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鳳

旺角的晚上九點，比白天還要吵。

彌敦道的車聲是一層，行人路上的人聲是一層，舖頭門口的擴音器在叫賣是一層，一間手機舖用最大的音量播著一首流行曲是一層。一層一層疊在一起，疊成一堵牆，走在裡面，連自己的腳步聲都聽不見。

空氣是熱的，濕的，夾著炸魚蛋的油煙、香水舖飄出來的甜香，和冷氣機滴水打在行人路上濺起來的一股鐵鏽味。

李頌琳在一條橫街的街口停下來，拿出手機，對了一次地址。

她還穿著上班的衣服：淡藍色的襯衫，黑色的平底鞋。白袍脫了，摺好放在背包裡，但她忘了把口袋裡的東西拿出來，背包鼓鼓的，裡面有聽筒、筆燈、藥物手冊、三支筆。她的棕黑色頭髮剪到耳下，一邊別在耳後，另一邊被街上的熱風吹得貼在臉上。透明膠框眼鏡的鏡片上，蒙了一層薄薄的霧。

她用衣角擦了擦眼鏡，走進橫街。

橫街比大街暗，也比大街靜一點。兩旁是一些舊的唐樓，地下是一些還沒有關門的小舖：一間賣涼茶的，一間修鐘錶的，一間專賣紅白二事用品的紙紮舖，門口掛著一排紙紮的金銀衣紙，在街燈下泛著一點微弱的金光。

走到橫街的中段，她停下來了。

在涼茶舖和修錶舖的中間，有一道很寬的舊鐵閘。

鐵閘是綠色的，但已經綠不太出來，大半的油漆都剝落了，露出底下一層一層褐紅色的鏽。鏽很厚，像一層乾了的皮，有些地方翹起來，一碰就會掉。鐵閘上貼滿了東西：招租的廣告、通渠的電話、補習的傳單，一張疊一張，最底下那一層已經被雨水和陽光磨成了紙漿，糊在鐵閘上。

鐵閘的上面，是一個招牌。

招牌很大，橫跨了整個舖面，是那種舊式的霓虹燈招牌，燈管早就不亮了，但字還在。紅底，金字。紅色已經褪成了一種很淡很淡的粉紅，像一件洗了很多次的舊衫。金字剝落了一半，但看得出來。

龍鳳茶樓。

頌琳站在招牌下面，抬著頭，看了很久。

然後，她伸出手，摸了一下那道鐵閘。

鏽粉沾在她的手指上，褐紅色的，細細的，像一層乾了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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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間茶樓，關了十幾年了。」

頌琳轉過頭。

說話的是涼茶舖的老闆娘，六十多歲，胖胖的，坐在舖面門口一張矮櫈上，手上拿著一把葵扇，慢慢地搧。涼茶舖的櫃檯上放著一排銅壺，壺嘴冒著熱氣，空氣裡有一股苦苦的、帶著甘草甜味的草藥香。

「我知道，」頌琳說，「二零一四年。」

「你是記者？」

「不是。我是醫生。」

老闆娘的葵扇停了一下。

「醫生來看茶樓做什麼？」

頌琳想了想。她把背包由肩上拿下來，抱在胸前，好像抱著一塊病歷板。

「我有一個病人，」她說，「他以前在這裡做事。我想找一些認識他的人。」

「誰？」

「姓崔。崔炳南。」

老闆娘的葵扇完全停了。

她看著頌琳，看了很久。然後她把葵扇放在膝蓋上，站起來，走到涼茶舖的門口，抬頭，對著樓上大喊了一聲：

「炳叔！落來！有人找崔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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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叔是龍鳳茶樓以前的點心師傅。

他下樓的時候，走得很慢，一級一級地扶著扶手。他七十八歲，個子不高，但手臂很粗，粗得和他瘦小的身體不相稱，那是揉了五十年麵團揉出來的。他穿一件白色的舊汗衫，汗衫的前胸有幾點洗不掉的黃色油漬，下面是一條寬鬆的黑色短褲，腳上一對人字拖。

