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話　第三天

九龍城衙前圍道的語言治療中心在一幢舊商廈的三樓，窗外正對著一排泰國雜貨店的招牌。早上十點，太陽剛好照到三樓，把百葉簾的影子斜斜打在治療室那張淺黃色的圓桌上。桌上放著一盒字卡、一面小鏡子、一杯暖水，還有一碟切成小塊的蘋果。空氣裡有很淡的香茅味，是樓下雜貨店煮檸檬草茶的時候飄上來的，一年四季都有。

區梓晴坐在圓桌的一邊，身體傾向前，雙手放在膝上。她坐著的時候總是這樣，像在陪一個比她矮很多的小孩說話，即使對面坐的是一個六十八歲的男人。

「葛師傅，」她說，「我們再試一次。慢慢來。」

她說話時嘴型誇張而清楚，每一個字都張開嘴唇，像在示範發音。這是她做了十四年語言治療師養成的習慣，有時候在街市買菜，她跟魚販說「要一條」，嘴型也大得像在上課，魚販總是多看她一眼。

葛振邦坐在她對面。他以前是紅磡一間老茶樓的點心師傅，做了四十年蝦餃，半年前中風，右半邊身體還算靈活，但說話的那部分腦壞了。他的右手擱在桌上，粗而短的手指一下一下敲著桌面，那是揉麵揉了四十年的手，指節比常人大一圈，手背上有幾點被蒸籠燙過的淺色疤痕。

「水……」他說，然後停住。嘴巴張著，舌頭在裡面動，好像有一個字就在舌尖上，但怎麼也推不出來。「水……門……」

「水，門。」區梓晴輕輕重複，嘴唇無聲地跟著他的嘴型動了一下。她聽人說話的時候總是這樣，無聲地模仿對方的嘴型，好像她的嘴唇比她的耳朵更懂得聽。

她左耳上戴著一顆白色的耳機，小得像一顆珍珠，貼在耳垂上方。鼻樑上是一副透明框的眼鏡，鏡框比一般的眼鏡厚一點，鏡腳內側有細細的銀色線路。

耳機輕輕「嘀」了一聲。

她的眼角傳來一下很輕的刺痛，像睫毛掉進眼裡。然後鏡片的下方浮起一行淡藍色的半透明文字。

〔我想打電話給我女兒。〕

區梓晴眨了一下眼睛。字幕沒有消失，停在那裡，大約三秒，然後慢慢淡去。

這是她戴上「真意」的第三天。

她見過字幕很多次了，在數碼港的測試室，在培訓影片裡，在前兩天的病人身上。但每一次字幕出現的時候，她的心還是會跳快一下。不是因為驚訝，而是因為那種感覺太像了。太像她十四年來每一天都在做的事：坐在一個說不出話的人對面，看他的嘴、看他的手、看他的眼睛，拼命去猜他想說什麼。只是這一次，有人替她猜好了，而且猜得那麼準。

「葛師傅，」她說，聲音放得更慢，「你是不是想打電話？」

葛振邦的手停了。他抬起頭看她，眼睛一下子紅了。

「打……」他說，然後用力點頭，點得很重，下巴幾乎碰到胸口。

區梓晴從頸上取下那塊小白板。那是一塊巴掌大的白板，用一條藍色的繩子掛在她脖子上，旁邊夾著一支白板筆。她給失語的病人用，說不出來的，可以寫；寫不出來的，可以畫。她在白板上畫了一個電話，一個很簡單的聽筒形狀，然後在旁邊畫了一個長頭髮的小人。

「打給她？」她指著那個小人。

葛振邦盯著那塊白板看了很久。然後他伸出那隻揉了四十年麵的手，用食指在那個小人的頭上輕輕點了一下，又點了一下。

〔她三年沒有回來。我不怪她。〕

字幕又浮起來，淡藍色，停在鏡片下方。

區梓晴沒有說話。她把白板放在桌上，把葛振邦的手輕輕握住。那隻手很暖，掌心很厚，有麵粉和油煙養出來的一層硬皮。

那天的治療進行了五十分鐘。在過去的半年裡，葛振邦能說出的完整詞語不超過二十個，而且大部分是「水」「好」「不要」。但在那五十分鐘裡，靠著字幕，區梓晴知道了他女兒的名字，知道了女兒住在英國曼徹斯特，知道了三年前他們在茶樓的廚房裡吵過一次架，吵的是一籠燒賣。她把這些都寫在白板上，一個字一個字，讓葛振邦用手指去點，點對了就點頭。

