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衝
六點零一分。
霧沒有散，反而更濃了。河面上白茫茫一片，對岸的竹林只剩下一道淡灰色的影子。空氣濕得可以擰出水，佘晴的淺藍色制服貼在背上，涼涼的，黏黏的。
葉銀嬌還站在站牌下面。
她的繡花布鞋鞋頭對齊著鐵柱，兩隻手捧著那個藍白格子的手帕包，捧在胸口，捧得很緊。她的背駝成一個問號，頭卻拚命地往上抬，抬到脖子上的皺紋一條一條繃直了，眼睛望著車路的盡頭。
那雙眼睛還是亮的。
佘晴沒有動。她不知道應該動還是不應該動。她在醫院做了五年，受過的訓練告訴她，對一個認知障礙的長者，不要突然打斷她正在做的事，不要跟她爭辯現實，要先進入她的世界，再慢慢把她帶出來。
可是她不知道葉婆婆的世界裡，這一刻應該發生什麼。
「婆婆。」阿芬拿著外套走過去，「披上吧，很凍。」
葉婆婆沒有理她。
「車快到了。」她又說了一次。聲音細而尖，帶著潮州口音，比平時清楚，清楚得像一個年輕人在說話。
六點零二分。
路的盡頭，霧裡什麼也沒有。
佘晴聽見自己的計時器在響。嗶、嗶、嗶。她低頭，發現自己的拇指一直在按那顆按鈕，按得指甲都白了。她把手從腰包上拿開，握成拳頭，垂在身邊。
保安亞伯站在側門邊，嘴唇動了幾下，沒有說出話來。
葉婆婆往前踏了一步。
她的鞋尖越過了站牌的鐵柱，踩在路邊的石壆上。石壆被霧打濕了，長著一層薄薄的青苔，在灰白的晨光裡泛著暗綠色的光。
「婆婆——」
六點零三分。
葉婆婆的身子晃了一下。
她的木拐杖點在青苔上，滑開了。那支磨得發亮的拐杖，在她手裡握了不知道多少年、從來沒有失手過的拐杖，就這樣從石壆邊滑了出去，啪的一聲倒在車路上。
她的身子往前傾。
佘晴衝了過去。她走路本來就快，這一刻快得連自己都不知道是怎麼過去的，防滑鞋底在濕地上吱的一聲長響。她伸出雙手——她那雙扶過幾千次院友、戴著黑色護腕、手背滿是抓痕的手——去接那個問號一樣的身體。
她接住了一半。
葉婆婆的上身落在她的手臂裡，很輕，輕得像一捆濕了的舊報紙。可是她的左腳已經拐了，整個人的重量壓在那隻腳上，佘晴聽見一聲很悶的、像樹枝在濕泥裡折斷的聲音。
葉婆婆沒有叫。
她倒在佘晴的懷裡，手帕包還緊緊抱在胸前。她的眼睛還是望著路的盡頭，望了很久，然後慢慢地，那雙眼睛裡的光熄了。
熄得很慢，像一盞夜燈被人一點一點扭暗。
「車呢？」她說。
聲音又變回了那個八十六歲的、細細的、尖尖的聲音。
佘晴抱著她，跪在濕漉漉的石壆上，膝蓋被石頭硌得生痛。她抬頭看了一眼安老院的大堂，透過玻璃門，她看見牆上那個圓鐘。
六點正。
——
救護車是六點十八分到的。
葉婆婆被抬上擔架的時候，一直抱著那個手帕包。救護員想替她拿開，好量血壓，她就縮起身子，往擔架的邊緣縮，縮得整個人蜷成一團，手帕包按在心口，按得指節發白。
「不要拿，」佘晴說，「讓她抱著。」
她跟著上了救護車。
救護車裡很窄，燈是冷白色的，有一股很濃的酒精和膠手套的氣味。車子在村路上顛簸，每一下顛簸，葉婆婆的眉頭就皺一下——她的眉毛幾乎掉光了，皺起來的時候只剩下兩團皮膚擠在一起。
佘晴坐在她旁邊，握著她的右手。那隻手很瘦，關節腫大，冰冷。
