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
早上六點五十分,電飯鍋跳掣,咔的一聲。
何雅雯在床上睜開眼睛。房間還是暗的,窗簾縫裡透進一條灰白色的光,落在天花板上。隔著一道薄薄的牆,她聽見父親已經起來了,拖鞋在地上擦過去,擦過來,然後是藤椅被坐下去時那一聲長長的吱。
然後是收音機。
收音機開得很大聲,是一個賽馬節目,主持人用很快的語速在分析今晚跑馬地第三場的形勢。父親其實不賭馬,一輩子都沒有賭過,但他每天早上都要聽這個節目,說是聽慣了,不聽,就好像一天還沒有開始。
雅雯躺著,數。
一。
「雅雯。」
父親的聲音隔著牆傳過來,響亮,慢。
「你哥哥什麼時候回來?」
她閉上眼睛,深呼吸一下。
「年尾,爸。」她說,聲音溫和,尾音有一點啞,「他說年尾回來。」
「年尾。」父親重複了一次,「年尾。」
收音機的主持人說,第三場的熱門是四號,但他個人比較看好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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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雯三十八歲。她起床,洗臉,對著廁所那面有水漬的鏡子,把一頭黑色長髮隨手扭成一個髻,從洗手盆旁邊的筆筒裡抽出一支鉛筆,插進去,固定。碎髮掉下來,掉在耳邊,她沒有理。
鏡子的邊上貼著一張螢光黃色的紙條。
紙條上是她自己的字,用黑色大頭筆寫的,每個字都有拇指那麼大:
「爸爸:刷牙之後,記得關水喉。」
廁所的門背後也有一張:
「爸爸:沖廁所,按這個掣。」旁邊畫了一個箭嘴,指向沖廁掣。
她走出廁所。走廊的牆上有一張:
「爸爸:今天是星期幾?看這裡。」下面貼著一個月曆,每一天打一個交叉,今天那一格還是空的。
廚房的門上有一張:
「爸爸:不要自己開煤氣爐。肚餓就叫雅雯。」
冰箱門上有三張。
「早餐:麥皮,已經煮好,在微波爐裡,按兩分鐘。」
「藥:早餐後吃,白色藥盒,星期幾就開哪一格。」
「雅雯的電話:九一二三……」
大門背後有一張,貼得最高,貼在父親一抬頭就看得見的位置:
「爸爸:出門之前,打電話給雅雯。」
這一屋子的紙條,是半年前開始貼的。
半年前,父親的腦部掃描報告出來,醫生坐在診症室裡,把椅子轉過來,對著她說了一個詞。初期認知障礙。醫生說,記憶會慢慢地退,先退最近的,後退最遠的。醫生說,家裡可以貼提示,可以用定位器,可以多跟他說話,說舊事,舊事他會記得比較久。
那天她由醫院回家,在文具店買了兩本螢光黃色的便條紙,一支黑色大頭筆。當天晚上,她貼了十二張。
現在是四十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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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點二十分,她走出客廳。
客廳不大,一張摺檯,兩張膠櫈,一部電視,一個書櫃,還有父親的藤椅。藤椅是四十年前買的,扶手的藤條已經斷了幾根,用膠紙黏住,坐墊是母親生前縫的,深綠色,洗得發白。藤椅正對著電視,但父親很少看電視。他大部分時間,都坐在藤椅上,或者站在窗邊,望著樓下。
窗外是巴士站。
這個公屋單位在十四樓,窗口向著觀塘道,樓下的巴士站有三條線,一條去九龍塘,一條去旺角,一條去尖沙咀。每一架巴士到站,都會發出很長的一聲煞車聲,然後是車門打開的嘶嘶聲。
父親站在窗邊,雙手放在窗台上,望著那個巴士站。
他七十六歲,瘦高,腰板還是挺的,一點都不駝。他滿頭白髮,梳成整齊的側分,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在頭髮上抹一點髮油,用一把黑色的小梳,由左邊分界線向右梳過去,梳得一絲不亂。他穿一件白色背心,外面罩一件灰色的開胸線衫,下面是一條西褲,熨得筆直,褲管的摺線像刀一樣。
