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話 撬痕
第一個上門打聽的人，是在星期三下午來的。
那天下著毛毛雨，鴨寮街的攤檔都撐起了帆布，雨水在帆布上積成一個一個的小水窪，積滿了就從邊緣倒下來，嘩的一聲，打在賣舊手機的玻璃櫃上。樓梯間很暗，唐樓的燈泡壞了一個，另一個一閃一閃，在牆上照出一片忽明忽暗的黃。
韋修正在修一部被水浸過的小型攝錄機。機身拆開攤在工作桌上，螺絲按大小排成一行，每一顆旁邊用粉筆寫著它原本的位置。他戴著頭燈，燈光打在電路板上，電路板上有一片綠色的銅銹，他用磁頭清潔棒蘸著酒精，一點一點地擦。
門被推開了，門頂的鈴鐺響了兩聲。
進來的是一個六十多歲的男人，穿著一件灰色的防風外套，拉鍊拉到下巴，頭髮全白，剪得很短。他個子不高，可是站得很直，進門以後沒有東張西望，眼睛只看著工作桌，看著韋修的手。
「請問，」他說，「是不是有一位陶先生，在這裡轉過錄影帶？」
韋修沒有抬頭。他把清潔棒放下，換了一支乾的。
「客人的資料不方便透露。」
「我是他的親戚，」男人說，「表哥。他過世了，家裡人在整理遺物，找到一張你們店的單據，想知道那些帶子轉好了沒有，要不要去拿。」
「單據上有號碼，」韋修說，「請他的家人拿單據來。」
男人沉默了一會兒。雨在窗外一直下，打在冷氣機的鐵殼上，咚，咚，咚。
「帶子裡有沒有什麼……」男人停了一下，好像在找一個適當的詞，「什麼特別的東西？」
韋修抬起頭，看著他。頭燈的光正好打在男人的臉上，男人瞇起眼睛，往旁邊偏了一下頭。在那一瞬間，韋修看見他的左邊耳朵後面有一道很舊的疤，一直延伸到衣領裡面。
「家庭錄影，」韋修說，「生日，拜年，海灘。」
「就這些？」
「就這些。」
男人點點頭，又看了一眼工作桌，看了一眼牆上一格一格的錄影帶，然後轉身走了。他下樓梯的時候腳步很輕，輕得聽不到，好像他很習慣在別人的樓梯上走路。
韋修關掉頭燈。
他沒有繼續修那部攝錄機。他坐在那裡，用兩根手指插進一卷空錄影帶的轉軸孔，倒轉著撥，撥幾下，停下來，再撥幾下。磁帶在帶盒裡發出一陣輕輕的沙沙聲。
看更說，前兩天有一個說是陶伯以前同事的男人去問過。現在來了一個說是陶伯表哥的男人。也許是同一個人，也許不是。
他從腰包裡拿出那卷二〇〇一年的錄影帶，摸了一下，又放回去，拉上拉鍊。
星期四和星期五，店裡接到三個電話。第一個是一個女人，問他們收不收舊錄影帶，說家裡有一批不要了，想整批賣掉，問他最近有沒有收過別人的舊帶子。第二個是一個男人，說是一間紀錄片公司，在找二〇〇〇年代初的香港家庭影像，問他有沒有客人願意授權。第三個電話接通之後，對方一句話都沒有說，只有呼吸聲，過了十幾秒，掛斷了。
他把三個來電號碼抄下來，貼在錄影機頂上，貼在那張寫著車牌的黃色便條旁邊。
星期六晚上，他回了石硤尾一趟。
母親八十二歲，一個人住在石硤尾邨，每個星期六叫他回去吃飯。飯菜很簡單，一條蒸魚，一碟菜心，一碗冬瓜湯。母親吃飯的時候一直看電視，電視上在播一套很舊的劇集，母親看過十幾次了，每一句對白都背得出來，演員還沒有開口，她就先念出來。
「你最近瘦了，」母親說，眼睛還在電視上，「又睡在店裡？」
「有時候。」