「佘姑娘。」葉婆婆忽然說。
「我在。」
「幾點了？」
佘晴看了一眼手錶。六點二十六分。
她張開嘴，停住了。
「六點二十三分。」她說。
葉婆婆點了點頭，好像這是一個很合理的時間，然後閉上眼睛。
佘晴握著她的手，一直握到那打素醫院。她的拇指在腰包上摸了很久，最後沒有去按那個計時器。
——
左腳踝骨折，要打石膏，至少六個星期不能走路。
醫生說，以她的年紀，六個星期之後能不能再走，要看恢復得怎樣，也要看運氣。
佘晴站在急症室的走廊上，聽完醫生的話，說了一聲謝謝，然後走到走廊盡頭的窗邊，對著窗外的停車場，站了很久。
她雙手叉腰，下巴抬高。
這是她生氣的姿勢。可是這一次，她不知道自己在生誰的氣。
她打電話回院舍，是邱太接的。
「我知道了。」邱太在電話那頭說，聲音很平靜，「你先回來吧。」
「邱太，」佘晴說，「是我。」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下。
「飯堂的鐘，」佘晴說，「是我昨晚調的。」
又沉默了一下。然後她聽見邱太嘆了一口氣。很長，很輕，像一隻漏了氣的皮球。
「你先回來吧。」
——
邱太的辦公室在一樓，向著後花園。下午三點，陽光從百葉簾的縫隙裡斜斜照進來，在桌面上切出一條一條泛黃的光帶。桌上照舊放著一杯菊花茶，已經涼了，杯底沉著幾朵泡開的黃花。
牆上有一個鐘。一個很舊的木殼掛鐘，鐘面是象牙色的，羅馬數字，鐘擺在玻璃後面緩緩地擺，發出很輕的「嗒、嗒」聲。
三點零二分。佘晴沒有看手錶，她知道是三點零五分。
「坐吧。」邱太說。
佘晴沒有坐。
她站在桌前，雙手垂在身邊，右手腕的黑色護腕在陽光裡有一點反光。她的短髮今天沒有梳好，黑色的塑膠髮箍歪了一點，額前有幾根頭髮掉了下來。
「是我的錯。」她說，「我會寫一份事故報告。我會負責。」
「你負責不來的。」邱太說。
她不是在罵人，只是在說一件事實。她拿起那杯涼了的菊花茶，喝了一口，皺了一下眉，又放下。
「你想知道那三分鐘是做什麼的，」邱太說，「我現在告訴你。」
她打開抽屜，拿出一本很舊的記錄簿，封面是深綠色的布面，邊角磨破了，露出底下的紙板。她翻開，找到其中一頁，轉過來，推到佘晴面前。
那一頁上貼著一張剪報，已經黃得像茶漬。剪報上是一張黑白照片，照片裡是一條鄉村小路，一支巴士站牌，站牌旁邊停著一輛舊式的巴士，車頭的路線牌上寫著一個號碼。
剪報的標題很短：「林村線巴士停駛，村民依依不捨。」
日期是一九九八年。
「這條路線，」邱太說，「以前每天早上六點正，會有一班車從門口那個站開出，開去大埔墟，再轉車去九龍。葉婆婆的丈夫，在九龍一間紗廠做工，每天坐這班車出去，晚上坐尾班車回來。」
佘晴看著那張照片。
「一九六六年的某一天早上，」邱太說，「葉婆婆送他上車。那一天他出去了，就沒有回來。」
「發生了什麼？」
「沒有人知道。紗廠說他沒有去上班。警察找過，找了很久，找不到。」邱太把記錄簿合起來，「就這樣，一個人上了一班車，然後不見了。」
辦公室裡很靜。木殼鐘的鐘擺嗒、嗒地響。
「她等了他二十年，然後聽說他已經在別處死了。」邱太說，「死訊是從鄉下傳過來的，沒有人知道真假。再後來，這條巴士線停了，站牌留了下來。再後來，她患了認知障礙，家裡沒人照顧，就住進了這裡。」
