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個鐘

早上七點過一點，林村河上的霧還沒散，安老院二樓走廊已經響成一片。

不是人聲，是鐘聲。二十三個鐘掛在淺綠色的牆上，圓的、方的、八角的，有木殼的座鐘，有塑膠殼的電子鐘，有一個畫著兩隻喜鵲的舊掛鐘，還有一個鐘面印著某間已經倒閉的涼茶舖廣告。它們各自走各自的，滴答聲此起彼落，像一群人在同一個房間裡用不同的速度數數，誰也不肯等誰。

佘晴的白色防滑鞋在膠地板上吱吱地響，一路從電梯口響到走廊盡頭。她走路很快，快得護理員麥姐說過她像趕火車。她自己不覺得，她只是習慣了——在一間六十八張床的安老院裡，職業治療師只有她一個，慢一步，就有一位院友的復康練習要往後推。

她走到二樓飯堂門口，停下，抬起左手看了一眼手錶。

七點零六分。

然後她抬頭，看牆上那個掛了喜鵲的鐘。

七點零三分。

她沒有意外。一年前她第一天來上班，就是這樣發現的。那天她為了對準院友的晨早練習時間，在走廊上看手錶、看牆鐘、看手錶、看牆鐘，來來回回看了四次，最後站在走廊中央，數完二十三個鐘。

每一個都慢三分鐘。

不是有些快有些慢，不是有的停了有的亂了，而是整整齊齊，每一個都慢三分鐘。連飯堂那個電子鐘也一樣，那種鐘本來會自動對時，不知道誰把它的天線拆了，背後貼了一小塊膠布。

一年了。她拇指按了一下腰包上的計時器，嗶一聲，又按一下，嗶一聲。

這是她想事情時的習慣。計時器本來是用來替院友計算練習時間的——扶手站立三十秒，坐下起立十次，握力球捏二十下——可是用久了，她的拇指自己就會去找那顆按鈕，像別人想事情時會轉筆。

「佘姑娘，早安。」麥姐推著早餐車從她身邊經過，車上一盤盤白粥冒著熱氣，爽身粉的氣味和米香混在一起。「又在對鐘？」

「我沒有對鐘。」佘晴說，「我在看時間。」

「看時間就看你的手錶啦，牆上的鐘又不準。」

「就是因為不準。」

麥姐笑了一聲，推著車走了。車輪壓過地板的接縫，一碗白粥晃出了一點，落在不鏽鋼托盤上，很快凝成一層薄皮。

佘晴站在原地，又看了一眼那個喜鵲鐘。秒針正好走過十二，分針輕輕跳了一格。

七點零四分。她的手錶是七點零七分。

一年來，這三分鐘從來沒有追上過。

她今年三十一歲，在醫院做過五年職業治療，轉來這間大埔的安老院，是因為醫院的節奏太快，她想找一個可以慢慢做事的地方。院長邱太面試她的時候說：「我們這裡什麼都慢，你受得了嗎？」

她當時說受得了。她沒想到，連鐘也是慢的。

上午是小組訓練。

活動室在一樓，向著河的那一面是一排鋁窗，上午的陽光斜斜照進來，落在淺綠色的牆和一排排白色扶手上。窗外林村河的水聲很低，偶爾有白鷺從河灘飛起，翅膀拍水的聲音清清楚楚傳進來。

活動室的牆上也有鐘，一個四方形的木殼鐘，鐘擺在玻璃後面左右擺動，發出一下一下沉甸甸的「咯、咯」聲。

佘晴把院友一個一個扶到椅子上。她肩膀寬，手臂有力，一手托著院友的腋下，一手按著對方的腰，一抬一轉，人就穩穩坐下了。她的右手腕戴著一條黑色護腕，底下是三年前扶一位一百八十磅的伯伯時扭傷的舊患，至今天氣一潮濕就隱隱作痛。左手背上有幾道淺淺的白痕，是不同的院友在不同的日子抓出來的，有的是跌倒時抓住她，有的是生氣時抓她，有的只是想拉住一個人。

「今天是幾月幾號？」她站在白板前面，聲音響亮，每個字都放慢、放大，「有誰記得？」

白板上貼著一張大大的「現實導向板」：今天是二零二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二，天氣晴，下一個節日是中秋節。這是她每天早上親手寫的。對於記憶開始退化的長者，每天被提醒日期、季節和時間，是讓他們不至於在自己的腦子裡迷路的一條扶手。