最後她在白板上寫了一個電話號碼的開頭：四四。英國的國際區號。

葛振邦看著那兩個數字，嘴唇一直在抖，抖了很久，終於說出一個字：

「對。」

那是他中風以後，第一次說出這個字。

區梓晴把葛振邦送到門口，交給等在外面的姨甥。姨甥是個三十歲左右的男人，穿著速遞公司的制服，一邊扶著葛振邦一邊看手機，聽到區梓晴說「他想打電話給他女兒」的時候，手機差點掉在地上。

「姑丈說的？」

「他指出來的。」區梓晴說，「我們找到方法了。」

她沒有提耳機。臨床測試的保密協議第四條寫得很清楚：測試期間，不得向病人或其家屬透露「真意」裝置的具體功能，只能說是一種「新型輔助溝通設備」。

葛振邦走出門口之前，回頭看了她一眼，用那隻好的手向她揮了一下。

〔謝謝你聽得懂。〕

她笑起來。她笑的時候眼睛完全瞇起來，眼角的笑紋很深，深得像一把摺扇的摺痕。

——

三天前，數碼港的「真意」科技公司測試室是一片無菌般的白。

白色的牆，白色的地板，白色的長桌，白色的椅子。天花板的燈是一整片發光的白板，沒有燈管，沒有影子，人坐在裡面就像坐在一張紙上。空調開得很低，二十度，區梓晴穿著一件淺藍色的棉質襯衫，手臂上起了一層雞皮疙瘩。

她是第一批臨床測試員裡唯一的語言治療師。其他十一個人裡，有兩個精神科醫生、一個法庭傳譯員、一個社工、一個中學老師、一個保險公司的理賠調查員，其餘的她不知道是做什麼的。報名的時候，表格上問了一個問題：「你在工作中，是否經常需要理解他人未能表達的意思？」她勾了「是」，然後在補充欄裡寫了一段很長的話，寫到後來發現超出了字數限制，又刪了一半。

「區小姐。」

說話的人站在長桌的另一頭。他很瘦，很高，站得筆直，身上穿著一件純白色的立領外套，幾乎跟身後的牆融在一起。黑色的頭髮梳成一絲不亂的側分，髮線整齊得像用尺畫出來的。他手上拿著一部平板電腦，說話之前先瞄了一眼螢幕。

「我是蔡知言，這次臨床測試的負責人。」他說，聲音平穩悅耳，像廣告的旁白，「歡迎你。」

他笑了一下。那是一個非常對稱的笑，兩邊嘴角上揚的弧度完全一樣，好像有人在他臉上放了一把尺，確認過才讓他笑出來。

區梓晴下意識地看他的嘴。她看任何人都先看嘴，這是職業習慣。他的嘴唇很薄，說話時幾乎不動，每個字都從很小的縫隙裡出來，卻每個字都清清楚楚。

「真意的原理，你在簡介會上已經聽過了。」蔡知言說，一邊用手指滑動平板，「簡單來說，它會讀取說話者的聲線、語調、呼吸、面部微表情，配合測試員植入的晶片所接收到的腦電波背景數據，推算出說話者真正想表達的意思，然後以字幕形式顯示在鏡片上。」

他的眼睛在說話時閃了一下，很輕，像鏡片反光。

「你也戴著？」區梓晴問。

「我戴了兩年。」蔡知言說，然後把左耳旁的頭髮撥開，露出耳後一道淺色的疤痕。那道疤比她在簡介會上看到的示意圖大一倍。「所以你不用對我說客氣話。我看得見。」

他又笑了，同樣對稱的笑。

植入晶片的手術很快。一個戴著口罩的護士在她左耳後面打了一針局部麻醉，然後她感覺到一陣很輕的壓力，像有人用指甲按了一下，就完成了。護士給她貼了一塊膚色的膠布，說三天之內不要碰水。

