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人欄
超市的收銀機每掃一件貨，就「嘀」一聲。
星期六下午四點，是一個星期裡最擠的時候。八條收銀通道全部開了，每一條前面都排著推車，推車裡堆滿了廁紙、白米、一箱一箱的瓶裝水。冷凍櫃的門被人拉開又關上，一陣一陣的冷氣從貨架之間漏出來，夾著熟食櫃燒味的油香，還有清潔女工剛剛拖過地的漂白水味。
陳寶珊站在三號和四號通道中間，一隻手拿著對講機，一隻手按著四號收銀機的屏幕，替一個新來的收銀員取消一件掃錯了兩次的洗潔精。
「按這裡，再按這裡。」她說，「不要急。客人等得起。」
新來的女孩子二十歲不到，臉紅紅的，連聲說對不起。
寶珊的右手腕在護腕底下隱隱地痛。那種痛她已經熟悉了，像一條被扭得太緊的毛巾，一直擰著，擰到下午就會發熱。她換了一下站姿，把重心由右腳挪到左腳，然後用左手按了一下護腕，按了幾秒，放開。
她身上那件深綠色的制服外套，左邊口袋鼓鼓的，裡面是一疊收據。昨天的，前天的，還沒有攤平。
她看了一眼牆上的鐘。四點十二分。
晚上八點，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方。
寶儀說，她會把一份文件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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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個星期，寶珊每天都去安老院。
星期一，母親的午飯只吃了三口。星期二，母親的右手指甲長了，姑娘沒有剪，她帶了一把指甲鉗去，一隻一隻地剪，剪到那隻蜷曲的右手時，要先把手指一根一根地扳開，母親痛得嘴角抽了一下。星期三，母親發了低燒，三十七度八。星期四，燒退了。星期五，母親一直望著窗外對面大廈那排冷氣機，望了一整個下午。
每一天，她都想問。
媽，三年前，你去找寶儀，簽了什麼？
每一天，她都沒有問出口。
母親說話已經很吃力。一句話要分三四口氣才說得完，說到最後，嘴角那邊的口水就流下來。寶珊不忍心要她說那麼多。而且她怕。她怕母親說出一個答案，那個答案裡沒有她。
星期五那天，她替母親擦完臉，把毛巾摺好，放回床頭櫃。母親忽然伸出左手，在她的手背上拍了兩下。
很輕的兩下，像小時候哄她睡覺的那種拍法。
「珊……」母親說，「星期三……」
「星期三怎樣？」
母親的嘴唇動了幾下，沒有聲音出來。她的左眼很亮，一直看著寶珊，好像要把一句話直接放進她的眼睛裡。
然後護理員推著餐車進來派藥，房間裡一下子吵起來。等護理員走了，母親已經閉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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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七點五十分，沙田那個單位的客廳，熱得像一個蒸籠。
九月底了，天還是不肯涼。窗簾拉上了一半，外面的天色已經暗下去，對面大廈一格一格的窗口亮起燈來。客廳的吊扇開到最大，轉得呼呼響，吹下來的也是熱風。空氣裡的風油精味被熱氣一蒸，變得更濃，濃得有點刺眼睛。
寶珊把柚木飯桌擦了一次。擦完了，那一圈一圈的杯底水印還在，擦不掉。她泡好一壺普洱，擺好三個杯，三張椅，想了一想，又把自己那張椅子拉得離桌子遠了一點。
然後她把那個藍色的曲奇罐，從母親房間裡拿出來，放在自己腳邊。
她不知道為什麼要拿出來。她只是覺得，今晚她需要它在身邊。
冰箱在廚房裡大聲地震了一下。