「然後她每天早上六點，去門口等那班車。」
「對。」
「那三分鐘——」
邱太看著她。
「你是職業治療師，」她說，「你告訴我，一個人每天早上去等一班永遠不會來的車，會發生什麼事？」
佘晴沒有答。
她知道答案。她在醫院見過。見過一個每天在病房門口等兒子的伯伯，等了三個月，由站著等變成坐著等，由坐著等變成躺著等，由躺著等變成不再睜開眼睛。等待本身會把人耗光。一次又一次落空的等待，比什麼病都更快。
「上一任院長姓鍾。」邱太說，「葉婆婆剛入院的時候，每天早上六點到門口等車，一等就等到中午，拉也拉不走，有好幾次在門口暈倒。後來鍾院長想了一個辦法。」
她抬起頭，看著牆上那個木殼鐘。
「她叫韋師傅，把全院所有的鐘，全部調慢三分鐘。」
佘晴順著她的目光看過去。
三點零四分。
「每天早上，葉婆婆看著牆上的鐘，六點正，她出門。」邱太說，「可是那時候，真正的時間已經是六點零三分了。夜更的同事會跟她說：『婆婆，車剛剛開走了，你遲了一點點。』」
「然後她就……」
「然後她就說：『又遲了。』」邱太說，「然後她就回來吃早餐。」
佘晴站在那裡，站了很久。
她想起葉婆婆問「明天幾點開車」時的表情，想起她說「六點那班」時咧開沒有牙的嘴笑起來的樣子。她一直以為那是一個混亂的老人在重複一個混亂的念頭。她沒有想過，那個笑容的背後，是一整座樓的人，每天早上用三分鐘，替她把一個等不到的人，換成一班剛剛錯過的車。
錯過，是可以承受的。明天還有下一班。
等不到，是承受不了的。
那三分鐘不是錯誤。那三分鐘是一張軟墊，墊在一個老人每天早上都要跌下去的地方。
而她把那張軟墊抽走了。
她的拇指按在計時器上，按了一下，嗶。又按了一下，嗶。然後一下接一下，嗶嗶嗶嗶，連成了一串，在安靜的辦公室裡響得刺耳。
邱太沒有叫她停。
——
黃昏的時候，她回到那打素醫院去看葉婆婆。
骨科病房在七樓，六張病床，窗外是吐露港，海面上浮著一層橙紅色的夕照。病房裡有一股消毒藥水和飯菜混在一起的氣味，晚飯的推車剛剛走過，不鏽鋼的碗碟叮叮噹噹地響。
葉婆婆躺在靠窗那張床上，左腳打了石膏，吊在一個架子上。她的銀白短髮亂了，那兩枚黑色小髮夾不見了，頭髮散在枕頭上，像一把被風吹開的蒲公英。
她醒著，雙手抱著那個手帕包。
「婆婆。」佘晴拉了張椅子，在床邊坐下，「我是佘姑娘。」
葉婆婆轉過頭來看她。那雙渾濁的眼睛看了她很久，好像在一本很厚的舊簿子裡翻她的名字。
「佘姑娘。」她終於說，「幾點了？」
「六點半。」佘晴說。這一次她沒有騙她。
葉婆婆點點頭。然後她做了一件佘晴沒有想到的事——她把手帕包放在自己的胸口上，用那雙關節腫大的手，慢慢地解開了那個結。
藍白格子的手帕攤開來。
裡面是兩張車票。
很舊很舊的車票，薄薄的紙，黃得發褐，邊緣已經碎了，上面印著的字模糊得幾乎看不清，只看得出一個路線號碼，和站牌上那個褪了色的號碼一樣。
兩張。一張打了孔，一張沒有。
葉婆婆用手指摸了摸那張沒有打孔的車票，摸得很輕，好像怕把它摸碎。然後她把手帕重新包好，打回同一個結，抱回胸前。
「明天，」她說，「我要早點起身。」
