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話 早了十二小時
十月一日，凌晨二時十七分，北角，卓明希的家。
雨停了。
窗外是英皇道的後巷，冷氣機的滴水一下一下地打在鐵皮簷篷上，嗒，嗒，嗒，比時鐘還準。巷口一盞街燈壞了一半，閃著黃光，照在對面大廈的外牆上，照出一片被雨水沖出來的、長長的黑色水痕。
屋裡只開著一盞檯燈。
那是一個三百尺的單位，一廳一房，客廳的一面牆全部是書架，塞滿了剪報夾、舊報紙、錄音帶和筆記簿。書架最上面一層，放著一排已經褪色的藍色硬皮檔案夾，每一個的書脊上都貼著一張手寫的標籤，字跡很潦草，是她父親的。
她從來沒有打開過那一排。
她坐在餐桌前，面前是一部手提電腦，電腦旁邊是那支黑色的隨身碟。塑膠蓋子上用塗改液寫著的「四十七」，在檯燈底下白得刺眼。
記者背心還沒脫。頸上的錄音筆，還掛著。
她把隨身碟插進電腦。
右腕上那隻父親的舊錶，錶帶鬆了，滑到手背上。她把它推回手腕，推了兩次。
屏幕上跳出一個資料夾。
資料夾的名字，也是「四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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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二時二十分。
資料夾裡有四百一十三個檔案。
她一個一個打開。
第一批是試算表。二零一九年一月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一間名為「海港物料貿易有限公司」的公司，每個月的收支紀錄。公司登記地址在觀塘一座工業大廈，董事是兩個她從未聽過的名字。每個月，這間公司都會收到一筆來自振邦工程的款項，名目是「棚架物料」，金額由八萬到四十萬不等。
六年，七十二個月，一共一千八百六十萬。
第二批是發票。海港物料貿易開給振邦工程的發票，每一張都寫著膠篾、竹枝、鐵線、安全網，數量精確到個位數。
第三批是送貨單。振邦工程各個地盤的收貨紀錄。
她把發票和送貨單並排放在屏幕上，逐張對照。
發票上寫四千，送貨單上寫兩千六。
發票上寫五百捆竹枝，送貨單上寫三百二十。
發票上寫安全網八十張，送貨單上寫四十五。
每一張都對不上。每一張都差三成到四成。
她拿起錄音筆，按下開關。紅燈亮了。
「凌晨二時三十一分。檔案一至一百八十七。海港物料貿易，二零一九至二零二四年，收取振邦工程棚架物料款項合共一千八百六十萬。發票數量與地盤送貨單數量，平均相差百分之三十六。」
她按停。
又按開。
「差額，」她說，「是用人命填的。」
她按停了錄音。這一句，她沒有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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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時五十分。
第四批檔案，是銀行月結單。
海港物料貿易的公司戶口，每個月收到振邦工程的錢以後，三天之內，會把其中大約四成轉到另一個私人戶口。
戶口持有人的名字，是屈振邦的太太。
那個在嘉朗十二歲那年離開了家、去了加拿大、從此沒有再聯絡的太太。
明希盯著那個名字，盯了很久。
她想起第十八次，在冰室坐到早上六點的那一晚，嘉朗說起他媽媽。他說：「嗯。她走了以後，我爸那晚喝了一整瓶白蘭地。」
她那時候以為，那是一個被拋棄的男人的傷心。
現在她看著屏幕上的月結單。那個戶口，由二零一一年開到現在，每個月都有錢進去，每個月都有錢從加拿大的提款機被提出來。
他媽媽沒有走。
或者說，他媽媽走了，但錢沒有走。
她伸手去咬拇指旁邊的死皮。咬到了肉，痛了一下，她沒有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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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五時零七分。
