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話 一行布名
星期四早上九點，長沙灣道一幢工廈的十一樓，貨運升降機的鐵閘拉開時會發出一聲長長的呻吟，像一頭老牛。林知樂的工作室在走廊盡頭，是和另外兩個人分租的一個單位，隔成三格，每格擺一張裁床、一部衣車、一個掛滿紙樣的鐵架。窗是封死的，只有一部舊冷氣機嗡嗡地吹，吹出來的風帶著一點濕毛巾的霉氣。
知樂坐在裁床邊的高凳上，兩條長腿沒地方放，只好一條蹺在衣車的踏板上，一條伸到走道去。他今天沒穿那件磚紅色燈芯絨外套，外套掛在椅背上，右邊的袖子垂下來，比左邊長了半公分，他自己也知道，一直沒改。身上是一件洗得發薄的灰色T恤，領口鬆了。
速寫簿攤在裁床上，翻到最後一頁。
那個小方塊還夾在那裡。收據摺成的，四四方方，白色的一面向外，一段白色棉線繞了兩圈，打了一個結。結打得很緊，是裁布的人打的那種結，線頭剪得齊齊的，一根毛都沒有翹出來。
他已經看了它一個早上。
他伸出一根手指，碰了碰那個結。棉線有一點粗，是那種綁布辦用的線，摸上去帶點漿，硬硬的。他把手指收回來，在後頸上抓了抓，抓完又覺得自己很可笑，沒有人在看，他抓後頸給誰看。
「又在看你那張紙？」
隔壁格的阿傑探出頭來。阿傑做女裝，專接網店的單，一個人一部衣車，一日可以車四十件連身裙。他叼著一支沒點的煙，頭上戴著一副耳機，耳機裡隱隱傳出電台的聲音。
「沒有。」知樂說。
「從昨晚回來看到現在，你那張臉像等放榜。」阿傑說，「拆開不就知道了？」
「說好下星期三。」
「誰跟你說好？」
知樂沒答。他把速寫簿合上，合上之前，還是小心地把那個小方塊往裡面推了推，推到書脊的位置，怕它掉出來。
阿傑嘖了一聲，縮回自己那一格。不一會兒，衣車噠噠噠噠地響起來，快得像下雨。
知樂拿起剪刀，開始裁那塊芥末黃府綢。
兩米。剛好兩米。一百四十公分闊幅，意大利廠，今年三月九龍灣收回來，倉庫漏水，外圈剪了——他記得她是這樣說的，說得很快，像唸經，說完了才抬頭。他把布攤在裁床上，手掌從左到右撫過去，府綢薄而挺，撫過去的時候有一點沙沙的聲音，像撫過一張新的圖畫紙。布邊印著一行意大利文，他看不懂，只看得出一個年份。
他要做一件襯衫。這是第七件。
前六件都掛在身後的鐵架上：白色牛津布的是一件工作襯衫，卡其斜紋的是一件短外套，深啡燈芯絨的是一件背心，橄欖綠帆布的是一件大口袋的工裝上衣，黑色羊毛混紡的是一件立領短褸，灰藍色麻布的是一件寬身罩衫。每一件都只用了兩米布，一寸都沒有多，一寸都沒有剩。他給這一系列起了一個名字，寫在速寫簿的封底：「兩米」。
他想用這七件、八件、十件衣服，去報明年春天的一個新晉設計師比賽。報名表上要寫設計理念，他寫了三次都撕了。第一次他寫：「每件衣服只用兩米布，挑戰物料的極限。」寫完覺得像廣告。第二次他寫：「在布料最少的地方找到剪裁的可能。」寫完覺得像教科書。第三次他寫：「每一匹布都是在同一間店，同一個星期三下午，看著同一個人剪下來的。」
寫完他把那張紙撕得最碎。
剪刀沿著粉線走。他的剪刀比她的輕，是日本貨，他工作第一年的全部積蓄。剪的時候聲音很細，沒有她那種一刀到底的沙沙聲。他剪到一半停下來，想起她剪布的樣子：左腳踩在布捲上，重心偏左，右手食指壓著布邊往前推，剪刀一落，不停手，不回頭，像寫一個字寫到最後一筆。
他剪歪了一點點。
他看著那一點點歪，看了很久，然後笑出聲來，笑得往前彎了腰，額頭差點撞到裁床。
「你又笑甚麼？」阿傑在隔壁喊。