然後是耳機和眼鏡。

耳機很輕，戴上去幾乎感覺不到重量。眼鏡比較重，鏡框壓在鼻樑上，有一種她不習慣的存在感。她平時不戴眼鏡，視力一直很好，好到她可以在治療室的另一頭看清楚病人嘴唇的細微顫動。

「開機。」蔡知言說。

耳機「嘀」了一聲。

那一刻，她感覺眼角刺了一下，像一粒很小的沙。然後世界好像沒有什麼改變。白色的牆，白色的桌，蔡知言站在那裡，看著平板。

「測試。」蔡知言說，「我叫蔡知言，今天天氣很好。」

鏡片下方浮起一行淡藍色的字。

〔她的心率比平均高百分之十二。緊張，正常。〕

區梓晴愣住了。她看著那行字，又看著蔡知言。蔡知言沒有看她，他在看平板。

「你看見了什麼？」他問。

她想了想，決定說真話。「我看見你在想我的心率。」

蔡知言抬起頭。那是她第一次看見他的眼睛裡有一點點類似表情的東西，很短，像水面被風吹過。

「很好。」他說，「校準成功。」

——

臨床測試的規則有七條，印在一張白色的卡片上，每個測試員都要簽名。

第一，測試期為三十天，測試員每天須佩戴裝置不少於十小時。第二，測試員須於每晚十一時前上傳當日所有字幕紀錄。第三，測試員不得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將裝置借予他人。第四，保密。第五，測試員如發現任何「異常」，須即時向臨床負責人報告。第六，測試員不得刪除或修改任何字幕紀錄。第七，測試員可於任何時候退出測試，但須交回裝置，並接受晶片移除手術。

區梓晴在第五條停了一下。

「什麼算是異常？」她問。

蔡知言看了一眼平板。「任何你覺得不應該出現的字幕。」

「例如？」

「如果我能告訴你例如，」蔡知言說，「那就不是異常了。」

他又笑，對稱的，完美的。區梓晴看著他的嘴，發現他笑完之後，嘴角有一邊微微動了一下，很輕，像他的嘴在看什麼東西，而不是在聽她說話。

——

第三天下午五點半，她從九龍城坐小巴回何文田。

小巴沿著太子道西走，傍晚的太陽很低，從車窗斜斜照進來，把整個車廂染成橙色。坐在她前面的是一個中學生，戴著耳機在打電話，一直在說「好啦好啦，知道了」。區梓晴看著他的後腦，耳機在她耳朵上安靜地待著。字幕沒有出現，因為她看不見那個學生的臉。她發現真意只翻譯她正在看著的人。

她把眼鏡摘下來，用襯衫的衣角擦了擦鏡片，又戴回去。

這三天來，她一直在想一件事：她到底想不想知道身邊每一個人真正在想什麼。

在治療室裡，答案很簡單。葛振邦想打電話給女兒，但說不出來，她就幫他說出來。這是她的工作，是她讀了四年大學、做了十四年、一直想做好卻從來做不夠好的事。真意讓她做到了。這三天，她的三個病人都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其中一個八歲的自閉症男孩，第一次在她面前說出了自己喜歡的顏色，不是透過字幕，是真的說出口，因為她終於知道該問什麼問題。

但在治療室外面呢？

她想起昨天在中心的茶水間，同事阿Ling笑著說「區姑娘你今天氣色真好」，鏡片上浮起的是〔她為什麼可以拿到測試名額〕。她想起前天在街市，魚販說「今天的魚最新鮮」，字幕是〔最後三條了快賣掉〕。這些字幕並不可怕，甚至有點好笑，就是人們平常說的話和他們平常想的東西之間，總有一點點錯開。

她一直知道這一點。每個語言治療師都知道。人說出口的，永遠只是他想說的一部分。

只是她沒有想過，看見那些錯開，會是這種感覺。像每個人都戴著一塊很薄很薄的玻璃，你以前看得見他們，只是現在你還看得見那塊玻璃。

小巴在何文田站停下。她下車，沿著斜路往上走。

她和羅浚賢住在何文田一幢舊式住宅大廈的七樓，兩房一廳，是結婚第三年買的。大廈沒有會所，沒有泳池，只有一個看更伯伯和一部很慢的電梯。電梯的鏡子很舊了，鏡面有一片霧，她每天回家都在那片霧裡看見自己的臉：圓潤的鵝蛋臉，白裡透紅的皮膚，黑色的長髮挽成低髻，髻上插著一支鉛筆。鉛筆是她給病人畫字卡用的，插在頭髮上最順手。