佘晴從手袋裡拿出兩枚黑色的小髮夾，是她在院舍葉婆婆的床頭找到的。她輕輕替葉婆婆把頭髮梳攏，一左一右，別在耳朵上面。
葉婆婆咧開沒有牙的嘴，笑到眼睛不見了。
——
那天晚上，佘晴又沒有回家。
她站在二樓飯堂門口，看著那個灰色的電子鐘。綠色的數字在黑暗裡發著光：21:44。她的手機也是21:44。
它還是對的。整座樓二十三個鐘，只有它是對的，對得那麼刺眼。
她搬了椅子，站上去，把鐘取下來。
她的手指按在那個寫著「分」的按鈕上，停住了。
她想把它調回去。調慢三分鐘，就像以前那樣。按三下，21:41，很簡單。
可是她想起了一件事。
她每天看手錶對牆鐘，對了一整年，她知道那二十二個鐘不是「大概慢三分鐘」。它們是精確地慢三分鐘——她有一次用手機的秒錶對過，二樓走廊的喜鵲鐘，和她手機上的時間，差了三分鐘零兩秒；一樓大堂的圓鐘，差了三分鐘零兩秒；活動室的木殼鐘，也是三分鐘零兩秒。
每一個都一樣。連那兩秒都一樣。
電子鐘沒有秒的按鈕。她只能調分鐘。她調慢三分鐘，它會比其他的鐘快兩秒，或者慢兩秒，在某個時刻，某個分針跳動的那一刻，它會跟其他的鐘不一樣。
她不知道兩秒重不重要。
她不知道一個八十六歲、每天數著鐘過日子的老人，會不會聽得出兩秒的差別。
她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她把鐘掛回牆上，沒有調。她從椅子上下來，坐在飯堂的一張膠椅上，看著那個綠色的數字，從21:44跳到21:45，又跳到21:46。
走廊裡，二十二個鐘此起彼落地滴答響，像二十二個人在同一個房間裡慢慢地呼吸。
她拿出手機，找到那個她存了一年、卻從來沒有撥過的號碼。
——
韋定山第二天早上九點就來了。
不是第一個星期四。是星期三。
鐵閘外面響起那陣熟悉的腳步聲——不快不慢，每一步的間隔一模一樣。然後是鐵閘拉開的聲音，亞伯點頭，他點頭。
佘晴在大堂等他。
他還是那件深棕色的工作外套，胸前口袋還是插著那支小螺絲批，手裡還是提著那個掉了漆的綠色鐵皮工具箱。他的平頭灰白，右眼窩那一圈放大鏡的壓痕在大堂的日光下紅紅的，像剛剛才取下來。
他看見她，停了一停。
她以為他會生氣。他應該生氣。她動了他的鐘，破了上一任院長定下的規矩，害一個老人斷了腳。
可是他只是看了她一眼，就走過去了，走上樓梯。膝蓋在第三級台階上喀了一聲。
她跟在他身後。
他走到二樓飯堂門口，站定，抬頭看著那個電子鐘。綠色的數字：09:03。
他沒有看手錶。他伸手進外套右邊的側袋，摸出了一樣東西。
一隻懷錶。
很舊的懷錶，銀色的錶殼已經磨得發暗，錶蓋上有一些細細的花紋，被手指摸得快要平了。他按開錶蓋，看了一眼，又合上，放回口袋。
然後他搬了一張椅子，站上去，把電子鐘取下來，放在飯桌上。
他打開工具箱，搭扣「喀」的一聲彈開，冰冷的金屬聲在空蕩蕩的飯堂裡響了一下。箱子裡面分成很多格，每一格放著不同的東西：螺絲批、鉗子、小刷子、一瓶油、幾捲膠布、一疊小小的紙卡。
他拿出一支很細的螺絲批，拆開了電子鐘的後蓋。
佘晴站在旁邊，看著他。
她這才知道，這個鐘不是只有「時」和「分」兩個按鈕。後蓋裡面還有一個很小的孔，他用螺絲批的尖端插進去，按住，鐘面上的數字開始閃爍，秒數出現了。