「沒有。」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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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記布行在星期四是最靜的。
星期一有裁縫師傅來補貨，星期二學校的家政老師來買手工布，星期三——星期三下午三點半有人來買兩米布——星期四甚麼都沒有，連陳太都不太過來，因為陳太星期四下午要去長沙灣道的街市買菜。
以柔在櫃檯後面攤開外公的帳簿。
帳簿有十幾本，一本一年，最舊那本的封面是深綠色的布面，布面已經磨出了底下的硬紙板。外公用的是毛筆，字很小，一格一格寫得密密麻麻：日期，客人，布名，碼數，價錢。外公寫客人的名字，也寫客人的樣子，「陳太，鈕扣舖，燙髮，愛笑」「黃生，窗簾，駝背，左腳拖地」。以柔小時候看這些帳簿，覺得像在看一本很長很長的小說，每一頁都住滿了人。
她自己的帳簿是從外公走後那一年開始的。用原子筆，一本一本的收據簿，黃聯留底，每一格只寫三樣東西：布名，碼數，價錢。沒有客人的名字，沒有客人的樣子。
她翻著自己那幾本，一頁一頁，全是布。府綢，斜紋，牛津，燈芯絨，帆布，羊毛，麻。三年多的帳，翻過去像翻一本布辦簿，顏色和質地都寫在字裡，就是看不見一個人。
外面在下雨。雨不大，細細的，打在門口那塊綠底白字的招牌上，順著「郭己布行」那個缺了一半的郭字流下來，流到招牌底下的鐵鉤，一滴一滴落在門口的地上。店裡的空氣一下雨就變得很重，漿粉的乾味被水氣壓下去，樟腦丸的味道浮上來，濃得有點嗆。她把門口那幾匹做樣板的府綢收進來，怕它們吸了水氣發黃。
收布的時候，她往街上看了一眼。
對面藥房的簷篷底下，站著一個人。
很高，一件磚紅色的燈芯絨外套，一頭深棕色的捲髮被雨打得貼在額上，只有前額那一撮還翹著，頑固得很。他沒撐傘，一手抱著一個帆布袋，另一手插在外套口袋裡，望著這邊。望著招牌。
以柔抱著那匹府綢，站在門口。
他看見她了。她知道他看見她了，因為他整個人僵了一下，然後轉身，假裝在看藥房櫥窗裡的一盒維他命丸。看了三秒，他又轉回來，這次連假裝都放棄了，就那樣站著，隔著一條窄窄的基隆街，隔著細雨，隔著推著手推車經過的送貨工人。
她抱著府綢退回店裡。
她不知道自己為甚麼要退回去。她本來可以喊他，可以招手，可以說「下雨了，進來躲一躲」。可是她想起昨晚她自己說的話：下星期三才准打開。他現在站在對面，不過馬路，不進門，大概就是這個原因。一個星期。她說一個星期，他就等一個星期。
她把府綢放回架上，用拇指撫布邊，撫了一次，兩次，三次。等她再回頭望出去，藥房的簷篷底下已經沒有人了，只有地上一小片被站乾了的水泥，形狀像兩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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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陳太一早就過來了，手上還提著一袋剛從街市買的白菜仔，白菜仔的根上黏著泥。
「阿柔，我跟你說，」陳太一坐下就開口，連摺凳都沒坐穩，「那個男孩子，昨天下雨在對面站了半個鐘。」
「我知道。」
「你知道？你知道你不叫他進來？」
「他沒有要買東西。」
陳太瞪著她，瞪得老花鏡都滑到鼻尖。「今天早上他又來了。八點半，我開舖的時候。他在街口，站在報紙檔旁邊，看了你的招牌一會兒，就走了。報紙檔的伯伯說他前天也來過，大前天也來過。」
