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萬八千

大圍那間安老院在一幢商業大廈的二樓，電梯門一打開，氣味就先撲過來：尿片、消毒水、午飯剩下的魚粥，三種味道混在一起，在冷氣裡凝成一團，黏在鼻腔裡不肯散。

走廊的光管是慘白色的，有一支在閃。

陳寶珊站在電梯口，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然後才走進去。

她四十七歲，微胖，腰身粗，站了一整天收銀，雙腳腫得像兩條麵包，走路的時候不自覺地把重心放在左腳。身上還穿著超市的制服外套，深綠色，胸口繡著超市的標誌，左邊口袋別著一個名牌：收銀主任，陳寶珊。她沒有換衣服就趕過來了，下班的時候是六點十五分，由沙田坐小巴到大圍，六點四十分到。

她手上挽著一個印著超市標誌的環保袋，袋裡裝著六支營養奶，每支二百三十七毫升，員工價每支十四元八角，六支八十八元八角。

「陳太的女兒來了。」

櫃檯後面的姑娘抬頭說了一聲，又低下頭寫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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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住的房間有六張床，每張床之間隔著一道淺藍色的布簾，布簾大部分時間是拉開的。床和床之間的距離，剛好夠一個人側著身走過去。

母親的床在最裡面，靠窗。窗外是對面大廈的外牆，灰色的，裝滿了冷氣機。

母親坐在床上，床頭升高了，背後墊著兩個枕頭。她的右半邊身體歪向一側，右手擱在一個小枕頭上，手指蜷曲著，像一隻收起來的雞爪。她的嘴角向右邊垂下去，口水沿著那邊流下來，在圍兜上濕了一小片。

中風是三個月前的事。那天早上，寶珊出門上班之前，母親還在廚房煮麥皮，還叫她帶一把傘，說天文台講會下雨。下午三點，鄰居打電話到超市，說聽見屋裡有東西摔在地上的聲音，拍門沒有人應。

「媽。」

母親轉過頭來，看著她。母親的左眼很亮，右眼有點散，兩隻眼睛看的不是同一個地方。

「珊……」

「是我。」

寶珊把環保袋放在床頭櫃上，拿出一支營養奶，插好飲管，遞到母親嘴邊。母親用左手扶著，吸了一口，嗆了，咳了幾聲，奶從右邊嘴角流出來。寶珊拿紙巾替她擦，擦完了，把紙巾摺好，放在床頭櫃的一角。

然後她坐下來，把手掌平放在床邊，按住。

「媽，今晚大哥和寶儀會過來家裡。我們要開會。」

母親看著她。

「開會，」寶珊說，「講那層樓的事。」

母親的左手慢慢地伸過來，按在她的手背上。母親的手很涼，皮膚薄得像一張紙，底下的青筋一條一條凸出來。

「不……」母親說，嘴唇很費力地動，「不賣……」

寶珊沒有說話。

她用左手按住右手手腕上那隻膚色的護腕。她右手的腱鞘炎是收銀收出來的，二十二年，每天掃描幾千件貨品，手腕一上一下，一上一下，醫生說要做手術，她一直沒有時間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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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房間的時候，櫃檯的姑娘叫住她。

「陳小姐，下個月的費用。」

姑娘遞過來一張單。

寶珊接過來，攤平在櫃檯上。

住宿費，一萬五千五百元。護理附加費，一千八百元。尿片及消耗品，七百元。總數，一萬八千元。

下面一行小字：請於每月五日前繳交。

寶珊把單摺好，放進制服外套的口袋，和那張營養奶的收據疊在一起。

一萬八千元。

她的人工，一個月二萬二千三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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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沙田的小巴上，天已經黑了。

小巴很擠，十六個座位坐滿了人，冷氣開得很大，冷氣口正對著她的後頸吹，吹得她打了一個冷顫。車廂裡有一股汗味和某個人吃完的魚蛋的咖哩味。司機開著收音機，播著一首很舊的粵語流行曲，聲音開得很小，只聽得見鼓聲。

