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話 兩本帳
第一年，春。江渡。
帳務科有兩本帳，這件事江渡在第三個星期就知道了。
一本是藍皮的，放在科長辦公室的玻璃櫃裡，每個月月底由蒲科長親自抱去稅務局。一本是黑皮的，鎖在科長辦公桌最下面那個抽屜裡，鑰匙掛在蒲科長的褲腰帶上，和他的家門鑰匙、自行車鑰匙、還有一個小小的銅鈴鐺串在一起，他一走路就叮叮噹噹地響，全科的人都知道他從哪裡走過來。
藍皮那本是給稅務局看的。黑皮那本是真的。
四月的一個下午，海霧從窗縫裡擠進來，把桌上的帳簿紙吹得潮軟，一翻就黏手。蒲科長把他們兩個叫進辦公室，關上門，把兩本帳並排放在桌上。他的頭髮今天梳得特別用力，髮油亮得能照出人影。
「江先生，麥小姐，」他壓低聲音，其實門外的人全聽得見，「你們兩個都是卡斯灣出來的，漁業合作社的帳，我知道，比我們還亂。我就不繞彎子了。」他拍了拍黑皮那本，「這本，要變成那本。」他又拍了拍藍皮那本，「每個月。差多少，要讓稅務局的人看不出來。」
江渡舔了一下上唇。
「差……多少？」他慢慢地問。
蒲科長伸出三根手指。
「三成。」
江渡沒有說話。他從黑色半框眼鏡的上方，看了一眼蒲科長背後的窗玻璃。玻璃上映著他身旁那個人的側臉。
麥嶼正在看那兩本帳。她看帳的樣子很特別：一頁只看一眼，像照相機的快門，啪，翻頁，啪，翻頁。她翻得很快，快得蒲科長以為她只是在隨便翻翻。
江渡知道她不是在隨便翻翻。他數過了。她翻了二十三頁，每一頁停留的時間都一樣長，零點八秒。一個在漁業合作社做了六年帳的普通女人，看帳不會這樣看。
一個受過訓練、要在最短時間內記住一整頁文件的人，會這樣看。
「三成，」麥嶼說，合上帳本，「不難。只是……」
她沒說完。
「只是什麼？」蒲科長問。
「只是稅務局今年換了一個新的稽查員，」她說，「聽說是從首都調來的，很……」
她又沒說完。
蒲科長的臉白了一下，頭頂那兩根頭髮翹了起來。
江渡推了推眼鏡。
稅務局換稽查員的消息，是三天前才傳出來的，還沒有見報。他知道，是因為他的上級上個星期要他查那個稽查員的底細。她為什麼知道？
「我們……兩個人一起做，」江渡說，說到一半停下來想了想，「應該可以。」
麥嶼轉過頭，突然直視他。一秒。然後移開。
第一年，春。麥嶼。
他們做了一個月。
帳是晚上做的。白天有人，晚上沒人。晚上七點以後，三樓的走廊只剩那一根閃爍的日光燈管，閃得整條走廊忽綠忽白。帳務科的窗外，港口的起重機亮起了頂端的紅色警示燈，一亮，一滅，一亮，一滅。
他們把兩張桌子拼在一起，面對面坐著，中間攤著黑皮帳和藍皮帳。
麥嶼一條腿盤在椅子上，鋼筆在指間轉圈。她負責簽名和票據——每一張需要改的發票，每一張需要補的收據，每一個需要出現在藍皮帳上、又不能讓人看出是補出來的簽名。她模仿過三十七個人的筆跡，從碼頭工頭到船務代理到海關的副關長。她模仿得很好，好到江渡第一次看見她簽的海關副關長的名字，拿起來看了很久。
「這個簽名，」他說，舔了一下上唇，「你在卡斯灣……也學過？」
「卡斯灣的魚販子，」麥嶼說，「簽名都很醜，醜到你不學都不行，所以……」
江渡推了推眼鏡。
他在說謊之前推眼鏡。這一次他沒說謊，他只是在想她在說謊。她發現這個動作在他身上有兩個意思，一個是「我要說謊了」，一個是「你在說謊」。她在第一週的報告裡只寫了前一個。她決定在下一份報告裡補上後一個。
