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話 第四十七杯
凌晨零時十二分，灣仔，雨。
冰室的吊扇在頭頂軋軋地轉，每轉一圈，扇葉就在鎢絲燈底下投出一道影子，掃過綠白格仔地磚，掃過卡位的高背木椅，掃過卓明希面前那杯已經不再冒煙的熱奶茶。
她坐在最裡面那個卡位，背對廚房，面向玻璃門。
這是第四十七次。
她記得每一次的日期、時間、天氣，以及對方遲到了多少分鐘。這是職業習慣，也是她父親教的：記者的筆記簿上，先寫時間地點，後寫人。人會變，時間地點不會。
今晚，對方遲到了五十八分鐘。
玻璃門外是軒尼詩道的一條橫街，雨下得不大，但很密，把對面藥房的霓虹招牌洗成一片紅綠交錯的光，貼在門玻璃上，順著水痕往下流。偶爾有一輛的士駛過，車輪把積水壓開，發出一聲長長的嘶響。空氣裡有雨水沖刷石屎的泥味，混著廚房飄出來的菠蘿油的牛油香，還有一股很淡的、洗碗水的漂白劑味。
明希把錄音筆從頸上摘下來，放在桌子正中間。
錄音筆是關著的。她只是習慣把它放在那裡，放在自己與對面那個空位的正中間。
她三十四歲，一百六十七公分，骨架大，坐下來的時候永遠前傾，兩隻手肘撐在桌面，像隨時要撲上去追問什麼。她的臉是長方形的，膚色偏黃，熬了太多夜，眼窩深深地陷下去，眼白布滿血絲。黑色短髮剪到耳上，劉海用一枚黑色的大鐵夾夾到一邊。她穿著一件卡其色的多口袋記者背心，布料已經磨得發軟，左胸口袋的拉鍊壞了，用一枚萬字夾扣住。那件背心是她父親的。
右腕上那隻舊式機械錶也是。錶帶是啡色的皮，磨得發白，扣到最裡面一格還是有點鬆，戴在她手腕上會滑來滑去。
零時十五分。
她把右手的拇指伸到嘴邊，咬著指甲旁邊一小塊翹起來的死皮。
冰室的夥計阿叔從廚房探出頭來，手上拿著一塊抹布。他六十多歲，頭頂禿了一圈，白色短袖汗衫的領口已經鬆成波浪。他在這間冰室做了三十一年，四十七次裡他見過她四十七次。
「卓小姐，還等？」
「還等。」
「要不要再加一個菠蘿油？」
「等他來了再叫。」
阿叔點點頭，縮回廚房去了。明希聽見他在裡面跟另一個夥計講話，聲音壓低了，但冰室太小，吊扇太吵，還是聽得見一句半句：「……那個年輕人又遲到……每次都是她先到……」
她沒有理會。她打開手機，看了一眼編輯部的群組。
最新一條訊息是總編輯符姐在十一時四十分發的：
「明希，專題已排好版。明晚十一時開最後一次稿會，後日凌晨一時付印。八千二百字，四版，封面。律師已經看過第三稿，沒有問題。你那邊還有沒有要補的？」
明希看著那條訊息，看了很久，沒有回覆。
八千二百字。四版。封面。
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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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的八月十四日，下午三時二十分，灣仔駱克道一幢十四層高的舊樓外牆，竹棚架由九樓至十三樓的一段突然向外倒塌。
當時棚架上有三名工人。
一名工人被安全帶掛住，吊在八樓的外牆，肋骨斷了四根，救回來了。另外兩名工人，一個五十二歲，一個二十三歲，由十三樓墮下，當場死亡。
棚架倒塌的時候，正下方是一個巴士站。竹枝和帆布壓下來，擊中一名正在候車的六十八歲婆婆，婆婆的右腿被壓碎，截肢。
那一年的颱風季節很長，勞工處的調查報告在十一個月後發表，結論是：棚架分判商未有按照工作守則加固橫杆，加上當日陣風達每小時七十公里，導致棚架失去平衡。分判商的負責人被判罰款，緩刑。
總承建商振邦工程有限公司，在報告裡只出現了兩次：一次是公司名稱，一次是「總承建商已按合約要求委託合資格人士定期檢查棚架」。
明希在報告發表的第二天，把報告從頭讀了九次。
第九次的時候，她在第四十三頁的附錄裡，看見一張棚架檢查紀錄表的影印本。檢查日期是倒塌前三天，簽署人是一名註冊的合資格人士。