他的胸前口袋插著一支原子筆,還有一張卡。
那張卡是雅雯寫的。一張名片大小的白卡,過了膠,上面寫著:「我叫何永康。我住在觀塘某邨某座十四樓某室。如果我迷路了,請打電話給我女兒何雅雯:九一二三……」
父親每隔一會兒,就會用手摸一摸那個口袋,確認那張卡還在。
摸到了,他就放下手。過一會兒,又摸。
「爸,食早餐。」
父親轉過頭來。他的眼睛在很濃密的白眉下面,看了她很久,像在認人。
然後他笑了。笑得很突然,像一個年輕人,露出一排假牙。
「雅雯。」
「是我。」
「你哥哥什麼時候回來?」
二。
她深呼吸一下。
「年尾,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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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之後,她替父親量血壓,一百四十二對八十六。她在一本小簿上記下來,簿的封面寫著「爸爸健康紀錄」,裡面密密麻麻,每天兩次,血壓、脈搏、有沒有大便、有沒有吃藥、有沒有發脾氣、今天問了幾次哥哥。
最後那一欄,是她自己加的。醫生沒有叫她記。
昨天那一格寫著:十一。
前天:九。
大前天:十二。
她把原子筆放下,看了一眼自己的右手手背。
手背上有幾行字,是她昨晚用原子筆寫上去的,已經有點褪了:
「覆診 星期四 十點」
「藥 補」
「交水費」
「家豪 星期六 八點」
這是她的另一個習慣。紙條是寫給父親的,手背是寫給自己的。她試過用手機記事,但手機放在口袋裡,她會忘記看;寫在手背上,每次洗手、每次替父親扣鈕、每次遞藥給他,都一定會看見。
她的右手手腕上,在那幾行字的下面,有一道淡紅色的抓痕。
那是上個月留下的。那天晚上父親做了噩夢,醒來的時候不認得房間,不認得她,大叫著要回家。她走過去扶他,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腕,指甲陷進肉裡,抓出三道血痕。第二天早上他什麼都不記得了,看見她手上的傷,問她是不是在廚房被刀割到。
她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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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點,她要出門上班。
她在一間牙科診所做接待員,本來一個星期上四天班。半年前,她跟診所的醫生說,要減到兩天。醫生很好,說明白,說你隨時想加回來都可以。
兩天。星期二和星期五。
這兩天,社區中心的一個照顧員會來家裡陪父親四小時,由九點半到一點半。一點半到她六點下班,中間有四個半小時,父親一個人在家。
她每一次出門,都要做同一套事。
檢查煤氣掣,關了。檢查窗,鎖了一半,留一條縫通風。檢查大門的鎖,是那種要用鎖匙才能由裡面打開的,父親沒有鎖匙。她把定位器從充電座上拔下來,一個火柴盒大小的黑色小盒,用一條繩掛在父親的頸上,塞進背心裡面。
她自己的頸上,掛著那條定位器的充電線,還有一串家門鎖匙。她總是掛在頸上,怕忘記。
「爸,我去上班。」
父親坐在藤椅上,聽著收音機。賽馬節目已經完了,現在是一個粵曲節目,一個女人拖長了聲音在唱。
「你去哪裡?」
「上班。六點回來。」
「六點。」
「照顧員姨姨九點半會來。你開門給她。」
「好。」
她走到門口,換鞋。白色帆布鞋,鞋頭有一點髒。她彎下腰綁鞋帶的時候,聽見父親在後面說:
「雅雯。」
她回頭。
「你哥哥什麼時候回來?」
三。
她站在門口,手放在門柄上。
她深呼吸一下。