門鐘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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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今天穿了一件深藍色的 Polo 恤，還是塞進西褲裡，啤酒肚把恤衫撐得緊緊的，第二粒鈕扣中間露出一條縫。他一進門就把車匙從腰間解下來，一屁股坐在人造皮沙發上，雙腿大開，沙發吱的一聲長響。
「冷氣。」他說，「今晚開冷氣。我出電費。」
寶珊沒有動。
大哥自己站起來，找到遙控器，按了。牆上那部二零一九年換的冷氣機，嗶的一聲，出風口慢慢打開，吹出一陣帶著塵味的冷風。那是這部冷氣機換了之後，第三次開。
寶儀八點正到。
她今天穿一件淺灰色的絲質襯衫，深藍色的闊腳褲，深啡色的長直髮吹得很順，髮尾向內彎。她坐下，雙腳交疊，把黑色皮手袋放在膝蓋上，打開。
這一次，她拿出來的不是那個透明文件夾。
是一個牛皮紙信封，A4 大小，很厚。信封的口用火漆封住，火漆是深紅色的，上面壓著一個圖案，是一間律師行的標誌。火漆旁邊，橫跨著封口，有兩個手寫的簽名，一個壓在另一個上面，簽過了封口的邊，一半在信封上，一半在封蓋上。
信封的正面，貼著一張白色的標籤，上面打印著幾行字：
「陳鄧玉嫦女士之文件。
本信封須於立文件人三名子女同時在場時，方可開啟。
如立文件人仍具行為能力，須經其本人同意。」
寶儀用指尖把信封的邊，對齊了桌子的邊。對了一下，又對了一下。
「這就是那份文件。」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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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盯著那個信封，瞇起眼睛。
「三個人同時在場，」他說，「現在三個人都在。拆。」
「還有一個條件。」寶儀說。
她又從手袋裡拿出一張紙，這一張是在那個透明文件夾裡的。她把紙抽出來，放在信封旁邊。
「這是文件最後一頁的副本。」她說，「律師行留了一份存檔，我只能拿到這一頁。媽簽名的那一頁。」
寶珊把身體往前傾，看那張紙。
紙的上半部是空白的，被一張白紙遮住了再影印，只看得見一片灰。下半部是簽名欄。
立文件人簽署：陳鄧玉嫦。
那是母親的字。寶珊一眼就認得。母親只讀過三年書，寫字很慢，一筆一畫都很用力，好像每一筆都要刻進紙裡。「鄧」字右邊那個耳朵，母親總是寫得太大，大得像要從字裡跌出來。三年前的母親，右手還是好的，這個簽名寫得很穩。
日期：三年前的十一月九日。
下面，還有一欄。
見證人簽署。
見證人的簽名是英文的，很流暢，一筆連到底。簽名下面，打印著見證人的中文姓名。
顧仲衡。
再下面，還有一行小字，被影印得有點淡：「見證人身份：」後面那一格，被一條黑色的粗線遮住了。
寶珊把那三個字唸了一次。
「顧仲衡。」
她看了看大哥，大哥看了看她。兩個人都沒有說話。
「你們認識？」寶儀問。
「不認識。」大哥說。
「不認識。」寶珊說。
「我也不認識。」寶儀說，「三年前，我也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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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條件是什麼？」大哥問。
「立文件人如仍具行為能力，須經其本人同意。」寶儀說，一個字一個字地唸，唸得很清楚，是她在律師行替客人讀文件時的語氣，「媽現在，算不算仍具行為能力，要醫生評估。我已經問過我們行的律師。在評估出來之前，這個信封，不能拆。」
「荒謬！」
大哥一拍桌子，桌上的茶杯跳了一下，普洱濺出來，在柚木桌面上灑成一片。
「媽中風了！她連句話都說不清楚！還評估什麼？」他的臉開始漲紅，由頸開始紅上去，「寶儀，你老實說，這份是不是持久授權書？媽是不是把樓的事，授權了給你？」