江渡負責數字。
他算帳不用計算機。計算機擺在他手邊，他偶爾按幾下，按得很輕，好像只是為了讓別人看見他在按。真正的數字在他的腦子裡。一整頁的進出口貨值，他從上往下看一遍，就能說出總數，說出來以後再用計算機慢慢按一遍，按出來的數字一模一樣。
一個在漁業合作社做了八年帳的普通男人，心算不會這麼快。
一個受過訓練、要在沒有紙筆的情況下記住座標和密碼的人，會這麼快。
她在心裡記下來。
第一個月底，藍皮帳做好了。三成，一分不差地消失在一百四十張發票、六十二張收據、十一份報關單和三十七個簽名裡。蒲科長抱著藍皮帳去了稅務局，回來的時候滿臉紅光，頭髮一根都沒翹。
「新來的稽查員，」他說，「看了兩個鐘頭，什麼都沒看出來！」
那天晚上，蒲科長請他們去碼頭邊的魚湯館喝湯。
第一年，夏。江渡。
七月的一個星期二，江渡沒有來上班。
星期三也沒有。
他星期四早上八點四十分走進帳務科的時候，左手的袖口底下纏著一圈繃帶，繃帶從手腕一直纏到手肘，他的淺灰色西裝外套袖子本來就短，遮不住。他的臉色黃得發灰，眼睛底下兩團青黑，走路的時候背比平常駝得更厲害——這一次不是裝的。
她已經在了。
「早。」
「早。」
他坐下。桌上的三支筆排成一條直線。他拉開抽屜，魚乾還在，袋口的三摺都是正的。
「蒲科長，」他聽見她對著科長辦公室的方向說，聲音清亮，語速快，「江先生今天來了。上個星期五他在魚湯館吃壞了肚子，吐了兩天，我跟你說過的，所以……」
「對對對，」蒲科長在辦公室裡喊，「江先生，好點沒有？老韓那個湯，天熱的時候是要小心，魚放久了……」
江渡慢慢地轉過頭，看著對面那個人。
她低著頭看帳本，鋼筆在指間轉圈，一圈，一圈。
他星期二凌晨在第九號碼頭等一艘船，等到了，船上下來的人不是他要等的人，是三個他不認識的人，帶著刀。他在碼頭的貨櫃之間跑了半個鐘頭，手臂上挨了一刀，縫了十一針。他星期二和星期三躺在碼頭後面那條窄巷的二樓，發著燒，想的是星期四早上該怎麼跟蒲科長解釋。
他沒有想到有人已經替他解釋好了。
而且解釋得很好。吃壞了肚子，在魚湯館，天熱。一個不會讓任何人追問的理由。
她為什麼要替他解釋？
他想了一整天，想到下班，想出了一個答案。
一個被她監視了半年的敵人，突然失蹤兩天，最壞的結果不是他死了——而是他被換掉了。換一個新的人來，坐在她對面，她又要從頭開始摸底。她替他遮掩，是為了讓他繼續坐在那裡。
一個熟悉的敵人，比一個陌生的敵人安全。
這個答案很合理。他在那週的報告裡寫下了。
可是他寫完以後，又加了一句：此人替本人遮掩時，神情自然，理由周全，似有預謀。
他看著那一句，覺得不太對。他把「似有預謀」擦掉，改成：似早有準備。
他又把它擦掉了。
第二年，秋。麥嶼。
輪到她了。
十月的一個早上，麥嶼十點二十分才走進帳務科。她的駝色長大衣扣子扣錯了一顆，右手用一條手帕包著，手帕上有一點暗紅。她的右邊頭髮上，那個銀色的小髮夾不見了，貼耳的短髮有一撮翹著。
蒲科長從辦公室裡探出頭來，手錶舉到眼前。
「麥小姐——」
「科長，」江渡說。
他說得很慢，舔了一下上唇，推了推眼鏡。
「麥小姐一早……跟我去了一趟港務局的檔案館。三號碼頭那批報關單，有幾張日期對不上，要……去原檔核一下。她幫我抄……抄了一個鐘頭。」
他頓了一下，好像在想。
「是我讓她去的。」