「九月！」一位伯伯舉手。

「對，九月！」佘晴笑起來，笑得開懷，露出整排牙齒，「那現在幾點？看看牆上的鐘。」

所有人轉過頭去看那個木殼鐘。

「十點。」伯伯說。

佘晴看手錶。十點零三分。

她沒有糾正他。她每天都沒有糾正，因為院長說過不用。可是每天這一刻，她心裡都有一根刺輕輕動一下。她教他們看鐘，教他們把自己放回正確的時間裡，而她身後掛著的，偏偏是一個錯的鐘。

這件事她問過邱太。

那是她上班第三個星期，她拿著一張清單走進院長室，清單上列著二十三個鐘的位置和它們各自慢了多少——全部是三分鐘。邱太是個胖胖的中年女人，辦公桌上永遠有一杯涼了的菊花茶。她看了看清單，又看了看佘晴，說：「一直都是這樣的。」

「為什麼？」

「上一任院長定下來的。」邱太說，「她走了兩年了，我接手的時候，交接文件裡寫得清清楚楚：全院時鐘由韋師傅負責，不得擅自調校。」

「那韋師傅為什麼不調準？」

邱太把菊花茶推到一邊，好像那杯茶會聽見她說什麼似的。

「你問他吧。」

她問了。她問了一整年。

韋定山每個月第一個星期四上午來。

九點半，大門外那條窄窄的車路上會響起一陣腳步聲，不快不慢，每一步的間隔一模一樣，像一個上好了發條的機件。然後是鐵閘拉開的聲音，保安亞伯跟他點一點頭，他也點一點頭，兩個人一句話也不說。

佘晴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二樓走廊。

他蹲在喜鵲鐘下面，綠色鐵皮工具箱打開放在腳邊，箱子的邊角掉了漆，露出底下灰色的鐵。他穿一件深棕色的工作外套，胸前口袋插著一支小小的螺絲批，右眼夾著一個黑色的鐘錶放大鏡，整個人蹲著，一動不動，像一件被放在牆邊的家具。

她站在旁邊等了五分鐘，他沒有動過一下。

「韋師傅？」

他沒有抬頭。

「我是新來的職業治療師，姓佘。」她說，「我想問一下，這些鐘……」

他把放大鏡從右眼上取下來，放進外套口袋。右眼的眼窩周圍留著一圈淡紅色的壓痕，圓得像用圓規畫的。他瞇起右眼看了她一下。

他的臉瘦而長，皮膚粗糙發黃，法令紋又深又長，從鼻翼一路刻到嘴角兩邊，像兩道乾了的河床。灰白色的平頭剪得很短，貼著頭皮。鼻樑上有眼鏡架壓出的紅印，但他此刻沒有戴眼鏡。

他看了她大概一秒鐘，然後轉回去，打開喜鵲鐘背後的小門，把一支銅鑰匙插進發條孔，開始上發條。

咯、咯、咯。

她站在那裡，聽他上完發條，關上小門，站起來。站起來的時候，他的膝蓋喀地響了一聲，很清脆，像一根樹枝被踩斷。

「這些鐘全部慢了三分鐘。」她說，「你知道嗎？」

他提起工具箱，走向下一個鐘。

「知道。」

兩個字。聲音沙啞低沉，像從很深的地方被拉上來。

「那為什麼不調準？」

他在下一個鐘前面蹲下，打開工具箱，取出放大鏡，夾回右眼，整張臉又湊到鐘面前面去了。

「韋師傅？」

「不用調。」

三個字。然後他側過頭，把耳朵貼近鐘身，閉上左眼，聽裡面的聲音。她後來才知道，這是他每次修鐘時都要做的動作——他相信一個鐘好不好，聽比看更準。他就那樣側著頭，一隻耳朵貼著一個舊鐘，像一個醫生在聽病人的心跳。

那天她沒有再問下去。

但她之後每個月都問。第二個月，她問「是誰叫你不調的」，他說「院長」。第三個月，她問「哪個院長」，他開始上發條。第四個月，她拿著自己手寫的清單去找他，他看了一眼，說「我知道」，然後把清單摺好，還給她。第五個月，她沒有問，只是站在他旁邊，看他修完整個走廊的鐘；他修完最後一個，站起來，膝蓋喀一聲，對她點了一下頭，走了。