「年尾,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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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診所在觀塘一幢商業大廈的八樓,窗口對著另一幢商業大廈,只看得見玻璃幕牆,看不見天。
診所裡有一股丁香油和漂白水的味道,牙鑽的聲音從診症室裡傳出來,一陣一陣,尖銳,高頻,鑽得人頭皮發麻。
雅雯坐在接待處,替病人登記,接電話,收錢,約下一次覆診。她做得很熟,不用想。
十一點,她的手機震了一下。
是一個短訊,銀行的自動通知:
「閣下的戶口已收到一筆匯款:港幣八千二百三十六元。匯款人:HO KA HO。」
她看著那個數字。
八千二百三十六元。
每個月都是這樣。每個月的同一天,差不多同一個時間,哥哥由曼徹斯特匯錢過來。數目每次都有一點不同,因為匯率每天都在變。上個月是八千一百九十元,上上個月是八千三百零五元。哥哥說,他每個月匯八百英鎊,匯率多少,就是多少。
她把短訊關掉。
然後,WhatsApp 跳出一條訊息。是哥哥。
「錢匯了。今個月匯率差,少了一點。」
她看著那一行字。
「收到。」她打。
她想了一下,又打:「爸今天問了三次你什麼時候回來。現在才十一點。」
她看著那句話,看了很久。
然後她刪掉了,只留下「收到」,按了發送。
哥哥沒有再回覆。
她把手機放回抽屜,替一個剛洗完牙的中年男人收錢,六百八十元,信用卡。他在簽帳單上簽名的時候,她看著窗外那片玻璃幕牆,玻璃裡映著另一幢大廈的玻璃幕牆,一層疊一層,看不見盡頭。
哥哥是兩年前走的。
那天是一個星期日的晚上,機場的離境大堂擠滿了人,每一個櫃位前面都排著長長的隊,隊裡的人推著堆得很高的行李車,車上是一個一個用保鮮紙包好的大行李箱。空氣裡有一種很奇怪的安靜,人很多,但說話的聲音很小,好像每個人都怕說得太大聲,就會哭出來。
哥哥一家四口,四個行李箱,兩個背包,一個裝著小姪女的毛公仔的紙袋。
父親那天穿得很整齊,白髮抹了髮油,西褲熨得筆直。他站在離境閘口外面,跟哥哥握手。不是擁抱,是握手,像兩個生意夥伴。
「到了打電話。」父親說。
「知道。」
「那邊冷,多穿衣服。」
「知道。」
「什麼時候回來?」
哥哥笑了,對著父親大笑,但眼睛看著旁邊的電子屏幕。「很快。爸,很快。安頓好了就回來看你。」
那是父親第一次問這個問題。
那個時候,父親的記性還很好,還會自己坐巴士去飲茶,還會跟樓下的老街坊下象棋,還會在每個月的一號,自己走去郵局交電費。
哥哥推著行李車走進閘口,回頭揮了一次手。小姪女在他懷裡,也揮了一次。然後閘口的毛玻璃門關上,什麼都看不見了。
回程的機場快綫上,父親一句話都沒有說,一直望著窗外。到了青衣站,他突然開口,說:「他小時候,最怕坐飛機。」
雅雯說:「他現在不怕了。」
父親說:「不是不怕,是不說。」
兩年過去了。哥哥一次都沒有回來過。第一年,他說剛剛安頓,工作不穩定,機票太貴。第二年,他說小姪女入了學校,學期中間不好請假。
每個月,他匯八百英鎊。
每個月,父親問的次數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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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十分,她在診所的茶水間吃飯盒,手機又響了。
是照顧員姨姨。
「何小姐,你爸爸剛才問我,你哥哥什麼時候回來。我說不知道。他就一直問,問了好多次。我跟他說你會知道,他就走去窗口,一直望著樓下。」
「他有沒有吃藥?」
「吃了。」
「有沒有吃飯?」
「吃了一半。」
「謝謝你,姨姨。」
她掛了電話。她看著飯盒裡那塊咕嚕肉,吃不下了。