寶儀沒有答。她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普洱。
「三年前，」大哥豎起一隻食指，指著她，「三年前，媽一個人去找你。你在律師行做事。你安排律師，你安排見證人，你安排一個我們誰都不認識的人簽名。然後你把信封封起來，說誰都不能拆。寶儀，你告訴我，換了你是我，你會怎樣想？」
寶儀把杯子放下。
「大哥，」她說，聲音反而更輕了，「我沒有看過裡面寫什麼。」
「你在律師行做事，你會沒有看過？」
「媽不讓我看。」寶儀說，「她說，你是我女兒，你不可以看。她叫我找一個律師，但是不能是我跟的那一個。她叫我在會議室外面等。她在裡面坐了一個半小時。」
她停了一下，用拇指摸了摸右手腕內側那個細小的紋身。
「她出來的時候，眼睛是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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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廳裡很靜。冷氣機的出風口呼呼地吹，吊扇也還在轉，兩股風撞在一起，把桌上那張副本的紙角吹得一掀一掀。
寶珊把手掌平放在桌面上，按住那張紙。
她先嘆了一口氣。
「顧仲衡，」她說，「是什麼人？」
「我不知道。」寶儀說。
「你在門外等了一個半小時，你沒有見過他？」
「我見過他進去。」寶儀說，「一個老先生，七十多歲，很高，很瘦，穿一件灰色的羊毛背心。他是跟媽一起來的。媽說，他是她的朋友。」
「媽的朋友？」大哥說，「媽有什麼朋友我們不知道？」
沒有人答。
寶珊看著那個被黑色粗線遮住的「見證人身份」。
她想起那個曲奇罐。
她彎下腰，從腳邊把那個藍色的曲奇罐抱起來，放在桌上，打開。罐蓋打開的時候，發出一聲鐵皮摩擦的尖響。裡面是一疊一疊用橡筋圈好的收據，每一疊上面夾著一張小紙，寫著年份。
她找到三年前那一疊。
「你做什麼？」大哥說。
寶珊沒有答。她把橡筋拿下來，把那一疊收據一張一張攤平在桌面上。一張、兩張、三張。藥房的收據、眼鏡舖的收據、街市一檔豬肉的手寫單。她攤得很快，像在收銀機前面數鈔票，手指一撥一張，一撥一張。
十一月。
十一月九日前後。
她找到了。
一張很小的收據，淺黃色的，是那種用複寫紙寫的收據簿撕下來的。抬頭印著一個長者中心的名字，地址在沙田第一城附近。
「收到陳鄧玉嫦女士，『生命晚晴』工作坊報名費，二十元正。」
經手人一欄，是一個英文簽名，很流暢，一筆連到底。
寶珊把那張收據，放在那張副本旁邊。
兩個英文簽名，並排在柚木桌面上，在一圈舊的杯底水印旁邊。
一模一樣。
大哥把身子湊過來，看了很久。冷氣機的風正對著他的頭頂吹，把他特意梳過去的那幾綹長髮吹得翹了起來，露出底下發亮的頭皮。他沒有伸手去按。
「長者中心，」他說，「媽去長者中心上什麼堂，要收據？」
「每個星期三。」寶珊說，「下午兩點半出門，五點回來煮飯。四年。」
「你知道？」
「我知道她去。」寶珊說，「我不知道她去做什麼。」
大哥沒有再說話。他拿起手機，低下頭，手指在屏幕上滑來滑去，好像忽然有很多訊息要回。寶珊看著他左手的無名指，那隻婚戒陷進肉裡，陷得很深，戒指兩邊的肉鼓起來，像一條被勒緊的香腸。她記得他結婚那一年，戒指戴上去的時候還是鬆的，他在婚宴上一邊敬酒一邊轉著它玩。
「你們說，」寶儀輕聲問，「這四年裡，媽有沒有跟你們任何一個人，說過她在長者中心認識了一位醫生？」
大哥的手指停在屏幕上。
寶珊沒有答。
她把那兩張紙並排推回桌子中間，一張收據，一張副本，然後把桌上灑出來的普洱，用紙巾一點一點地吸乾。她吸得很慢，一張紙巾吸濕了，摺好，放在一邊，再抽一張。
「三年前的十一月九日，」她說，「是星期三。」