「店裡那張床是給人睡的嗎？」母親說，「你爸爸以前也是這樣，修收音機修到半夜，睡在店裡，後來腰就壞了。」
他沒有說話，替母親夾了一塊魚肚。
那天晚上他睡在母親家那張小時候睡的雙層床上，下格，上格堆滿了母親捨不得丟的舊報紙。他睡得很淺，半夜醒了幾次，聽到隔壁單位的人在咳嗽，聽到樓下的貓在打架，聽到窗外一輛貨車停下來又開走。
第二天早上八點，他回到鴨寮街。
樓梯口那扇鐵閘是半開的。
他站在樓梯下面，看著那扇鐵閘。鐵閘的鎖還掛在上面，可是鎖扣被撬開了，一條鐵片向外翻起來，斷口是新的，在樓梯間那個一閃一閃的燈泡下反著亮光。
他沒有馬上上去。他站在那裡，把頭燈從腰包裡拿出來，戴上，打開，又關上，又打開，又關上。
然後他一級一級地走上去。
店門也被撬開了。木門的門框被一把扁平的工具撬裂了一道縫，門鎖整個掉在地上。他推開門，門頂的鈴鐺沒有響，鈴鐺被人拆下來，丟在門口的地墊上。
店裡一片狼藉。
牆上那一格一格的木架被翻過了。不是全部，是一部分，一九九〇年代末到二〇〇〇年代初的那幾格，錄影帶被一卷一卷抽出來，丟在地上，有些帶盒摔裂了，磁帶從裂縫裡拖出來，捲成一團一團黑色的亂麻。工作桌的抽屜全被拉開，裡面的螺絲、零件、清潔棒撒了一地。那三部舊錄影機被推到一邊，其中灰色那一部的帶倉被強行扳開，帶倉的彈簧彈了出來，掛在機身外面。
他的電腦還在，可是機箱的側板被拆開了，裡面的硬碟不見了。
他站在門口，看著這一切，看了很久。
空氣裡有一股很濃的醋酸味。那些摔裂的舊帶子，磁帶暴露在空氣裡，醋症的氣味一下子全部散了出來，酸得刺鼻，像一整間店都在發霉。
他蹲下來，撿起一卷被踩扁的帶子，看了一眼側面的標籤。一九九八年，一個客人的結婚錄影。他把它放在工作桌上，又撿起一卷，二〇〇〇年，一個小學的畢業禮。又一卷，二〇〇二年，一家人去澳門。
他一卷一卷地撿，一卷一卷地排在工作桌上，排成一行，按年份。
撿到第二十幾卷的時候，他停下來，把手伸進腰包，摸到了那卷二〇〇一年的錄影帶。它還在。這幾天他一直把它帶在身上，吃飯帶著，睡覺也帶著，壓在枕頭底下。
硬碟被拿走了，裡面有那八秒的數位檔，有他做的所有放大和疊加。可是在腰包的另一個夾層裡，還有一支手指大小的記憶棒，裡面是全部檔案的備份。那是他做這一行的習慣：客人的東西，永遠有兩份，一份在機器裡，一份在身上。
他站起來，把所有螢幕都關掉，讓整間店一下子黑下來。
他在黑暗裡站了很久。
警察來了兩個，一個年輕的，一個中年的，拍了照，問了幾個問題，錄了口供。中年那個警員看著地上的錄影帶，說現在還有人偷這些東西嗎，是不是欠了人錢。韋修說沒有。警員說損失了什麼，他說一個硬碟。警員說裡面有什麼，他說客人的檔案。警員在簿子上寫了幾個字，說會跟進，然後就走了。
他沒有提那八秒。
他知道一宗鴨寮街唐樓的爆竊案會怎樣處理：拍照，登記，歸檔，然後不會有然後。要讓那八秒被認真對待，他需要的不是軍裝警員。
下午，他把店門用一條鐵鏈鎖上，坐在一片狼藉中間，打開了記憶棒裡的檔案。
他需要找到那個孩子。
一九九九年那一卷的開頭，一個男人的聲音說：「靜宜，你拿穩一點。」他把七卷帶子的數位檔全部打開，一卷一卷地找這個名字。