她走進洗手間,扭開水喉,讓水一直流。水很冷,嘩嘩地流進洗手盆,流進去水口。她雙手撐著洗手盆的邊,看著鏡子裡的自己。
眼下有細紋。皮膚偏白,但是暗啞,像一張放久了的紙。嘴唇起了皮。頭上那支鉛筆插歪了,髻鬆了一半。
她讓水流了兩分鐘,然後關掉,走出去,繼續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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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點零五分,她開門回家。
屋裡的燈沒有開,只有電視的藍光。電視開著,是新聞,但沒有聲音,父親按了靜音。父親站在窗邊,背對著她,雙手放在窗台上,望著樓下的巴士站。
窗外的天是深藍色的,街燈剛剛亮起來,巴士站的燈箱發著白光。一架巴士到站,發出很長一聲煞車聲。
「爸。」
父親沒有回頭。
「爸,我回來了。」
父親慢慢地轉過頭來,看著她。他的眼神是空的,像一扇沒有人的窗。他看了她很久,很久,眉毛一動不動。
雅雯站在門口,沒有動。她等著。
她學會了等。醫生說過,有時候他需要時間,才能把眼前的人和記憶裡的人對上。不要催他,不要問他「你記不記得我」,只要等。
十秒。二十秒。
然後,父親的眼睛亮了一下。
「雅雯。」
「是我。」
「你回來了。」
「我回來了。」
父親笑了,露出假牙。然後他說:
「你哥哥什麼時候回來?」
她在心裡數。這是第幾次了?照顧員說他問了很多次。加上早上的三次,加上照顧員那些次,加上現在。
她不知道了。
她深呼吸一下。
「年尾,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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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飯之後,她洗碗,父親坐在藤椅上。
藤椅吱吱地響。父親坐下去的時候響一聲,身體向前傾的時候響一聲,向後靠的時候又響一聲。那些聲音她聽了三十八年。小時候,她和哥哥最喜歡在父親不在家的時候,輪流坐在那張藤椅上,前後搖,搖得吱吱吱吱地響,然後被母親罵。
父親身上有白花油的味道。他每天晚上都要在手背上塗一點白花油,然後用手掌搓熱,按在太陽穴上。那股味道充滿了整個客廳。
雅雯洗完碗,擦乾手,坐在摺檯旁邊,打開那本健康紀錄,記下今天的數字。
血壓,晚上一百三十八對八十四。
吃藥,有。
大便,有。
發脾氣,沒有。
問哥哥幾次:
她拿著筆,停住了。
她不知道。她沒有數清楚。照顧員那幾個小時,她不知道他問了多少次。
她寫:「十次以上。」
然後她看著「十次以上」那四個字,覺得很可笑,笑得很累,眼角先擠出了細紋。
她合上簿,抬頭,看見父親的下巴有一道小小的傷口,已經結了一層薄薄的血痂。
「爸,你今天自己剃鬚?」
父親摸了摸下巴。「剃鬚。每天都剃。」
「我說過,剃鬚要等我在家才剃。」
「我自己會剃。」父親說,聲音突然大了一點,拿起靠在藤椅旁邊的拐杖,在地上敲了一下,咚,「我剃了五十年鬚,不用你教。」
雅雯沒有再說。她去廁所拿了一小瓶消毒藥水和一包棉花棒,回來,蹲在藤椅旁邊,替他在傷口上輕輕點了兩下。父親沒有躲,只是閉上眼睛,下巴向上抬起來,讓她點。
他的臉曬成深啡色,皺紋很深,但很整齊,一條一條,像用尺畫出來的。她離得很近,聞到他頭髮上髮油的味道,混著白花油,那是她從小聞到大的味道。小時候,父親每天早上出門上班之前,都會把她抱起來,用下巴的鬚根刮她的臉,刮得她又癢又痛,尖叫著笑。
「好了。」她說。
父親睜開眼睛,看著她。
「謝謝你,」他說,很慢,很認真,「姑娘。」
雅雯蹲在那裡,手裡還拿著那支棉花棒。