第六個月、第七個月、第八個月。

她試過在他上發條的時候一直說話，說鐘不準對院友的現實導向訓練有什麼影響，說認知障礙症的長者需要一致而準確的時間提示，說她不明白為什麼一間安老院要讓所有鐘慢三分鐘。她說了差不多十分鐘，他一直在上發條，上完一個又上一個。最後他合上工具箱，搭扣「喀」一聲扣上，冰冷的金屬聲在走廊裡響了很久。

「知道了。」他說。

就這樣。

第十二個月，也就是這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四，她站在一樓大堂等他。

九點半，腳步聲，鐵閘聲，亞伯點頭，他點頭。

他提著綠色工具箱走進來，看見她站在大堂中央，停了一停。

她沒有開口。她只是舉起左手，把手錶轉向他，然後抬起右手，指向大堂牆上的那個圓鐘。

九點三十一分。九點二十八分。

他看了一眼她的手錶，又看了一眼牆上的鐘。

然後他從她身邊走過去，走到那個圓鐘下面，放下工具箱，開始上發條。

她跟過去，站在他身後。她比他高一點點，看得見他頭頂的灰白短髮底下，頭皮被陽光曬成淺棕色。他的十根指尖是灰黑色的，被機油染透了，指甲縫裡也是黑的，她知道那種顏色是洗不掉的。

「一年了。」她說。

他的手停了一下。只停了一下，鑰匙又轉起來。

「我問了你十二次。」

咯、咯、咯。

「你至少告訴我，是誰要你這樣做的。」

他轉完最後一圈，拔出鑰匙，關上小門。然後他伸手進外套口袋——不是插螺絲批的那個胸袋，是右邊的側袋——手指在裡面動了幾下，好像在摸什麼東西。她看不見那是什麼，只看見他的手隔著一層棕色的布料，來來回回，摩挲了好幾下。

「別問了。」他說。

三個字。他提起工具箱，走上樓梯。膝蓋在第三級台階上又喀了一聲。

那天下午，陽光在走廊的膠地板上鋪成一條一條泛黃的光帶，二十三個鐘滴滴答答地走，佘晴坐在活動室裡替一位中風的婆婆做手部訓練，心裡一直想著那隻在口袋裡摩挲的手。

葉銀嬌是在下午三點來做訓練的。

她八十六歲，身高大概一百四十八公分，背駝得很厲害，整個人彎成一個問號，走路時拄著一支木拐杖。拐杖的手柄被她握了不知多少年，磨得發亮，像一塊被河水沖了很久的石頭。

她穿一件棗紅色的唐裝棉襖，就算是九月底這種還有點悶熱的天氣也不肯脫，腳上是一雙繡了小花的黑布鞋，鞋頭有點起毛了。左手腕上戴著一隻舊金鐲，鐲子很細，黃得發暗，她睡覺洗澡都不肯脫下來，護理員試過替她脫，她就用拐杖敲地板，敲三下，敲得整條走廊都聽見。

她右手永遠握著一個小包，是一條洗得褪色的藍白格子手帕，四個角對摺起來，打了一個結，包著一樣東西，方方的，不大。沒有人知道裡面是什麼。

「佘姑娘。」她一坐下就說，聲音細而尖，帶著很重的潮州口音，「幾點了？」

「三點。」佘晴說。

她看了一眼牆上的鐘，鐘是兩點五十七分。她看了一眼手錶，三點整。

「三點。」葉婆婆重複了一次，點點頭，好像三點是一件很值得安心的事。

她的臉很小，滿佈皺紋，皮膚泛黃，像一張放了很多年的舊宣紙，一碰就會碎。眉毛幾乎掉光了，眼睛渾濁，眼白微微發黃。她的銀白色短髮每天自己梳好，用兩枚黑色的小髮夾別在耳朵上面，一左一右，別得很整齊，就算手抖，她也要自己別，不讓護理員幫忙。