她查了那個人的出入境紀錄——不是查，是問了一個在入境處做了二十年的線人，請他吃了三頓飯。
那三天，那個人在澳門。
那是她寫這個專題的起點。
之後兩年，她找過三十九個人。分判商的老闆、死者的家屬、那個截了肢的婆婆、在八樓被吊住的那個工人、振邦工程以前的會計、在地盤附近開士多的老闆娘、勞工處退休的督察。三十九個人裡，有三十八個人說「我不知道」、「我不方便說」，或者根本不接電話。
第三十九個人，是屈嘉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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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時二十三分，玻璃門被推開了。
先進來的是雨。風把雨絲斜斜地吹進門口，打濕了門邊那塊寫著「是日精選」的白板。然後是一個人，肩膀頂開門，側著身子進來，好像習慣了進任何門都要先讓肩膀過去。
他渾身是灰。
不是雨水，是灰。深藍色的西裝外套上，肩膀和手肘的位置積了一層薄薄的白灰，是石屎粉，被雨一淋，變成一點一點的泥漿，黏在布料上。領帶鬆鬆地掛在脖子上，白色背心的領口也是灰的。他腳上穿著一雙黑色的地盤安全鞋，鞋頭的鋼片磨出了銀色的底，在地磚上一步一個濕腳印。
屈嘉朗，二十九歲，一百七十七公分，肩膀很寬，胸口很厚，是做過三年地盤工的那種結實。他穿西裝的時候總像是被綁住了，肩線永遠繃得很緊，好像隨時會從背後裂開一道縫。
他的頭髮是貼著頭皮的短寸頭，後頸剃出一道乾淨的線。臉是圓方的，曬得很黑，下巴上一層淺淺的鬍渣。眉毛粗而短，眼睛圓圓的，眼角向下垂，看上去總有點像一隻被人罵過的狗。
他在卡位對面坐下，把一個牛皮紙信封放在桌上，然後才抬起頭。
「嗯。」他說，「對不起。遲了。」
「五十八分鐘。」明希說，「你去哪裡了？」
「地盤。」
「凌晨十二點？」
「嗯。」嘉朗用手背擦了一下額頭，把一抹灰擦成了一道，「將軍澳那邊，有一個棚要拆。我爸叫我去看。」
「看什麼？」
「看他們拆。」
明希看著他。她沒有眨眼。她看人的時候從來不眨眼，這是她當記者十二年練出來的，也是父親傳下來的另一樣東西。
嘉朗避開了她的目光，轉頭朝廚房喊：「阿叔，凍檸茶，多冰。兩個菠蘿油。」
「知道——」阿叔在廚房裡應了一聲，拖得很長。
明希把錄音筆往桌子中間推了一點點。錄音筆碰到嘉朗那個牛皮紙信封的邊角，停住了。
「今晚是什麼？」她問。
「嗯。」嘉朗說，「上次你問的，二零二四年的採購單。膠篾的。」
「數量對不上？」
「對不上。」
「差多少？」
「三成半。」
「三成半的膠篾，」明希說，「去了哪裡？」
「沒有去哪裡。」嘉朗說，「根本沒有買。帳上寫買了，其實沒有。錢入了另一個戶口。」
「什麼戶口？」
「嗯。」嘉朗停了一下，「我還在查。」
凍檸茶來了。
阿叔把杯子放在嘉朗面前，杯壁上已經凝了一層水珠，冰塊堆得高過杯口，檸檬片被冰壓在最下面。他又把兩個菠蘿油放在桌子中間，牛油片厚厚的，夾在熱騰騰的菠蘿包裡，已經開始融化，滲出一圈金黃色的油。
嘉朗拿起長匙，開始攪。
他攪凍檸茶的方式，明希看了四十六次。他從不喝第一口。他會一直攪，攪到冰塊一粒一粒地變小、變圓、變透明，攪到檸檬片被匙子壓爛，攪到整杯茶的顏色從深啡變成淺啡，攪到冰全部融掉。然後他才喝，一口氣喝半杯。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明希問過他為什麼。
他說：「嗯。太冰，牙痛。」
然後他笑了一下。他笑起來的時候很孩子氣，嘴角一直扯到耳邊，露出一顆崩了角的門牙。那顆門牙是他二十二歲那年在地盤被一條鋼筋彈中的，他說他爸不肯給錢讓他去補，說男人崩一隻牙算什麼，當作紀念。