她沒有糾正他。她站起來,把消毒藥水放回廁所,扭開水喉,讓水流了一會兒,然後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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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點,父親洗了澡,換了睡衣,但他沒有去睡。
他又站到窗邊了。
窗外的巴士站,夜班巴士一架一架地到,一架一架地走。燈箱的白光照在等車的人臉上,有一個穿西裝的男人在打電話,有一個女學生背著書包在看手機,有一個老婆婆推著一架手推車,車上放著幾個膠袋。
父親望著他們,一個一個地望。
「爸,去睡了。」
「等一等。」
「等什麼?」
父親沒有答。他用左手摸了一下胸前的口袋。睡衣沒有口袋,他摸了一個空,手指在胸口按了一下,停住,像在找什麼。
他的左手,尾指缺了一節。那是他二十多歲時在印刷廠做工,被切紙機切掉的。雅雯小時候問過他痛不痛,他說早就忘了。他的指頭上有一些深色的斑點,是油墨,在印刷廠做了四十年,滲進皮膚裡,洗了幾十年都洗不掉。
「卡呢?」父親說,聲音突然有點急,「我的卡呢?」
「在你的線衫口袋裡。線衫掛在椅背上。」
父親轉過身,看見藤椅椅背上的灰色線衫,走過去,把手伸進口袋,摸到了那張過了膠的卡。他把卡拿出來,看了一眼,放回去。
然後他又走回窗邊。
「爸。」
「嗯。」
「你在等哥哥?」
父親沒有答。
雅雯走到他身邊,和他一起望著樓下。她的肩頸很硬,她反手按著後頸,按了一會兒。
「哥哥在英國,」她說,很溫和,像對一個小孩說話,「他不會坐巴士回來的。他要坐飛機。坐十四個小時的飛機,到機場,然後坐的士回來。不會在這個巴士站下車的。」
父親還是望著樓下。
一架巴士到站。煞車聲很長。車門打開,嘶嘶。有三個人下車,一個背著背包的年輕人,一個挽著菜籃的中年女人,一個穿制服的保安員。
父親看著他們,一個一個地看。
然後,車門關上,巴士開走了。
父親把手從窗台上拿下來。
「不是這一架。」他說。
「爸,哥哥不會……」
「不是這一架,」父親又說了一次,「她說五點鐘那一架。」
雅雯轉過頭,看著他。
「誰說?」
父親沒有答。他的眼神又空了,像一扇燈剛剛關掉的窗。他轉過身,拖著拖鞋,一步一步走回房間,小步,很急,走到房門口,停了一下,回頭看她。
他看了她很久,像在認人。
「雅雯,」他說,「你哥哥什麼時候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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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坐在客廳,很久沒有動。
電視的藍光在牆上一閃一閃。冰箱門上那三張螢光黃色的紙條,在藍光裡變成了淺綠色。
她拿起手機,打開 WhatsApp,找到哥哥的名字。
對話框裡,最後一條訊息是她上午發的:「收到。」
再往上,是哥哥的:「錢匯了。今個月匯率差,少了一點。」
再往上,是上個月的:「錢匯了。」
再往上,是上上個月的:「錢匯了。」
她打字。
「爸剛才說,『她說五點鐘那一架』。你知不知道他說的是誰?」
她看著那句話。
她沒有按發送。
她把那句話刪掉,換成:「星期六八點視像,不要忘記。」
按了發送。
兩個灰色的剔。過了一會兒,變成藍色。
哥哥回覆:「OK。到時再講匯率的事,我想改用另一間匯款公司,手續費平一點。」
她把手機放下。
她伸出右手,用原子筆,在手背上那行「家豪 星期六 八點」的下面,加了一行小字:
「問他:五點鐘那一架。」
她寫完,看著那一行字。原子筆的墨水在皮膚上有一點化開,字的邊緣變得模糊。
房間裡,父親的藤椅在黑暗中,發出很輕的一聲吱。
但父親已經睡了。藤椅上沒有人。
她望過去,看了很久,才明白,那只是一張坐了四十年的舊藤椅,在夜裡慢慢地,把自己的形狀,放鬆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