「靜宜」出現了十一次。一九九六年的生日會上，蛋糕上用果醬寫著「靜宜四歲生日快樂」。一九九八年的年初二，一個老婆婆塞紅包給女孩，說：「靜宜乖。」二〇〇三年那一卷，女孩穿著一件白色的校服，胸口別著一個校徽，站在一幢學校的門口，對著鏡頭比了一個V字。
他把那一格停下來，放大校徽。是一間九龍塘的小學。
然後他打開報紙資料庫，搜尋陶福全的名字。
上個月二十日，一份報紙的訃聞版上有一則很小的訃聞，只有四行：「陶公福全先生，慟於二〇二六年八月十四日辭世，享壽七十一歲。孝女陶靜宜泣告。」沒有提到妻子，沒有提到其他子女。
陶靜宜。他把這個名字輸入搜尋器。
第三頁的搜尋結果裡，有一間長沙灣幼稚園的網頁，網頁上有一張去年聖誕聯歡會的照片，十幾個老師站成一排，戴著紅色的聖誕帽，對著鏡頭笑。照片下面列著老師的名字，第二排左邊第四個，陶靜宜。
他把照片放大。
照片裡的女人三十出頭，小瓜子臉，深啡色的直髮剪成齊下巴的短鮑伯，瀏海很長，蓋住了額角。她笑著，可是笑得很快，嘴唇抿在一起，好像那個笑是被人催出來的，還沒有笑完就想收回去。
他把這張照片和二〇〇一年帶尾第一百五十六格那個孩子的輪廓放在一起。一個是聖誕帽下的笑臉，一個是窗後面一片模糊的像素。頭髮都是齊下巴的，瀏海都很長。
他關掉電腦，拿起外套，把腰包的拉鍊拉好。
幼稚園在長沙灣一幢商住大廈的地下，門口漆成鮮黃色，牆上畫著太陽和彩虹。下午三點半，放學時間，門口擠滿了來接孩子的家長和外傭，嬰兒車排成一行，有人撐著傘，有人抱著剛從課室出來的孩子。空氣裡有一股濃濃的膠水和蠟筆的氣味，混著雨後柏油路的潮濕。
韋修站在對面一間藥房的簷篷下面等。
他在人群裡很顯眼。一個高瘦的男人，背微微地弓著，及頸的黑灰長髮在腦後紮成一個小髻，額前掉下幾縷，下巴的鬍渣剃得不均，嘴角叼著一支沒點著的煙。幾個家長看了他一眼，把孩子往身邊拉了拉。
四點十分，家長都走了。幼稚園的鐵閘拉下了一半，一個穿淺灰色教師外套的女人彎腰從鐵閘下面鑽出來，手上拿著一個帆布手袋。
她走路很輕，帆布鞋踩在濕的行人路上，幾乎沒有聲音。她沒有走在行人路的中間，而是靠著牆邊走，右手的指尖偶爾碰一下牆面，好像要確認牆還在那裡。
手袋上掛著一個小小的吊飾，是一部舊式小型攝錄機的造型，塑膠做的，漆成銀灰色，在她走路的時候一晃一晃。
韋修從簷篷下走出來，穿過馬路。
「陶小姐。」
她停下來，轉過頭。
她的眼睛很大，很圓，兩隻眼睛分得有點開，眼神有點散。她看著他，可是她的目光沒有落在他的臉上，而是落在他的肩膀後面，好像他身後站著另一個人。她的臉色白中帶青，嘴唇很薄，沒有什麼血色。
「你是……」
「我姓韋，在鴨寮街開一間影音修復店。」他說，聲音很低，很慢，字字分明，「你父親在六個星期前，拿了七卷錄影帶來我店裡轉檔。」
她的手指收緊，握住了帆布手袋的提手。
「我父親上個月過世了。」
「我知道。我很遺憾。」他停了一下，「我去過他的地址，看更告訴我的。」
她咬了一下左邊的下唇，咬得很輕，放開的時候下唇上留下一道淺淺的白印。
「帶子轉好了？」
「轉好了。」
「那……我可以去拿。」她說，聲音溫柔清亮，是對小孩子說話練出來的那種聲線，「多少錢？還要補多少錢？」
「你父親已經付了全數。」
她點點頭，眼睛仍然看著他的肩膀後面。「謝謝你。我明天下午有空，可以去——」