佘晴把一個握力球放進她的左手。

「葉婆婆，捏二十下，我幫你數。」

她按下計時器。嗶。

葉婆婆的手指很細，關節腫大，像一串打了結的繩子。她用力捏，握力球凹下去一點，又彈回來。

「一。」佘晴說，「二。好，三……」

捏到第十一下，葉婆婆停下來，把握力球放在膝上，右手把那個手帕包按緊在胸前。

「佘姑娘，明天幾點開車？」

佘晴沒有答。她早就知道這個問題。一年來，葉婆婆每天都問，有時問三四次。

「明天早上。」她說，「很早。」

「六點。」葉婆婆說，「六點那班。」

「對，六點。」

葉婆婆咧開沒有牙的嘴笑了，嘴巴向內陷，整張臉皺成一團，眼睛笑得看不見了。她下午沒有戴假牙，假牙泡在床頭的杯子裡，她說假牙太重，只有吃飯和見人的時候才戴。

「六點。」她又說了一次，然後拿起握力球，繼續捏，「十二。」

她自己數下去了。

佘晴看著她，心裡有一點說不清的東西。

她查過葉婆婆的檔案。入院七年，中度認知障礙，無子女，丈夫四十年前去世，唯一的聯絡人是一個住在深圳的姪兒，一年只來一次。檔案上沒有任何關於「六點那班車」的記錄。

她問過麥姐。麥姐說：「她每天早上都去門口，你沒見過？」

她確實沒見過。她的班通常是八點開始，只有每個月輪一次早班，早班是七點。七點的時候，葉婆婆已經在飯堂吃白粥了。

「她去門口做什麼？」

「等車。」麥姐說，「門口以前有個巴士站，好多年前取消了，只剩一支站牌。她每天六點去那裡站一下，站完就回來吃早餐。」

「沒有人陪她？」

「夜更的姑娘會看著她。沒事的，她每次站一陣就回來。」麥姐聳聳肩，「習慣啦。」

習慣。這間安老院裡，所有人對什麼都說習慣。

黃昏的時候，佘晴下班，從大門走出去。

大門外是一條窄窄的車路，沿著林村河伸向遠處的村屋。路邊豎著一支舊巴士站牌，鐵柱生了鏽，頂上的圓牌褪了色，勉強看得出一個路線號碼，下面貼著一張更舊的告示，被日曬雨淋得只剩半張，上面寫著「本站暫停使用」幾個字。

暫停。停了多少年，沒有人知道。

她站在站牌下面看了一會兒。夕陽從河的另一頭斜照過來，把站牌的影子拉得很長，一直拖到安老院的大門口。她忽然想，一個人每天早上站在這裡，看著這條空空的路，到底在等什麼。

她轉身，看了一眼大堂牆上的鐘。

六點二十七分。她的手錶是六點三十分。

她拇指按了一下計時器，嗶。

那天晚上她沒有回家。

她本來已經走到大埔墟的巴士站，站了一會兒，又走回去。她跟夜更的護理員阿芬說，她的訓練記錄還沒寫完，要借活動室用一下。阿芬正在看手機，點點頭，沒有問。

九點半，院友們都睡了。走廊的燈熄了大半，只留下一盞盞貼在牆腳的夜燈，發出橙色的微光，一盞隔著一盞，把走廊照成一條暖黃色的隧道。二十三個鐘在半黑之中滴答滴答地響，白天聽起來雜亂，晚上聽起來卻像呼吸，一起一伏，把整座樓的睡眠一點一點數過去。

她在飯堂門口站了很久。

飯堂的鐘是那個電子鐘，方形，灰色塑膠殼，數字是綠色的，在黑暗裡發著幽幽的光：21:27。

她拿出手機：21:30。

她想起葉婆婆問「幾點了」時那種認真的表情，想起那些被她教會看鐘的院友，想起她每天早上寫在白板上的日期。她想，一個人如果每天都活在慢了三分鐘的時間裡，會不會有一天，慢慢就走不回來了。

她也想起韋定山摩挲口袋的手，想起他說的那三個字：別問了。

她不是一個會聽話的人。這一點，她在醫院時已經被主管寫進評核報告裡了——「專業能力優秀，惟遇有分歧時較少接受指示。」

她搬了一張椅子，站上去，把電子鐘從牆上取下來。

鐘比她想像中輕。背面的膠布已經發黃，邊角翹起，底下是天線原本插著的位置，一個小小的空洞。旁邊有兩個按鈕，一個寫著「時」，一個寫著「分」。

她按住「分」。

綠色的數字跳動：21:28、21:29、21:30。

她停住，對照手機。21:30。一秒不差。

她把鐘掛回去，退後兩步，看著它。綠色的「21:30」在黑暗裡安安靜靜地亮著，和她的手機、她的手錶、外面世界所有的鐘一樣。

它對了。

整座樓二十三個鐘，現在有一個是對的。

她心裡忽然有一點不安，說不出為什麼。她按了一下計時器，嗶，又按一下，嗶。然後她對自己說：一個鐘而已。明天韋定山不會來，邱太不會發現，院友們不會知道。就算有人發現了，她也可以說得出理由——現實導向訓練，專業判斷。