以柔在剪一段拉鏈布，剪刀停了一下。
「他沒進來？」
「沒進來。就是看。」陳太把白菜仔放在櫃檯上，「看你的招牌，看那個郭字。報紙檔伯伯問他要不要買報紙，他說謝謝，謝謝，謝謝，說了三次，買了一份他根本不會看的馬經。」
以柔低頭，左邊臉頰陷下那個淺淺的酒窩。她馬上轉身，去整理一籃早就整理好的鈕扣。
陳太看見了。陳太甚麼都看見。她沒有說破，只是嘿了一聲，從袋裡拿出一顆白菜仔，剝掉外面那片爛葉。
「你外公以前也是這樣，」陳太慢慢說，「你外婆第一次來買布，他記住了她買甚麼，連她那天穿甚麼鞋都記住，就是不敢問她名字。後來還是我媽替他問的。」
「你媽？」
「我媽那時候在隔壁開鈕扣舖，我那時候才十歲。」陳太把白菜仔的根掐掉，「你外公那個人，布記得，人也記得，就是嘴笨。你呢，嘴也笨，人也記不住，只記得布。」
以柔沒答話。
雨停了，太陽從雲後面出來，斜斜落進布行，落在貨架上，一匹一匹的布又被篩成暖黃和靛藍，鋪在地上。她站在那片光裡，把一籃鈕扣倒出來，又一顆一顆放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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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封信是星期六中午送來的。
不是平郵，是掛號。郵差是個年輕人，手上拿著一部掃描機，要她簽名。以柔在電子屏幕上簽了自己的名字，簽得歪歪斜斜，那個柔字的最後一點點在了屏幕外面。
信封是米白色的，比上個月那封厚。左上角印著一間律師行的名字，下面一行小字寫著業主公司的名稱。她不認識那間公司。外公在的時候，業主是一個姓馮的老先生，每年農曆新年會親自過來收租，收完租會在店裡坐一個下午，跟外公喝一壺普洱。馮先生走了以後，舖位轉了兩手，現在她只知道業主是一間公司，公司有一個經紀，經紀穿西裝，不肯進門。
她沒有馬上拆。她把信放在櫃檯上，壓在那本收據簿下面，然後去招呼一個來買蚊帳紗的阿姨。
阿姨要四米。以柔量布，剪布，摺布，收錢。說這匹紗是去年冬天從荃灣一個舊倉收的，台灣廠，網眼比大陸貨密一點，蚊子鑽不過。說得很慢，比平時慢，阿姨聽得很高興，說下次還來。
阿姨走了，店裡又只剩她一個。
她把信從收據簿底下抽出來，用裁布的小刀沿著信封的頂邊割開。刀很利，割得很齊，像割一段布邊。
裡面是三頁紙，律師行的信紙，字打得密密麻麻。她看了第一頁，第一頁是一大段法律用語，看得她眼睛發澀。她翻到第二頁。
第二頁中間有一段是加粗的。
「……業主決定不再續訂上述租約。現行租約將於二零二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屆滿，屆時閣下須將上述物業以空置狀態交還業主……」
她讀了兩次。然後她放下信，看了一眼牆上的月曆。
月曆是陳太送的，街市一間燒臘店印的，每一頁印著一隻油亮的燒鵝。今天是九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六。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
八個月。
她一直知道是八個月。經紀上門那天就說了。可是聽一個人說，和看見一張紙印出來，是兩回事。聽別人說，像聽天氣報告，說明天會下雨，明天未必會下；看見紙上印出來的日子，像摸到一匹布已經褪了色，再怎麼放回架上，也回不去了。
她從圍裙口袋裡抽出軟尺，開始捲。