蒲科長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麥嶼。
「那手呢？」
「檔案館的櫃子，」江渡說，「邊上有鐵皮，劃的。」
蒲科長嘖了一聲，縮回辦公室裡去了。
麥嶼坐下來，把一條腿盤到椅子上。她沒有看他。她把包著手帕的右手放在桌子底下，用左手把桌上的帳本翻開。
他說謊之前推了眼鏡。
他替她說謊。
她在心裡把這件事翻過來，翻過去，翻了一整個上午。中午，他說：「魚湯？」她說：「魚湯。」他們並排走在碼頭的石板路上，海風吹過來，帶著柴油味和魚腥味，把她翹起來的那撮頭髮吹得更亂了。
「你的髮夾，」江渡說，眼睛看著前面，「掉了。」
「嗯。」
「銀色的那個。」
「嗯。」
「很好看。」他說，停了一下，好像在想要不要說下去，「背面……有一道刻痕。」
麥嶼的腳步沒有停，但她的手去摸右邊的頭髮，摸到一片空。她的手指在那裡停了一下，然後放下來，插進大衣口袋裡。
那道刻痕是她自己刻的，十九歲那年，用一把小刀。她從來沒有給任何人看過背面。
他知道背面有刻痕。他看過。什麼時候？
她沒有問。他也沒有說。
那天晚上她寫報告，寫到最後一行，寫了很久。
此人替本人遮掩時，神情自然，理由周全。
此人知道本人髮夾背面有刻痕。
此人疑似敵方人員。所屬方面，不明。
她把鋼筆蓋按上，咔的一聲。她發現自己按得太用力了。
第三個星期，她在自己的抽屜裡找到了那個髮夾。銀色的，小小的，放在一個乾淨的信封裡，信封沒有寫字。背面那道刻痕還在，只是刻痕旁邊多了一道很淺很淺的新劃痕，是撿起來的時候在石板路上蹭的。
她把髮夾別回右邊的頭髮上。
她沒有問是誰放的。
那天早上她照例替他排筆。三支筆，一支鉛筆、一支藍色原子筆、一支紅色原子筆，她把它們排成一條直線，筆尖朝同一個方向，間距一模一樣。排完了，她看了一眼他的抽屜。她沒有拉開。
她發現自己第一次沒有拉開。
第二年，冬。江渡。
碼頭邊的魚湯館，冬天比夏天熱鬧。
六張鐵皮包面的桌子，冬天總是坐滿，碼頭工人、貨輪上下來的水手、港務公司的職員，擠在一起，每個人面前一碗奶白色的湯，熱氣往上冒，把小館子的窗玻璃蒙得白茫茫的。老韓站在門口的砧板後面切魚，戴著那頂白色的廚師帽，腰上繫著深藍色的橡膠圍裙，腳上一雙黑色水靴。他切魚不看刀，眼睛看著門口的霧，刀一下一下地落，每一刀的間距一樣寬。
他的雙手上全是被魚鰭刺傷的小疤，一粒一粒的，像撒了一把白芝麻。右手的食指沒有指甲，指頭圓圓的，光光的，按在魚身上，穩得像一根釘子。
湯端上來了。
江渡低頭看自己的碗。兩粒胡椒，一上一下，一粒在碗沿，一粒在碗沿下面，貼著湯面。
他抬眼看她的碗。兩粒胡椒，左右並排。
兩年了，每一碗都是這樣。一次也沒有擺錯過。
江渡拿起湯匙，開始把湯裡的胡椒一粒一粒挑出來，排在碟邊。一顆，兩顆，三顆。
他在想老韓。
兩年來他想過很多次。一個魚湯館的老闆，為什麼要把兩個客人的碗擺得不一樣？而且兩年來一次也不錯？
他的答案是：這是暗號。老韓是她的人。並排的兩粒胡椒，是給她的某種訊號——安全，或者照舊，或者一切正常。而他碗邊一上一下的那兩粒，只是一個障眼法，讓她的訊號看起來像是老頭子的怪癖。
所以老韓是她的聯絡人。所以她每天中午要來喝湯。所以——
他挑胡椒的湯匙停了一下。
所以他每天中午也來喝湯。坐在她的聯絡人面前，喝她的聯絡人煮的湯，兩年。
他覺得這件事有點好笑。他又覺得這件事一點都不好笑。