第五批，是棚架檢查紀錄表。
二零一九年至二零二四年，振邦工程所有地盤的棚架檢查紀錄，每一張都有合資格人士的簽名。一共三百四十二張。
跟每一張紀錄表放在一起的，是那位合資格人士同一日的出入境紀錄。
她不知道嘉朗是怎麼拿到出入境紀錄的。她沒有問過他，也不打算問。
三百四十二張檢查紀錄表裡，有一百零九張，簽署當天，簽署人不在香港。
駱克道那一張，是其中之一。
她本來以為，那是她這兩年最大的發現。
原來只是一百零九分之一。
窗外的天，開始灰了。冷氣機的滴水還在打著鐵皮簷篷，嗒，嗒，嗒。英皇道上第一班電車駛過，叮叮兩聲，隔著後巷傳進來，很遠。
她沒有動。
她打開最後一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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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檔案，不是試算表，也不是掃描本。
是一個文字檔。
檔名只有兩個字：「最後」。
她點開。
裡面是一份陳述書。格式很標準，是律師會用的那種格式：陳述人姓名、身分證號碼、職位、日期。陳述人是屈嘉朗。職位是振邦工程有限公司項目經理。日期是今年三月。
七個月前。
陳述書一共十一頁。
她一頁一頁地讀。
前面九頁，寫的是她已經知道的事：膠篾、送貨單、海港物料貿易、那個加拿大的戶口、那一百零九張檢查紀錄表。每一件事都寫得很清楚，有日期，有數目，有經手人的名字。
第十頁。
「本人自二零二三年一月起出任項目經理，負責簽收各地盤物料送貨單。本人知悉送貨數量與發票數量不符，仍然簽收。駱克道地盤二零二四年六月之送貨單，由本人簽收。」
「本人於二零二四年六月，曾致電屈振邦先生，表示物料不足。屈先生回應後，本人未有向任何機構舉報，亦未有停止工程。」
「駱克道棚架倒塌事件中，兩人死亡，一人截肢，一人重傷。本人為知情者，亦為參與者。」
第十一頁，只有一行。
「本人願意為以上陳述作證，並承擔相應之法律責任。」
底下是簽名。一筆一畫，很工整，不像他在冰室裡隨手在糖包上寫的字。
簽名的旁邊，用原子筆寫了一行小字，是後來加上去的，墨水顏色不一樣：
「嗯。這一份，我也在裡面。所以你不能只寫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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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希坐在那裡。
屏幕的白光照在她臉上。她的臉色本來就暗沉，熬了一整夜，此刻在屏幕光裡看起來發青。眼白裡的血絲一條一條，像地圖上的河。
她沒有哭。
她是記者。她父親教她的：記者不在稿子前面哭。要哭，等稿子刊出去以後再哭。
她打開自己的專題稿。八千二百字，四版，封面。
她從頭讀一次。
第一段：駱克道棚架倒塌，兩死一傷。
第二段：勞工處調查報告結論。
第三段：總承建商振邦工程，老闆屈振邦。
然後是三十一處「內部人士」。
內部人士透露。內部人士指出。據內部人士提供的文件。內部人士表示。
每一處，都是他。
每一處，她都把他藏了起來。藏得很好。律師看過三次，說沒有問題，沒有人能從稿子裡認出他。
可是現在，他親手把自己放了進來。
「你不能只寫一半。」
她看著那一行字，看了很久。
然後她拿起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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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時四十分。
符姐的電話響了三下就接了。
「明希？你一整晚沒有回訊息——」
「符姐，專題要抽起。」
電話那頭靜了一下。
「你說什麼？」
「抽起一晚。」明希說，「今晚稿會照開，但專題不上。延到下一期。」
「明希，」符姐的聲音壓低了，那是她要發脾氣之前的聲音，「印刷廠已經訂了版位，封面已經排好，律師費已經付了，你現在跟我說抽起？為什麼？」