她走出飯堂，穿過橙光的走廊，走下樓梯。大堂的圓鐘在她背後滴答作響，慢了三分鐘。

她沒有回頭。

第二天她是早班。

早上五點四十分，她已經坐上了第一班開往林村的小巴。天還沒亮，車窗外是一片深藍色的山影，路燈一盞一盞往後退，車廂裡只有她和一個穿著清潔工背心的阿伯，阿伯靠著窗睡著了，頭一點一點。

她沒有睡。她整晚沒怎麼睡，腦子裡一直是那個綠色的「21:30」。

五點五十七分，小巴在村口停下。她下車，沿著河邊的車路走向安老院。河面上浮著一層薄霧，空氣涼而濕，帶著泥土和青草的氣味。遠處有狗在叫，一聲，兩聲，又停了。

她走到安老院的鐵閘前面，看了一眼手錶。

五點五十九分。

她聽見了一個聲音。不是鐘聲，是一下一下的，木頭點在水泥地上的聲音。篤。篤。篤。很慢，很輕，從大堂裡面傳出來。

她透過鐵閘往裡看。

大堂的燈只開了一半，昏黃的光照著膠地板。一個小小的、彎成問號的身影，正從走廊那頭一步一步走出來，棗紅色的唐裝棉襖在昏暗裡像一小團將熄未熄的炭火。她右手拄著磨亮的木拐杖，左手——戴著金鐲的那隻手——緊緊抱著一個藍白格子的手帕包。

葉銀嬌。

夜更的阿芬跟在她身後幾步，打著呵欠，手裡拿著一件外套。

「婆婆，慢慢來。」阿芬說，「還早呢。」

葉婆婆沒有停。她走到大門前，保安亞伯替她拉開側門，她跨過門檻，走出去，走到那支生鏽的站牌下面。

佘晴站在鐵閘旁邊，離她不到五米。

葉婆婆沒有看見她。葉婆婆的眼睛望著車路的盡頭，望著霧裡那條伸向村屋的彎路。她站得很直——在她那個佝僂的身體能做到的範圍裡，站得很直——兩隻腳併攏，繡花布鞋的鞋頭對齊站牌的鐵柱。

佘晴看見了她的眼睛。

那雙渾濁的、眼白發黃的眼睛，此刻忽然亮了。亮得像另一個人的眼睛，像一個年輕女人的眼睛。晨光還沒有照到這裡，但她的眼睛裡好像已經有了光。

葉婆婆低下頭，解開手帕包的結，打開，看了一眼裡面的東西。佘晴看不清是什麼，只看見一角發黃的紙。然後葉婆婆把手帕重新包好，打回同一個結，雙手捧在胸前。

佘晴低頭看手錶。

六點正。

她身後的大堂裡，二十二個鐘還停在五點五十七分，滴滴答答地慢著。只有二樓飯堂那一個，綠色的數字，此刻應該剛剛跳到了「06:00」。

「車快到了。」葉婆婆說。

她的聲音很輕，不是對任何人說的，是對著那條空空的路。

霧從河面上慢慢漫過來，漫過車路，漫過站牌，漫過她繡花布鞋的鞋尖。路的盡頭什麼也沒有。沒有車燈，沒有引擎聲，沒有人。

阿芬站在門口，拿著外套，愣住了。

「怎麼……」阿芬看看手錶，又回頭看看大堂，「她平時不是這個時候的。平時要再遲一點——」

佘晴沒有聽下去。她的拇指在計時器上按了一下，嗶，又按一下，嗶，嗶，嗶，一聲接一聲，快得連成了一串。

葉婆婆還站在那裡，捧著手帕包，望著路的盡頭，一動不動。

她在等一班六點正開出的車。

而這一次，她沒有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