那是第一次。那天晚上他們沒有交換任何文件。他只說了一句：「你想知道的，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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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希打開那個牛皮紙信封。
裡面是十二頁影印本。二零二四年一月至八月，振邦工程向三間物料供應商訂購棚架膠篾的採購單，每一頁右下角都有公司的蓋印，和一個簽名。
簽名是屈振邦的。
她一頁一頁地翻。翻到第七頁，她停住了，用手指點著其中一行。
「這一張，」她說，「是事發前兩個月。訂了四千條。」
「嗯。」
「駱克道那個棚，按照工作守則，最少要六千條。」
「嗯。」
「四千條都是寫在帳上的。」明希說，「實際送到地盤的，有多少？」
嘉朗攪著凍檸茶，匙子碰著杯壁，叮叮地響。
「兩千六。」他說。
明希沒有說話。
她拿起錄音筆，按下開關，紅燈亮了。她說：「二零二四年六月，振邦工程訂購棚架膠篾四千條，實際送抵駱克道地盤者，兩千六百條。消息來源：內部人士。」
她按停了錄音。紅燈熄了。
她又按開。紅燈亮了。
又按停。
嘉朗看著她的手，沒有出聲。
他知道她這個動作是什麼意思。四十六次裡，他見過她這樣開開關關十一次。每一次，都是她聽到了一件太重的事，重到她不確定自己要不要把它錄下來。
「兩千六，」明希說，「你怎麼知道的？」
「嗯。」嘉朗說，「那時候我在那個地盤。」
明希抬起頭。
「你說過，你在振邦做地盤工，是二零一八到二零二一年。」
「我說過。」
「駱克道是二零二四年。」
「嗯。」嘉朗的腿在桌底下開始抖了。明希感覺得到，桌子在輕輕地震，他面前那杯凍檸茶裡還沒融掉的冰塊，一粒一粒地碰在一起，發出很細的、玻璃般的聲響，「二零二四年六月，我爸叫我去那個地盤點貨。我點到兩千六，打電話給他，說貨不夠。」
「他怎麼說？」
「他說，」嘉朗停了一下，「小伙子，棚是竹搭的，不是膠篾搭的。」
雨在門外下得大了一點。吊扇軋軋地轉。
明希的右手又伸到嘴邊，咬住拇指旁邊的死皮。咬得太用力，扯出了一點血。
「你那時候，」她問，「知道兩個月後會塌嗎？」
「不知道。」
「你懷疑嗎？」
嘉朗沒有回答。
他低頭看著那杯凍檸茶，冰已經融了一半。他拿起一包糖，沒有撕開，而是開始摺。沿著長邊對摺，再斜摺，再斜摺，摺成一個小小的、結實的三角形。
他把那個三角形放在桌邊。
桌邊已經排著另外三個。是他剛才坐下以後，不知不覺摺出來的。
四十六次，他摺過多少個糖包三角形，明希沒有數。但她記得第十八次見面，他們在這個卡位坐到早上六點，冰室的夥計換了一班，桌邊的三角形排了兩行，一共二十九個。那天他說起他媽媽，說他媽媽在他十二歲那年離開了家，去了加拿大，從此沒有再聯絡。他說他爸那晚喝了一整瓶白蘭地，第二天照樣六點起床去地盤，一句話都沒有提過。
那天早上離開冰室的時候，天剛亮，灣仔的街道被清潔車沖得濕淋淋的，一股石屎和海水混在一起的鹹味。他們站在門口，誰都沒有說再見。
他說：「嗯。你父親呢？」
她說：「死了。十四年前。心臟病，在報館的稿房裡。」
他說：「嗯。」
然後他伸手，把她那件記者背心上被風吹翻起來的領口，輕輕地拉平了。
那是第十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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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時四十一分。
菠蘿油涼了，牛油凝成一層半透明的白。明希一口都沒吃。嘉朗吃了一個，吃得很快，咬了三口就沒了，然後把手指上的油在紙巾上擦了很久。
「符姐今晚發訊息給我。」明希說。
「嗯。」
「專題排好了。明晚十一點開最後一次稿會，後天凌晨一點付印。」
嘉朗擦手的動作停了一下。
「八千二百字。」明希說，「四版。封面。律師看過第三稿，沒有問題。」