她捲得很慢，一圈，一圈，一圈。軟尺是黃色的，刻度磨淡了，是外公用剩的。她捲到最後，軟尺已經變成一個緊緊的小圓餅，她還在捲，捲到手指的指節都發白，捲到軟尺的鐵片頭陷進她右手食指那圈厚繭裡，她才停下來。
門口一暗。
她抬頭，心跳漏了一拍——可是進來的是張師傅，每星期來兩次買拉鏈的那位老裁縫。張師傅七十多歲，瘦得像一根衣架，背是彎的，彎成一個問號。
「阿柔，三號尼龍拉鏈，黑色，二十條。」
「好。」
她把軟尺放回口袋，把信摺好，塞回信封，塞進櫃檯最底那一格，推上抽屜。推得很輕。
她數拉鏈的時候，張師傅靠著櫃檯，看她。
「你臉色不好。」張師傅說，「沒睡好？」
「沒有。」
「你們年輕人，一有事就說沒有。」張師傅咳了兩聲，「我那間舖，去年也收到一封信。」
以柔抬起頭。
張師傅在荔枝角道有一間小小的改衣舖，開了四十年，一張衣車，一盞燈。以柔記得那間舖，記得舖裡一匹用了很多年的襯裡布，是外公賣給他的，灰色的人造絲，一九九八年從新加坡運回來。她記得那匹布，卻不記得張師傅的舖還在不在。
「後來呢？」她問。
「後來我就搬到樓上了。」張師傅笑，露出一口不太整齊的假牙，「一個劏房，一張衣車，一盞燈，跟以前一樣，只是客人要爬三層樓梯。有些客人爬了，有些客人不爬。爬上來的，就是真的要改衣服的人。」
他付了錢，拿了拉鏈，走到門口，又停下來。
「阿柔，」他說，「你外公說過，布放在架上是布，剪下來才是衣服。你記得嗎？」
她記得。她不記得張師傅的名字——她是在他走了以後，翻外公的帳簿才確認他姓張——但她記得外公說過的每一句關於布的話。
張師傅走了。以柔站在櫃檯後面，看著門口那一片被午後斜陽照得發白的街。基隆街上人來人往，推著手推車的，拖著菜籃車的，抱著一大捲花邊經過的，每一個人都在趕路，沒有一個人抬頭看那塊郭己布行的招牌。
她忽然很想知道，那個人每天站在對面，究竟在看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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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布行不開門。
以柔一個人上了閣樓。
閣樓矮得只容一個人彎腰站著，她要低著頭，一隻手撐著橫樑，才走得進去。空氣很悶，有一股舊紙皮和灰塵的氣味，還有樟腦丸——外公生前在閣樓的每一個角落都放了樟腦丸，她接手以後一直照放，一包一包，用舊報紙包著，放在紙箱的四個角上。
閣樓裡堆著外公的東西。一部腳踏衣車，鐵架生了鏽，踏板上還綁著一條布條。幾箱舊布辦簿，一箱舊剪刀，一箱外公從碼頭帶回來的、印著各國文字的布標。還有一個衣架，鐵的，掛在閣樓最裡面的橫樑上，上面罩著一個防塵袋。
她沒有去碰那個防塵袋。
她打開一個紙箱，把外公的舊帳簿一本一本搬出來，搬到閣樓口，準備拿下去整理。業主要的是「空置狀態」。她想，八個月，要把這一屋子的東西搬空，要先知道這一屋子有些甚麼。
搬到第三本的時候，一張紙從帳簿裡滑出來，飄到她腳邊。
是一張很舊的收據，外公年代的收據，紙已經發黃，邊角脆得一碰就碎。背面寫著一行毛筆字。外公的字，小小的，一格一格：
「九月十二，外白府綢兩碼。十月三，外藍竹布三碼。十月廿四，外米色絲一碼半。」
沒有名字。只有布。
她蹲在閣樓口，拿著那張收據，看了很久。
「外」是甚麼？她起初以為是外國貨，後來才想到，外婆姓衛。衛，外。外公連寫她的姓都寫錯，寫成一個「外」字，大概是聽的時候就沒聽清楚，又不好意思再問。
外公記不住外婆的名字。他記住了她買的布。