今天鏡子裡的她，多了一副透明框的眼鏡。

她打開家門的時候，先聞到蒸魚的味道。

薑絲和蔥段的香氣從廚房飄出來，混著熱油淋上去那一刻的焦香，還有一點點豉油。家裡的燈是暖黃色的，客廳的木地板被傍晚的斜陽照得發亮，餐桌上已經擺好兩副碗筷。這是她最熟悉的味道和顏色，結婚十一年，每個羅浚賢比她早回家的晚上，家裡都是這樣。

「回來了？」

羅浚賢從廚房走出來。他很高，一百八十公分，肩膀寬厚，這幾年微微發福，腰間多了一圈肉。他穿著淺灰色的Polo衫和卡其褲，腳上還是那雙工地安全靴，沾著一點乾掉的泥。他下班回家從來不換鞋，她說了十一年，他就笑了十一年。

門後那口釘子上掛著他的白色安全帽，帽簷有一道被什麼刮過的痕。

「今天蒸了石斑。」他說，「街市的阿姐說是最後一條。」

區梓晴看著他。他的方臉在暖黃的燈光下，下巴已經冒出一層青色的鬍渣，每天傍晚都會冒出來。鬢角有點灰白，去年開始的。他說話的時候習慣先移開視線，望向旁邊，然後再說，好像每一句話都要先在別處放一放。

她等著字幕。

但字幕沒有出現。

她又等了兩秒。什麼都沒有。

「怎麼了？」羅浚賢問，這次他看著她。

〔她今天很累。〕

淡藍色的字，浮起來，停了三秒，淡去。

區梓晴鬆了一口氣。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鬆一口氣，但她確實鬆了。她笑起來，眼睛瞇成兩道縫：「沒事，今天病人很多。」

那一頓飯吃得很平常。石斑蒸得剛好，魚肉白嫩，用筷子一撥就離骨。羅浚賢說工地的事，說新來的判頭不懂看圖，說明天可能要落雨，混凝土要延遲倒。他說話很簡短，每一句都不超過十個字，說完就低頭吃飯。區梓晴說葛振邦的事，沒有提耳機，只說「他終於說出了一個字」。羅浚賢聽了，放下筷子，說：「那很好。」

〔那很好。〕

字幕和他說的話一模一樣。

區梓晴低頭夾了一塊魚。她發現，當字幕和說出口的話一模一樣的時候，她會有一種奇怪的感動，好像終於有一個人是完整的，是沒有玻璃的。

她想，羅浚賢一向是這樣的人。簡單，直接，說一是一。他們認識的時候，他就是這樣，在朋友的婚宴上坐在她旁邊，吃到第三道菜的時候轉過頭來對她說：「你說話的樣子很好看。」她問為什麼，他說：「你每個字都說得很清楚，好像每個字都很重要。」

她那時候就知道，這個男人不會說謊。

吃完飯，她洗碗，他在陽台收衣服。陽台正對著一片低矮的舊樓，天台上有人在曬被，被單在晚風裡一鼓一鼓的。她從廚房的窗口看出去，看見他站在陽台上，一手拿著晾衣竿，一手插在褲袋，背影寬寬的，像一扇門。