「嗯。」
「你父親的名字，在第一段。」
「嗯。」
「你的名字，一個字都沒有。」明希說，「你是『內部人士』。全文三十一處，全部寫『內部人士』。沒有年齡，沒有職位，沒有性別。律師要求的，我也同意。」
嘉朗把紙巾摺起來，摺成一個小小的方塊，放在那四個糖包三角形旁邊。
「你爸會知道是你。」明希說。
「嗯。他會知道。」
「你不怕？」
「嗯。」嘉朗說，他想了一會兒，那一會兒很長，長到吊扇轉了十幾圈，「怕的。」
明希看著他。
四十七次。兩年。他們在這個卡位裡坐過的時間，加起來大約一百九十個小時。她知道他怕什麼：怕他爸，怕地盤的叔叔伯伯們在背後叫他叛徒，怕他從二十一歲起就熟悉的每一個工地、每一條竹枝、每一種灰的氣味，從此都跟他沒有關係了。
她也知道他不怕什麼。他不怕坐牢。他說過，第二十三次的時候，他說：「嗯。如果我知道那些膠篾不夠，我沒有說，那我跟我爸是一樣的。」
那天晚上她問他：「那你現在為什麼說？」
他說：「嗯。因為你問。」
她記得那一句。她把那一句寫在筆記簿上，然後劃掉，然後又在旁邊寫了一次，然後又劃掉。那一頁現在還在她的背心左胸口袋裡，被萬字夾扣著的那個口袋，紙已經被她摸得起了毛。
那是交易變成關係的那一晚。她很清楚。她是記者，記者應該知道自己在哪一刻越過了哪一條線。
她知道。她沒有退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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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時五十分，冰室裡只剩下他們。
阿叔在收拾其他卡位的杯碟，瓷碟碰在一起，發出一陣清脆的響。另一個夥計在門口放下了半邊鐵閘，鐵閘的滾輪卡了一下，軋出刺耳的一聲。雨從鐵閘的縫隙打進來，濺在門口的地磚上。
冰室是通宵的。但凌晨一點到五點，阿叔會把鐵閘拉下一半，只留一個讓熟客彎著腰進出的口。
嘉朗的凍檸茶，冰已經全部融掉了。
他拿起杯子，一口喝了半杯。放下杯子的時候，杯底在木桌上磕出一聲悶響。那張木桌被幾十年的手肘和杯底磨得油亮，摸上去滑滑的，像一塊被河水沖了很久的石頭。
「明希。」他說。
他很少叫她的名字。四十七次裡，他叫過她的名字，不超過五次。
她抬起頭。
嘉朗把手伸進西裝外套的內袋。他的動作很慢，好像那個口袋很深，深得要摸很久。外套的肩線繃緊了，灰在布料的摺痕裡簌簌地掉下來。
他拿出一樣東西，放在桌上。
一支隨身碟。黑色的，很普通，就是文具店十幾塊錢一支的那種。蓋子上用白色的塗改液寫了一個數字：四十七。
他用兩隻手指，把它推到桌子正中間。
推到錄音筆的旁邊。
明希看著那支隨身碟，又看著他。
「這是什麼？」
嘉朗沒有回答。
他的腿又在桌下抖起來了，抖得比剛才更厲害。桌面在震，杯子裡剩下的半杯凍檸茶在震，那四個糖包三角形在桌邊一跳一跳，其中一個掉到了地磚上。
他沒有去撿。
他看著她。這一次，他的眼睛沒有閃開。
那雙圓圓的、眼角下垂的眼睛，在鎢絲燈的暖黃光底下，濕濕的，像一隻被雨淋了很久、終於找到門口的狗。
「嗯。」他說。
然後他停了很久。
吊扇在頭頂軋軋地轉。雨打在半拉下來的鐵閘上，一下一下，像有人在外面輕輕地敲門。阿叔在廚房裡關掉了一個火，煤氣爐熄滅時「噗」的一聲，然後就再也沒有聲音了。
明希的手伸向錄音筆。
她想按下去。按下去，紅燈會亮，接下來他說的每一個字都會被記錄下來，有時間，有地點，有來源。這是她的工作，是她父親教她的，是她做了十二年的事。
她的指尖停在開關上。
沒有按下去。
嘉朗看著她的手指，看著那個沒有亮起來的紅燈。
他的嘴角動了一下，像是想笑。那顆崩了角的門牙露出來一點點，又收了回去。