「陶小姐，」他打斷她，「二〇〇一年那一卷，帶尾有一段畫面。」
她不說話了。
他從外套口袋裡拿出一部平板電腦，打開，把螢幕轉向她。螢幕上是第一百四十一格，鈉燈的橙光，濕漉漉的斜路，一輛深色的私家車正在倒車，倒車燈亮著兩團白光。
她看著那個畫面。
然後他看見了一件他從來沒有在一個人身上見過的事情。她的呼吸停了。不是屏住呼吸那種停，是整個人停了，胸口不再起伏，眼睛不眨，瞳孔盯著螢幕上一個點，一動也不動，像一格被按下暫停的畫面。她的手指還握著手袋的提手，握得很緊，指節發白，可是那隻手也不動了。
雨從簷篷的邊緣滴下來，一滴，一滴，落在她的帆布鞋旁邊。
他數著。一，二，三，四，五。
第六秒，她吸了一口氣，很深，很長，胸口終於起伏了一下。
「你從哪裡……」她說，聲音變了，變得很平，很規律，一個字一個字，像在給一群孩子念一本故事書，「你從哪裡找到這個？」
「在帶尾。家庭錄影完了以後，走了二十幾分鐘的空白，然後是這八秒。」他把畫面往前推，推到第一百五十六格，放大，再放大，直到車窗上那個小小的倒影出現在螢幕中央，「這是車尾玻璃上的反光。」
她看著那個倒影。一扇白色的窗框，一個很小的人影，雙手舉在臉前，拿著一部攝錄機。
她的雙手慢慢地抬起來，舉到臉前，右手在下面，左手在旁邊，手指微微彎曲，好像托著一個看不見的東西。她的右眼慢慢地貼向空氣，貼向一個不存在的取景器。
她站在那裡，擺著那個姿勢，擺了很久。
「那是我。」她說。
幼稚園隔壁有一間茶餐廳，下午四點多，客人不多。他們坐在最裡面的卡位，卡位的椅背是綠色的人造皮，被人坐了很多年，裂開了幾道縫，露出底下黃色的海綿。牆上的電視在播賽馬，聲音開得很小。空氣裡是咖啡、牛油和煎蛋的氣味。
陶靜宜點了一杯熱檸檬水，沒有喝，雙手捧著杯子。杯子的熱氣升起來，把她的瀏海吹開了一點，他看見她右額髮際線下面有一道淡粉色的舊疤，像一條被擦過的粉筆線。
她右手手腕上繫著一條紅繩，已經褪成了淡粉紅色，繩結打得很緊，好像很多年沒有解開過。
「那年我九歲，」她說，「我們剛剛搬進九龍塘那間屋。是我爸爸的朋友借給我們住的，說是他的物業，空著也是空著。那條斜路就在屋子外面。我的房間在二樓，窗口對著斜路。」
她用右手的指尖摸了一下左手腕上的紅繩，摸了一圈。
「那部攝錄機是我爸爸的。他很喜歡拍東西，什麼都拍。那天晚上他不在家，說去朋友家打麻將。我睡不著，偷偷把攝錄機拿到房間裡，想拍窗外的月亮。」
「然後？」
「然後我聽到外面有人在吵架。」她的聲音又變得很平，很規律，像在念故事書，「兩個男人。一個聲音很大，一個聲音很小。我聽不清楚他們在說什麼。然後有一聲……」她停下來，嘴唇動了一下，沒有發出聲音，「有一聲很重的聲音。然後就沒有人說話了。」
她捧著杯子，眼睛看著他的肩膀後面。
「我把攝錄機對著窗外，按下了錄影。我看到一輛車，在倒車。然後……然後我就不記得了。」
「不記得？」
「真的不記得。」她說，抬起頭，第一次正眼看著他，眼睛很圓，很大，眼眶是紅的，「我記得我拿著攝錄機，記得那輛車的倒車燈，很亮，很白。然後就是第二天早上，我在我爸爸的床上醒來，我媽媽在哭，外面很多警察。我爸爸說，靜宜，你昨晚發了一個噩夢。」