寶珊坐在最後一排靠窗的位置，把那張月費單從口袋裡拿出來，又看了一次。

一萬八千元。

她把這個數字拆開來看。

一萬八千元，是她一個月人工的百分之八十點七。

一萬八千元，是她在超市掃描貨品，大概一千八百個小時。不，她算錯了。她時薪大概一百零七元，一萬八千元，是一百六十八個小時。一百六十八個小時，是她一個月的全部工時再多一點。

一萬八千元，是一年前她去醫院看腱鞘炎，醫生說要做的那個手術，私家醫院的報價，剛好一萬八千元。她沒有做。

一萬八千元，是六百零八支營養奶。

一萬八千元，是母親在家裡車衣那些年，車六萬件恤衫領子的工錢。

她把月費單摺好，放回口袋。

小巴轉了一個彎，窗外的街燈一盞一盞往後退，橙色的光一下一下掃過她的臉。她的額頭貼著玻璃，玻璃很涼。

她想起三個月前，醫院的社工第一次跟她講安老院的事。社工說，資助的院舍要輪候，最快也要兩年；如果等不及，只能先住私營的。社工遞給她一張清單，上面列著沙田、大圍、火炭一帶十幾間私營安老院的名字、地址、月費。最便宜的一間，一萬一千元，六張床以上一個房，社工在旁邊用鉛筆寫了一個小小的問號。

寶珊去看過那一間。走廊很暗，房間裡有一股很濃的尿味，一個老人家被綁在輪椅上，對著牆，一直在叫一個名字。

她走出來，在樓梯口站了十分鐘，然後打電話給大圍這一間，說要一個床位。

一萬八千元。多出來的七千元，是她決定的。她沒有問大哥，也沒有問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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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那個居屋單位在十二樓，五百零二呎，一九八六年入住。那一年，寶珊七歲，大哥十一歲，寶儀兩歲。父親在一間五金廠做管工，母親在家裡車衣，一件恤衫的領子，車好了三毫子。父母用了全部積蓄，再加上向親戚借的錢，付了首期，買下這個單位。

居屋的屋契上，最初寫的是父親和母親的名字。

一九九八年，父親肝癌過世。母親去房屋署辦手續，把父親的名字刪去，同一天，加上了大哥的名字。

寶珊記得那天。母親由房屋署回來，把新的文件放在客廳那張柚木桌上，對三兄妹說：「你大哥是長子，名字寫上去，以後這層樓就有人守著。」

大哥那一年二十三歲。寶珊十九歲。寶儀十四歲。

沒有人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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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八點，寶珊開門進屋。

屋裡的燈沒有開。午後被舊窗簾濾成暗黃色的那種光，已經褪成了灰藍。窗簾是母親二十年前買的，米色底，印著一朵一朵的褐色小花，用得太久，布已經薄得透光，邊角被太陽曬得發白。

她按開燈。

客廳還是原來的樣子。八十年代的柚木傢俬：一張長方形的飯桌，四張配套的椅子，一個玻璃門的酒櫃，酒櫃裡放著幾個從來沒有用過的水晶杯和一套印著金邊的茶具。一張人造皮的沙發，啡色，扶手的地方已經裂開，露出底下的海綿。牆上掛著父母的結婚照，黑白的，父親穿著西裝，母親穿著旗袍，兩個人都沒有笑，直直地看著鏡頭。

廚房傳來舊冰箱的嗡嗡聲。那部冰箱比寶儀還要老，每隔半小時就會突然大聲地震一下，然後又回到嗡嗡。

空氣裡有風油精的味道。那是母親的味道。母親每天晚上看電視的時候，都會在太陽穴塗一點風油精，塗了三十年，那股味道已經滲進了沙發、窗簾、牆壁，洗都洗不掉。

寶珊把環保袋放在飯桌上。飯桌的柚木桌面上，有一圈一圈深色的杯底水印，有些是父親的，有些是母親的，有些是她自己的，一圈疊著一圈，擦不掉，也沒有人想過去擦。

她去廚房燒水，泡了一壺普洱。

然後她坐下來，從口袋裡拿出那疊收據。

她每天都這樣做。一張一張拿出來，攤平，疊好。營養奶，八十八元八角。小巴車費，四元二角，來回兩次，十六元八角。母親要的濕紙巾，二十三元九角。安老院的月費單，一萬八千元。