他在涼茶舖門口的另一張矮櫈上坐下，接過老闆娘遞過來的一碗廿四味，喝了一口，皺了一下眉。

「崔哥怎麼了？」

頌琳在他對面蹲下來。涼茶舖門口沒有椅子可以拉，她就蹲，蹲到和他坐著的高度差不多。

「他在醫院。」她說，「前幾天在大角咀的街上暈倒，被救護車送進來。他有心臟病、肺炎、腎病。」

她停了一下，舔了一下下唇。

「他的情況，不太好。」

炳叔沒有說話。他把那碗廿四味放在地上，雙手放在膝蓋上，看著街對面。

「他多大了？」

「八十六。」

「八十六。」炳叔重複了一次，「我入龍鳳那一年，十六歲，他已經在樓面做了五年。我叫他崔哥，叫了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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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企堂，」炳叔說，「你們年輕人可能不知道企堂是什麼。」

「我在網上看過。」

「網上。」炳叔笑了一聲，「網上寫的，都是一些形容詞。什麼『老字號』、『有人情味』。沒有一個寫得出崔哥是怎樣做事的。」

他舉起右手，手掌向上，五隻手指微微張開，彎曲，指尖向上翹起。

頌琳看著他的手。

那個姿勢，她見過。八號床，被單上，崔伯的右手，托著一個看不見的盤子。

「大茶盤，」炳叔說，「以前的茶樓，點心不是用車推的，是企堂用手托出來的。一個大茶盤，鋁的，圓的，直徑差不多兩尺，上面放十二籠點心，蝦餃、燒賣、叉燒包、排骨、鳳爪，一籠疊一籠，疊到你下巴那麼高。企堂用一隻手托著，由廚房托出來，托上樓梯，托過整個樓面，一邊走一邊喊，『蝦餃燒賣，叉燒包，有沒有人要？』」

他的手腕在半空中轉了一下，向左，向右，平衡著。

「一隻手，十二籠，走樓梯。崔哥托了五十年，一籠都沒有跌過。」

他把手放下來。

「他的右手虎口，有一塊繭，硬得像皮鞋底。那是托盤托出來的。他的左手手臂，有一道很長的疤，那是有一年，一個新來的夥計沖茶，手滑，一壺滾水向著一張檯的小朋友潑過去，崔哥用手臂擋了。那一壺水，一滴都沒有落在小朋友身上。」

頌琳想起崔伯左前臂那道由手腕延伸到手肘的疤，疤痕的皮膚皺起來，顏色比旁邊淺。

「那個小朋友後來怎樣？」

「長大了，」炳叔說，「做了律師。每年過年都來飲茶，每次都坐三號檯，每次都要崔哥親手捧點心。直到茶樓結業那一年。」

三號檯。

頌琳想起崔伯閉上眼睛之前說的那一句話。三號檯，加一籠蝦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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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那張原稿紙拿出來，攤在膝蓋上，遞給炳叔看。

炳叔戴上一副老花眼鏡，把紙拿得很遠，看了一會兒。

「這是龍鳳的電話。」他說，「樓面的電話。以前放在收銀檯旁邊，一部紅色的，客人訂位、找人，都打這個。」

「背面有字。」

她把紙翻過來，斜著對著涼茶舖的燈光。

炳叔看了很久。他的嘴唇動了一下，唸出那幾個字：「有事打這個電話。我會在。」

然後，他的眼睛停在最後那一個字上。

「誠。」

他把紙還給頌琳，把老花眼鏡除下來，放進汗衫的口袋。他沒有看頌琳，他看著街對面那道生鏽的鐵閘。

「阿誠寫的。」他說。

「阿誠是誰？」

炳叔沒有立即答。他彎下腰，拿起地上那碗廿四味，喝了一大口，喝完了，把碗放回地上，用手背擦了擦嘴。

「老闆的兒子。」他說，「霍老闆的兒子。霍志誠。」

「他和崔伯是什麼關係？」

炳叔看著她。

「醫生，你問的是什麼關係？」

頌琳不知道要怎樣答。她推了推眼鏡。

「醫院要開一個會，」她說，「一個關於崔伯的會。關於……如果他的心臟停了，要不要救。我需要找一個認識他的人，一個可以告訴我們他想要什麼的人。系統上，他沒有家人，沒有朋友，沒有任何人。他身上只有這張紙。」