她把那張收據夾回帳簿，把帳簿抱在胸前，坐在閣樓口的樓梯上。樓梯很窄，她坐下來，膝蓋頂著下面一級的邊緣。從這個位置望下去，整間布行在黃昏的光裡，一匹一匹的布從地板疊到天花，像一面一面安靜的牆。
她想起星期三晚上，她寫在收據背面的那一行字。
她寫的時候沒有想太多，手比腦快。寫完馬上摺起來，因為她怕自己看第二眼就會撕掉。現在她坐在這裡，忽然明白了那一行字是從哪裡來的。
不是從她這裡來的。是從外公那裡來的。一個記不住人的人，唯一會寫的情書。
她的臉熱起來。她把臉埋進帳簿的布面裡，布面有一股舊紙和樟腦的氣味，粗粗的，貼在她的額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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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星期二，他都有來。
以柔沒有看見他，是陳太看見的。陳太現在每天早上開舖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在門口，雙手叉腰，像一個守著城門的將軍，往街口張望。
「八點二十，」陳太星期一報告，「在報紙檔。站了一分半鐘。」
「七點五十，」陳太星期二報告，「在對面藥房。今天早了。沒穿紅色那件外套，穿了一件灰色的，灰色的你猜是甚麼布？」
「我怎麼猜。」
「我看著像你上次賣給他那個麻。灰藍色那個。」
以柔的剪刀在布上停了一下。
「他做成衣服了？」
「做成了，寬寬的，像一件罩衫。」陳太比劃，「袖子很特別，袖口那裡摺了一下，摺得像一片葉子。我走過去看，他就走了，走得比兔子還快，差點撞到推車的。」
以柔低著頭剪布。她想起速寫簿上灰藍色麻布那一頁，只畫了一隻袖子，旁邊甚麼都沒寫。袖口那裡，確實摺了一下，像一片葉子。
她剪完那段布，把剪刀平放在櫃檯上。不是生氣，只是手有點抖，她怕剪歪。
「陳太。」
「嗯？」
「他叫甚麼名字？」
陳太愣住了。老花鏡從鼻尖滑下來，掛在胸前的鍊子上晃。
「你問我？」
「你不是每天都看見他。」
「我看見他，又不是問過他。」陳太說，然後眼睛一亮，「你知道？你知道他叫甚麼？」
以柔搖頭。然後又點頭。然後又搖頭。
她知道。她在速寫簿第一頁看過，用鉛筆寫的，字很大，很斜。她唸過兩次。她在收據簿上寫了一個林字，就寫不下去了。
林。後面兩個字，像一匹放在窗邊太久的布。
「林甚麼的。」她說。
陳太看著她，看了很久，最後嘆了一口氣，嘆得很長，嘆完了伸手拍拍她的手背，拍在那片小麥色的皮膚上，拍在手腕那道白與黃分界的地方。
「阿柔，」陳太說，「明天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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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下午三點二十五分。
知樂站在汝州街和基隆街交界的報紙檔旁邊。報紙檔的伯伯認得他了，對他點點頭，沒有再問他要不要買馬經。
今天他穿了那件磚紅色的燈芯絨外套。他想了一個早上要穿哪一件，最後還是穿回這件，因為他想，她第一次沒看他的臉，看的是這件外套。如果她今天也記不住他的臉，至少還記得這件外套。
他把帆布袋從右肩換到左肩，又換回右肩。右肩比左肩高一點，帆布袋掛在右邊比較穩。
速寫簿在帆布袋裡。那個小方塊在速寫簿最後一頁。