她放下杯子，把雙手抱在胸前。
「我一直以為那是一個噩夢。」她說，聲音變得很細，「二十五年，我一直以為是一個噩夢。」
韋修沒有說話。他把嘴角那支沒點著的煙拿下來，在指間轉了一圈，又叼回去。
「你父親把這卷帶子留了二十五年，」他說，「然後在過世前六個星期，交給一個陌生人去轉檔。我想，他是想讓人看到。」
陶靜宜看著桌面，看了很久。
「我媽媽在二〇〇三年就走了，」她說，「那年我們搬出九龍塘，搬到長沙灣。然後我媽媽就病了。我爸爸從來不提那間屋，不提那條斜路，連九龍塘三個字都不提。有一次我們坐的士經過，他叫司機繞路。」
她又摸了一下手腕上的紅繩。
「這條紅繩是他在我十歲那年替我綁上的，」她說，「他說戴著它，就不會再做噩夢了。」
「有用嗎？」
她抿著嘴唇笑了一下，笑得很快，又收回去了。
「我不知道，」她說，「我不記得我有沒有再做過。」
第二天，韋修打了一個電話。
他打的不是警察的熱線，而是一個他十幾年前留下來的號碼。當年他替警方修復過一批被水浸過的監控錄影帶，負責那宗案件的督察給了他一張名片，說以後有需要可以找他。那個督察後來升了職，調到了總部，名片上的號碼已經換過兩次，他打了三個轉接，才找到一個能把他轉到懸案組的人。
懸案組的人聽他說了五分鐘，說：「你等一下。」
十分鐘後，電話那頭換了一個人。聲音渾厚平穩，公事公辦。
「我姓何，懸案組。」那個聲音說，「你說的那宗墮坡案，我調了檔案。你明天下午有空嗎？我過來看看。」
何守禮是第二天下午兩點準時到的。
他爬上二樓的時候，樓梯間那個一閃一閃的燈泡剛好熄了，他站在黑暗裡，敲了三下門。韋修開門的時候，看見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站在門口，肩膀很厚，腰板筆直，站在樓梯口像一根插在地上的木樁。
他的頭髮全白，剪成平頭，剪得很短，像剛從訓練學校出來。方下巴，膚色古銅，額上三條深紋，右顴骨上一顆褐色的痣。鼻樑有點歪，是以前斷過的。他穿著一件白襯衫，深灰色的西褲，外面搭著一件舊的海軍藍風衣，風衣的衣角被雨打濕了。腋下夾著一個牛皮文件夾，胸袋裡插著一支原子筆，筆身上印著幾個金色的小字，是一句退休紀念的賀詞。
他進門的時候，先看韋修的手，然後才看他的眼睛。
「韋先生。」
「何督察。」
「總督察，」何守禮說，嘴唇緊閉成一字，「不過無所謂。」
他看了一眼店裡。地上的錄影帶已經收拾好了，可是門框上那道撬痕還在，灰色錄影機的帶倉還是壞的，電腦機箱的側板還拆著。
「什麼時候的事？」
「星期六晚上。」
「報了案？」
「報了。」
何守禮點點頭，沒有再問。他走到工作桌前，把牛皮文件夾放在桌面上，然後把白襯衫的袖口一摺一摺地捲到手肘。他的右手手背上有一條直直的疤，從指節一直延伸到手腕，像被一片玻璃劃過。
「給我看。」他說。
韋修把記憶棒插進一部借回來的手提電腦，把那八秒打開。
何守禮看了一次，沒有說話。
「再看一次。」韋修說。
他又播了一次，這一次每一格都停一停。第一百零二格，斜路上那道深色的痕跡。第一百四十一格，車牌。第一百五十六格，車窗上的倒影。每停一格，他就解釋一次他做了什麼：疊加，平均，去模糊，調色階。
何守禮一直看著螢幕，一句話都沒有說。他的喉結上下滾動了一下。