「有新材料。」
「什麼新材料？」
「足夠讓兩個人坐牢的新材料。」
符姐不說話了。
明希聽見電話那頭有打火機的聲音。符姐戒煙戒了五年。
「兩個人？」符姐說，「屈振邦，還有誰？」
明希沒有回答。
「明希，」符姐說，「你是不是……」
她沒有說完。她做了三十年新聞，她不需要說完。
「我給你一晚。」符姐說，「明天中午，我要看到新的稿。如果新材料是真的，我們下一期做十二版。如果——」
「是真的。」
「那你為什麼要抽起一晚？」
明希站在窗前。窗外，英皇道後巷的冷氣機還在滴水。天已經全亮了，灰灰白白的，像一張沒有寫過字的稿紙。
「因為我要先見一個人。」她說。
她掛了電話。
她沒有換衣服。她把隨身碟從電腦上拔下來，放進記者背心左胸那個被萬字夾扣著的口袋裡，和那張被她摸得起了毛的筆記簿紙放在一起。
然後她出了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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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十二時二十五分，將軍澳。
港鐵站出來，走十五分鐘，是一片正在重建的舊工業區。
一條很長的綠色地盤圍板，沿著馬路一直伸展下去，圍板上印著振邦工程的標誌，一個紅色的方框裡寫著一個「振」字。圍板的縫隙裡，看得見裡面一幢拆了一半的舊廠房，外牆上還搭著竹棚架。
竹棚架正在拆。
幾個工人站在棚架上，戴著黃色的安全帽，繫著安全帶，把竹枝一根一根地解下來，往下遞。竹枝碰撞，發出空空的、清脆的聲音。膠篾被剪斷的時候，啪的一聲，很響。
空氣裡有石屎粉的味道，乾的，嗆人。還有竹枝被太陽曬了一個早上以後的那種青澀的、有點像草的氣味。
雨後的太陽很猛。照在圍板上，照在竹棚上，照在地上一灘一灘還沒乾的積水上，白晃晃的。
明希站在馬路對面的一個巴士站下面。
她不知道嘉朗在不在這裡。他凌晨說他去了將軍澳一個地盤看拆棚，她打他的電話打了十一次，一次都沒有人接。
她只是來了。
她站在那裡，看著圍板，看著竹棚，看著那些一根一根被解下來的竹枝。
她想起駱克道。兩年前的八月，她趕到現場的時候，竹枝和帆布已經被消防清走了一半，剩下的堆在巴士站旁邊，像一堆被折斷的骨頭。地上有血，被雨沖成淡紅色，沿著馬路邊的坑渠流下去。
那天她站在警方的封鎖線外面，拿著錄音筆，一直開著，一直錄著，錄了四個小時。回家以後，她把錄音從頭聽了一次，四個小時裡，她自己一句話都沒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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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十二時五十一分。
一輛警車駛了過來。
不是響著警號衝過來的那種。是很慢的，很安靜的，像一輛普通的私家車。白色的車身，藍色的條紋，車頂的警燈沒有亮。
警車在地盤的閘口停下。
兩個穿便服的人從車上下來，其中一個掛著警察委任證，走進了地盤。
明希的手，按住了頸上的錄音筆。
她沒有按下去。
地盤的閘口，走出來兩個人。
前面那個，矮壯，啤酒肚把白色短袖襯衫頂得鼓鼓的，下面一條深灰色西褲，腰間掛著一大串車匙，走一步響一下。他走路的時候雙手背在身後，步子很慢，很穩，像一個在自己家的花園裡散步的人。
他六十三歲，一張紅潤的大圓臉，兩頰有酒後浮起的微血管，像一張地圖上細細的紅線。頭髮染得過黑，梳成油亮的大背頭，髮線已經退到頭頂，太陽一照，反光。眉毛又粗又黑，也是染的，底下一雙細小的眼睛。
屈振邦。
明希在報紙上看過他一百次，在法院門口遠遠地看過他三次。這是她第一次，隔著一條馬路，看見他在陽光底下的臉。
他後面跟著的，是嘉朗。
嘉朗換了衣服。不是那套深藍色西裝，是一件乾淨的白色 T 恤，一條深色的牛仔褲。腳上還是那雙黑色的地盤安全鞋。
他的寸頭剛剛理過，後頸那一道線，比凌晨在冰室的時候更整齊。