他忍了七天。每一天他都把速寫簿打開，翻到最後一頁，看那個小方塊，看那段白色棉線，看那個打得很緊的結。每一天他都想，拆開吧，拆開也沒有人知道。每一天他都把速寫簿合上。
星期四他在雨裡站了半個鐘。星期五他買了一份馬經。星期六他去了另一間布行，在汝州街另一頭，老闆是個說話很大聲的中年男人，給他推薦一匹「全港最平」的棉布，他摸了一下，手感不對，走了。星期日他沒出門，把灰藍色麻布那件罩衫的袖口拆了三次，最後改成了一片葉子。星期一他站在報紙檔旁邊。星期二他站在藥房門口，被一個戴老花鏡的太太盯著，嚇得跑了。
他知道那個太太。隔壁鈕扣舖的，每個星期三都坐在布行門口剝花生，花生剝好了一粒也不吃。
三點二十八分。
他把帆布袋放在報紙檔的邊上，拿出速寫簿，翻到最後一頁。
那個小方塊安安靜靜地躺在那裡。
他的手指碰到那個結。他發現自己的手在抖，抖得很輕，像量布的時候軟尺被風吹動。他深吸一口氣，把棉線的結慢慢拉開。結打得很緊，他拉了三次才拉鬆。棉線鬆開了，繞了兩圈，垂下來，掛在他的指頭上。
他把棉線繞在左手中指上，繞在那粒筆繭上，繞了兩圈。
然後他打開那張收據。對摺，再對摺，他一層一層打開。收據是白聯，正面印著郭記布行的舊地址和七位數字的電話。他翻過來。
背面只有一行字。
用原子筆寫的，字很小，很密，一個字挨著一個字，像她剪布時一刀到底，不停手，不回頭：
「白色牛津布、卡其斜紋、深啡燈芯絨八條坑、橄欖綠帆布、黑色羊毛混紡、灰藍色麻布、芥末黃府綢、」
七種布。一種都沒有漏。
他讀了一次，又讀了一次。讀到第三次，他才注意到最後那個頓號。芥末黃府綢後面，還有一個頓號，小小的，像一根大頭針插在布邊。頓號後面甚麼都沒有，只有白色的紙，一直空到收據的邊緣。
他站在報紙檔旁邊，拿著那張收據，一動也不動。
報紙檔的伯伯在看他。一個推著手推車的送貨工人從他身邊擦過去，喊了一聲「借借」，他沒聽見，手推車的車角勾到了他的帆布袋，帆布袋掉在地上，捲尺滾了出來，滾到水渠邊。
他沒有去撿。
她不記得他的名字。這件事他第二個星期三就知道了。那天他進門的時候說了一聲「你好，我叫林知樂」，她抬頭，看他的外套，看了三秒，說：「要甚麼。」他以為她沒聽見。第三個星期三他又說了一次，她說：「嗯。」第四個星期三，他沒有說，因為他發現她的眼睛根本沒有在他臉上停過，停的是他的袖口、他的領子、他那件自己做的外套歪掉的肩線。
所以他開始算錯錢。
算錯錢，她會叫住他。叫住他，她就要看他一眼。看一眼，多看一秒也好。
他以為她每個星期三見到的都是一個新的人。一個陌生的、很高的、會算錯錢的客人。
原來不是。
原來她記得。不記得他的臉，不記得他的名字，可是記得他站在她櫃檯前的每一個下午。記得他每一次指著哪一匹布，記得她每一次剪下去的是甚麼。七個下午，一個都沒有漏。
他把收據按在胸口。收據很薄，薄得他能感覺到自己的心跳隔著紙在撞。
三點三十分。
他撿起帆布袋，撿起滾到水渠邊的捲尺，把速寫簿塞回袋裡，收據握在手心，沒有摺回去。他走過報紙檔，走過藥房，走到那塊綠底白字的招牌底下。
他抬頭看了一眼招牌。
郭記布行。那個郭字的右半邊被太陽曬沒了。他第一次來的時候，是被這塊招牌吸引的，因為它看起來像「郭己布行」，自己的布，自己的店。他那時候剛畢業一年，想做自己的衣服，又不知道從哪裡開始。他站在招牌底下，想，一間把自己的名字都曬掉了一半的店，一定很老，很老的店，一定有很好的布。
他側過身，先是右肩，然後是帆布袋，然後是整個人，擠進了那條窄窄的走道。
店裡的光和平時不一樣。