「這篇刊出去，」他說，「你就不必再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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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希沒有說話。
她伸出手，拿起那支隨身碟。塑膠外殼上還有一點他身上的體溫，和一點石屎灰，粗粗的，磨著她的指腹。
她的右手中指側面有一塊很厚的筆繭，是十二年寫字寫出來的。那塊筆繭碰到隨身碟上塗改液寫的那個「四十七」，凹凸不平。
「裡面是什麼？」她問。
她的聲音很沙啞。她的聲音本來就沙啞，但這一次，連她自己都聽得出來那不一樣。
「嗯。」嘉朗說，「你要的全部。」
「全部是什麼意思？」
「全部就是全部。」
「那個戶口？」
「嗯。」
「你說你還在查。」
「我查完了。」嘉朗說，「半年前就查完了。」
明希盯著他。
「半年前？」
「嗯。」
「那這半年，」她說，她的聲音開始快起來，一句接一句，像她在採訪的時候那樣，每一句都是問句，「這半年你每個星期來見我，每次帶一點點，三頁、五頁、十二頁，你明明全部都有了——你為什麼不一次給我？你在等什麼？你知不知道我這半年——」
她停住了。
她不知道自己接下來要說什麼。
「嗯。」嘉朗說，「我知道。」
他低下頭，彎腰，把掉在地上的那個糖包三角形撿起來，放回桌邊，跟另外三個排在一起。排得很整齊。
「一次給你，」他說，「你就不用再來了。」
吊扇軋軋地轉。
明希握著那支隨身碟，握得很緊。塑膠的邊緣陷進她的手掌裡。她右腕上那隻父親的舊錶，錶帶鬆了，滑到了手背上，錶面朝下，壓著那支隨身碟。
她聽見了錶的聲音。很細、很規律的滴答聲，在一片沉默裡，響得出奇地清楚。
零時五十七分。
「嘉朗。」她說。
他抬起頭。
「如果我打開它，」明希問，「這篇稿會變成什麼？」
嘉朗看著她。他的腿不抖了。桌子不震了。杯子裡的半杯凍檸茶，靜靜地待在那裡，表面浮著一片被匙子壓爛的檸檬。
「會變成真的。」他說。
他站起來。
他站起來的時候，肩膀頂著西裝，發出一聲很輕的、布料被繃緊的聲音。灰從他身上落下來，落在綠白格仔地磚上，落在那雙安全鞋的鞋頭上。
「嗯。」他說，「我先走了。」
「嘉朗——」
「明晚十一點開稿會，」他說，「你還有二十二個小時。」
他彎下腰，從半拉下來的鐵閘底下鑽了出去。鐵閘的邊緣擦過他的肩膀，刮掉了一小塊灰。
雨把他吞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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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希坐在卡位裡，沒有動。
阿叔從廚房出來，手上拿著抹布，看了看對面的空位，看了看桌上那半杯沒喝完的凍檸茶，看了看那四個排得整整齊齊的糖包三角形。
他什麼都沒說，只是把凍檸茶拿走，把菠蘿油的碟子拿走，用抹布把桌面擦了一遍。
他沒有擦走那四個三角形。
四十七次，他從來沒有擦走過。
明希低頭看著手裡那支隨身碟。黑色的塑膠，白色的數字，四十七。
她的手機亮了一下。是符姐：
「明希？睡了嗎？明晚稿會，記得把內部人士的最後一份文件帶來，律師想再看一次。」
她沒有回覆。
她把錄音筆拿起來，按下開關。紅燈亮了。
她對著錄音筆，用她做了十二年記者、最沙啞、最平穩的聲音，一字一句地說：
「二零二六年十月一日，凌晨一時零二分。灣仔。雨。第四十七次。消息來源交出隨身碟一支，內容未知。消息來源稱：這篇刊出去，你就不必再見我。」
她停了一下。
紅燈亮著。錄音筆在她的掌心裡，微微地發熱。
「記者，」她說，「未有回應。」
她按停了錄音。
然後又按開。
又按停。
吊扇在頭頂軋軋地轉。雨沒有停。桌邊那四個用糖包摺成的小三角形，在鎢絲燈的暖黃光底下，排成一條很短、很整齊的線，像四個還沒有寫完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