她把它們疊成整整齊齊的一疊，放在桌子的一角。

門鐘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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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先到。

陳志輝五十一歲，高而胖，一進門，整個門框都被他塞滿了。他的肚子很大，一件淺藍色的 Polo 恤塞進西褲裡，腰間的皮帶扣是一個名牌的標誌，金色的，已經磨得有點舊。皮帶上掛著一串車匙和一個皮手機套。他的頭頂很稀疏，他把兩邊的頭髮留長，梳過去蓋住，但燈光一照，還是看得見底下發亮的頭皮。

「還是這麼熱。」他說，聲音很大，「你還是不肯開冷氣？」

「媽說冷氣費貴。」

「媽現在又不在這裡住。」

他在沙發上坐下，雙腿大開，沙發的人造皮被他的重量壓得吱吱響。他從腰間解下車匙，在手裡拋了拋，然後用車匙的尖端在柚木桌面上敲。

嗒。嗒。嗒。

「寶儀呢？」

「還沒到。」

「她總是遲到。」大哥說，「律師行的人，時間最值錢，別人的時間就不值錢。」

寶珊替他倒了一杯普洱。大哥喝了一口，皺了皺眉，放下。杯子落在桌面上，在舊的水印旁邊，又壓出一圈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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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點二十五分，寶儀到了。

她四十二歲，但看上去不像。她的皮膚很白，保養得很好，瓜子臉，眼線畫得很細，眉毛是紋過的，形狀很整齊。她的頭髮是深啡色的長直髮，髮尾吹得向內彎，一絲不亂。她穿一件米色的絲質襯衫，一條深藍色的闊腳褲，手上挽著一個黑色的皮手袋。

她在飯桌前坐下，坐得很端正，雙腳交疊。她把皮手袋放在膝蓋上，打開，拿出一個透明的文件夾，放在桌上。她用指尖把文件夾的邊對齊桌子的邊，對了一下，又對了一下。

「對不起，」她說，聲音很輕柔，字正腔圓，「今天有個客戶要簽文件。」

「坐吧。」大哥說，「開始。」

寶珊看著那個透明文件夾。文件夾裡夾著幾張紙，最上面一張是空白的，看不見下面寫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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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先說。他說話的時候，豎起一隻食指，像在課堂上教書。

「數我算過了。」他說，「媽一個月一萬八，一年二十一萬六。媽的積蓄，連生果金，還有十四萬。就算加上每個月的生果金四千多，最多撐到明年六月。」

他停了一下，用車匙敲了敲桌面。

「明年六月之後呢？誰出這一萬八？」

沒有人答。

「我出？」大哥說，「我兩個兒子，一個讀大學，一個讀中五，下年要考文憑試。我太太那份工剛剛被裁。我的車還有兩年供款。」

「你可以不要那部車。」寶珊說。

大哥看了她一眼，瞇著眼睛，像在心算什麼。

「那部車是我做生意用的。沒有車，我怎樣去見客？」

他轉向寶儀。

「寶儀，你出？」

寶儀沒有答。她拿起那杯普洱，喝了一口，放下。

「好，」大哥說，「那就只剩一個辦法。」

他又豎起那隻食指。

「賣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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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珊把手掌平放在桌面上，按住。

她先嘆了一口氣。

「不賣。」

「你先聽我說完。」大哥說，「這層樓，居屋，未補地價。如果在第二市場賣給有綠表的人，不用補地價，市價大概三百八十萬。如果補了地價，在公開市場賣，大概五百二十萬，但補地價要付一百九十萬左右，還要等房屋署批，最少半年。」