平時這個時候，午後的斜陽會透過布匹篩成暖黃和靛藍的色塊。今天沒有。今天貨架最外面那幾匹布被搬開了，搬到地上，一匹一匹疊在走道邊，堆得像一道矮牆。陽光從騰出來的空位直直照進來，照在櫃檯上，照得櫃檯亮得刺眼。
櫃檯後面沒有人。
「郭小姐？」他說。
沒有人答。
他走到櫃檯前。櫃檯上攤著一本很舊的帳簿，深綠色的布面，毛筆字小小的一格一格。帳簿旁邊是一個番茄形的針插，針插上插著兩枚大頭針。
還有一封信。
米白色的信封，攤開的，三頁紙散在櫃檯上，最上面那一頁有一段字是加粗的。他本來不打算看。他是那種在別人的桌子上連一張便條都不會多看一眼的人。可是陽光太亮了，那段加粗的字就在他眼皮底下，黑得像用粉餅劃出來的線。
「……現行租約將於二零二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屆滿……」
他站在櫃檯前面，收據還握在手心。
頭頂上傳來一聲響。是閣樓，木板被人踩了一下，吱的一聲。然後是一陣窸窸窣窣，像有人在搬很重的東西。然後一雙腳出現在閣樓口的窄梯上，穿著一雙黑色布鞋，鞋面沾著灰。
然後是深藍色帆布圍裙的下擺，圍裙口袋插著粉餅和軟尺。然後是一件芥末黃的寬身襯衫。然後是兩條結實的前臂，抱著一大疊舊帳簿，抱得很穩，前臂的肌肉在袖子底下繃著。
最後是她的頭。齊肩的黑髮用一把舊木尺挽成髻，髻有點鬆了，鬢邊那撮早白的頭髮垂下來，沾了一點閣樓的灰。
她走下最後一級樓梯，抬起頭，看見他。
她先看的是他的外套。磚紅色的，燈芯絨，右邊袖子長了半公分。
然後——他看著她的眼睛，看著那雙細長的單眼皮眼睛——她的視線從他的外套往上移，移過他的領口，移過他的下巴，停在他的臉上。
停在他的臉上。
一秒。兩秒。三秒。
她沒有移開。
「你拆了。」她說。
不是問句。她看著他握著收據的那隻手，看著繞在他中指上的那段白色棉線。
「拆了。」他說。他的耳朵開始發熱，他知道它們一定又紅了，從耳垂一路紅到耳尖，「三點二十八分拆的。早了兩分鐘。」
她抱著那疊帳簿，站在走道盡頭，沒有說話。陽光照在她的鬢角，照在那撮白頭髮上，白頭髮在光裡變成了淡淡的金色。
然後她看見了他的視線。他的視線不小心落回櫃檯上，落在那三頁攤開的信紙上。
她的手臂動了一下，好像想把帳簿放下，去收那封信。可是她沒有動。她站在那裡，抱著外公的帳簿，看著他看見了那封信。
他們兩個之間隔著一張櫃檯，一封信，一本攤開的舊帳簿，和一條窄得要側身才擠得進來的走道。
「那個頓號，」他說，聲音比平時低，句尾沒有往上揚，「芥末黃府綢後面那個頓號，是甚麼意思？」
她低下頭。他看見她左邊臉頰陷下一個淺淺的酒窩，只陷了一下，馬上就不見了。她把帳簿放在樓梯最下面那一級，拍了拍手上的灰，從圍裙口袋裡抽出軟尺。
「是還沒寫完的意思。」她說。
她把軟尺拉開，拉出兩米，拉得筆直，一頭按在櫃檯邊，一頭垂在半空，像在量一段看不見的布。
「今天要甚麼。」
他低頭看著那段軟尺。黃色的，刻度磨淡了，兩米的那一格，剛好停在那封信的上面，停在那一行加粗的日期上面。
「兩米。」他說，然後停了一下，喉嚨發乾，「然後，我想知道還有幾個星期三。」
她拿著軟尺的手停在半空。
店裡很靜。隔壁鈕扣舖傳來陳太跟客人講價的聲音，街上一輛貨車倒車，嘀嘀嘀地響。櫃檯上那封信被門口吹進來的風掀起一角，又落下去。
以柔沒有回答。她只是慢慢地，把軟尺一圈一圈捲回去，捲得很慢，很鬆，第一次沒有捲到指節發白。
捲到最後一圈，她抬起頭，看著他的臉，嘴唇動了一下。
他以為她要說出他的名字。
她說的是：「三十五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