誰都沒有接話。牆上父母的結婚照裡，母親穿著旗袍，直直地看著鏡頭，看著客廳裡的三個人，好像等他們之中有誰，先開口認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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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下午，寶珊向超市請了半天假。
那是她這一年第一次請假。分店經理在電話裡問了兩次原因，她只說家裡有事。
長者中心在一幢屋苑商場的二樓，要經過一間茶餐廳和一間補習社。她還未走到門口，就先聽見了裡面的聲音：麻將牌倒在桌上的嘩啦聲，一部卡拉 OK 機在播一首很舊的粵曲，一個女人用擴音器在喊「做運動了，做運動了」。空氣裡有一股跌打酒和熱茶混在一起的味道，還有冷氣機吹了很多年的那種霉味。
她站在門口，先嘆了一口氣。
櫃位後面坐著一個年輕的社工，戴著一個掛頸的職員證。寶珊說明來意，說想找一個叫顧仲衡的人。
社工的臉一下子亮了。
「顧醫生？」她說，「他在裡面上堂。星期三下午的『生命晚晴』，一直都是他教的。」
「醫生？」
「退休的家庭醫生。」社工說，「做了我們的義工七年了。你是……？」
「我是陳鄧玉嫦的女兒。」
社工臉上的笑慢慢收了起來。
「陳婆婆，」她說，聲音低了下去，「我們一直在想，她為什麼三個多月沒有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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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室很小，擺了十幾張膠椅，圍成半個圓圈。牆上貼著一張大海報，上面畫著一棵樹，樹上的葉子一片一片地落下來，海報的標題寫著「預設醫療指示：為自己作主」。
八九個老人家坐在膠椅上，有的戴著老花眼鏡在看講義，有的在打瞌睡。
一個老先生站在海報前面。
他很高，很瘦，背有一點彎，但站得很穩。他穿一件灰色的羊毛背心，裡面是一件白色的長袖恤衫，袖口捲到手肘，露出一雙滿是老人斑的前臂。他的頭髮全白了，剪得很短，貼著頭皮。他的鼻樑上架著一副金屬框的老花眼鏡，眼鏡用一條黑色的繩掛在頸後，說話的時候，他會把眼鏡摘下來，讓它掛在胸前，再戴上。
「……所以，」他說，聲音很慢，很清楚，「如果你想別人替你作決定，你就要先把那個人的名字寫下來。不寫，到了那一天，就會有很多人，替你吵。」
他說完，把眼鏡摘下來，讓它掛在胸前。
然後他看見了站在門口的寶珊。
他看了她很久。看她身上那件深綠色的超市制服外套，看她手上那個印著超市標誌的環保袋，看她右手腕上那隻膚色的護腕。
然後他點了點頭，好像確認了一件事。
「你是阿珊。」他說。
寶珊站在門口，手裡緊緊地挽著環保袋。
「你怎麼知道？」
顧仲衡把眼鏡戴回去。
「你母親說過，」他說，「如果有一天，她沒有再來上堂，第一個來找我的，一定是阿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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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課之後，活動室裡只剩下他們兩個人。
顧仲衡替她倒了一杯熱茶，放在一張摺檯上。紙杯很薄，茶很燙，寶珊用手指捏著杯邊，捏得指尖發紅。
「你母親，」顧仲衡說，「在這裡上了四年堂。每個星期三，下午兩點半到四點半。她坐那個位置。」
他指了指半圓圈最左邊那張膠椅，靠窗的那一張。
寶珊轉過頭去看。那是一張很普通的紅色膠椅，椅背上有一道裂紋，用透明膠紙黏過。窗外是商場的平台花園，幾棵修剪得圓圓的灌木，一個保安員在樹蔭下打電話。下午的陽光斜照進來，剛好落在那張椅子上。