炳叔聽完，很久沒有說話。

一架小巴在大街上響號，響了很長的一聲。修錶舖的老闆拉下了半道鐵閘，準備收舖，鐵閘的聲音嘩啦啦地響。

「七六年，」炳叔終於開口，「崔哥不在茶樓，不在了兩年。」

「去了哪裡？」

「在裡面。」

頌琳愣了一下，才明白「裡面」是什麼意思。

「他犯了什麼事？」

「他沒有犯事。」炳叔說，聲音突然硬起來，「他是替人坐的。」

「替誰？」

炳叔沒有答。

他把兩隻手放在膝蓋上，揉著膝頭，揉了一會兒。

「那兩年之後，他回來，霍老闆讓他回樓面做。阿誠已經不在香港了，老闆送了他去外國讀書。」炳叔說，「再後來，阿誠回來了，接手茶樓。崔哥在他手下又做了三十幾年。兩個人，三十幾年，每天見面，我從來沒有聽過他們提那兩年的事。一句都沒有。」

「那這張紙呢？」

「這張紙，」炳叔說，「我第一次看見，是七八年，崔哥剛回來那一天。他在更衣室裡換衫，那張紙從他的褲袋裡掉出來。我幫他撿起來，他一手搶回去，說，不要看。」

他停了一下。

「後來我又見過很多次。每一次他換褲，都把那張紙由舊褲袋移到新褲袋。四十幾年，他換過多少條褲，那張紙就搬過多少次家。」

頌琳看著膝蓋上那張紙。紙邊發黃，發軟，摺痕的地方快要裂開了。四十幾年，由一個褲袋到另一個褲袋，摺了又打開，打開又摺起來。

「他有沒有打過這個電話？」

「打這個電話做什麼？」炳叔說，「他每天就站在那部電話旁邊。阿誠每天就坐在收銀檯後面。一個電話，打給一個離你三步遠的人？」

他笑了一聲，笑得很短。

「茶樓結業之後，」他說，「這個號碼就沒有了。阿誠去了哪裡，我不知道。崔哥去了哪裡，我也不知道。我寫過一句留言，在網上，問有沒有人知道崔哥去了哪裡。三年了，沒有人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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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琳站起來的時候，兩條腿蹲得發麻，她扶了一下涼茶舖的門框，站穩。

「炳叔，」她說，「霍志誠，你有沒有他的聯絡方法？」

炳叔搖頭。

「結業那一天，」他說，「是最後一天。早上九點開門，排隊排到街口。所有的舊客都來了。最後一籠蝦餃，是崔哥托出去的，一隻手，托上三號檯。那一檯坐著的，就是那個小時候被他擋了一壺滾水的律師。」

他停了一下。

「那一籠蝦餃放下之後，崔哥站在三號檯旁邊，站了很久。阿誠坐在收銀檯後面，也坐了很久。兩個人，隔著整個樓面，看著對方。」

「然後呢？」

「然後，阿誠站起來，走過去，跟崔哥說了一句話。」

「說了什麼？」

炳叔搖頭。「我在廚房門口，太遠，聽不到。」

他拿起地上那個空碗，站起來，遞還給老闆娘。

「但是我看見崔哥的臉，」他說，「他沒有笑。他就是鼻翼動了一下。」

他轉身，扶著樓梯扶手，一級一級地走上去了。

走到一半，他停下來，沒有回頭。

「醫生，」他說，「如果你見到崔哥，你跟他說，炳仔問候他。炳仔。他以前這樣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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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車廂裡的冷氣很冷，冷得她手臂上起了一層雞皮。車廂很空，只有幾個穿西裝的上班族在打瞌睡，一個少年戴著耳機，腳跟著音樂一下一下點地。列車在隧道裡發出轟隆轟隆的聲音，窗外是一片漆黑，只映出她自己的臉，模模糊糊的，眼鏡的兩片鏡片反著車廂頂的白光。