「江先生，」麥嶼說，「你在想什麼？」
「胡椒。」江渡說。
第二年，冬。麥嶼。
她也在想胡椒。
她的答案是：老韓是他的人。一上一下的兩粒胡椒，是給他的訊號——上面那粒代表今天，下面那粒代表明天，或者上面代表有，下面代表沒有，總之是某一種她還沒有破解的語言。而她碗邊並排的兩粒，只是陪襯。
所以老韓是他的聯絡人。所以他每天中午挑胡椒——他不是不喜歡咬到胡椒，他是在把訊號收起來，排在碟邊，排成一條直線，數一數，記住，然後讓它們被洗碗水沖走。
所以她每天中午坐在他的聯絡人面前，喝他的聯絡人煮的湯，兩年。
她覺得這件事很好笑。她的一邊臉頰上出現了一個酒窩。
那天她做了一件兩年來沒有做過的事。
湯端上來的時候，她伸手去拿他的碗。
他同時伸手去拿她的碗。
兩隻手在桌子中間停住了。她的手指搭在他那碗的碗沿上，他的手指搭在她那碗的碗沿上。四粒胡椒在兩隻碗邊，一邊並排，一邊一上一下。
他們都沒有動。
小館子裡很吵，碼頭工人在大聲說話，有人在笑，有人在咳嗽，窗外一艘貨輪拉響了汽笛。老韓的刀在砧板上一下一下地落。
麥嶼突然直視他。一秒。
江渡從眼鏡的上方看著她。他的上唇動了一下，好像要舔，又停住了。
「我……想嚐嚐你那碗，」他說，「是不是……比較鹹。」
「我也是，」她說，「我覺得你那碗……」
她沒說完。
老韓從砧板後面走過來。他走得很穩，腰背挺得筆直，走到他們桌邊，低頭看了一眼。他那雙小眼睛在兩張臉上各停了一下，像在打量兩條魚新不新鮮。
然後他伸出那隻沒有指甲的食指，把兩碗湯一碗一碗推回原位。
「湯是一樣的湯。」他說，聲音沙啞低沉，「魚不挑碗。」
他走回砧板後面，拿起刀，繼續切魚，不看刀。
江渡和麥嶼低下頭，各自喝自己的湯。湯很燙，胡椒在舌根上燒起來，一路燒到胃裡。
那天晚上，兩份報告裡各多了一行字。
江渡寫的是：魚湯館老闆韓某，疑為此人之聯絡人。
麥嶼寫的是：魚湯館老闆韓某，疑為此人之聯絡人。
第三年，冬。江渡與麥嶼。
三年過去了。
三年裡，他們一起吃了大約六百碗魚湯。一起做了三十六本藍皮帳，讓港務公司每年少交三成的稅，讓蒲科長的頭髮三年沒有翹過一次。一起加了一百多個晚上的班，把兩張桌子拼在一起，面對面坐著，他算數字，她簽名字，起重機的紅燈在窗外一亮一滅。
他替她遮掩過四次遲到、兩次失蹤、一次手上的傷。
她替他遮掩過五次遲到、三次失蹤、一次手臂上的傷、一次半夜被警察在碼頭攔下來盤問——那天她穿著睡衣跑到警察局，說他是她的未婚夫，兩個人吵了架，他跑出去散心。警察看了看她，又看了看他，說：「太太，下次吵架別讓他跑那麼遠。」
回去的路上，他們並排走在石板路上，誰也沒有說話。走到她家樓下，她說：「未婚夫。」他說：「嗯。」她說：「只是……」他說：「我知道。」
她知道他知道。他知道她知道。
他們都知道自己在說謊，也都知道對方在說謊。每一個星期五晚上，他們各自在窗前坐下，一個在碼頭後面那條窄巷的二樓，一個在山坡上那棟公寓的四樓，各自寫一份報告，報告的最後一行都是同一句話：此人疑似敵方人員。所屬方面，不明。
每一個星期一早上，她替他把筆排成一條直線。他從鏡片上方看她身後的窗戶。她從他的鏡片裡看他在看她。
三年，一百五十六份報告。上面從來沒有回過一個字，除了「繼續觀察」。
他們繼續觀察。
