，睜著眼睛，聽冷氣機滴水打在後巷的鐵皮簷篷上，一滴，一滴，像一段慢放的節拍器。
天亮之前他起身，再開一次那八秒。
這一次他看的不是車，是車以外的東西。擋土牆，鐵欄，路燈，路面的反光。影像修復有一條原則：畫面裡最不重要的東西，往往最誠實，因為沒有人想到要把它藏起來。
第六十三格，鏡頭晃了一下，擋住畫面左邊那塊深色的東西移開了一點，露出一截白色的邊。是窗框。拍攝的人不是在路邊，是在一扇窗後面，也許是一輛停著的車的車窗，也許是屋子的窗。
第七十九格，斜路上方的擋土牆頂上，鐵欄的其中一根是斷的。斷口很新，在鈉燈下反著亮光。
第一百零二格，車子倒進畫面之前，斜路的柏油上有一道長長的深色痕跡，從畫面上方拖到擋土牆腳下。
韋修在第一百零二格停了很久。他試著調整色階，把橙色壓下去，把暗部拉上來。那道痕跡的顏色在螢幕上變成一種不清楚的暗紅。
他關掉了所有螢幕。
店裡一下子黑下來，只剩示波器那條綠線還在跳，後來他把示波器也關了。他坐在黑暗裡，聽樓下第一架運貨的手推車碾過鴨寮街的石磚。
早上十點，他去了長沙灣。
訂單上的地址是一幢四十多年的住宅，沒有電梯，樓梯間有一股潮濕的石灰味和別人家煮早餐的油煙味。管理處在地下，是一個玻璃小亭，裡面坐著一個戴老花眼鏡的看更，正在用收音機聽跑馬。
韋修說要找七樓的陶先生。
看更抬起頭，從眼鏡上面看他，看了一會，才把收音機的聲音調低。
「陶伯？」看更說，「陶伯上個月走了。」
「走了？」
「過世了。肺癌，拖了兩年。上個月十四號在醫院走的，他女兒來辦的事。」看更把老花眼鏡摘下來，用衣角擦了擦，「你是他什麼人？」
「他在我店裡轉錄影帶。」韋修說，「轉好了，打電話沒有人接。」
「電話？他的電話應該早就停了吧。」看更說，「單位上星期剛清空，他女兒找人來搬的，傢俬都丟了，只剩幾箱東西拿走。」
韋修點點頭。他的手插在燈芯絨襯衫的口袋裡，手指在裡面摸到那張黃色便條，把它對摺，又對摺。
「他女兒有沒有留下聯絡？」
「有是有，可是我不能給你。」看更說完，又把老花眼鏡戴上，盯著他看，「前兩天也有人來問陶伯的事。」
「誰？」
「一個男的，說是陶伯以前的同事。」看更聳聳肩，「我說人走了，他也沒多問就走了。」
韋修說謝謝，走出管理處。太陽從對面大廈的縫隙斜照下來，把樓梯口的鐵閘影子投在他的鞋面上，一道一道。
他站在那道影子裡，想起六個星期前，那個老人扶著門框喘氣的樣子，想起他說「轉壞了也不要緊」時看著窗外的眼神。
一個知道自己只剩一個多月的人，把七卷家庭錄影帶交給一個陌生人，付了全數，說不急。
他不是想要那六卷生日和海灘。他是想要有人看到第七卷的尾巴。
回到店裡已經是中午。韋修把門口的「營業中」牌子翻成「休息」，拉上一半鐵閘。
他把二〇〇一年那一卷從錄影機裡退出來，放在工作桌中央，戴上白棉手套，把帶倉的保護蓋掀開，用放大鏡看磁帶的表面。在帶尾附近，他找到一段非常細微的變化：磁帶表面的光澤不一樣，有一截比前後都亮一點。那是重新錄製過的地方，新的磁粉排列比舊的整齊。
他用尺量了那一截的長度，換算成時間，正好是八秒多一點。
有人在這一卷帶子上錄了兩次。第一次是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晚上十一時四十七分，那條斜路上的原始畫面，也許很長，也許有好幾分鐘。第二次是後來某一天，有人把帶子倒到那段畫面前面，按下錄影鍵，讓空白把大部分畫面蓋掉，只在最後留下了八秒。