他的兩隻手沒有被鎖著。他自己走著，走在他父親的身後，一步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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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振邦走到警車旁邊，停下來。
他轉過身，看著他兒子。
然後他伸出右手，拍了拍嘉朗的肩膀。
一下。兩下。三下。
他右手尾指上那隻方形的金戒指，在太陽底下閃了一下。
明希隔著一條馬路，聽不見他說了什麼。
她只看見他的嘴在動，嘴唇很薄，很寬，嘴角向下。他說了很久。說的時候，他沒有笑。
嘉朗一直低著頭。
屈振邦說完，退後了一步。
其中一個便衣警察打開了警車的後門。
嘉朗彎下腰。他的肩膀很寬，他習慣了進任何門都要先讓肩膀過去。他側著身子，一隻腳踏進了車裡。
然後他停住了。
他抬起頭。
他看見了她。
隔著一條馬路，隔著一輛剛剛駛過的小巴，隔著正午白晃晃的太陽。
他看見了站在巴士站底下的她。穿著那件卡其色的記者背心，頸上掛著錄音筆，右手按在錄音筆上，沒有按下去。
他的嘴角動了一下。
然後他笑了。
很孩子氣的笑。嘴角一直扯到耳邊，露出了那顆崩了角的門牙。
只有一瞬間。
然後他低下頭，坐進了警車。車門關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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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車開走了。
跟它來的時候一樣，很慢，很安靜，警燈沒有亮。它沿著那條長長的綠色圍板駛下去，在路口轉了一個彎，不見了。
明希站在巴士站底下。
她的右手，還按在錄音筆上。
她低頭看了一眼右腕上那隻父親的舊錶。
十二時五十八分。
她的腦子裡自動開始算。這是她的職業病，她控制不了。
原定的付印時間：十月二日，凌晨一時。
現在：十月一日，下午一時差兩分。
十二個小時。
他比她的稿子，早了十二個小時。
如果她沒有把稿子抽起，今晚十一時開稿會，明天凌晨一時付印，天亮的時候，全香港的報攤都會擺著她的封面：振邦工程，兩死一傷，三十一處內部人士。
那時候，他已經在警署裡，坐了十二個小時。
他在她的稿子刊出之前，先把自己交了出去。
這樣，她的稿子就不是一篇「內部人士揭發」。
是一篇跟進報道。
一個承建商的兒子，向警方自首，交出了足以令他自己和他父親一同入獄的證據。記者只是在事後，把這件事寫了下來。
沒有人會問，是誰把文件給了記者。
沒有人會問，記者跟那個內部人士，在一間冰室裡見了四十七次。
沒有人會知道。
明希的手指，終於按下了錄音筆的開關。
紅燈亮了。
她張開嘴。
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紅燈亮著。錄音筆在錄。錄著將軍澳的馬路，巴士駛過的聲音，地盤裡竹枝碰撞的空空的響，膠篾被剪斷的啪的一聲。
她按停了。
然後又按開。
又按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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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記者。」
一個聲音從馬路對面傳過來。宏亮，帶著一點圍村的口音，每一個字都很重，好像要把聲音砸到地上。
明希抬起頭。
屈振邦站在地盤閘口，雙手背在身後，看著她。
他慢慢地走過來。過馬路的時候，他沒有看車，也沒有加快腳步。一輛小巴在他身邊按了一下喇叭，他連頭都沒有轉。
他走到巴士站底下，站在她面前。
他比她矮了一個頭。可是他站在那裡，啤酒肚頂著白襯衫，雙手背在身後，腰間的車匙輕輕地響，好像整個巴士站都是他的。
「卓記者。」他又說了一次。他笑了，哈哈的，笑聲很宏亮，震得巴士站的鐵皮頂都嗡嗡響。
可是他的眼睛沒有笑。那雙細小的眼睛，眯成了兩條縫，看不出裡面在想什麼。
「我知道你。」他說，「你寫我寫了兩年。辛苦你了。」
明希沒有說話。