她拿出手機，搜尋「霍志誠 龍鳳茶樓」。

搜尋結果不多。第一條，是一篇十二年前的報紙專題，標題是「半世紀茶香散盡 旺角龍鳳今日結業」。

她點進去。

文章不長，配了三張相片。第一張是茶樓的招牌，紅底金字，那時候的紅色還是正紅，金字還是閃亮的。第二張是樓面，一排一排的圓檯，坐滿了人，每一張檯上都放著一個一個的蒸籠，熱氣往上冒，把整張相片蒸得有點朦。

第三張相片，是一個男人，站在收銀檯的後面。

相片下面的說明寫著：「第二代主理人霍志誠表示，結業是因為租約到期，業主加租一倍，『我們撐不下去了』。」

她把相片放大。

那個男人五十歲左右，中等身材，有一點胖，圓臉，戴一副金絲眼鏡，頭髮三七分，梳得很整齊。他站在收銀檯後面，但沒有看鏡頭，他看著地面，嘴角向下垂著。他的雙手交疊放在收銀檯上，左手蓋著右手。

她再放大一點。

左手的手指縫之間，露出右手虎口的一小塊皮膚。那一小塊皮膚上，好像有一點什麼，一個藍色的小點，模模糊糊的，像是一粒墨水漬，又像是別的什麼。

像素太粗了，她看不清楚。

文章的最後一段，引述了霍志誠的另一句話：「最捨不得的，是樓面的老夥計。有一位崔哥，由我爸爸那一代做到現在，五十二年。我不知道要怎樣跟他說再見。」

她看著那一句話。

我不知道要怎樣跟他說再見。

列車停站了，門打開，又關上。她沒有抬頭看是哪一個站。

她把那篇文章截了圖，和網誌上那條留言的截圖放在一起。一條是十二年前，一個說不知道要怎樣說再見的人。一條是三年前，一個問有沒有人知道崔哥去了哪裡的人。

她的手指，在手機邊緣上，把聽筒的膠管繞了一圈，才發現聽筒不在手上，在背包裡。她繞的是自己的耳機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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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點，頌琳回到醫院。

她今晚不用當值。她本來應該回家，洗澡，睡覺，明天早上七點半交更。但是她由旺角坐地鐵，沒有在自己那一站下車，一直坐到醫院那一站，出了閘，走上那條熟悉的斜路，由側門進去，坐升降機上八樓。

夜間的病房，光管已經轉成了夜間模式，只開一半，另一半的床位沉在淡綠色的夜燈裡。空氣裡是消毒酒精和稀粥的氣味，還有一種很淡的、屬於很多人一起睡覺的氣味，溫的，悶的。

氧氣機的嘶嘶聲，由各個床位傳過來，此起彼落。

梁美寶在護士站寫紀錄，抬起頭，看見她，愣了一下。

「李醫生？你今晚不是下班了嗎？」

「我來看看八號床。」

梁美寶看著她，看了一會兒，沒有問為什麼。

「他今晚比較清醒，」她說，「九點鐘的時候，他自己梳了頭。」

她停了一下，把筆放下。

「還有，他今晚吃了半碗粥。我餵他的時候，他一直看著我托碗的手。我托得不好，碗有點歪，他就伸手過來，把我的手指擺好，拇指壓在碗邊，四隻手指撐在碗底。」梁美寶說，自己也托起一隻看不見的碗，擺給她看，「擺好了，他才肯張口。」

頌琳看著梁美寶的手。

「我做了二十年護士，」梁美寶說，「第一次有病人教我怎樣托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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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號床的窗簾沒有拉上。窗外是醫院的後山，夜裡的樹是黑色的，一團一團，只有山頂一支電訊塔的紅燈，一閃一閃。