也許是手慢了。也許是故意的。
他想了一會兒，決定相信是故意的。一個人如果想毀掉一段畫面，最簡單的辦法是把整卷帶子扔掉，或者用磁鐵掃過。這個人沒有這樣做，這個人把帶子留下來，塞進一盒家庭錄影帶裡，在盒子上寫了七個年份，二十五年來一直放在家裡，直到死前六個星期，把它交給一個專門把舊東西轉成新東西的人。
留下來的八秒，是留給別人看的八秒。
他重新坐下，打開數位檔，戴上頭燈，把燈調到最亮。
「再看一次。」
這一次他不看車，不看路，不看痕跡。他看的是光。
鈉燈在畫面右上方，是固定的光源。倒車燈在畫面中央，是移動的光源。兩個光源在路面、牆面和車身上製造各種反光，每一道反光都是一面小小的鏡子，鏡子會把畫面以外的東西照進來。
他從第一百一十二格開始，看車尾擋風玻璃上的反光。
深色的車，深色的玻璃，夜裡本來就是一面很好的鏡子。車子倒退的時候，玻璃的角度一格一格改變，反射的東西也跟著改變：先是鈉燈的一團橙光，然後是擋土牆的一截灰，然後是對面的一扇窗。
第一百五十六格，車尾玻璃的反光裡出現了一個小小的方框。
他把畫面放大到八倍。方框是一扇窗，窗框是白色的，窗後面一片黑，黑裡有一個很小的亮點，是一盞紅燈，攝錄機錄影時亮起的那一盞。
他把第一百五十四格到第一百五十八格疊起來，取平均值，再用去模糊的演算法反覆處理了四次。每處理一次，他就把頭燈關掉又打開，好像燈一閃，眼睛就能看得清楚一點。
五格的平均值在屏幕上慢慢成形。
窗後面站著一個人，雙手舉在臉前，拿著一部攝錄機，右眼貼在取景器上。那個人的頭頂只到窗框的一半高，頭髮剪得短短的，齊到下巴，額前的瀏海被窗外的風吹開了一點。
是一個孩子。
大概八九歲，也許十歲。一個孩子在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深夜十一點四十七分，站在一扇窗後面，舉著攝錄機，拍下一輛車從一條剛剛有人墮坡的斜路上倒退離開。
韋修坐在工作桌前，沒有再按任何鍵。那個孩子的影像在螢幕上停著，由一千多個模糊的像素拼成，沒有五官，只有一個輪廓，和一雙舉著攝錄機的手。
他慢慢把頭燈摘下來，放在桌面上。鏡片反著螢幕的光，兩片小小的藍白色。
他忽然想起第四卷，一九九九年那一卷的開頭。一個女孩搶過錄影機，畫面忽然低了一大截，拍到的全是大人的膝蓋和一隻白色的狗。畫面外，一個男人的聲音在笑：「靜宜，你拿穩一點。」
他把一九九九年的檔案打開，拖到那一段，按下暫停。然後把二〇〇一年帶尾的第一百五十六格放在旁邊。
兩個畫面並排。一個是陽光下的客廳，一個是鈉燈下的車窗。一個畫面是一個孩子拍出來的，另一個畫面裡，有一個孩子在拍。
樓下有人敲他的鐵閘，敲了三下，停了停，又敲了三下。
韋修沒有去開門。他坐著，等敲門聲停下，等腳步聲從樓梯下去，然後才把工作桌上那卷帶子拿起來，放回盒套，塞進自己腰包的最裡層，拉上拉鍊。
他把兩個畫面存成新的檔案，檔名打了兩次都打錯，第三次才打對。
檔名是：「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拍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