他又拿出懷錶，按開，放在桌上，錶面朝上。
然後他側過頭，把耳朵貼近那隻懷錶，閉上左眼，聽。
他聽了很久。
飯堂裡很安靜。院友們在一樓的活動室做早操，麥姐的聲音遠遠地從樓梯傳上來：「一、二、三、四——」陽光從窗戶照進來，照在淺綠色的牆上，照在白色的飯桌上，照在那隻舊懷錶的錶面上，錶面的玻璃反射出一小片光斑，在天花板上輕輕地晃。
他按下了按鈕。
綠色的數字跳了一下，停住。他又按了一下，又停住。他的動作很慢，很準，每一下之間都停一停，側耳去聽懷錶，然後再按。
最後他把螺絲批拔出來，蓋回後蓋，把鐘掛回牆上。
09:04:58。
佘晴看了一眼手機。09:08:00。
三分鐘零兩秒。
他從椅子上下來，膝蓋喀的一聲。他把懷錶放回口袋，手指在口袋裡停了一下，隔著一層棕色的布料，摩挲著那個錶蓋。一下，兩下，三下。
「韋師傅。」佘晴說。
他開始收拾工具箱。
「教我。」
他的手停住了。
「教我怎麼調。」佘晴說，「不只是這個鐘。二十三個，每一個。怎麼上發條，怎麼對時，怎麼聽。我每天都在這裡，你一個月才來一次。如果哪一天又有一個鐘停了，或者快了，或者慢了，我要知道怎麼把它調回去。」
她說得很快，聲音很大，是那種對長者說話時才用的音量，她自己都沒有發覺。
他沒有看她。他看著工具箱裡的一格一格，看著那些螺絲批和小刷子。
「我知道我做錯了。」她說，聲音低了下來，「我不是要你原諒我。我只是……我不想再有下一次。」
飯堂裡很靜。牆上的電子鐘無聲地跳了一格：09:05。
走廊裡，二十二個鐘此起彼落地響著，滴答，滴答，滴答。
她等了很久。久得她以為他又要扣上工具箱的搭扣，提起來，走下樓梯，就像過去十二個月的每一次那樣。
他沒有扣。
他伸手進工具箱最底下那一格，拿出一疊小紙卡。紙卡用橡皮圈紮著，已經發黃了，邊角捲起來。他解開橡皮圈，把最上面那一張遞給她。
紙卡上是手寫的字，藍色的原子筆，字跡很秀氣，是女人的字：
「二樓走廊，喜鵲鐘。每月第一個星期四上發條，逆時針十二圈。聽第三聲咯之後再停。慢三分零二秒。」
她翻過第二張。
「一樓大堂，圓鐘。發條鬆，只上八圈。慢三分零二秒。」
第三張，第四張，第五張。二十三張卡，二十三個鐘。每一張都寫著同樣的一句：慢三分零二秒。
最後一張，寫的是：「飯堂電子鐘，天線已拆，後蓋小孔可調秒。慢三分零二秒。」
卡片的最底下，簽了一個名字，一個「鍾」字，寫得很小。
佘晴抬起頭。
韋定山站在那裡，手插在外套口袋裡。他的右眼瞇起來，那一圈壓痕在陽光底下紅紅的。他法令紋的兩道深溝，在這一刻好像更深了一點。
然後他開口了。
他說了一句話。那是她認識他一年以來，他說過的最長的一句話。
「上一任院長教的。」
他的聲音沙啞低沉，像從很深的井底拉上來，一個字一個字，說得很慢，好像每一個字都在喉嚨裡卡了很久。
說完，他把手從口袋裡拿出來。
佘晴看見了他的手指。十根灰黑色的指尖，被機油染透了，此刻正緊緊地握著那隻舊懷錶，握得那麼緊，緊得指節都發白了，把那層洗不掉的灰黑都撐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