崔伯張著眼睛。

他沒有盯著天花板。他在看窗外，看著那盞紅燈。

他的右手放在被單上，手指微微張開，托著那個看不見的盤子。他的左手放在胸口，握著那把牛角梳。

頌琳把一張椅子拉過來，放在床邊，坐下，坐得很低，和他躺著的高度差不多。

「崔伯，我是李醫生。」

崔伯的眼睛慢慢地轉過來，看著她。他的眉毛很長，白色，垂到眼角。眉毛下面的眼睛，是深褐色的，很清，很利。

她看了一眼監測儀。血壓九十八對五十八。脈搏一百。血含氧九十二。比早上好一點。

「崔伯，」她說，「我今晚去了龍鳳。」

崔伯的鼻翼，動了一下。

「我見到炳叔。」她說，「他叫我跟你說，炳仔問候你。」

崔伯沒有說話。

但是他的右手，那隻托著看不見的盤子的手，慢慢地放了下來，平放在被單上。

「炳叔跟我說了很多事，」頌琳說，「說你托大茶盤，一隻手十二籠，托了五十年，一籠都沒有跌過。說你用手臂擋了一壺滾水。說三號檯。」

她停了一下。她舔了一下下唇。

「崔伯，你身上那張紙，我看了。背面的字，我也看了。」

崔伯的眼睛，定定地看著她。

「我想問你，」頌琳說，她的聲音很溫柔，有點高，句子一緊張就開始拉長，「醫院要開一個會，關於你的，如果你的心臟停了，我們要不要做心外壓，要不要插喉，要不要電擊。這些事，本來應該由你自己決定，或者由你的家人幫你決定。但是你沒有家人。我們找不到任何人。只有這張紙，這個電話，這個名字。」

她把手伸進襯衫的口袋，拿出那張摺成四摺的原稿紙。

「崔伯，你想不想我們找這個人？」

崔伯的手動了。

他的右手，那隻很大的、虎口有一塊硬得像皮鞋底的繭的手，慢慢地由被單上抬起來，伸向她。

他的手很抖。抬到半空，抖得很厲害。

頌琳把紙遞過去。

但是他沒有拿那張紙。

他的手越過那張紙，握住了她的手腕。

他的手很大，很粗，很涼，握得很用力。她感覺到他虎口那塊繭，壓在她手腕內側，硬硬的，像一塊舊皮革。

他張開嘴。

他的嘴唇很薄，因為缺水而發白，裂開了幾道細紋。他的聲音很弱，很沙，但每一個字都很清楚。

「不要，」他說，「打那個電話。」

頌琳沒有動。

「不要打，」崔伯又說了一次，握著她手腕的手，收得更緊了，「那個電話。」

他的眼睛看著她，一眨不眨。長長的白眉毛垂在眼角，微微地抖。

然後，他鬆開了手。

他的手落回被單上，手指揪住了被單的邊。揪得很緊，指節發白。

他把臉轉向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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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琳坐在那張低矮的椅子上，很久沒有動。

窗外，那盞電訊塔的紅燈，一閃，一閃。氧氣機嘶嘶地響。監測儀的數字在跳，九十二，九十一，九十二。

她的手腕上，被崔伯握過的地方，留著幾道淡淡的紅印。

她低頭，看著手上那張紙。

有事打這個電話。我會在。

誠。

她把紙重新摺好，一摺，兩摺，三摺，四摺，沿著那些已經快要裂開的舊摺痕，摺得很小心。

然後，她站起來，把椅子推回原位。

她走出病房的時候，經過護士站。梁美寶抬起頭。

「他說了什麼？」

頌琳停下來。她推了推眼鏡。推了一次，又推了一次，推到鼻樑發紅。

「他說，」她說，「不要打那個電話。」

梁美寶看著她。

「那個電話，不是已經打不通了嗎？」

頌琳沒有答。

她站在護士站前面，手裡握著那張原稿紙，想起炳叔說的話。茶樓結業那一天，阿誠站起來，走過去，跟崔哥說了一句話。崔哥沒有笑，就是鼻翼動了一下。

她想起崔伯剛才的眼睛。

那不是一個以為電話打不通的人的眼睛。

那是一個知道電話打得通、而且知道打通之後會發生什麼事的人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