看完之後，他打開牛皮文件夾。
文件夾裡是一份影印的舊檔案，紙張已經發黃了，邊緣有很多訂書釘留下來的小孔。何守禮用筆尾輕輕點著紙面，一行一行地看。
「羅志堅，三十八歲，貨車司機，」他念，「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深夜，被發現倒臥在斜路旁的山坡下，頭部重創。死因庭裁定：失足墮坡，意外死亡。」他用筆尾點了一下，「那輛車，當年的檔案裡沒有提過。」
「一次都沒有？」
「一次都沒有。」何守禮說，「現場照片裡有這輛車，可是沒有人查過車主。當年負責的調查員在報告裡寫的是：現場沒有可疑，沒有目擊證人。」
「現在有了。」
何守禮抬起頭，看著他。
「現在有了，」他說，「我會重開這宗案。」
韋修點點頭，沒有說話。他沒有想到會這麼順利。他以為要說很多話，要解釋很多東西，要被人懷疑是在搞噱頭，要被人問是不是想上報紙。可是這個白頭髮的總督察只看了兩次，就說要重開。
「不過，」何守禮說，把牛皮文件夾合上，沒有「啪」的一聲，合得很輕，「我需要原帶。」
「我可以給你一份完整的數位檔，連同我所有的處理紀錄——」
「數位檔不行。」何守禮說，用筆尾在文件夾上輕輕點了兩下，「要上法庭，就要有證物鏈。這卷帶子從陶福全手上到你手上，從你手上到我手上，每一步都要有紀錄。數位檔可以被改，原帶不能。」
「原帶在我這裡很安全。」
何守禮看了一眼門框上那道撬痕。
「是嗎？」他說，眼角的紋路加深了一點，那是他在笑，「你的店上個星期被人撬了。」
韋修沒有說話。
他知道何守禮說得對。證物鏈，原帶，法庭程序，這些他都懂。他替警方修復過監控錄影，知道一卷原帶在法庭上和一份拷貝的分別。可是他的手插在燈芯絨襯衫的口袋裡，手指摸到腰包的拉鍊，拉鍊頭是冷的。
他想起陶靜宜在茶餐廳裡說的那句話：我一直以為那是一個噩夢。
他想起陶福全，一個知道自己只剩一個多月的人，把帶子交給一個陌生人，而不是交給警察。
一個人如果想讓警察看到一樣東西，最簡單的辦法是把它交給警察。
「給我一天，」韋修說，「我要先做一次完整的原始擷取，把帶子的磁場狀態全部記錄下來。舊帶子每播一次都會損耗，交給你之前，我要確定它現在的狀態有紀錄。」
何守禮看著他，看了一會兒。先看他的手，然後看他的眼睛。
「一天，」他說，「明天這個時候，我來拿。」
他把牛皮文件夾夾回腋下，把袖口放下來，扣好，轉身走到門口。
然後他停了一下，沒有回頭。
「韋先生，」他說，「這卷帶子，你做了幾份拷貝？」
「三份。」
「明天，連同三份拷貝，一起交給我。」
他說完，推開門，走下樓梯。他的腳跟先著地，一步一步，在樓梯間裡響得很清楚，直到走出唐樓，走進鴨寮街的人聲裡。
韋修站在門口，聽著那個腳步聲消失。
然後他走回工作桌前，把頭燈戴上，打開，又關上，又打開，又關上。
他從腰包裡拿出那卷二〇〇一年的錄影帶，放在桌面上，又拿出那支記憶棒，放在旁邊。
一卷原帶，三份拷貝。
他在那張寫著車牌的黃色便條下面，又貼了一張新的便條，用原子筆寫了一行字，描了兩次：
「他為什麼要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