她想像母親坐在那裡。穿著那件洗得起了毛球的紫色開胸毛衣，雙手放在膝上的講義上，老花眼鏡滑到鼻尖，一筆一畫地寫自己的名字。每個星期三，四年，兩百多個下午。那兩百多個下午，寶珊在超市裡掃描貨品，嘀，嘀，嘀，以為母親只是去長者中心坐坐，喝杯茶，和其他老人家說說話。
「她寫字很慢，」他說，「每一次，講義上要填名字，她都要寫很久。有一次她跟我說，她這一輩子，寫得最多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簽收據，簽學校的通告，簽房屋署的文件。每一次簽，都是替別人簽。」
寶珊低下頭，看著紙杯裡的茶。茶的表面浮著一層細細的茶葉末，在燈光底下一動不動。
「那份文件，」她說，「是什麼？」
顧仲衡沒有立即答。他把眼鏡摘下來，讓它掛在胸前，用兩隻手指捏了捏鼻樑。
「我是見證人，」他說，「見證人只能證明，她簽的時候，頭腦清楚，沒有人逼她。裡面寫什麼，我不能說。這是她的意思。」
「我是她女兒。」
「我知道。」顧仲衡說，「她也知道。」
寶珊把手掌平放在摺檯上，按住。她的手在抖，她按得很用力，想讓它停下來。
「顧醫生，」她說，「我大哥說要賣樓。他說那份文件，是媽把樓授權給了寶儀。我照顧了媽二十八年，我連她去上什麼堂都不知道。你告訴我，我是不是……」
她沒有說下去。
她的嘴在動，想笑一下，說一句沒有什麼，但她的眼睛一點都不動。
顧仲衡看著她，看了很久。
「阿珊，」他說，「我只能告訴你一件事。」
他站起來，走到活動室角落的一個鐵櫃前面，拉開最下面一格，拿出一個很舊的公文袋。公文袋裡面有一疊講義，都是這幾年的，每一份的右上角都寫著一個名字。他翻了一會兒，抽出其中一份，走回來，放在寶珊面前。
那是一份練習表。表上印著一個題目：「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再為自己說話，我希望由誰替我說？請寫下那個人的名字，以及原因。」
名字那一欄，是空的。
原因那一欄，寫得滿滿的。是母親的字，一筆一畫，很慢，很用力，「鄧」字的耳朵寫得太大，大得像要跌出來。
寶珊只看了第一行。
「因為這個人，最需要學會放手。」
她抬起頭。
「名字呢？」她說，「為什麼名字是空的？」
「那一堂，她沒有寫名字。」顧仲衡說，「她說，名字要寫在正式的文件上，要在律師面前寫，要寫得清清楚楚，讓三個孩子都不能說她是亂寫的。」
他把練習表收回去，放回公文袋。
「還有一件事，」他說，「她叫我答應她。那個信封拆開的那一天，我要在場。」
他從羊毛背心的口袋裡，拿出一張小卡，放在寶珊的手裡。卡上是他的電話號碼。
「她說，」顧仲衡說，「她怕你們三個人看完之後，會打起來。她說，只有我這個外人坐在那裡，你們才會記得，要好好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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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珊由長者中心出來，天已經黑了。
商場的扶手電梯很慢，一格一格地往下降。茶餐廳裡傳出炒麵的香味和收音機的新聞報道。她站在電梯上，右手握著那張小卡，左手按著右手手腕上的護腕。
她拿出手機，想打給寶儀。
手機先響了。
是安老院。
「陳小姐，」電話那頭是姑娘的聲音，很急，「你母親下午開始發高燒，三十九度二，呼吸很急，醫生說可能是吸入性肺炎，現在已經叫了救護車，送去威爾斯醫院。你快點過來。」
寶珊站在扶手電梯上，電梯還在一格一格地往下降。
「我現在過來。」她說。
「還有，」姑娘說，「醫院那邊可能要問家人一些問題。插不插喉，要不要搶救。你們家裡，誰來決定？」
電梯到了地面。
寶珊沒有走下去。後面有人輕輕地推了她一下，她才踉蹌著踏出一步，站在商場的地磚上，手裡還握著那張小卡。
誰來決定。
她低頭，看著手裡那張卡，卡上是顧仲衡的電話號碼，一筆連到底的英文簽名，印在卡的背面。
她想起那張練習表。名字那一欄，是空的。