他拿起手機，打開計算機，一邊說一邊按。

「第二市場賣，三百八十萬，扣掉經紀佣金、律師費、印花稅，淨收三百七十萬。三百七十萬，一年二十一萬六，可以住十七年。媽今年七十九歲，十七年，住到九十六歲。」

他把手機放在桌上，屏幕向上，數字對著寶珊。

「你告訴我，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好的辦法？」

寶珊看著那個數字。三百七十萬。

她在腦子裡算。她不用計算機。她在超市收了二十二年銀，腦子裡的數字比計算機還要快。

三百七十萬。一年二十一萬六。十七年零一個月。

「那我住哪裡？」她說。

大哥愣了一下。

「什麼？」

「我住在這裡。二十八年。我由十九歲開始，和媽住在這裡，照顧她。你結婚搬走了，寶儀讀大學搬走了，我一直住在這裡。你賣了樓，我住哪裡？」

大哥的臉開始變紅，由頸開始，一路紅上去。

「你可以租。」

「租一個單位，最少一萬二。我人工兩萬二，扣了強積金，兩萬一千一百八十五。付了租，剩下九千一百八十五。我吃什麼？」

「你可以申請公屋。」

「我四十七歲，單身，申請公屋要等六年。」

「那是你的事！」

大哥的聲音突然大起來，大得整層樓都聽得見。他的臉漲成豬肝色，額頭的青筋一條一條凸出來。

「這層樓是我的名字！」他說，「契上寫的是媽和我！不是你！你住了二十八年，一分錢租都沒有交過！」

寶珊沒有說話。

她開始收拾桌上的東西。她把那疊收據拿起來，攏齊，放進環保袋。她把普洱茶壺的蓋子蓋好。她把大哥喝過的那個杯子拿起來，放進廚房的洗碗盆。她走回來，把桌上的一根頭髮撿起來，拿去垃圾桶扔掉。

她收得越來越快。

「二家姐。」寶儀輕聲說。

寶珊停下來。

她站在廚房門口，背對著他們，雙手撐著門框。廚房裡，舊冰箱突然大聲地震了一下，然後又回到嗡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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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錢租都沒有交過。」寶珊說。

她轉過身來。

「大哥，我給你算一筆數。」

她走回飯桌，坐下，把手掌平放在桌面上，按住。

「二零零零年到現在，這層樓的管理費，每個月由三百八十元加到現在的一千零二十元。我交的。二十六年，大概二十一萬。」

大哥沒有說話。

「差餉、地租，每季交一次，由六百多加到一千四百多。我交的。大概十一萬。」

「水費、電費、煤氣費，每個月大概八百到一千二。我交的。二十六年，大概二十八萬。」

「二零零八年，廁所漏水，要換喉管，二萬三千。我交的。二零一五年，媽第一次跌倒，要在廁所加扶手、換防滑地磚，一萬八千五。我交的。二零一九年，冷氣機壞了，換一部新的，六千八。我交的。雖然媽從來不肯開。」

她停了一下。

「還有媽的藥費、覆診的車費、眼鏡、假牙、助聽器、每年兩次的身體檢查。這些，我全部都有收據。一張一張，放在媽房間那個餅乾罐裡。你要看，我現在拿給你看。」

大哥低下頭，拿起手機，手指在屏幕上滑，好像在回什麼訊息。

「大哥，」寶珊說，「你算的是這層樓值多少錢。我算的是這層樓用了多少錢。」

沒有人說話。

窗外，對面大廈有一家人在看電視，電視的聲音隱隱約約地傳過來，是一個綜藝節目，有人在笑，笑得很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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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要怎樣？」大哥終於抬起頭，聲音低了下來，但還是很硬，「你不賣，你出那一萬八？你一個月剩九千塊，你出得起？」

寶珊沒有答。

她出不起。她知道。她算過很多次了。她的積蓄有十九萬三千四百元，是二十二年來一點一點存下來的。一萬八一個月，十個半月，就沒有了。

「媽說不賣。」她說。

「媽說？」大哥笑了一聲，哈哈大笑，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媽現在說話都說不清楚！她說什麼你聽得懂？」