她的背挺直了。她本來就習慣前傾，像隨時要撲上去追問，可是這一刻，她整個人往後退了半步。
「我兒子，」屈振邦說，「小伙子自己要去的。我攔不住。」
他伸手進襯衫口袋，拿出一包煙，抽出一根，點上。
他吸了一口，吐出來。煙在正午的太陽底下，白白的，一下子就散了。
「他今天早上六點打電話給我，」屈振邦說，「叫我來地盤，說有事跟我說。我來了，他說他已經報了警，警察一點鐘來接他。叫我陪他在閘口等。」
他又吸了一口。
「我陪他等了五十分鐘。」
煙抽完了。只抽了三口，他就把煙蒂扔在地上，用皮鞋踩熄。
然後他又抽出一根，點上。
明希看著他的手。
那隻手很穩，一點都沒有抖。點煙的時候，打火機一下就著了。
「你知不知道，他在警察面前會說什麼？」明希問。
她的聲音很沙啞。熬了一整夜，連她自己都認不出來。
「知道。」屈振邦說。
「那你為什麼不攔他？」
屈振邦沒有回答。
他看著那條長長的綠色圍板，看著圍板後面那幢拆了一半的廠房，看著棚架上那些正在一根一根解下竹枝的工人。
第二根煙，也抽完了。
他扔掉，踩熄。
又抽出了第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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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根煙點上的時候，屈振邦轉過頭來，看著明希。
不是看她的臉。
他的目光往下，落在她的右手腕上。
那隻舊式的機械錶。錶帶是啡色的皮，磨得發白，扣到最裡面一格還是有點鬆，錶面朝下，壓在她的手背上。
屈振邦盯著那隻錶，盯了很久。
煙在他的手指間燒著，一截煙灰長長地垂下來，他沒有彈。
「小姑娘，」他說。
他的聲音，突然放低了。
那個宏亮的、帶著圍村口音的、好像要把每一個字都砸到地上的聲音，一下子低得像是在說悄悄話。
「這隻錶，」他說，「我見過。」
明希的手，一下子握住了那隻錶。
屈振邦沒有再說下去。
他吸了一口煙，把煙吐出來。然後他把那根只抽了一口的第三根煙，扔在地上，用皮鞋碾了很久。碾得煙草都散開了，碾得地上一灘黑。
「代我問候你爸爸。」他說。
然後他轉身，雙手背在身後，慢慢地走回了馬路對面。
腰間的車匙，一步響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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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希站在巴士站底下，一動不動。
她的右手握著那隻錶，握得很緊。錶的滴答聲，隔著她的手掌，一下一下地傳上來，很細，很規律。
她父親死了十四年。
心臟病。在報館的稿房裡。那天晚上他在趕一篇稿，趕到凌晨三點，同事發現他伏在打字機上，以為他睡著了。
那篇稿，她從來沒有看過。報館說，稿子沒有寫完，所以沒有刊出。
她記得那一年，父親常常很晚才回家。回家的時候，身上有一股很淡的、菠蘿油的牛油香。
她那時候二十歲，在讀大學，從來沒有問過他去了哪裡。
明希慢慢地鬆開了手。
她低頭看著那隻錶。錶面上的玻璃有一道很細的裂痕，是父親生前就有的。錶的背面刻著兩個字，是父親的名字。
她抬起頭，望向馬路對面。
屈振邦已經走進了地盤。只剩下那條長長的綠色圍板，和圍板上那個紅色方框裡的「振」字。
她拿起錄音筆，按下開關。
紅燈亮了。
「十月一日，下午一時零九分。將軍澳。晴。」她說，聲音沙啞，每一個字都很慢，「消息來源，已向警方自首。比原定付印時間，早十二小時。」
她停了一下。
「屈振邦稱，見過記者父親的手錶。」
她又停了一下。
紅燈亮著。
「記者，」她說，「第一次，不知道下一個問題是什麼。」
她按停了錄音。
這一次，她沒有再按開。
她站在正午的太陽底下，身後是巴士站的鐵皮頂，身前是一條馬路，馬路對面是一條長長的綠色圍板，圍板後面，工人們還在拆棚。
一根一根的竹枝，被解下來，遞下去，碰在一起，發出空空的、清脆的聲音。
像有人在很遠的地方，一下一下地，敲著一扇沒有人應的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