觀察到後來，江渡知道她喝湯先喝三口再吹涼，知道她冬天的手很冰、所以總是把手插在駝色大衣的口袋裡，知道她心情不好的時候鋼筆蓋會按得特別響。麥嶼知道他說話停下來的時候不是在想，而是在聽周圍的聲音，知道他公事包裡的魚乾一半是給碼頭的野貓吃的，知道他左耳垂上那個已經長合的耳洞，是他從來不肯解釋的東西。
他們越來越不需要說話。
有時候江渡會想，如果有一天她不在對面了，他會不會不習慣。然後他會馬上推一下眼鏡，好像有人在看他說謊。
有時候麥嶼會想，如果有一天上面下令處理他，她會不會猶豫。然後她會馬上摸一下髮夾背面那道刻痕，指甲刮過去，刮回來。
第三年，冬。麥嶼。
那是十二月的一個星期四。
早上八點四十分，麥嶼走進帳務科，江渡已經在了。這很少見。
「早。」
「早。」
她坐下，照例先替他排筆。三支筆，她伸手去拿，手停在半空。
三支筆已經排成了一條直線。筆尖朝同一個方向，間距一模一樣。
他替自己排好了。
她抬起頭。江渡坐在對面，駝著背，像一座縮起來的山，眼睛從黑色半框眼鏡的上方看著她。他的臉色很黃，比平常更黃，他的手放在計算機上，一個鍵都沒有按。
他伸手去整理領帶。領帶很整齊，深藍色的斜紋，一點也不需要整理。
「蒲科長，」他說，舔了一下上唇，「昨天晚上……死了。」
麥嶼的手指摸上了右邊的髮夾。
「在第七號碼頭，」江渡說，說得很慢，說到一半停下來，「掉進海裡。今天早上……撈上來的。」
帳務科的門開了。
進來的是兩個穿深色大衣的男人。一個年紀大一點，戴一頂呢帽，帽簷上凝著一層霧水；一個年輕，手裡拿著一個筆記本。年紀大的那個掃了一眼辦公室，眼睛停在他們兩個人身上。
「帳務科，」他說，「江渡先生，麥嶼小姐？」
「是。」他們同時說。
「我是赫倫港警察局的。」他說，摘下呢帽，拿在手裡，「蒲科長昨晚十點前後落水。碼頭的守夜人說，昨天晚上九點鐘，看見帳務科的燈還亮著。」他看著他們，「兩位昨天晚上，在什麼地方？」
麥嶼沒有看江渡。
江渡也沒有看她。
他推了推眼鏡。
她把鋼筆放在桌上，很輕，沒有聲音。
「我們在魚湯館，」他們兩個人同時開口，說了同一句話，「一直到十點。」
辦公室裡安靜了一下。
年輕的那個警察低頭在筆記本上寫字，鉛筆劃過紙面，沙沙響。年紀大的那個看著他們，看了很久，把呢帽在手裡轉了半圈。
「兩位說的，」他說，「一模一樣。」
他戴上帽子，朝門口走去，走到門口，回過頭來。
「我們去魚湯館問一問。」
門關上了。
帳務科裡只剩下他們兩個人。窗外，一艘貨輪拉響了汽笛，很長，很低。起重機在霧裡站成一排，一動不動。
麥嶼看著對面那個人。江渡看著對面那個人。
昨天晚上九點鐘，帳務科的燈確實亮著。她知道，因為她九點鐘在帳務科。他也知道，因為他九點鐘也在帳務科。
九點十分，他說要出去一下。九點二十分，她說要出去一下。
他們都沒有去魚湯館。
那天下午四點，年輕的警察一個人回來了，在門口站了一下，把筆記本合上。
「魚湯館的老闆說，」他說，「你們兩個昨天晚上坐在靠窗那張桌子，喝了兩碗湯，坐到十點才走。他還說——」年輕警察看了一眼筆記本，「一碗湯的胡椒是並排的，一碗是一上一下的。他說他記得很清楚。」
門又關上了。
麥嶼坐在那裡，一條腿盤在椅子上，一動不動。她的手指在髮夾背面那道刻痕上，刮過去，刮回來。
江渡坐在那裡，伸手去整理領帶。整理了一遍，又整理了一遍。
老韓替他們說謊了。
替兩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