「我聽得懂。」

「你聽得懂，那是你想聽懂！」

寶珊用左手按住右手手腕上的護腕。

「她今天下午拉著我的手，說不賣。」

大哥看著她，瞇著眼睛。

「她拉著你的手。」他說，「她拉著你的手的時候，是在說不賣這層樓，還是在說不要賣掉你？」

寶珊的手指收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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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沒有說話的寶儀，這時候拿起那杯普洱，喝了一口。

她把杯子放回桌上，放在一圈舊的水印上，剛剛好蓋住。

「大哥，二家姐。」

她的聲音很輕，很平靜。她看著他們兩個人，很久都不眨眼。

「我今天不想表態。」

大哥轉過頭。「不表態？你是媽的女兒，這件事你不表態？」

「我不是不想表態，」寶儀說，「我是覺得，在表態之前，有些事情，你們應該先知道。」

她的指尖放在那個透明文件夾上，把文件夾的邊，再對齊了一次桌子的邊。

寶珊看著她的手。

寶儀的右手手腕內側，有一個很細小的紋身，是一個英文字母，寶珊一直不知道是哪個字母，也從來沒有問過。此刻，寶儀的左手拇指，正在輕輕地摸著那個紋身。一下，一下，來回地摸。

寶珊認識這個動作。寶儀小時候做錯了事，被母親問話之前，都會用拇指摸自己的手腕。那個時候還沒有紋身，她摸的，是手腕上一粒小小的痣。

「什麼事？」大哥問。

寶儀沒有打開文件夾。

「下星期六，」她說，「同一個時間，在這裡。我會把一份文件帶來。媽三年前簽的。」

「什麼文件？」

「到時候你們就知道。」

「你現在不能說？」

「現在說，」寶儀說，聲音反而更輕了，「你們會吵得更厲害。」

她站起來，把透明文件夾放回皮手袋，扣好。她拿起手袋，走到門口，換鞋。

「寶儀。」寶珊叫住她。

寶儀回頭。

「媽三年前簽了什麼，」寶珊說，「為什麼你知道，我不知道？」

寶儀看著她，很久很久都不眨眼。

然後她笑了，很禮貌，很端正，像一個在櫃位後面的職員，對一個排了很久的客人笑。

「因為三年前，」寶儀說，「媽是一個人來找我的。」

她打開門，走了出去。門在她身後輕輕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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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坐了一會兒，也站起來了。他把車匙掛回腰間，走到門口，停了一下，沒有回頭。

「寶珊，」他說，「我不是想逼你。但你要明白，數是數。」

他走了。

屋裡只剩寶珊一個人。

她坐在飯桌前，看著桌面上那一圈一圈的杯底水印。大哥那個杯子留下的新水印，壓在一個舊的水印旁邊，還是濕的，在燈光下發亮。寶儀那個杯子，剛剛好蓋住了一個舊的，拿走之後，舊的那一圈顏色好像深了一點。

她站起來，走進母親的房間。

房間很小，一張單人床，一個衣櫃，一個梳妝檯。床上的被子摺得整整齊齊，是她三個月前摺的，一直沒有人動過。

她打開衣櫃，從最下面一格拿出一個藍色的曲奇餅罐。那種丹麥曲奇的罐，鐵皮的，印著一個穿著白色圍裙的女人。罐裡面沒有曲奇，全是收據。二十六年的收據，一疊一疊，用橡筋圈好，每一疊上面夾著一張小紙，寫著年份。

她把罐子抱在懷裡，坐在母親的床上。

她沒有打開。

她只是抱著，想著寶儀剛才的話。

媽是一個人來找我的。

三年前。她記得三年前。三年前的母親，還能自己坐巴士，還能自己去街市，還能每個星期三下午，一個人出門，說是去長者中心上課，五點鐘準時回來煮飯。

寶珊從來沒有問過，母親在長者中心上的是什麼課。

她把曲奇罐抱得更緊了一點。舊冰箱在廚房裡大聲地震了一下，然後，又回到了那個熟悉的、永遠不會停的嗡嗡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