八點半，她的手機響了。是測試室發來的通知：第一批測試員需要在今晚十點回到數碼港，進行第一次夜間校準，預計需時兩小時。

她走出客廳，對羅浚賢說了。

他站在陽台門口，手上還拿著一件摺了一半的襯衫。他低頭看那件襯衫，把它摺好，放在沙發的扶手上，然後說：「要不要我送你？」

〔她這麼晚還要出去。〕

「不用，我坐的士。」她說，「你明天要早起。」

他點點頭。

九點二十分，她換好衣服，站在玄關穿鞋。平底鞋，灰色的，鞋底已經磨得很薄。她蹲下來扣鞋帶的時候，左耳的耳機輕輕碰到了鞋櫃的邊緣，發出一聲很輕的叩。

羅浚賢從客廳走過來，站在她身後。

她站起來，轉身，拿起放在鞋櫃上的手袋。門後那口釘子上的安全帽在她眼角晃了一下。

他站在那裡，雙手插在褲袋裡，然後把右手拿出來，用拇指和食指轉了轉左手無名指上的婚戒。那枚戒指是十一年前在旺角一間小金舖買的，素金，很簡單。她的那一枚戴在右手中指上，因為她的左手無名指小時候被門夾過，指節變了形，戴不進任何戒指。他當時笑著說，那就戴右手，反正他知道是一對就行了。

他轉了一圈戒指，又轉了一圈。

然後他先移開視線，望向門後那頂安全帽，再望回她，抿了一下嘴唇。

「今晚等你吃飯。」他說。

耳機「嘀」了一聲。

區梓晴沒有馬上反應過來。她站在玄關，手袋掛在肩上，一隻手還扶著門把。她想，他們剛剛才吃完飯，那條石斑的骨頭還在廚房的垃圾桶裡。她想，他說的可能是宵夜，可能是等她回來再吃點什麼。

然後字幕浮起來了。

淡藍色，半透明，比她這三天看過的所有字幕都要長。它從鏡片的下方升上來，一行，然後換到第二行。她的眼角刺痛了一下，比平常更痛，痛得她想眨眼，但她沒有眨。

她讀了一次。

她又讀了一次。

十九個字。沒有一個字是「吃飯」。

字幕停在那裡，三秒，然後淡去，就像所有其他的字幕一樣。什麼都沒有留下。鏡片恢復透明，她透過它看著丈夫的臉，那張方臉，那層傍晚才冒出來的鬍渣，那雙溫和的單眼皮。

羅浚賢又轉了一下戒指。

「怎麼了？」他問。

區梓晴的嘴唇動了一下。她發現自己正在無聲地模仿他的嘴型，模仿的是「今晚等你吃飯」這六個字。她的嘴唇做了一次，又做了一次，好像只要做得夠準，那六個字就會變回它們本來的意思。

〔她看見了什麼？〕

那一行字浮起來的時候，她的手指在門把上收緊了。

「沒事。」她說。

她聽見自己的聲音，柔和，清晰，每一個字都咬得很標準，是她在治療室裡用了十四年的那種聲音。然後她伸手去摸左耳的耳機，手指碰到那顆冰涼的白色珍珠，停住了，沒有摘下來。

「我走了。」她說。

「嗯。」羅浚賢說，「小心。」

〔小心。〕

門在她身後關上。

電梯很慢，慢得她聽得見纜索在井道裡摩擦的聲音。她站在電梯裡，看著那面有霧的鏡子。鏡子裡的女人戴著一副透明框的眼鏡，髻上插著一支鉛筆，脖子上掛著一塊小白板。

她把白板筆從白板旁邊取下來，拔掉筆蓋，在自己的左手手背上畫了一個小圓圈。然後又畫了一個。然後又畫了一個。黑色的墨水在皮膚上留下一圈一圈的痕跡，一個疊著一個。

電梯到了地下。看更伯伯坐在大堂的小桌子後面聽收音機，看見她，說：「區姑娘，這麼晚還出去？」

〔她老公剛才打了個電話，很小聲。〕

區梓晴停下來，看著看更伯伯那張皺巴巴的臉。

「伯伯，」她說，「他打給誰？」

看更伯伯愣住了，收音機裡的粵曲還在唱。

「誰？」他說，「沒有誰打電話啊。」

〔這種事我怎麼好說。〕

她站在大堂中央，手背上是一圈一圈的黑色小圓，左耳上是一顆白色的珍珠。外面的街燈亮了，的士在斜路下面按了一下喇叭。

她突然想起蔡知言說過的話：「如果我能告訴你例如，那就不是異常了。」

她走出大堂，上了的士，說：「數碼港。」

司機從倒後鏡看了她一眼。

〔這個女人的樣子好像剛剛哭過。〕

她沒有哭。她很肯定。她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臉，臉是乾的。

但那一刻她忽然不太確定，這副眼鏡翻譯的，到底是別人，還是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